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敏 姚姿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同城化”空间整合研究
摘 要：为促使城市资源更自由流动、城市空间结构和分工更加完善，城市群发展迈入“同城化”阶段。持续推进“同城化”谋求区域高等教育更强、更有层次的服务能力，需要把握全面的“空间-区域”视界、寻求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空间转向、探索成熟的“一体化”发展以促成高等教育空间整合。作为新兴的国家级都市圈，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难以支撑高质量协同发展目标：高等教育空间规模与质量不匹配、高校空间布局与区域发展诉求不协调、高等教育资源空间错配凸显、高等教育资源空间融合有限。基于此，探索提出打破高等教育空间对立、优化高等教育多层布局、构筑区域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完善高等教育集群发展长效机制等举措。
关键词：“同城化”；高等教育资源；社会空间
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城市群不仅成为当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更是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合理规划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颁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积极实现到2022年我国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城市群“同城化”正式提上日程。2021年3月，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出台，强调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这为我国城市群“同城化”建设再次锚定了发展目标。在政策出台的同时，部分研究也尝试对“同城化”进行了探究。研究者们认为“同城化”主要包含了三方面内容。一是商品、资金、劳动力、信息等资源要素在城市圈内充分自由流动；二是城市圈各城市间紧密联系与合作；三是以共识建构、渠道建构和激励机制为核心的城市圈城市体系不断完善。简单来说，“同城化”既是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各城市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新型地域组合关系，也是城市区域的一种尺度表现和跨界治理的一种模式，更是城市群发展规模效应持续发挥的过程。
持续推进“同城化”不仅依靠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还谋求区域高等教育更强、更有层次的服务能力。首先，“同城化”需要各类别和层级的高校对接城市群内部区域不同定位和分工，培养、集聚更多高水平、多样化、创新型人才，产出更多研究成果，提供多种类别的社会服务，支撑科技升级和产业迭代等。其次，同一都市群的高校教育理念相近、水平相当，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更容易实现跨区交流，更有利于发挥知识的引导作用，激发区域内生发展动力，助力经济社会“同城化”发展。202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强调成渝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合力打造区域协作高水平样板，推动区域“同城化”取得显著突破。作为新兴的国家级都市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同城化”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更需要高等教育的有力保障。然而，当前双城经济圈的高等教育空间发展难以较好地支撑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目标。因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于“同城化”趋势下实现空间整合，建设高质量、多层次协同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任重道远。
一、“同城化”赋予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内涵
（一）把握全面的“空间-区域”视界
社会科学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大主线。长期以来，时间在人类发展史上备受青睐，而空间的失位致使诸多现实问题难以得到充分理解和解决。直到20世纪末，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无论是对理论的丰富还是对现实困难的重视，都急需空间维度的补充。在历经古代唯物主义空间观、近代理性空间观、马克思空间观到新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的探索过程后，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大卫·哈维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对空间的阐释由“自然空间”走向“社会空间”。他们指出“自然空间”是社会历史的源头，但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力操纵的物质，正面临着被消耗殆尽的危机；而“社会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已经取代“自然空间”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和生活起决定作用。由此，作为空间的相关概念，区域空间也具有了双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且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影响，区域空间的社会属性得到极大凸显，愈来愈反作用于社会活动的开展，并在社会活动的空间分布形态、空间组织形式及其动态演化所形成的空间差异下呈现出特有的格局。
