凌磊｜被赋予的多样性：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2.01.10

摘　要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意在打破过去高职招生的“末端”处境，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扭转高职招生的尴尬地位。从政策布局和要求来看，高职招考模式、生源构成、考试方式、利益主体等关键环节都呈现出了多样性、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相关政策举措赋予了我国“职教高考”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同时也给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职教高考”带来了挑战。采用理论分析加访谈深描的方式，提出解决“职教高考”制度困境的策略和方法，将“职教高考”多样性价值目标落到实处。

关键词

职教高考；多样性；制度困境；解决策略

　　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很长一段时间都依托于普通高校招考新生的统一高考，并处于录取批次的末端，高职院校因招生长期“扫尾”而备受歧视。这一制度设计对本已根深蒂固的“重学轻术”的错误社会观念起到强化作用，高职教育越来越被边缘化。此种状态不仅加剧了高职院校的生存危机，更损害了高职教育本该有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因此，高职院校的多重招生改革，无疑是高职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以下简称“职教20条”），文件指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提高生源质量，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职教20条”意在打破过去高职招生的“末端”处境，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扭转高职招生的尴尬地位。2019年5月，国务院六部门联合印发《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文件提出“质量型扩招”的理念，鼓励各地方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大总量性、结构性政策供给；招生对象除普通高中毕业生外，还囊括了中职（含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再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多元化群体。从政策布局和要求来看，高职招生模式、生源构成、考试方式、利益主体等关键环节都呈现出了多样性、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相关政策举措赋予了我国“职教高考”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同时也给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职教高考”带来了挑战。

一、价值向度：我国“职教高考”多样性的逻辑起点

　　“职教高考”之所以成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既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国工匠”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使然。1999年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被纳入普通高考统招以来，职业教育高考长期依附于普通高等院校的统一考试招生制度。高职、专科院校在普通高考统招录取体系中有自己的录取批次，通常在本科层次之后。从录取分数上看，高职、专科院校的录取分数远低于普通本科的录取分数。从招生实践上看，普通高考已经不能适应多样化的生源及多类型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2007年起教育部批准江苏、浙江等4省市的8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进行自主招生试点改革，旨在拓宽职业教育高考的功能和作用，为广大中职毕业生、普高毕业生和社会人士提供多样化的入学渠道。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高考有“六模式十二类型”。笔者则进行了补充和调整，将其总结为“七种类十二方式”。“七种类”包括：统一高考、春季高考、单独招考、自主招生、中高职衔接、注册入学、免试入学；“十二方式”包括：统一录取、专项录取、五年一贯制、申请注册制等。具体情况如表1。

　　为学生的发展提供多种可能和多样化的入学途径显然已经成为高校招生的价值指向之一，高职院校也无一例外地践行这一价值理念。具体来说，“职教高考”的多样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招生路径的多样性：从普通高考到免试入学

　　如今，“职教高考”不仅仅是一项考试招生制度，它不但承担着职业技术类人才甄别与选拔的任务，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在产业布局调整与改革的过程中，离不开技能型人才，需要高层次、高技术、高能力的“大国工匠”来充实人才队伍。因此，“职教高考”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拓宽职业技术人才招收和培养路径。除了普通高考招生外，上海、山东等省市还进行春季高考招生，内蒙古、重庆、吉林、河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启了高职院校单独招生通道，在普通高考招生前招收中职、职高及普高毕业生；浙江省采取“三位一体”招生方式，考生在高考前通过高职院校的综合素质面试、评价，结合学考及高考成绩择优录取。此外，初中毕业生还可通过“中高职衔接”计划，进行五年一贯制培养；包括退伍军人、农民工等群体在内符合基本条件的社会人士还可以通过免试入学进入高职院校学习。国家通过丰富招生种类，提供多渠道的招生方式，提高招生种类的多样化程度，招收有志于从事生产、技术领域工作的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学习。

