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烨 曹宇莲 哈巍｜人口和人才的双重红利：高校新建校区对区县人力资本的影响
摘 要：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利用我国大学扩招以来新建校区这一准实验，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人口规模、人口质量和产业人口结构三方面研究大学新建校区对区县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启用新建校区能够使区县人口规模增加7.0%，迁入人口增加10.2%；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0.11年，高技能人口比例增加1.83%；第二产业人口比例减少，第三产业人口比例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增加。拓展性分析发现区县新建校区对邻近区县存在溢出效应。因此，大学新建校区促进了区县人口集聚，提升了人口素质，推动了就业人员向第三产业转移升级。
关键词：高等教育；新建校区；区域人力资本；人口集聚；产业升级
一、引言
随着人才在创新发展、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地方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投资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支持新筹建高校和已有高校建设新校区。根据本课题组统计，1999—2020年间全国共有大约1400个高校新建校区投入使用，其中新筹建高校的新校区约300余个，已有高校的新校区约1100个。这些新建校区分布在242个城市的566个区县，主要集中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新筹建高校和建设新校区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的教育品质，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文化底蕴，还可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政府通常将这些新建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当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新区结合在一起规划建设，以期借助大学的力量更好地促进产学研合作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国内外大量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可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其中的重要机制是高校带来了大规模人力资本扩张，创造了人才红利。
高等教育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积累。一是高等教育能够培养高学历人才，高校毕业生更可能留在当地就业，服务于当地的产业发展；二是高等教育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能够创造知识密集型岗位需求，吸引外来的高技能人才。一些学者证实了投资高等教育资源能够促进人口集聚、提升人口密度、推动人口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但这些研究多以省份或城市为分析单位进行考察，未能从区县层面捕捉高等教育对区域人力资本的影响。高校在提升所在区县人力资本时，可能具有地理局限性，即对邻近区县溢出效应较小，甚至可能存在虹吸效应，这使得在城市甚至省份层面进行考察可能会低估高校的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基于三期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利用大学新建校区这一准实验，创新性地在区县层次分析大学新建校区对于所在区县人力资本的影响，从人口的规模、质量、结构三个方面来考察区县人力资本，并进一步从高校办学水平、校区类型和地区差异来分析这一影响的异质性，最后讨论了高校新建校区对邻近区县的溢出效应。本研究为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人口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高等教育影响区域人力资本主要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供给侧指的是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力资本的摇篮，一方面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提升了知识水平和技能；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对更低学段的学生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惠及他们的教育结果，进而提升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需求侧指的是高等教育作为吸引人力资本的磁场，一方面高等教育本身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极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作为知识溢出的中心，能够产生许多知识密集的岗位，吸引高学历人口流入。
从供给侧来看，高等教育通过入学机会和毕业就业两个方面影响着区域人力资本。国外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与家校距离有关系。本地新建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家校距离，能够扩大本地居民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这些研究中既有关注新建高等教育机构对个体教育结果的影响，也有从地区层面分析对所在区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在个体层面，有研究利用印度新建大学作为准实验，发现新建大学对于当地学龄人口的教育结果有积极影响。在区域层面，有研究将美国历史上是否拥有随机选址的大学作为当前该地区大学资源多寡的工具变量，发现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当地大学学历人口比例更高。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由于我国高考录取指标分配采取“分省定额”，而非所在城市或区县，因此高校新建校区并不能通过缩短家校距离直接扩大某地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尽管如此，高职和大专院校的培养目标是服务本地经济建设，生源主要来源于本省市，这类院校的新建校区可能使当地学生更容易获得入学机会。