回顾当前针对区域空间的科学研究，研究者们依然较多地倾向将其视为地理学意义上固化的自然空间，强调一切事物是内生于区域空间中的“物”，区域空间的社会属性普遍遭到忽略。这也导致近些年的区域教育研究中，虽然开始出现空间概念，但依然把教育当做区域社会发展的附属，将其固化于静态的地理区域之中，过多强调其生产资料的服务功能，缺乏凸显其生产力的引领功能。虽然空间既是教育运行的载体，也是区域整合的基础条件，但教育不仅仅是空间的附庸，也是通过自身成长成为社会空间的生产者、社会活动的创造者。尤其在经验稀缺的现代都市群建设中，教育作为空间生产力的重要组成，承担着更多促成引导力和创新力的重任，更不应受到固化的边界限制。因此，我们需要转变“物化”的空间思维，探索全面的空间视界，理清特定区域空间的存在形式和基本特征，剖析社会关系与教育的互动方式，构建教育与区域空间生产协同的共生模式，从而在瞄准都市群“同城化”高质量发展诉求的基础上促使高等教育于区域空间内优先实现整合。
（二）寻求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空间转向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其中的原因，一部分与我国区域均衡发展政策被误解，资源配置的市场力量被削弱有关。在这样趋势下，各个区域追求“均匀”发展而非“均衡”发展，谋求自身资源规模和经济增长最大化，这就导致了显著的资源“空间错配”问题。有研究者对我国31个省份创新资源空间的错配系数进行测算表明，我国西北省份和东北省份的创新资源过度拥挤，而东部沿海省份对创新资源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还有研究者根据高等教育现有资源、经济和工资水平、城市发展潜力和人口容量等因素进行考量，指出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承载力与资源的承载量基本匹配的省（直辖市）仅有11个，在不匹配的20个省市中，承载力盈余的有7个，超负荷的有13个；而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体上也呈现“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非均衡格局，生均教育经费也呈现出“东西隆起而中部塌陷”的特征。2018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要素配置的扭曲，明确了资源错配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随着城市群“同城化”提上日程，各类资源的流动速度明显加快，其中最不易流动的就是知识与文化、技能、创新能力及其关系网络等无形资源，而这些资源就内生于区域高等教育的空间整合之中。这就需要优先重视、转变现有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导向，引导高等教育“同城化”与城市社会空间相结合，追求高等教育资源在空间维度的优质均衡，推动高等教育由空间对立向空间整合迈进，实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应由中心高度聚集向周边持续外溢转变。
（三）探索成熟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
“同城化”趋势下，受国家战略以区域“一体化”作为“极点”带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影响，高等教育“一体化”渐受关注。然而，高等教育的“一体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与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区域化发展”相比有何突破却鲜有阐释。在此，结合相关研究和现实情境，尝试对其表现进行探析：如图1所示，“合作”代表了一种零散的初始状态，高校间仅进行一些短期的交流与合作；处于“协作”状态的高校，开始尝试寻求研究伙伴，推动部分教育资源的共享（如教学资源、硬件设施等），进行一些教学、科研合作；进入“区域化”阶段后，高校开始寻求物理空间上的校区聚集，尝试基于科研和育人目标建立同盟组织，进行部分学科共建，开始探索统一的学术信用体系，教育资源流动也更加频繁；而处于成熟阶段的“一体化”，则代表一种更正式和全面的关系，高校之间角色定位和分工更为明确，跨阶层、跨类型的交流与联系更加紧密，开始搭建人才培养和科研平台，制度创新也更加频繁，包括师资互认，学分银行等长效稳定的合作机制、现代教育管理制度和层级分明的评价体制逐步出现。因此，笔者认为高等教育“一体化”的重点是在相似社会空间条件下，于区域空间内构建高等教育体系。同时，它通过区域空间内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同城化”，高校之间的“一体化”，高校内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制度创新的“共通化”，一齐促成“同城化”背景下更全面、优质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进而加持经济社会“同城化”协调、高质量的发展。而推进高等教育“同城化”就需要瞄准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成熟样态，持续推动从初级到高级形态的合作、从低频到高频的交流，进一步探索、创新跨区域一体的合作体制、制度，并通过机构、协会等管理主体进行维持。
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同城化”的空间症结
（一）高等教育空间规模与质量不匹配
高校教育空间规模由一定区域空间内保障高校正常有序运行所吸纳的资源决定，其中包括有形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和无形资源（如政策、制度、声誉等）。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与高等教育的稳定、健康发展休戚相关，更决定了人民对高等教育高发展质量诉求的满足。基于现行的区域划分，成渝地区两核心城市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尚可，即以高校数量和其内部专任教师数量、普通大学生数量、研究生数量、教学用地等为主要参考的教育资源均较为丰富，这充分彰显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的发展潜力。但从城市群整体发展角度考量现有高等教育规模对应的发展质量，在五大国家级城市群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较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仍显落后。（见表1）截至2020年底，在资源规模相对充足的条件下，不管是原“211工程”“985工程”高校数量还是现有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或是QS世界排名前500的高校数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均不占优势。从教师发展水平来看，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提出的教师教学发展指数情况，排行前70的高校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校仅占4席。此外，从科研的产出情况看，根据2020年我国高校ESI排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仅有6所高校跻身前100。这都表明在相当规模的教学资源和教师队伍基础上，高校教学活动和科研产出的质量仍有待提高。