　　（二）考试方式的多样性：从统一考试到单独考试

　　基于考试方式多样化的改革部署，“职教高考”也由过去国家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的方式向院校自主命题、单独考试的方式转变。“职教高考”采用院校自主命题、单独考试的优势在于高职院校更加清楚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前沿问题，了解国家发展和高等职业教育所需要的人才类型，能够准确选拔出具有一定职业技能和培养潜质的考生，相较于普通高考侧重于考查理论知识，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更加注重考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与此同时，国家在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过程中仍然保留统一高考，保证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考生都有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入学考试通道。

　　（三）生源结构的多样性：从中职学生到社会人士

　　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经历风雨巨变，虽争议颇多，但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公平性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职教高考”面向的生源结构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中职中专学生、职业高中学生、普通高中学生等。2019年国务院通过了《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高职扩招的基本任务和工作方案。其中，高职院校招生对象除了上述中职、职高和普高学生外，还面向退伍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社会人士，旨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满足各类人群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提高人们的职业技能水平。无论从高等院校考试招生的形式公平还是内容公平来说，“职教高考”生源结构的多样性都达到了教育公平内涵与本质的要求，满足了“职教高考”多样性、多元化的价值向度。

二、现实困境：“职教高考”多样性实施过程中的扭曲与困囿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受制于普通高等教育，长期位于高等教育体系的末端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加之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学生及家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偏低，致使高职院校在新一轮的“生源抢夺大战”中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招生种类、考试方式、生源结构的多样性大部分只是在理论价值层面有所体现，“职教高考”多样性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扭曲，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教高考”深度推广。本研究访谈了某东部沿海地区的3所高职院校招生负责人、二级学院院长、任课教师、学生等，深入挖掘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职教高考”实施过程中的迷茫与困囿。

　　（一）生源结构多样性之困局：陈旧人才观使高职院校难以吸引优质生源

　　在普通高校录取率逐年提升的情况下，位于高考录取序列末端的高职院校却出现了生源危机。特别是在“重学轻术”的传统观念影响下，许多学生宁愿选择复读也不愿进入高职院校，这不仅使生源整体质量下降，而且高职院校学生报到率低、流失率高，生源危机持续蔓延，进而影响“职教高考”生源结构多样化目标，难以提升生源结构质量。有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多省市高职院校招生情况都不理想，需要通过征集计划进行二次招生。其中，湖南省高职院校招生征集计划为14602人，江苏省高职院校招生征集计划为17821人，黑龙江省高职院校招生征集计划为4230人。

　　高职院校虽然按照国家要求实施了扩招计划，意图通过招收退役军人、农民工、下岗工人等，丰富生源结构的同时提高社会人士的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和技术保障。但实际情况却是高职院校自身对生源结构改变准备不足，社会大众、媒体等对“职教高考”关注度不高。笔者访谈高职院校二级学院负责人时，就得到了这样的反馈：“每年一流高校自主招生时，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我们的高职院校提前招生、单独招生，媒体少有关注。即便是高职扩招百万，退伍军人、下岗职工可免试入学这种大改革，也没有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和重视。”（GX6-1-1-XYLD3-191213）还有高职院校二级学院负责人认为：“造成当前生源结构多样化实施困境的原因主要包括宣传力度不足、教学和管理模式不匹配以及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责任划分不清等三个方面。”（GX6-1-1-XYLD2-191213）对于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社会考生来说，消息渠道相对闭塞并且多数人已成家立业，并不愿意打破原有平静的生活而重新回到学校进修、学习，读书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生活和学习的双重压力，这对社会考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高职院校等人才培养单位来说，生源结构的变化，会带来教学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如社会人士需要在业余时间完成学业，高职院校则需要改变课程安排、授课时间等满足学生的特殊需求。