从毕业就业角度来看，大学培养的毕业生更容易留在当地劳动力市场就业，提升了当地劳动力市场高学历人才的比例，还能够提升当地的工资水平。Winters的研究发现美国的智慧城市大学学历人口占比高，是因为当地的高等教育持续吸引了外地学生到此求学并在毕业后留在当地就业。我国部分城市的本地应届大学毕业生本地就业率很高，如上海、杭州、重庆、成都、深圳等城市，本地就业率在70%~85%之间。
从需求侧来看，大学及其相关的产学研活动对高质量人力资本有很大的需求，能够吸引外来的高学历人才到所在区域就业。高校本身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巨大，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大学的教学、科研活动对高学历人才产生了大量需求。Abel和Deitz的研究发现美国大都市的高校学位授予数量与人力资本存量仅有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而高校的研发活动能够提高本地人力资本水平，这表明高等教育是通过需求侧吸引了高学历人口流入。同时，这些高校活动具有知识溢出的特点，吸引更多的企业在大学附近选址，进而在当地产生大量知识密集型岗位的需求。
目前国内关于高等教育与区域人力资本的研究较少。初帅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学城建设显著提升了所在城市的人口密度，这主要是由于大学城吸引了外来人口流入，增加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规模。林璐等发现高校新建校区提升了所在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口密度，还促进了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升级。前者关注的是高等教育资源集聚的大学城，可覆盖的城市范围较少；后者关注高校新建校区，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城市，但是以城市为分析单位，忽略了城市内部的差异性。另外，高等教育资源可能带来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这使得我们无法在城市层面观测到这部分变化，因此以区县为分析单位更能准确地捕捉到其效应。
三、数据与模型
（一）数据和样本
本研究使用了3个数据集。一是《全国高校校区数据库》，包含全国2711所本科、高职院校的1999年以前的老校区和1999年及以后的新校区的所在区县、启用时间等相关信息，由课题组手工收集。二是2000年、2010年、2020年三期《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包括全国所有区县的人口特征变量。三是《区县社会经济数据库》，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包括2000—2018年2808个区县的社会经济变量。
本研究用区县名称将3个数据集进行匹配，保留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个时点的数据，构造面板数据。第一个数据集在区县层面计算3个时点当年累计的新建校区数量。第三个数据集中，由于2020年数据缺失，使用2018年数据替代。3个数据集匹配后，进一步剔除西藏、青海、新疆3个省（自治区）样本，获得2062个区县单位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和模型
本研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探究新建校区启用对区县人力资本的影响。
方程中i表示区县，t为年份，即2000年、2010年和2020年这3个普查年份。核心解释变量Campusit表示区县i在t年时累计启用的新建校区数量。因为人口普查在当年11月进行，而高校新建校区通常在当年9—10月启用，本研究假定当年启用的新建校区在下一年开始产生影响，因此在计算当年新建校区数量时，滞后一年处理。
Popit表示一系列与区县人力资本相关的变量，包括人口规模、人口质量、产业人口结构3个方面的变量，详见表1。人口规模包括总人口和迁入人口，后者可以捕捉新建校区对人口流入的效应。两者在模型中均取对数形式。人口质量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高技能人口比例。参考国内已有文献，将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定义为高技能人口。产业人口结构包括产业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比例、第三产业人口比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
X'it是一组区县层次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本研究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GDP）、产业发展水平（开发区数量、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政府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未来的劳动力供给规模（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除开发区数量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外，其他控制变量在模型中均取对数形式。θi为区县固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区县固有特征；λt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不随区县发生变化的年份变化趋势。本研究将标准误聚类到区县层面。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统计