（二）高校空间布局与区域发展诉求不协调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迈入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转变的新时代，相较于持续扩展城市群中心区域的教育规模、吸引更多教学资源所带来较低的边际效应增长，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的空间溢出作用，深入探讨着眼城市圈和区域整体的高校布局设置和结构调整，带动教育资源的自由流动，对推动高等教育“同城化”发展更具现实和长远意义。然而，从当下高校布局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学校布局与区域空间发展不协调，呈现明显“双核独大”“中部塌陷”的特征，（见表2）双核对周边城市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还明显不够，次级区域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也更难以满足。
同时，由于双核吸附效应过大，致使次级区域高等教育办学层次较低，（见表3）教育资源缺乏，高等教育发展对区域社会服务、知识引导和人才培养支撑不足，难以形成自身的特色和规模。在此影响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高校特色不明显却同质化普遍，各知识要素较为分散，次级区域的高校协同创新动力不足，难以迎合“同城化”的发展预期。2022年1月，四川、重庆两省市共同印发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联合实施方案，就进一步提出了推动高校向区域性中心城市、重要支点城市布局等战略举措。
（三）高等教育资源空间错配凸显
受建成全国高质量第四增长极等战略布局影响，一股新兴的发展之风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兴起。在此过程中，部分区域定位高、语调高，纷纷以争创双城经济圈“副中心”为目标，造成区域之间盲目竞争激烈。在高等教育领域，部分区域忽视高等教育发展承载能力，一味“做大做强”，在快速扩张原有高等教育规模走“综合化办学”基础上，倾其所能吸引教育资源投入，倡导在物理空间上将高校聚集在一起，却并未有效探索如何真正将高校与高校、高校与城市融为一体，致使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超载，成为负债累累的“负重派”。如近两年来，诸多知名高校和新建院校积极参与大学城（区）建设计划，更有部分高校出现因规模扩大资源有限，要求学生租房上学等情况。这些行为虽是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但一味追求扩张必然会带来诸如质量降低、效率不高、负债率居高不下等问题。而另一部分地区，由于未处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发展位置，旨在坐享双城经济圈政策红利，产生一定的依赖主义思想。区域发展略显保守，对外交流意愿不足，部分学校被撤并或迁出，高等教育发展出现教育资源投入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和诸多闲置及浪费，致使区域发展潜力难以兑现。同时，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颁布以来，大量外来高等教育资源被引入双城经济圈，其多数注入核心发展区。由于这部分资源尚处于寻求配置阶段，其使用效率和长远效益尚不明确，一味引资可能会极大增加核心区域高等教育的承载压力。而在“极化效应”的影响下，双城经济圈次级区域的高等教育资源规模会被进一步压缩，从而持续加剧高等教育资源空间错配的程度。目前，单从成都、重庆两大核心城市的高等教育承载能力与实际匹配来看，已经出现高等教育超负荷的情况，双城经济圈次级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低载的可能性更高。
（四）高等教育资源空间融合有限
截至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发展已经逐步迈入协同发展的初步阶段，进行了部分跨界、跨区的合作与尝试，但受多重因素影响，合作内容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融合相对有限。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成立数十个高等教育联盟和组织，虽然相关章程对合作内容和预期目标的描绘十分理想，但从具体实施情况看，合作多限于一定程度上的资源共享和人才交流，而高校最为核心的科研合作、以教师为核心的资源融合、制度共建等仍少有突破。更为关键的是，多数高校倾向于寻求优势领域“培优式”的成长，缺少“同城化”趋势下应有的、互相补足式的合作与交流。在此基础上又逐渐衍生出，一流高校、地方高校、民办高校、高职院校之间的合作对象也仅限于同级别、同等水平的其他高校，致使高校合作之间的阶层固化愈发严重。即使高校之间偶有跨阶层的交流，也多呈现以高水平学校为主的“自上而下”形式，由一般高校主导“自下而上”的长期合作寥寥无几。此外，受政府宏观调控高等教育的传统管理体制影响，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隶属于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类高校分别隶属于6个不同的行政管理机构），双城经济圈整体呈现出除了增长极之外的“扁平化”发展趋势，阻碍各区域高等教育资源融合的体制壁垒十分牢固。虽然当下呼吁破除体制壁垒的呼声越发高昂，但除个别合作跨越了市、省，这一无形的界限仍是难以逾越。究其根源，仍是缺乏统一的行政组织力量协调高等教育资源流动，难以建立相应健全的合作运行机制，致使各区域持续专注于自身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发展，降低了高等教育交往和交流的意愿，限制了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融合。