　　（二）考试方式多样化之难题：选拔评价机制同质化严重，综合评价难以深入开展

　　高职院校的提前招生考试、自主招生考试以及单独招生考试有“文化基础测试自主命题+综合素质评价/技能测试”“文化联合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技能测试”等多种模式，但细究之下不难发现，除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等招生改革经验丰富的省市部分院校依据本院专业特色与办学实际积极调整评价内容、创新评价形式外，其余大部分省区的试点院校均采取“文化基础测试+综合素质评价/技能测试”的模式，其中，文化基础测试多以笔试形式进行，内容多为数学、语文、英语等学科基础知识，只有极个别院校会加入专业知识及综合文化知识的考察，同时，综合素质评价尤其是普通高中生的综合素质测试多以个人陈述、专家提问、考生现场解答的面试形式进行，问题也基本与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招考时的面试题目类似，且时间多限定在10分钟以内，这种以直觉及外观印象为主要依据的综合素质评价在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方面都存在争议。

　　笔者在对高职院校的教师和学生访谈时，得到了这样的反馈：“我报考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参加的高职提前招生有两轮考试。第一轮考试是笔试，主要考高中政治、历史、语文、数学等基础知识，第二轮是结构化面试，我抽到的是一道类似于高中政治的时事考题，让我谈谈对某一政治事件的看法。我高中政治本来就学得不好，一听到这样的题目就慌了。”（GX6-1-1-ZPXS4-191213）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高职院校在人才选拔时脱离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育人目标，提前招生自主命题与普通高考考查的内容并没有实质性区别，本质上来说这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不自信”。有教师这样提到：“学校为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将一些专业合并面试，有些专业关联性比较大还尚可，有些专业没有任何关联，合并在一起面试难免只是考查高中阶段的基础知识，没有问一些本专业的问题很难看出学生的职业倾向和专业素养。”（GX6-1-1-ZYJS3-191213）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提前招生的工作量相对较大，部分学校为了压缩考试时间、节约考试实施成本，采用合并面试、合并考试的方式开展相应的招生工作，考试所考察的内容势必要照顾合并进来的所有专业，很难向考生提出与特定专业相关的专业问题，只能考查通识类、基础类的知识，进而失去了高职院校实施提前招生、单独招生的宗旨——为考生提供多样化的入学渠道，为社会经济发展选拔专业型、技能型人才。

　　（三）招生种类多样性之困囿：招生种类多样与院校培养模式难以长效对接

　　“职教高考”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根源主要在于社会升迁歧视、阶层向上流动的阻隔、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与培养模式滞后，不能够理顺这三大问题之间的关系适时提出相应的长效机制，仅仅从高职院校的招生种类上做文章，只能治标不治本。自主招生、单独招生、免试入学等招生方式旨在选拔符合职业教育特色的学生，却未在学生入学后采取配套的人才培养模式，除安徽、新疆等省（自治区）的部分院校明确提出对自主招生学生单独编班教学外，其他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职院校均将不同途径入学的学生混班培养，除入学方式不同之外，学生入学后均使用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要求、课程大纲、教材教辅及考核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并未针对自主招生这一特殊群体做出相应的调整。如当我们问及“老师们有没有对这些提前招生、自主招生的学生进行一些跟踪研究？他们与普通高考招进来的学生相比，在学业表现和综合能力方面有没有差别？”有二级学院领导谈道：“要我们持续关注每一个学生是不大可能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去这么做。”（GX6-1-1-XYLD1-191213）也有教师反映：“一些特殊类型的招生今年（2019年）才开始实施，人才培养方案还没有开始做，包括开设哪些课程也还没有确定。”（GX6-1-1-ZYJS3-191213）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自主招生改革仍停留在技术层面，各高职院校仅着力于入学条件及入学方式的调整修补，并未领会国家试点提前招考、自主招生改革的真正用意，不利于自主招生政策意旨的回归及效能的达成，从而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

　　（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职教高考”被赋予多样性之窒塞

　　在政策或制度实施过程中，会有代表各自需求的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就“职教高考”来说，“职教高考”制度是来自权力部门（教育行政机构）、公共服务机构（高等职业院校）、个人（教师、学生及家长）等“行动者”之间因高职招生、技能型人才培养等目的聚集在一起，互动过程中权衡不同“行动者”利益关系的产物。“职教高考”制度的执行是在各“行动者”平衡各自利益诉求下达成的共识，是一种变化的、永动的平衡状态。

