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秋翔 林翌甲 宫颢韵｜为何选择师范教育专业？——基于县域高中毕业生大学专业选择的实证研究
摘 要：吸引优秀高中毕业生选择师范教育专业是培养壮大教师队伍的重要途径。基于专业选择的分析视角，通过混合方法，对贵州某县级市2020届高中毕业生大学专业选择进行研究，探讨县域学生选择师范教育专业的影响因素与解释逻辑。研究发现，影响学生考前专业选择意愿与高考录取结果的因素存在差异，低阶层学生虽然更愿意选择师范教育专业，但在高考中无法实现升学目标。从专业选择的原因来看，在注重兴趣与社会需要的同时，选择师范教育专业的学生更看重“未来就业可进入体制内，工作稳定”与“父母家人的希望或要求”。研究认为，县域学生对师范教育专业的选择同时整合了经济化的理性选择与县域场域文化规训在内的双重逻辑，经济性因素的影响贯穿学生专业选择的全过程。研究结论可为公费师范生及“优师计划”等特殊类型招生政策的完善、县域中小学职业生涯教育的推进提供参考。
关键词：大学专业选择；师范教育专业；县域；公费师范生；优师计划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通过“加大对师范院校支持力度”等方式“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除了在职业发展上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前往基层教育岗位就业外，通过师范教育专业培养人才是壮大教师队伍的重要途径。因此，鼓励优秀高中毕业生选择师范教育专业并立志从教成为一项关键的政策议题。
2018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公费师范生政策”）发布，标志着从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过渡到“公费教育”。据统计，6所部属师范大学累计招收公费师范生13.1万人，28个省份每年有4万余名地方公费师范生到农村中小学任教。202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以下简称“优师计划”），提出“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地方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方式，每年为832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养1万名左右师范生”。公费师范生政策与“优师计划”都打通了招生、人才培养与就业，吸引优秀人才读师范、学教育，着重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输送优质师资。
本研究基于专业选择的分析视角，从县域高中毕业生的升学选择出发，考察哪些因素影响了学生选择师范教育专业，分析促使他们做出专业选择的原因。由此，从教师培养的更早阶段“选专业”入手，将升学选择同人才培养与就业贯通起来，思考未来如何更有效地引导学生主动选择师范教育专业。
来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为专业选择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经济学家认为，决策由人力资本的投资决定，个体通过比较选择高等教育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在考虑个人偏好、品味和期望的基础上，以最大化实现自身效用的方式理性行事。经济学视角重点考察经济因素如何解释个人的决策行为，将升学选择的差异归因于人们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和资源供给能力的差异。
而社会学的视角深受传统地位获得模型及布迪厄资本理论的影响，把选择置于社会结构与规范的框架中，关注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教育和职业志向的作用。社会学模型聚焦学生如何形成特定的偏好、期望与信念，把理解学生的社会背景作为理解个体选择行为的基础，阐明广泛的社会结构和个人特征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拒绝将学生和家庭作为理性决策者的前提假设。两类理论视角提供了用来理解学生升学选择的丰富工具，反映出其对不同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的关注。
影响专业选择的因素相当广泛，关键因素之一是专业对未来职业的预测。大量研究关注个体从事教师工作的职业动机，相关结论能够延展至学生的专业选择。已有文献总结了多种职业动机，包括内在动机、利他动机、外在动机以及其他类型动机。内在动机涵盖是否享受教学、工作满意度、对教学科目的兴趣等；利他动机表现为是否认可教师的社会价值、是否希望通过教育为社会做出贡献等；外在动机包括职业地位、工资水平、假期、工作稳定性等工作内容之外的方面；其他动机因素如先前的教育经历、家庭成员和他人的潜在影响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显然，有强烈教师职业倾向的学生更有可能选择师范教育专业。
不同国家的研究发现，学生家庭背景、成就与能力、个性和动机是影响学生选择师范教育专业的显性因素。如有研究发现，相较于科学专业，女性更倾向于选择教育专业；那些背负教育贷款的学生也更有可能进入到教育专业的学习轨道。针对我国师范专业学生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家庭户口所在地、个人择业标准和政策优惠条件是影响学生选择师范教育的重要因素。部分学生并非主动选择师范专业，有些因为缺乏经济支持，有些迫于父母压力，还有一些因考试成绩较低无法进入其他专业的学习领域。
进一步聚焦我国公（免）费师范生政策，有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对学生报考公（免）费师范生动机影响最大，学生对“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和补助生活费”的措施最为敏感。在面对免费教育的利益诱惑之下，学生只是将选择公（免）费师范生教育作为权宜之计。部分来自经济相对较好地区、较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也热衷于报考师范生，然后通过缴纳违约金等方式回避服务，愿意前往乡镇、农村从教的比例较低。