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同城化”空间整合举措
（一）打破空间对立，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思路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空间的认知深陷彼此对立、形态物化、结构固化的泥淖，虽然“空间转向”弥补了现实中空间视角的缺失，但空间理论仍不能称之为一套系统理论体系，更多地表现为诸多兼具价值与缺陷的认识论。因此，想要打破旧有的空间对立，不仅需要综合各家所长，更要立足于现实进行筛选。首先，我们必须转变对空间的物化认识：空间不只是容器，其不仅孕育事物的发展，也会自我生产、改变。无论是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理论中的“生活空间”“感知空间”和“构想空间”，还是哈维提出的“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联空间”，可以说现代社会中的空间形式不再停留于某一个能用视觉和体积测量的对象。总之，无论空间的存在形式如何被认知，一切事物的发展皆于空间的多种组合之中呈现不同特征。其次，我们必须舍弃对空间发展的固化思维，让空间真正回归于社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现实和空间之间孕育出了一种张力：作为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与消长引导空间的交融与变化，以服务于空间内事物的生产；同时，基于一些自我维系和利益诉求，社会发展又谋求空间由专注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向专注于其自身的生产转变，以重构社会生产方式于不同历史时代应对新的挑战。因此，社会空间虽于自然基础上产生，但其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映射，也成为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资料、完善社会功能的生产对象和引导社会变革的生产力。
就高等教育来看，过多地受到物化、固定的“空间”的限制，会持续助长其对于空间内生产的服务功能，消磨其对于社会空间自身生产的引领功能。而受自然、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在“同城化”趋势下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其内部空间本身就具有一定相似性，各区域之间有相当强的聚合力，在长远规划的加持下，更应当积极发挥城市群辐射和溢出效应，理清区域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剖析社会空间的组合形式、变迁规律与跨区域实现空间整合的适配程度，进而探索破除阻碍高等教育“同城化”的有形、无形壁垒，寻求不完全改变当前行政区域划分，还能统筹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降低交易成本，发挥规模效应的发展思路，引领区域社会的发展与创新。同时，针对部分区域社会空间存在一定差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更需要从不同的自然经济、人口、城市条件等出发，凸显社会空间特征对高等教育的塑形，考量社会空间生产诉求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期望，提出优势互补和充分联动的高等教育空间整合举措，进而在正视差异和不平衡的基础上促成高等教育多层次发展格局，激发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多重内生发展动力。
（二）优化空间布局，催生高等教育资源多层次配置效应
基于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价值诉求，核心区域资源的集聚效应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应当逐步发挥其扩散效应才利于构建一个以大城市为中心、以周边城市为依托的开放型经济协作体系。《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5—2020年）》也曾明确提出，要通过培育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多中心”，构建具有“内引外联”作用和能够加强区域协作的城镇发展轴带。而从长远规划和现有发展水平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呈现出明显的核心城市、城镇密集区、区域中心城市三级格局。因此，可以探索于一种“群-区-点”的高等教育布局中，谋求“中心增长极、次级增长极和边缘增长极”多层融合的发展定位和功能建设，以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成渝地区高等教育振兴。
首先，核心区域持续发掘动力，向次级区域扩散。成渝地区两大核心区域持续将政策红利转化为高等教育发展动力，广泛开展基础研究和全面合作，对接国内外高水平高校和科研院所，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合力培育一流高校和学科，重点打造成渝地区协同发展新区，促成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高质量增长极，再通过新建新校区、科研中心、实践产业园等方式将一部分饱和、优质的教育资源扩散出去，在资源和经验的传递中缓解自身发展压力。其次，次级区域重构高等教育规模，对接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提高质量。随着以“南遂广、川南、达万”三大城镇密集区为代表的次级核心区域发展规划出台，势必引发区域高等教育全面扩张，各区域需要科学测算区域高等教育承载能力和适配程度，合理调整高等教育规模，引流核心教育资源，探索区域教育政策创新，引导树立良性的“一体化”教育氛围，杜绝恶性竞争。同时，在体制壁垒部分突破的基础上，各区域要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强化区域之间、校地之间、校际之间全面合作，促成双城经济圈内社会经济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示范区。最后，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相对偏远、分散区域的高校，应当进一步巩固现有布局，避免规模上的盲目扩张，重点发挥区域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学科建设为突破，强化自身特色以提升教育质量，着力培养区域急需人才和发挥特有的社会服务功能，促使自身成为地区教育发展的“增长点”，保持与核心区域的“同频共振”。