　　在与“职教高考”相关“行动者”访谈的过程中，笔者也深刻体会到了“行动者”之间由于立场不同、价值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不能够将“多样化”这一价值理念彻底执行进而造成了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如某职业技术学院二级学院负责人曾谈道：“如果想将提前招生、单独招生以及扩招指标完成，需要学校层面的各种统筹、规划，在给二级学院命题、面试、招生自主权的同时，需要学校层面、招生管理部门协调统筹做好宣传工作，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了解提前招生、自主招生等政策”（GX6-1-1-XYLD3-191213）也有负责人反映说：“高职院校的招生宣传工作是招生工作的重要环节，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了解职业教育，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就业还不错、教育质量还不错，学生和家长才能够安心地报考我们职业院校，并且我认为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提前招生要比普通高考难得多，学校层面需要站出来帮助二级学院，而不是把任务交给二级学院后放手不管。”（GX6-1-1-XYLD1-191213）由此可见，高等职业院校、二级学院之间，学院与学生之间，学校与学生之间还存在信息沟通不畅，工作责任落实不科学、不到位的情况。作为“职教高考”政策的“行动者”，院校、学院、学生没有以“多样化”为价值目标建立有效的联系和沟通。此外，参与访谈的二级学院领导还提到：“国家在推行职教高考政策时，需要在国家层面出台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或操作程序，每一类招生方式对应一种模式标准，基本标准出台后，各高等职业院校可在基本标准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发展实际进行优化调整。并且提高媒体的自觉性，每年高考之后不要把关注点都集中在各省的高考状元身上，也需要关注一下这些职高、中专、普高成绩不好的学生。”（GX6-1-1-XYLD3-191213）“职教高考”制度在推行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本不是平等地位与平等对话，执行者需要政策制定者的规范指导，这就要求“职教高考”制度的出台要配合相应的实施细则、实施标准，为制度执行者指明道路。新闻媒体作为“职教高考”制度“行动者”之一，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多为“职教高考”正向发声，是“职教高考”制度推行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三、实践中的价值多元：“职教高考”现实逻辑与策略再造

　　“多样性”是我国“职教高考”制度构建与实施的价值向度，是“职教高考”如何选拔职业教育领域技术人才的逻辑起点和根本所在。目前，我国“职教高考”多样化价值理念的表达和现实中实践路径的构建需做出如下探索和努力：一是提升“职教高考”多样性理念的价值引领；二是构建“职教高考”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三是完善“职教高考”政策机制，推动其向“横向融汇，纵向贯通”方向发展；四是优化“职教高考”实施环节，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多样化诉求。

　　（一）提升“职教高考”多样性理念的价值引领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通常认为价值理念只是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忽视了价值理念改造与构建世界的作用和能力。充分使用多样性的价值理念去认识教育，就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出发，运用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去认识和评价教育现象、教育事实，构建以人为本的理想教育模式。在我国高等教育现实语境下，“职教高考”的推进与实施始终关系着科技进步与国家发展，“职教高考”的人才选拔机制以及“职教高考”引领中等职业教育，都是为培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大国工匠”提供有效路径。从理论上探讨“职教高考”多样性的价值理念需要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和“大国工匠”人才培养在中国体制机制和价值取向上的特殊性和阶段性。“职教高考”多样性的价值引领是以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和话语体系下展开的，它是科技进步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多样性”作为认识“职教高考”的知识性和分析性概念，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性和实践意义上的可行性特点，它是价值尺度和实践探索的统一。

　　综上所述，不论是“职教高考”在价值目标和理念上的构建问题还是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其实都可以用“多样性”概念加以诠释和解读。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本质上是人才培养，高等职业教育和“职教高考”理论构建的价值向度也不可能脱离人而单独存在，而现实中的人有着多种需求并且持续变化着，因此，“职教高考”制度的实施需要“多样性”作为支撑，将人的多变和事物发展的多元纳入“职教高考”制度的价值体系中来，平衡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科技、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多样性”作为探讨“职业高考”制度推进的价值基础，引领“职教高考”制度朝向健康、有序、多元方向发展。