综上，对照已有文献，本研究学术贡献在于运用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在高中毕业生高考升学的关键节点，探究其是否选择师范教育专业及背后的原因，重点突出县域场景和有关师范生特殊类型招生政策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为贵州省某县级市2020届高中毕业生，通过非介入性测量、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展开。定量数据由高考报名库、高考录取库、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库以及问卷调查匹配所得。问卷内容包括学生背景特征、升学准备与意向等，调查时间在2020年6月1日至13日，以全样本形式覆盖该市全部7所高中的高三学生。经多数据库匹配入样学生3903人，占该市当年高考报名人数的57.1%，占最终被高校录取总人数的69.7%。同时，定性研究部分对18名随机抽取的高三学生进行半结构化、开放式访谈，访谈内容围绕学生具有哪些选择意向以及为什么会做出相关选择等问题。
（二）模型与变量
定量部分的数据分析方法采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以及多元线性回归（OLS），定性部分以对访谈内容的文本分析为主。回归模型参见公式：
因变量为学生（i）对师范教育专业的选择意愿与录取结果（Choice），包括高考前学生是否首选报考师范院校、是否首选报考教育学（门类）专业、选择师范专业的意愿程度以及是否了解公费师范生招生政策，通过这四个变量综合判断学生对师范教育专业的选择意愿。同时，对高考录取结果中的院校和专业进行清洗与分类，将学生高考被师范院校录取、高考被师范教育专业录取作为选择结果的因变量。从院校、专业的多维度分析及选择意愿、录取结果的多阶段分析，对相关影响因素及实证结果进行检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所指的师范教育专业同时包含了师范专业与教育专业。两者虽然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但高中生在形成相关专业倾向并做出选择时，往往无法分辨两者的具体区别，大多认为学习师范和教育专业能对口成为教师或进入教育行业工作。
自变量包括学生人口统计学特征（Xj）、学业表现（Mk）及高中（Nl）等方面的变量。（见表1）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民族、独生子女与社会阶层。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借鉴相关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户籍、家庭收入层次、父母教育层次、父母职业层级生成新的社会阶层得分；学业表现变量包括高考复读、高中文理科、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和高考成绩，高考成绩仅在录取结果模型中使用；此外，研究还控制了7所高中的固定效应。
根据表1描述统计，16.0%的样本学生首选报考师范院校，12.7%的学生首选教育学专业，学生选择师范专业的意愿相对较高（均值6.371，大于量表中位值5.500）；从高考录取结果来看，13.1%的学生录取进入师范院校，10.1%的学生录取进入师范教育专业；从社会阶层的相关变量来看，城镇户籍学生占比12.1%，学生平均家庭收入层次位于1万元至5万元间，父母平均教育层次处于小学到初中的水平，且多来自较低职业层级。
三、实证结果
（一）什么样的学生选择师范教育专业
表2呈现的是影响学生选择师范教育专业的相关因素。首先，在选择意愿阶段，性别、社会阶层、高考复读、高中文理科、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显著影响了学生的选择意愿，女生、低阶层学生、复读生、文科生、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较低的学生有更高的几率选择师范院校或师范教育专业。以阶层影响为例，社会阶层得分每提高1个单位，学生首选师范院校的几率降低15.1%，首选教育学专业的几率降低5.5%，对师范专业的选择意愿降低1.7%。同时，女生、复读生、文科生、成绩更高的学生对公费师范生的招生政策更加了解，而社会阶层没有显著影响。其次，从录取结果来看，根据回归结果（5）、（6），女生、复读生、文科生、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更高的学生有更大的几率录取进入师范院校或师范教育专业。回归结果（7）、（8）中额外控制了高考成绩和学生考前专业意愿，在上述有关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同时，高考成绩越高的学生以及原本就持有较强专业倾向的学生有更高的几率进入师范教育的轨道中。最后，对比两个阶段各类因素的影响差异来看，性别、高考复读、高中文理科具有一致的稳定作用，而社会阶层及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存在反差。其中，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的作用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转。研究推测，这一变化可能反映出成绩较低的学生虽然持有对师范教育专业更强的选择倾向，但在高考中，那些成绩更好的学生才有机会被相关院校及专业录取。有报道指出，目前师范专业受考生追捧，但凡专业备注“师范”的专业，分数均比同校其他专业高。结合不同录取院校层次中不同类别学生高考成绩的差异发现，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层次或本科院校层次中，考入师范院校或师范教育专业学生的高考成绩并没有与未考入学生的成绩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专科院校层次中，他们的高考成绩比未考入群体分别高出35.7分（p<0.05）、68.3分（p<0.001），一定程度验证上述推论。
