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妍 | “双一流”建设高校学者的跨学科研究行为与策略分析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2.03.02
摘 要
目前国家高度重视高校的跨学科研究发展，突出学科交叉以顺应国家战略发展的要求和世界科技发展的需要。在知识转化和知识生产模式的理论基础上，结合理性行为理论对我国42所首轮“双一流”高校的学者跨学科研究行为进行分析。同时研究结合跨学科特征的层次，分析不同的跨学科研究策略。研究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学者跨学科行为的主要推动因素为学者的跨学科背景以及学者自主的探索意愿，而跨学科平台组织与项目制度支持仅有微弱作用；具体到跨学科策略，其主要受制于学科特性，人才培养和与学术共同体的交流活动、职称评定以及绩效激励更多地推动文献综述等浅层的跨学科行为，而跨学科平台组建和项目制度将促进研究方法与理论方面的跨学科行为。
关键词
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行为；跨学科研究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在科学发展的内驱力和解决综合现实问题的迫切需求下，科学研究模式由单一学科向跨学科交叉模式转变。纵观近年的国家政策，国家高度重视高校跨学科研究发展。近几年教育部等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加快学科布局与建设，突出学科交叉和协同创新以顺应国家重大战略发展的要求和世界科技发展的需要。
从词源上来看，“跨学科”译自于“interdisciplinary”，其概念首次于1926年由美国心理学家伍德沃斯（R.S. Woodworth）提出。20世纪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跨学科”进行了界定，认为跨学科描述的是“两个或更多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国学者刘仲林将跨学科定义为超越一个已知学科边界而进行的涉及多学科的实践活动。
美国著名跨学科研究专家克莱恩（J. T. Klein）明确了跨学科的本质并得到多名学者的认可。她认为跨学科是一种取得整合性综合的过程。从科学知识的角度，跨学科研究形成以“找寻焦点、建立融合、挖掘共源、扩大境界、灵活应用”的方式，完成科学知识的整合过程。从研究开展的角度，跨学科研究强调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达成学科间密切合作和共赢的目的。
根据学科之间渗透和融合程度，学者将跨学科分为三个层次，跨学科层次一和二的跨学科知识生产相对容易实现，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停留在文献与数据浅层。而跨学科层次三在研究过程中往往表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跨学科上，需要打破学科的知识边界和组织壁垒，构建一套适合所有参与跨学科活动的学科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
跨学科知识的创新和突破是跨学科研究行为的核心内在驱动。知识转化的SECI模型和知识生产模式理论可分别从共享交流和组织制度的角度诠释跨学科行为的内在驱动过程。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和竹内弘高（Hirotaka Takeuchi）借用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将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两类的分类方式，建构了知识转化的SECI 模型。模型指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通过其与外在组织环境的互动，先后完成了知识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和内隐化（Internalization）四个阶段的转化，进而形成知识生产和转化的螺旋上升模型。跨学科的最重要内涵在于知识的整合，与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在社会化阶段不断形成知识概念、认知范式和价值观念上的逐步渗透。此外，SECI理论中知识的外显化和组合化高度依赖于不同个体之间的行为、交流和彼此的对话，通过组织形式构成共享交流的媒介。
迈克尔·吉本斯（M. Gibbons）的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从组织的角度关注到知识生产模式上的转变。在当前知识生产变化和社会时代需求下，传统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Ⅰ正转向与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现实情境相一致的知识生产模式Ⅱ。知识生产模式Ⅱ的知识生产场所具有相对的“社会弥散”特征和“异质性”特征。反映在跨学科科研创新过程中，则更多是在跨学科平台的组建、高校项目支持、人才评价制度建设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对跨学科研究加以支持。
在跨学科发展的外部条件下，SECI模式诠释了跨学科研究过程中的知识生产和共享过程，而知识生产模式理论关注到跨学科科研过程中的组织形式。两者共同揭示了跨学科科研行为背后主要的驱动因素。学者跨学科研究的行为是学者结合自身特点和可能带来的科研结果而完成的综合理性决策。受制于目前科研成果客观存在的归属问题，学者在跨学科参与、跨学科交流共享及相关策略选择时，仍会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有选择性地进行知识共享。
