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学科性视角下高校跨学科的演变：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
摘 要：高校跨学科在知识生产、服务经济社会需求中扮演重要角色，其重要性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可。但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国外普遍认同的“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与本土化语境下的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概念关系尚不明确；二是实践中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之间的区分模糊，任意交叉现象明显；三是学科交叉演变为交叉学科的过程，尚未与国外的跨学科分类研究相对应。高校跨学科过程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基于整合程度的不同，在瞬时性上体现为不同的类型。学科性是高校跨学科演变的关键维度，也是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演变的本质区分。因此，基于学科性维度，探讨了“Interdisciplinary”与“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概念及其在分类上的对应关系，以加强国内外在跨学科研究上的沟通对话，促进高校跨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跨学科；学科交叉；交叉学科；学科性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高速发展，知识生产模式和科学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基于同质性、学科性、认知语境中的知识生产模式Ⅰ逐渐演变为基于异质性、跨学科、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境中的知识生产模式Ⅱ，在深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交叉融合成为当前学科发展的显著趋势。正如Sung等提出的，“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科学很可能在传统学科以外的学科中发展”，跨学科研究成为当代知识社会的重要标志。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在清华大学进行考察时强调“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此外，自2020年以来，推动高校跨学科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国家和各高校在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明确交叉学科内涵、厘清交叉学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学科是知识分化的结果，在大学中最先体现为学部、讲座等组织形式，后来逐渐演变为学院、学系，在19世纪得到制度化。但随着知识生产的转型和跨学科研究的拓展，高校跨学科研究日益扮演重要的角色，国内外各高校也在跨学科研究领域提前布局。如斯坦福大学成立Sarafan ChEM-H、吴蔡神经科学研究所等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成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依托学科综合优势，以理学、信息与工程、人文、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医学等6个综合交叉学科群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复旦大学秉持理工结合、工工交叉、工文渗透、医工融合的思路，在智能制造、碳中和科学与技术、计算社会科学、中国研究等方向谋划建设若干前沿新兴学科。截至2022年6月，国内208所高校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自主设置了729个交叉学科，统一按照二级学科进行管理。
虽然社会各界对跨学科的重要性具有一致认同，但是在高校跨学科发展和国内外交流对话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概念内涵的不一致。国外研究中多使用的“Interdisciplinary”由伍德沃斯在1926年提出，意为进行两个及以上学科的研究活动，这一词在国内经常被译为“跨学科”“交叉学科”“学科交叉”等。但是跨学科是一个过程，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多样性，正如G.伯杰所认为的“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至全面交流整个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和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不同程度的互动产生不同的学科交叉融合形式。“Interdisciplinary”与本土研究中的“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概念内涵需要进一步厘清。二是概念之间的关系不清晰。“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是在本土研究和本土实践中建构出来的，虽然诸多研究尝试说明其区别，但就目前来看，两个概念在实践的场域中依然经常被混用，也就导致“万物皆可交叉”的论调出现，引起一些学者对于学科任意交叉的批评。三是国内外关于学科交叉融合的分类研究尚未对应起来，处于“自说自话”的阶段。可能受限于学科交叉融合是一个新兴的事物，也可能是由于国内外对于概念未达成一致认同，都严重影响了高校跨学科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进行“Interdisciplinary”和“学科交叉”以及“交叉学科”的概念及其关系的研究。
二、学科性：高校跨学科演变的关键维度
高校跨学科是一个过程，因此跨学科的演变也具有过程性和阶段性。其在不同阶段瞬时性表现出来的形态，就是我们所观测到的对于跨学科的不同分类。因此要厘清高校跨学科演变的过程，需要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本质性区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对跨学科的行为进行了界定：交叉学科的形成方式是“多个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形成”，这一形成过程有两个前提，既是多个学科，又需要“渗透”和“融合”，是实质上的一种“真交叉”。交叉学科与学科交叉的区别在于形成了“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这也是其独立性的显著体现。其中“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便是内在建制上的完善。在现有研究中，杨斌与王传毅认为，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至少需要具有专门而稳定的研究对象和由若干关联的专门术语所表征的概念体系，且这一概念体系需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内生发展的驱动力。其中的研究对象、专门术语、概念体系也是内在建制的体现。在具体的实践中，学科交叉行为多以“项目”存在，而交叉学科则依托院系、交叉中心等机构，院系和交叉中心则是外在建制的显著体现。因此，从高校跨学科的整个过程来看，学科的产生是可观测到的在内外建制上的明显的变化。