同时，社会阶层在选择意愿阶段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录取结果中没有明显作用，意味着原本期望选择师范教育专业的低阶层学生并没有如愿进入师范院校和相关专业中。一方面，社会阶层与高考成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01），低阶层学生的考试成绩可能没有达到相应院校和专业的录取要求。另一方面，选择意愿阶段与录取结果阶段实际上反映了升学决策的两种不确定情境，前者的不确定性更大，因此低阶层学生更有可能表现出求稳的低风险偏好。
（二）为什么选择师范教育专业
进一步探究学生选择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发现学生首选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专业的理由具有显著差异。（见图1）从原因的排序上看，“喜欢、感兴趣”“政府大力推广，社会需求量大”是两组学生普遍看重的原因。但是，排在教育学专业组选择理由第三位的是“未来就业可进入体制内，工作稳定”。相对而言，选择非教育学专业的学生更看重专业带来的“满足感”。
从两类群体对同一理由的选择差异来看，教育学专业组更注重“未来就业可进入体制内，工作稳定”与“父母家人的希望或要求”，说明学生选择师范教育专业更有可能出自对未来从事教师职业稳定性的考虑，同时也受到来自父母等外部意见的影响，意味着驱动学生做出相关专业选择的背后可能同时存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两方面的解释逻辑。
1. 学生根据未来从事教师职业及参与师范生招生政策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进行理性选择。对于低社会阶层比例较高的县域而言，未来从事教师职业的预期收益极大程度满足了个体需要。一方面，学生选择师范教育专业，就是为了今后能当教师，“我想以后当老师，就很明确选择师范专业，专业对口也能更好就业（S03）”。他们更认可教师的“体制内”身份，期望获得从事教师职业的稳定感，注重收入的稳定性，而非收入的相对高低，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教师具有的编制属性对学生吸引力非常大，“我们这儿最认可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医生和老师（S08）”，“之前疫情影响，好多亲戚都闲在家里没活做，但老师就不存在失业的情况（S07）”。
另一方面，部属高校及地方高校的公费师范生政策吸引了大量低收入家庭学生，反映了他们对上大学预期成本的判断，“师范生不仅不用交学费，还有奖学金，毕业工作还能包分配。对我这种农村生来说，真的很需要（S03）”。以部属高校公费师范生政策为例，学生可免缴学费、住宿费，获得生活费补贴，毕业后履约任教还能确保入编入岗，在就学与就业方面带来双重保证，甚至有“高出录取线60多分选择陕西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S11）”。
从表3学生就业地意向来看，相比于其他专业，教育学专业组的学生更倾向于在贵州省内就业，包括在其所在地级市、贵阳以及贵州其他地区，省内就业占比高出对照组16个百分点。在教育学专业组内部，选择在贵州其他地区、贵州省内就业学生的社会阶层得分显著低于未选择群体，说明那些较低阶层的教育专业学生更愿意留在贵州省内就业，这种就业地选择倾向与师范生特殊类型招生政策中引导学生返回生源地中小学任教的目标是吻合的。
2. 学生所处县域社会的文化塑造与外界规劝影响了专业选择的形成过程。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说，专业选择的形成源自学生与直系亲属、所在社区和学校环境间的建构与互动，具有相同阶层特征的成员会产生某种常见的群体性倾向。选择师范教育专业并在未来成为教师，符合了县域社会的价值观念与文化风尚，特别是父母、中学教师对低阶层学生的规劝，加强了他们形成强烈的专业选择偏好，“我们这儿都认为读师范更稳妥，爸妈和老师也会建议我多考虑这些专业（S07）”，呼应了前文“父母家人的希望或要求”。
由于学生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以及随之产生的信息对他们能力、偏好和信念的塑造，例如从（县域的）直接环境中获得的个人思想、信念与感知的内在化系统，形成了个人与升学选择相关的期望、态度和抱负。学生很早确立了对教师的职业信念和偏好，这种确立来源于他们平生可以接触到的、更加熟悉的职业范本与可模仿对象，“我想像我的班主任那样当一名高中老师（S02）”“我想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的老师就是从那儿毕业的（S01）”等等。此时，学生从身边可观察的教师榜样身上，逐渐感受到教师的社会价值，希望能够重复模仿对象的发展道路。
然而，这种信念与偏好的确立也来源于他们所处文化与社会环境能够提供的信息对其他选择的隔离与剥夺，如“虽然贵州在大力推广大数据建设，但家里也没人做相关工作，不太了解大数据专业究竟学什么、毕业能干什么（S06）”。换句话说，县域学生更容易熟悉且认同教师这样的职业，而对并不常见于所处环境的其他职业感到陌生，甚至拒绝。
四、结论与建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到2035年，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现实中，在教师职业与师范教育专业受到追捧、师范院校招生水涨船高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学校师资依然短缺，这种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关注高中生对师范教育专业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吸引和留住优秀学生进入师范教育体系中，为未来培养高素质教师。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县域高中毕业生大学专业选择出发，分选择意愿及录取结果两个阶段，探讨影响学生选择师范教育专业的相关因素，总结他们专业选择的逻辑解释。研究发现：首先，女生、复读生、文科生既持有更强烈的选择师范教育专业的意愿，也有更高几率真正录取进入师范院校及相关专业中。低阶层学生、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较低的学生虽然更愿意选择师范教育专业，却无法在高考中实现自己的专业选择目标。从录取结果来看，特别是在专科层次，成绩更高的学生才能进入师范院校及师范教育专业。研究认为，一方面社会阶层与高考成绩存在正相关关系，低阶层学生可能无法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获得相应的录取机会，另一方面他们在不确定性决策中体现出更明显的低风险偏好。