已有研究表明，学者的跨学科参与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受到学科分类和学科边界的影响，学科文化冲突是跨学科学术组织中最易出现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跨学科研究过程实则表现为不同学科价值观、文化认同度和话语权的争夺过程，不可避免地造成规范冲突和话语权隔阂。由于学科知识的严密程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不同学科范式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根据英国学者托尼·比彻（Tony Becher）关于“学术部落化”的学科分类体系，硬学科具有完整的理论和统一的符号体系，被认为是强势学科；软学科的范式发展水平则偏低，理论结构、概念都不固定，边界模糊，往往被视为弱势学科。李煜研究发现我国C9高校跨学科研究主要集中在数理和计算机等自然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活跃度非常低。
第二，知识共享机制的建立是跨学科研究创造性的主要来源。相关研究发现开展跨学科科研合作需要推动不同学科成员之间建立起内在化和外在化的学科知识共享，形成知识管理能力和知识创造能力，学者发现跨学科的社会网络关系、跨学科的知识转化等影响大学跨学科知识共享过程。朱蔚彤关注了跨学科研究生产力的效率。研究发现在跨学科科研合作过程中，若不同领域之间存在共同语言并能相互理解，将有助于协调成本的减小。
第三，学术组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成为跨学科科研合作的结构性障碍。我国高校的学术组织结构模式不利于横向交流合作。从纵向结构上看，权力过度集中压缩的活动空间不利于跨学科的自由性和创造性发展；从横向结构上看，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抬高了学科之间的壁垒，不利于学术资源的共享。相关机构建设呈现碎片化的无序管理状态，难以激发促进学科交叉的功能。付晔发现交叉学科资源分配的机制和学术支持体系均有可能通过外部的激励产生影响。在考核聘任及评价机制方面，主要采用量化和“以个人为主”的成果认定模式将有可能降低科研人员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性。而现有评价体系“重结果轻过程”的特点与跨学科相对周期较长阶段性成效不明显的特征相矛盾，阻碍了有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产出。此外，政府资助、校内资助等多种途径的资助方式为跨学科科研项目的开展提供了经费支持和物质保障。由于缺乏基于跨学科的利益保障机制，目前的跨学科研究难以得到政府的项目经费的长期稳定支持。
在时代背景与国家、高校政策大力支持下，跨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高校学者的积极参与。从知识生产与转化的视角来看，知识的整合与创新不仅依赖于学者自身对内探索的内驱力，也高度依赖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共享过程。此外，跨学科平台乃至制度性的建设，从组织的层面上通过平台的支持或激励为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提供土壤。本研究通过Logistic回归聚焦于学者跨学科研究参与行为与策略，着重分析对内探索、对外交流与共享以及高校组织、平台和制度建设对跨学科参与行为与跨学科策略的影响。
二、数据、方法与基本描述
（一）样本与变量
1. 问卷设计与发放。研究的数据依托于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的《中国研究生教育年度报告（2020）》专题调研，围绕跨学科研究完成的问卷调查。本调查以高校学者为对象，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向高校发放2962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794份，有效回收率为94.3%。参与调查的高校学者分别来自42所首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包括28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14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2. 相关变量说明。首先，研究关注学者是否参与跨学科，以问卷中“是否参与跨学科研究”的行为事实为跨学科参与行为判断的主要依据。其次，研究根据学者所属学科和所跨学科的科学分类，将学者在所属科学分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内部开展跨学科研究定义为近邻跨学科研究；将学者所属学科和所跨学科分别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研究定义为远缘跨学科研究。最后，研究进一步探究不同学者采取的不同跨学科策略。问卷中涉及的问题为：该课题的“跨学科特征”体现在研究的哪些部分？基于此，研究将相关跨学科策略分为理论或模型跨学科、研究方法跨学科、数据收集跨学科和文献综述跨学科四种类型。
自变量涉及性别、职称等人口统计学信息、学者所属科学分类、学者跨学科创造来源与高校对跨学科政策支持几个部分。表1是因变量与自变量说明。
（二）描述性分析