但是，学科性是否能够成为高校跨学科演变的关键维度，取决于高校跨学科是否需要“学科”。这涉及学科交叉融合的认识论，当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识论坚定认为，跨学科是以学科为基础的。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因果关系上，跨学科性依赖于学科性而存在。从概念来看，跨学科的概念必须根据学科的概念来定义，因此其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Mäki认为，“如果没有学科，跨学科性将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学科逐渐消失——跨学科的想法将变得不可思议”。这种认识具有理论和实践中的佐证：从理论上来看，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不断增加的，具有累积性也有过程性。在无法一下子认清世界本质的前提下，基于学科分类不断细化和深入对学科的认知，进而在细化的通道中建立彼此的联系，是不断探索未知，增进认识的过程。学科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持久力这一事实证明了它们在管理我们与世界的互动方面的功能，使人们相信这些学科至少接近世界的方式；从实践中来看，科学学科构成了相当多样化的分类，其中许多学科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因为它们的特征活动包括大量跨学科交流或合作。且当前呼吁跨学科研究源于实际问题：学科可以划分，但大多数最紧迫的现实世界问题（如气候、改变全球贫困）并没有那么分裂，因此成功地解决后者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并结合知识和其他资源。因此，从本质上来看，“学科—跨学科—学科”是认识深化、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也因而，跨学科必须基于学科而存在。
第二种认识论强调跨学科的本质是“无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自然”和“知识”的概念源于我们与世界的互动，包括我们作为参与者和观察者与世界的互动，而不是源于在独立意义上定义或描述世界方式的能力。我们体验和命名我们的身体和社会互动的方式受到特定情境和理所当然的感知方式的强烈影响；“现实”的观点容易受到各种历史和文化力量的影响，“真相”主张与权力的性质和行使相互依存。自然界事物的已知方式存在根本不确定性，一个连续和稳定的现实存在于我们对它的理解之前并且独立于我们对它的理解。这些学者秉持“本质主义”立场，认为物体，包括许多社会现象，具有“使它们成为一种事物而不是任何其他事物的某些基本属性”。因此强调无学科甚至反学科，去真正认识世界。在具体的实践中，秉持该观点的人也反对交叉学科这一学科的设置，其认为跨学科是跨越学科的边界而建构，但是建构成功之后再次置于“学科”之下，是再次为其套上了枷锁。其倡导打破或者超越现有学科边界，基于问题或者较大的研究领域进行人才培养。
两种关于学科交叉融合的认识论均有一定的道理，且本质上并无对错，是个体对世界认识方式差异的一种体现。但是聚焦到高校跨学科的过程中，就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思考。高校这一场域不仅承担着科学研究、认识世界的功能，还需要承担人才培养的功能。因此，当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不确定、时刻变化发展着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对信息的掌握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正如西蒙所提出的，我们不可能在决定的过程中寻找到“最大”或者“最优”的过程，而是达到“满意”的标准。因此，从有限理性的视角来看，高校场域中的跨学科还需要遵循“学科”这一前提，我们可以抱有“跨越”和“超越”的思想，但是也需要在本有的学科中接受一定的学术训练，这更能够提升高校跨学科的深度。也因此，学科性可以作为高校跨学科演变的关键维度，对跨学科过程中的不同瞬时性侧面进行区分。
三、学科性的本质与特征
从学科性的视角去观测高校跨学科的演进过程，首先需要对学科的认知达成一致，厘清学科性的本质和外在特征。“学科”一词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唐朝就有记载。《新唐书九一八儒学传序》记载“自杨绾郑馀废郑覃等以大儒辅佐，议优学科，先经谊，黜进士，后文辞，亦弗能克也”，这里的学科意指学问的科目门类。国外的学科（discipline）起源于印欧字根，在古拉丁文中的disciplina，就包括知识和权力两重含义。国内外对学科概念的界定和本质的研究中，有两种较为主流的观点：知识说和组织说。
（一）知识说
一直以来，知识说在各种概念界定中占据着主流地位，知识是人类对学科认知的缘起，也是学科成长的逻辑起点，学科发展的必要前提是知识的累积性增长。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学科是对已有实践知识的保存和分类，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知识是通过世世代代累积起来的，各门学科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随时间迁移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学科成为一定知识范畴的逻辑体系，形成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在学科领域内形成各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知识单元和理论模块。
学科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华勒斯坦认为，学科是为门徒和学者所属，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刘仲林认为，学科是一种结构或集合体，包括可观察或已形式化的客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具体化的现象、按照原理表达或阐述的定律。与此相类似，瞿葆奎先生也认为“学科指一定科学领域的认识过程及其知识门类”，这一认识过程在方法体系和知识体系方面具有独立性，是有组织的活动。知识门类则是该领域的事实和概念系统，是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知识体。
（二）组织说
组织说首次被明确提出是2002年宣勇所提出的“双重形态说”，他认为学科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具有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两种呈现状态，在知识形态上表现为知识或教学科目的分类，在组织形态上表现为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因此，学科是具有知识性的组织，是由学者组成的同行，围绕着知识的生产、传递、融合、应用而组成的组织系统和学术实体。这一点在国内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华勒斯坦认为“学科首先是一个以具有正当资格的研究者为中心的研究社群，各个体为了利于互相交流和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设立一定程度的权威标准组成了这个社群”。库恩指出“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的。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Klein认为，学科指的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分支以及与该学科相关的传统、文化和社区。Whitley将学科定义为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在这一群体中同行进行研究与交流。Becher提出“学术部落”的概念，他认为学科是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持的社区，这一“学术部落”定义了他们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实践。因而，伯顿·克拉克认为“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的组织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科实质上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平台和场域，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在这个场域中，学术中的同行可相互交流新知识，进而推动对世界的认知。如果是有形的组织，学科就体现为具有某种结构的实体即大学。抑或由同行组成的学会、可供交流新知识和新发现的期刊、制定标准和规范的评审委员会等。如果是无形的组织，便是由学科同行组成的“无形学院”，类似于虚拟的平台和场域，方便知识的交流和传递。