人口规模方面，所有样本区县的总人口均值为49.14万人，迁入人口均值为4.73万人，两者在过去20年间均呈现增长趋势，反映出我国总人口规模和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质量方面，所有样本区县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8年，高技能人口占比平均为7.86%，两个指标从2000年到2020年分别上升了1.71年和10.61个百分点，反映出人口质量不断提升。从产业人口结构来看，产业人口比例平均为5.19%，三次普查年份分别为5.50%、5.47%、4.63%，呈现下降趋势，与全国平均水平（5.38%、5.37%、4.66%）的变化趋势一致。第二、第三产业人口占比分别为19.16%和27.07%，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平均为6.30%，均呈现上升趋势，反映了我国过去20年间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升级，从事知识和技术相关职业的人口比例增加。自变量上，平均每个区县新建校区0.18个。
（二）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在人口规模上，每增加1个高校新建校区，区县总人口规模增加7.0%，迁入人口规模增加10.2%。新校区启用后高学历的师生迁入所在区县，其产生的消费需求创造了大批就业岗位，吸引人口迁入，扩大了人口规模，创造了人口红利。在人口质量上，每增加1个新建校区，区县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0.11年，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高技能人口比例增加1.83个百分点。高技能人口比例增加可能既来源于供给侧中大学毕业生本地就业，也来源于需求侧中高校所在地能吸引其他地区的高学历人口就业。这表明高校新建校区有利于区县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带来人才红利。在产业人口结构上，启用1个新建校区对产业人口比例没有显著影响；启用1个新建校区能减少第二产业人口比例1.32个百分点，增加第三产业人口比例0.82个百分点，增加专业技术人员比例0.38个百分点。这表明新建校区促进了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升级，更高比例的人口从事专业技术相关的职业，说明人才红利有力地支撑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高校新建校区启用时间和存续年份存在差异，借鉴陈东阳等的做法，将核心解释变量Campusit替换为区县i在t年时累计的新建校区启用年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各个新建校区数量与其存续年数的乘积之和。从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口规模、人口质量、产业人口结构上，新建校区年次的作用方向与新建校区数量一致，系数更小，这是因为“新建校区年次”变量考察的是每个新建校区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年平均效应量大小，而基准回归中“新建校区”变量考察的是累积效应量大小。本研究还通过将自变量更改为虚拟变量、更换固定效应、使用平衡面板样本、使用剔除直辖市的区县样本等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一致。
（四）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高校新建校区对于人口的影响可能会因高校办学水平、新建校区的类型以及高校所在区域而存在异质性，本研究对比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同城搬迁校区、异地办学校区以及新筹建校区，东部院校和中西部院校的差异。
1. 办学水平的异质性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本科院校新建校区在扩大人口规模、提升人口质量和优化产业人口结构上的效应均大于专科院校的新建校区。进一步对回归系数差异性进行T检验发现，只有当被解释变量为专业技术人口比例时，本科院校新建校区数与专科新建校区数的回归系数才具有显著差异。本科院校较专科院校的人才培养层次更高、科研创新能力更强，这使得本科院校能够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创造更多知识密集型岗位的就业机会，进而更大程度地推动产业人口结构升级。
2. 校区类型的异质性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新筹建校区在吸引人口迁入、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高技能人口比例和专业技术人口比例方面的效应量均大于同城搬迁校区和异地办学校区。对回归系数差异性进行T检验发现，当被解释变量为迁入人口对数时，新筹建校区数与异地办学校区数的回归系数具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新筹建高校作为属地高校，学校的绝大部分资源都分布在所处区县内，使得其更能提升区县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而与之相比，同城搬迁校区和异地校区常常还有其他校区分布在其他区县或城市，只承担部分的人才培养和科研任务，对促进区县人口集聚的作用有限。
这三类新建校区反映了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不同选择，其带来的利弊得失也有所不同。一是地方政府支持新筹建高校，自主权大但是发展周期长、初始投入大；二是引入已有高校的分校区，这包括同城搬迁校区和异地办学校区。分校区基础好、起点高，但是自主权小。本研究发现新筹建高校在吸引人口流入、提升人口素质方面均优于同城高校和异地高校的分校区，因此地方政府在发展高等教育时可重点考虑新建属地高校，发挥属地高校“引育留用”人才的作用，打造人才集聚高地。