如表2所示，样本结构中参与跨学科研究的学者比例较少，为30.73%，未参与为69.27%；远缘跨学科交叉的学者比例较大，为73.21%，近邻跨学科交叉为26.79%。跨学科研究策略中，采用文献综述跨学科策略与数据收集跨学科策略的学者比例相对较多，分别为78.59%与78.71%；采用研究结论与应用跨学科策略的学者比例为64.35%；而采用理论与模型跨学科策略与研究方法跨学科策略的学者相对较少，比例分别为50.42%与45.22%。
结合SECI知识转化理论，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七项跨学科创造性来源进行降维，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完成因子的提取和分析。表3给出了具体题项在相关因子中的负荷、共同度和总体KMO水平。如表3所示，因子分析总体KMO水平为0.7385，说明题项之间相关性较高，比较适合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研究假设科研创造性来源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采用了斜交旋转的方式对因子完成旋转。
由因子负荷水平可知，第一个因子的因子负荷主要与校内、校外等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三个题项相关，将因子1命名为对外交流_学术共同体。第二个因子的因子负荷在与在读研究生交流和教学过程等交流过程题项中负荷较高，因此研究将第二个因子命名为对外交流_人才培养。第三个因子在自己前期研究和文献阅读两个选项中负荷较高，相较于前两个因子的对外交流过程，第三个因子更多出现于对内探索过程，因此将第三个因子命名为对内探索。新生成的因子为标准的Z分数，子分布均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正态分布，表4因子描述性分析给出三个因子的描述统计分析。
（三）研究方法
研究选择采用逻辑斯特（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回归检验。回归方程的形式为：
其中P分别表示学者参与跨学科研究的概率、学者参与远缘跨学科的概率以及采取不用跨学科研究策略的概率，P/（1-P）是因变量参与的概率与不参与的概率之比。自变量Xp包括一系列自变量。研究在加入学者个体因素的基础上引入衡量来自学术共同体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对外交流与对内探索等创造性来源，并依次加入与组织制度相关的跨学科政策支持形式。βp分别表示相关系数，系数越大表示参与跨学科研究的优势比（Odds Ratio）就越大。
三、研究结果
（一）跨学科研究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首先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学者跨学科研究行为。表5给出了跨学科研究行为的相关因素分析。总体来看，回归方程的卡方值较大，说明回归检验具有显著的解释效果。五次模型的伪R方值为0.047~0.051，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为4.7%~5.1%。
从学者个人因素来看，跨学科研究的参与行为不受学者性别与职称的影响，但与学者自身的跨学科背景以及所属科学分类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来看，学者是否具有跨学科背景优势比为2.087，与没有跨学科背景相比，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跨学科研究与不参与的机会比将提高1.087倍，说明学者自身的跨学科经历能够给予学者跨学科研究的动力与能力。而学者所属科学分类优势比为0.486，与所属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相比，自然科学的学者参与跨学科研究的机会比将下降51.4%。这一结论可结合科学分类特征进行分析。由于自然科学属于硬学科，注重研究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关注论证和推理。多数学科存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趋同性，学者集体感和归属感较强，相应的学科组织也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来说，由于软学科研究范式、研究边界和逻辑性相对模糊，学科组织的归属感低、形式松散，相关学者更具有趋异性，具有较强烈的意愿借助自然科学的相关技术方法，寻求学科研究的突破。
从跨学科创造性来源来看，学者在自身领域上深挖的对内探索推动学者参与跨学科研究，与外界互动交流对跨学科行为影响没有明显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五次模型中学者对内探索创造性来源与学者参与跨学科与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引入模型5后的优势比为1.226，说明以对内探索为创造性来源的评价每提高1个标准差，学者参与跨学科的机会比将提高22.6%；而与学术共同体的对外交流与人才培养未通过0.05显著性检验。研究结果意味着，从目前高校跨学科发展来看，我国学者的跨学科行为的创造性来源更多来自内在驱动，知识共享和交流环节并没有对更多的跨学科行为形成激发作用。这一结论与理论解读相去甚远，可能的解释在于学科之间的文化隔阂抑制了知识交流和共享对跨学科研究的转化作用。
高校的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学者参与跨学科研究的动力。跨学科组织的支持和相关项目的设立有助于促进高校学者的跨学科科研活动，但显著性较为微弱，模型5的优势比分别为1.193与1.221，说明学者所在高校在跨学科组织与项目设立方面的政策支持每提高1个标准差，学者参与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分别高19.3%与22.1%；而职称评定与科研奖励对学者跨学科研究行为的参与没有明显影响。