其次，从专业选择的原因来看，在注重兴趣与社会需要的同时，选择师范教育专业的学生更看重“未来就业可进入体制内，工作稳定”与“父母家人的希望或要求”。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学生根据未来从事教师职业及选择师范生招生政策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进行理性选择。县域学生更在意从事教师职业的预期收益，包括好就业、工作稳定、入编入岗、有假期等，特别是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教师职业的稳定性、编制属性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公费师范生政策容易吸引大量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报考，反映了学生对降低就学成本与保证就业的需求，并且他们也更愿意返乡从教就业。但值得注意的是，实证结果并未发现低阶层学生更了解公费师范生的招生政策。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学生所处县域社会的文化塑造与外界规劝影响了专业选择的形成过程。学生及其家庭成员长期在县域的社会文化中，形成了对教师职业和师范教育专业的高度认同与选择偏好。这种观念来自他们平生可以接触到的、更加熟悉的职业范本与可模仿对象，同时也来源于所处县域文化与社会环境能够提供的信息对其他选择的隔离与剥夺，说明师范教育专业及对应的教师职业属于低社会阶层群体的文化体系，在其职业认知范畴之内，满足了他们在文化层面的选择逻辑与心理需要。
综上，县域学生对师范教育专业的选择同时整合了经济化的理性选择与县域场域文化规训在内的双重逻辑。特别是对县域的低阶层学生来说，经济性因素的作用无不贯穿着专业选择的全过程，既影响了早期专业偏好与职业信念的形成，也影响了对师范生特殊类型招生政策的选择和高考志愿的填报。当然，就积极方面而言，县域学生更容易受到早期教育阶段中教师榜样的影响，如在“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所教的学生中，许多贫困女学生受其感召，主动选择师范教育专业，并像张老师那样从事教育工作。这种榜样力量更容易激励学生主动扎根基层，无私地为教育事业付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学生受到阶层、文化、资源、信息等条件的约束，他们的专业选择，乃至未来人生选择被严重窄化，缺少自由作出选择的基础和条件。
（二）研究建议
实际上，正如著名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那样，每个人都应有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即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这就意味着在高等教育的升学选择中，每个人都应在充分了解不同专业选择和未来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在不受到外在因素，特别是在经济条件的限制下，自由地计划和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选项。因此，学生选择师范教育专业、立志从教，应当是充分思考个人的生涯规划并了解其他专业可能与就业前景后的谨慎决定。对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1. 在招生中进一步将公费师范生、“优师计划”等政策向中西部县域学生倾斜。我们要思考究竟是哪些学生更愿意在县域扎根、到农村就业。目前来看，那些生于斯长于斯且具有强烈社会关怀意识与从教热情的低阶层学生更有可能。因此，有关师范生的特殊类型招生政策可适当增加“定向招生”条件，向县域优秀学生、农村学生倾斜，通过保留一定招生比例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等形式，贯通学生从招生入口的专业选择到毕业出口的就业选择，亦可杜绝部分学生出于功利目的的投机行为。
2. 做好师范生特殊类型招生政策的宣传解读工作。应加强对师范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政策的宣传讲解，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家庭学生，通过宣讲会、学长分享等形式打通政策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家校联系、媒体宣传等方式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升学观，消除升学选择中的刻板印象，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学生职业理想树立和高考升学中的正确引导作用。
3. 推动县域中小学开展职业生涯教育。积极推动县域中小学设置系统性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重点在高中阶段做好生涯教育的推广普及，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找到个人的职业兴趣方向，让其在充分了解升学选择背景与职业发展前景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升学决策。
【吴秋翔，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林翌甲，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宫颢韵，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科研助理】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