（三）衡量空间载力，构筑区域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以承载能力衡量事物发展不仅能突出现有发展缺陷，更能衡量与既定目标的差距。任一区域空间的高等教育发展不仅需要按照自身规律以长期、持续、稳定地保持其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为目标，最大限度地与高等教育生态资源供给能力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相适应，还应在衡量区域高等教育承载力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区域间的异质性。因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同城化”应当对接各主要区域发展潜力和诉求，从高等教育支撑能力、高等教育基础实力和高等教育发展潜力三大维度出发衡量区域高等教育空间承载能力，构筑起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见图2）
首先，区域支撑能力为构筑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提供可能。在社会空间理论加持下，区域空间对高等教育的支撑有多种不同的阐释，但从总体上来看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自然条件和区域社会条件。因此，各区域需要衡量和保持教育财政对高等教育稳定的支持力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充分考量地形、地势、资源、气候和环境等自然条件赋予高校定位和特色发展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基于人口、交通、城市用地等社会条件规划区域内高校的规模和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城市圈功能的逐步完善。其次，区域现有高等教育基础实力最能直观衡量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因此，各区域需要探索人力、财力、物力等有形资源在现有高校规模下的适度投入，合理规划各类资源的配置比例和组合形式，积极促成包括学校、场地、教室等有形空间资源和潜在的教育理念、教学氛围、校风学风等无形空间资源与社会空间的良性互动，而非将高校封闭于“象牙塔”之中。最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潜力凸显了区域本身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带来的活力和可能性。因此，各区域不仅要积极阐释国家教育政策，创新区域教育政策，构筑区域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还要持续根据高等教育的不同功能定位，不断从横向、纵向上考量和完善管理部门组织框架，提升相关管理者专业素养，提高高等教育“专事专办”的实现程度；更要与时俱进地甄别、引入教育信息技术，开辟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建立健全现代高等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促使高等教育发展由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
（四）创新制度供给，完善高等教育集群发展长效机制
受现有行政模式、管理方式、评价标准等差异和预期收益过低、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省域、市域、区域各领域的广泛合作相对困难。但就高等教育领域来看，给予高校一定自治权、进行部分制度创新相对容易且利于带动成渝地区“同城化”发展。因此，一是要推动高等教育圈层交互式发展。首先，要从纵向上给予高校更多的人事、管理、科研自治权，尤其要以保障人才绝对流动（互聘）和相对流动（互认）作为核心切入点。再从横向上提升高等教育统筹权，让高等学校在与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的互动中享有一定的话语权，充分发挥其决策和创造能力，让教育管理部门不再成为各级政府中的“弱势部门”。其次，单一发掘高等教育的合作需求，不足以完全破除由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限制，需要深挖区域和市场长远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诉求，以此来驱动政府部门主动健全必要的合作机制，引导“自上而下”式的合作，促使相关行政体制为高等教育资源在广度、深度上的融合让路。二是要探索新型的联合决策机制。高等教育“同城化”进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旧有组织和管理部门框架下去谈交融，这导致了相关部门因承受压力大、专业性缺乏而难有作为。基于此，各高校可以在校地合作、校友会等机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合作机构配套相关的管理制度，再通过参与共建科研合作平台、成果转换机构、产教实践基地、高校联盟组织等形式，促成区域内层级之间、区域内外之间的互动，构建起交融畅通、共荣共生的集群式高等教育发展体系。三是着眼当下政策红利带来的合作组织、高校联盟兴建热潮，双城经济圈内高校要适当放下“不响应就会落伍”的思想包袱，充分衡量自己是否适合参与、能够参与，从而避免盲目参与徒劳神伤。而相关的合作组织和高校联盟应该重点针对合作章程的评价制度进行突破和创新，不仅需要详细地指定合作内容、方式，更重要的是定期开展相当频次的成效总结和探索、借鉴完备的联盟式评价机制，以期在紧跟政策、长期合作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合作内容，确保多主题、多形式的合作目标有效完成。
【张学敏，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部教授；姚姿臣，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