（二）远缘跨学科研究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按照已有学者研究，依据学科属性和特征可将跨学科研究细分为近邻学科研究和远缘学科研究。其中远缘跨学科更需要大学科之间的融合，带来更多学科边界的突破和科研创新与知识创新。表6给出了远缘跨学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具体模型与表5相一致。总体来看，回归方程的卡方值说明回归检验具有显著的解释效果。五次模型的伪R方值为0.657~0.659，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为65.7%~65.9%。
所属不同科学分类的学者远缘跨学科参与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来看，大学科分类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优势比均为0.004，说明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相比，自然科学的学者参与远缘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小99.9%。这一结论与自然科学的硬学科特征以学术部落的趋同性有关，由于自然科学内部研究范式相似，价值观和归属感较强，进行远缘跨学科研究的需求较低。
学者各方面创造性来源对学者远缘跨学科行为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创造性来源中学者通过人才培养而进行的对外交流活动对远缘跨学科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与学术共同体的对外交流创造来源对远缘跨学科行为具有积极的正相关关系，模型5的优势比为1.166，说明与学术共同体的对外交流的创造来源每提高1个标准差，参与远缘跨学科的机会比提高16.6%。而以对内探索为创造性来源在0.01显著性水平上也具有显著意义，其优势比为0.695，说明对内探索的创造性来源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参与远缘跨学科的可能性就减少30.5%。对内探索更多强调学者在原有研究基础之上的深度挖掘，研究结果表明越是专注于自身领域的深度探索，将有可能降低学科交叉融合的可能性。当然无论是学科内部的深挖还是学科之间的交融，都是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但并不矛盾。
在高校政策支持方面，无论是组织支持、制度保障还是物质激励，高校各种形式的政策支持对学者远缘跨学科研究意愿的促进并没有明显效应。这表明目前高校虽然开启了跨学科的支持和鼓励政策，但从学者行为上来看，并没有明显的推动和激励效果。
（三）不同跨学科策略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为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学者呈现出不同的跨学科知识生产类型与研究策略，本研究将其分为理论或模型跨学科策略、文献综述跨学科策略、研究方法跨学科策略和数据收集跨学科策略四类，进一步分析各类创造性来源与高校政策支持对于不同跨学科策略的具体影响情况。如表7所示，与学术共同体的对外交流在推进学者选择数据收集跨学科策略上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其优势比为1.126，说明与学术共同体的交流频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学者在数据收集方面形成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增加12.6%。而学者的人才培养过程有助于推进关于理论或模型和文献综述方面的跨学科选择。其中对理论或模型的跨学科策略具有微弱的积极作用（0.1的显著性水平），其优势比为1.069~1.074，对有关文献综述的跨学科策略其优势比为1.311~1.350，数值表明对于学者来说，通过教学和与在读学生交流频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学者在理论或模型上和在文献综述上形成跨学科研究的机会比率分别增加6.9%~7.4%和31.1%~35%。学者的对内探索有助于推进学者在研究方法上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其优势比为1.140~1.146，在学者研究方法上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其优势比为1.258~1.270。这一结果说明学者自身领域的持续积累以及深度挖掘程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其在研究方法上形成跨学科研究的机会比率将分别增加14%~14.6%和25.8%~27%。综合比较发现，学者在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与自身领域的深度探索增加其在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上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而教学、与所指导学生交流的人才培养仅能使学者在文献综述等浅层次方面上更可能展开跨学科的研究。