　　（二）构建“职教高考”多样性话语体系

　　建构“职教高考”制度的关键环节之一就是确立“职教高考”多样性话语体系，这就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并深入理解“多样性”的意蕴。如何摆脱过去“唯高考”“唯分数”的单一的话语与评价体系是新高考改革政策实施后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需迫切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职教高考”制度领域亦如此。以往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学术研究都只关注构建多元化的“职教高考”考试评价体系，而较少关注如何构建目标明确、目的突出的“多样性”话语体系，进而导致考试、录取政策由教育权力机构决定，招生院校无话语权和裁量权，高职院校的招生办只能成为被动的“接生办”；学生没有实质性的选择权，只能根据高考分数由高至低排队进入相应的高职院校，学生是否适合职业技术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否有强烈的欲望今后从事技术含量高、动手能力强的职业技术类工作岗位等不得而知。“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理应反映我国社会基本情况，回应技术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多样性要求，总结过去以普通高考为核心的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体系的弊端和不足，把“职教高考”制度多样性话语体系的声音和诉求传播出去。这也是“职教高考”制度在观念生衍、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洪流之中的必经之路，也是“职教高考”制度存在和发展的话语权回归。

　　（三）完善“职教高考”政策机制，推动其向“横向融汇，纵向贯通”方向发展

　　从实践层面来说，“职教高考”政策机制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推动“职教高考”政策向“横向融汇，纵向贯通”的方向发展。“职教高考”制度多样性在政策实践层面主要体现在制度的广泛性和包容性上。所谓政策的广泛性，指的是政策本身涵盖了“职教高考”考试制度、招生制度以及培养制度等多个方面，彼此高效率地沟通衔接，政策惠及的群体范围大，包括职高、普高、中专、同等学力等考生群体，从考生群体和生源结构层面上形成了“横向融汇”的新局面。此外，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产、学、研”结合发展的“高速路”上疾驰，“职教高考”也应该突破以往“单一渠道招生、多种渠道就业”的模式，结合产业发展的特点，搭建“横向融汇”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从招生到就业的融会贯通。政策的包容性则是指政策制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能够通过内外衔接的传导机制、多元化的协同机制，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当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趋势是按照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搭建独立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新体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不再依附于普通高等教育，不再是普通高等教育的分支，而是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自己独具特色的人才选拔标准，建立“职高（中专）-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高等职业研究生院”的纵向人才培养模式，与之相适应，“职教高考”制度也需要打通考试招生渠道，形成“纵向贯通”的考试招生机制。

　　（四）优化“职教高考”实施环节，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多样化诉求

　　从新高考改革后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招生来看，“职教高考”在考试、招生等环节没有形成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包括国家、教育行政机构、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家长等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多样化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从国家发展层面上来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产业稳定运行、行业技术突破以及“大国工匠”精神传播培养技能型、专业型、实践型等多样化发展的复合人才；从教育行政机构层面来看，将国家发展政策与教育基本理论科学有效结合并进行推广是教育行政机构的重要工作内容，在衔接国家与学校、社会与学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高等职业院校层面来看，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加强招生自主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职业院校的立校之本；从学生和家长的层面来看，“职教高考”制度的科学性、公平性以及学生未来的就业渠道和职业发展是学生和家长群体关注的重点。“职教高考”制度原则上给予了包括教育行政机构、学校、学生、家长等平等的参与权，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影响力存在较大差异。“职教高考”政策制定、出台与实施不是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单方面的任务，需要学校、社会、学生、家长、教师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在出台相关政策前，多征求家长、学生、教师以及高职院校这些直接参与者的意见和建议。媒体作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应该正向报道“职教高考”制度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未来发展前景，引导社会大众正确看待“职教高考”，正确理解职业技术教育的本质，共同推动“职教高考”制度朝向“多元可持续、多样可协同”的目标健康稳定发展。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完善措施研究”（18JZD052）的研究成果】

作　者

凌　磊，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浙江宁波　31521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期第63-68页

栏　目

高考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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