3. 高校所在地区的异质性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的高校新建校区对迁入人口的正向效应显著大于东部高校。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迁入人口基数小，即使新建校区对不同区域人口迁入数量效应量一致，也会使得中西部地区迁入人口增长比例大；另一方面，近些年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回流现象显现，新建校区或许就是中西部地区吸引劳动力回流、人口流动范围从跨区域转向区域内部的原因之一。
在产业人口结构上，东部新建校区的作用为减少第二产业人口比例，增加第三产业人口比例和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而中西部新建校区在减少第二产业人口比例上比东部地区更弱，但在增加第三产业人口比例上比东部地区更强，体现了新建校区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产业发展初期，新建校区主要是减少第一产业人口和增加第三产业人口，处在城市远郊的新建校区周边的农林牧渔业从业者，在新建校区启用后变成满足师生消费需求的服务业人口；在产业发展中后期，新建校区主要是促进人口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五）拓展性分析
高校新建校区在提升本区县人力资本时，也会对邻近区县产生影响。如果区县之间存在虹吸效应，则新建校区可能会拉大区域差距；如果存在溢出效应，新建校区则可能促进区域更加协调发展。为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了同城其他区县新建校区数。从表6可以看出，新建校区数量和同城其他区县新建校区数量的系数均为正，表明高校新建校区在扩大人口规模、提升人口质量和优化产业人口结构上对周边区县存在积极的溢出效应。但相较于本区县新建校区数的系数，同城其他区县新建校区数的系数要小得多，这表明新建校区对邻近区县的溢出效应很小，也说明使用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确可能低估高等教育对区域人力资本的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第一，新建校区启用扩大了所在区县的总人口规模和迁入人口规模。其效应既包括高校在校生带来的直接效应，也包括伴随着高校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方面，大学校园往往具有上万人的规模，而2020年全国2000余个区县的平均总人口规模不到50万人，这意味着一个大学新建校区启用后，仅在校师生就使得区县人口规模增加2%以上。本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启用一个新建校区使区县人口规模增加7%，这说明高校促进人口规模增加的机制中还可能存在间接效应。大学新校区作为一项重要的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仅可以通过消费效应、知识溢出和人才输送提升区域硬实力，还可以通过文化渠道提升区域软实力。经济渠道方面，首先，大学新校区的在校师生增加了当地消费需求，有助于零售业、住宿餐饮、娱乐业等行业的发展；其次，大学新校区承担着科研创新的功能，作为一个知识溢出的中心，通过吸引知识或技术密集型的企业进入和集聚，进而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最后，大学新校区培养的毕业生更可能留在当地就业，为本地企业输送人才。文化渠道方面，大学新校区的建设启用能够使得周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并逐渐形成崇文重教的氛围。所以，新建校区不仅带来了就业机会，也提升了区县的宜居性，从而吸引外来人口流入。
第二，新建校区启用提升了区县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高技能人口占比。其人力资本的提升有两个直接来源，一是供给侧方面在校大学生规模增加以及新建校区培养的大学毕业生本地就业，二是需求侧方面新建校区作为知识溢出中心，吸引了其他地区的高学历人口就业。除此之外，长期看，新建校区促进了经济发展，能够提升家庭的工资收入，加上崇文重教的文化氛围，家庭会更有资本和动力进行教育投资，这也有利于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积累。
第三，新建校区启用促进了产业升级，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比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增加。如前述分析，新建校区产生的消费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能够直接促进第三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提升相应产业从业人口的占比。
本研究拓展了高等教育与区域人力资本之间关系的文献。第一，过往的研究主要从高校扩招的角度，其分析层次多在城市层面，无法捕捉城市内部区县的人口流动和变化情况，而本研究以区县为分析单位，更加细致地分析了高等教育资源对于区县人力资本的影响。第二，本研究以2062个区县为样本，并且考虑了三期人口普查期间的区县行政区划变迁的情况，覆盖了全国约75%的区县级行政单位，具有较大的代表性。第三，与现有文献一致，本研究发现高等教育能够促进人口集聚和吸引人口流入，并且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作用。但有所不同的是，现有文献均以产业人口数量为代理变量，发现高等教育会增加第二产业从业人口密度和规模，这既可能是源于高等教育对总人口规模的影响，也可能源于高等教育带来的产业升级。本研究直接使用三产从业人口比例作为代理变量，发现大学新建校区会减少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例、增加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例和专业技术人口比例，反映了高等教育在区县级层面的产业升级效应主要表现为向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等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
【肖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曹宇莲，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哈巍，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长聘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