高校政策支持方面，跨学科的组织支持有助于推进学者在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方面上的跨学科选择，优势比分别为1.277与1.289。这一结果表示，学者所在高校设立的跨学科组织支持的评分每增加1个标准差，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和在数据收集上展开跨学科研究的机会比率分别增加27.7%和28.9%；而高校的项目支持对于研究方法上跨学科的积极作用极其明显，其优势比为1.420，说明学者所在高校项目支持的评分每增加1个标准差，学者在研究方法上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将提升42%。高校职称评定的制度支持和给予科研奖励的绩效对于学者在文献综述上的跨学科开展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优势比分别为1.520和1.466。通过比较各类高校支持政策的效果，对于学者跨学科研究进展本身有推动力的组织支持或制度保障政策会使学者更倾向于在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等深层次方面开展跨学科研究；而对于学者的物质激励仅能使学者在文献综述的浅层次上更可能展开跨学科研究；对于学科整合和融合要求较高的理论或模型上的跨学科来说，目前的高校在组织和制度上跨学科政策较难提供有力的支持。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一）总结
1. 跨学科背景、自身领域的深度探索等自主导向因素有助于推动学者跨学科研究的参与。研究发现，仅有三成的学者参与跨学科研究，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学者有更大可能性参与跨学科研究；在各种交流与探索的创造性来源中，人才培养、学术共同体等对外交流活动对学者跨学科研究行为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反而是学者自身领域的深挖与探索有效提高学者跨学科行动的可能性。
2. 远缘跨学科交叉受制于软性或硬性的学科特性，政策支持在推动远缘跨学科研究开展上难见成效。科学分类自身的学科特性限制了远缘跨学科的充分开展。自然科学学科自身特性与内在特征，促使其众多的二级学科更容易近邻交叉，而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需要借助自然科学方法寻求研究突破，远缘跨学科的行动采取更具可能。无论是组织支持的制度保障还是科研激励，高校各类形式的政策支持都难以促进远缘跨学科开展的可能性。学者学科特性与自身动力有助于推进学者远缘跨学科的行为。
3. 学者所在领域的挖掘与对项目本身的实质性助力明显推动学者纵深展开跨学科研究，而绩效激励的物质导向仅能使学者跨学科研究“浅尝辄止”。知识共享与交流的创造性来源与高校政策支持影响着学者在不同深浅程度中跨学科策略的选择倾向。比较发现，创造性来源中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学者教学与师生交流等外界互动有助于促进学者文献综述和数据收集等浅层次方面跨学科的行动可能。学者跨学科研究推进与支持动力的政策能有效促成其深层次跨学科层面的探索，而项目支持与科研奖励等仅能使学者停留在文献综述等浅层次的跨学科行动。
（二）政策建议
1. 激发学者自主导向的驱动力，鼓励学者对所在研究领域长期持续性的深耕与探索。跨学科的创新需要个体通过知识联想、迁移与整合、思维的发散与收敛等方式打破原有的思维，借鉴或结合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或理论，形成原创、新颖且有价值的解决方案。研究发现学者的跨学科背景以及前期研究和文献综述等对内探索表现出的个人长期持续性研究积累有助于激发学者跨学科研究的创造性，可见，学者自主导向的驱动力是激发跨学科研究的根本动因。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探索激发学者内在驱动力的激励措施，鼓励学者在研究领域中进行深耕将为跨学科创新提供可能性。
2. 高校尚需提供更有效切实的支持与保障，帮助学者跨越学科限制，更好开展学科交叉。时代发展与国际形势不断呼唤跨学科的助力，已有研究也充分表明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和合作的积极作用。高校管理角度上，在鼓励交叉学科发展方面应更多探寻“托底”保障措施，帮助学者降低交叉学科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学者跨学科研究开展初期项目申报等获得认可，后期有足够持续稳定的资助持续推动项目，减小学者跨学科的风险与负担。
3. 关注学者跨学科研究本身的开展与推进，充分助力跨学科研究深入，防止跨学科浮于表面。研究证明深度的跨学科如理论或模型和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更能体现知识融合与共享。研究发现跨学科组织设立、项目支持等对于跨学科研究本身的推动促成学者较有深度的跨学科研究策略选择。高校政策激励时应转变结果导向的逻辑，将目光聚焦于学者项目本身的推动上，真正给予学者跨学科研究开展与推进的动力与支持，推动学者跨学科研究向纵深发展。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水平大学的教师偏好、行为与工作表现研究”（72174063）的研究成果】
作 者
曹 妍，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3期第7-14页
栏 目
交叉学科建设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微信公众号｜zggjyj1985
投稿平台｜http://editor.cahe.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