因此，关于学科性的本质内涵，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界定：一是知识维度，即学科作为一种知识的分类体系，随着人们对世界认知的深入而不断发展，是特定科学领域内的事实和概念系统，在大学以院系、教学科目等形式制度化，通过学科规训和制度规范体现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组织维度，即学科是围绕知识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的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具有自己的场域、社群、传统和文化，也具有边界。具体来看，学科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有组织的专家群体，这一群体基于共享的价值观念、思想领域以及相近的知识基础，且能够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持；二是特定的可教的知识体系，是一门科学的分支，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内容；三是独特的概念即独有的学术话语，这也是区分学术同行与“外行”的关键指标之一；四是支持学科发展的外在建制，如期刊集、学会等。因此，高校的跨学科过程实质上是不同学科相互交流互动的过程，在瞬时性的呈现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且在跨学科演变的孕育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调整期，其内在建制和外在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而一旦具有学科性，那么高校的跨学科进程则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
四、学科性视角下高校跨学科的演变
（一）概念厘清：“Interdisciplinary”、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
概念是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概念一致是国内外交流比较的前提，厘清概念是破除迷思的基础。国外对跨学科的关注较早，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对跨学科的讨论，国内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跨学科的研究。关于“Interdisciplinary”，在伍德沃斯提出之后，诸多学者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补充，聚焦于两个方面。
一是将“Interdisciplinary”视为一种普遍的研究行为。如奥尔德里奇认为“Interdisciplinary”是由团队或个人整合信息、数据、技术、工具、视角、概念或来自两个以上学科或专业知识机构的理论，以促进认知提升或问题解决的研究。美国国家科学院认为“Interdisciplinary”是由团队或者个人进行的一种研究模式，它集成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或专业知识团体的信息、数据、技术、工具、观点、概念或理论，以解决或加深对那些超过单一学科范围或者研究实践领域问题的认识。NIH未来资助的新战略计划将“Interdisciplinary”描述为“整合两个或多个通常不同的科学学科的分析优势来解决给定的生物学问题”。如行为科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和数学家可能会结合他们的研究工具、方法和技术，更有效地解决疼痛和肥胖等复杂健康问题的难题。
二是将“Interdisciplinary”描述为学科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交流与活动，需要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某种程度的整合。如果我们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视为一条直线，按照学科之间交叉互动的程度、深度，可以将之分为不同的线段，其互动层次由低到高可分为Multidisciplinary（多学科）、Pluridisciplinary（群学科）、Crossdisciplinary（横学科）、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超学科），而其中“Interdisciplinary”是较高层次的学科间的互动与协同。按照这种说法，“Interdisciplinary”本身就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程度的含义，正如Já Fazenda所言“‘Interdisciplinary’存在概念上的层次之分，是学科之间的协调和合作领域建立起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Interdisciplinary”一词实质上代表了一个动态的概念，既可表明一种过程，即学科之间的交互的行为，又可指代一种结果，即学科之间互动产生的结果的状态。反观我国本土研究中生成的概念，“学科交叉”是一个动词，强调的也是“交叉”的过程，侧重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这一行为。“交叉学科”是一个名词，普遍意义上强调的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Interdisciplinary”其实包含了本土话语中的“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双重意涵，因此国内目前将之翻译为“交叉学科”是对该词汇的窄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跨学科”这一翻译既可视为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也可视为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因此更为合适。换言之，“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包括“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两者存在于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具有因果关联，前者偏重研究行为，是一种普遍的研究活动、一种形式。而后者则是基于学科互动形成的一种动态稳定的学科的属性，具有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和固定的研究对象。其中，学科性是其本质性区分。两者类似于不断上升的双螺旋，学科交叉的行为是形成交叉学科的基础，而交叉学科相对稳定的框架又为学科交叉提供了场域，由此相互推动，形成螺旋式的上升，最终不断深化对世界的认知。
（二）与国外研究对话：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
厘清跨学科与本土话语中的“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的关系之后，需要进一步与国外的研究对话，以明晰国外诸多交叉学科的分类中，哪些范畴属于学科交叉，哪些范畴属于交叉学科，以此为国内外高校跨学科研究的交流互动提供借鉴。
在对一项事物没有形成清晰的认知之前，对事物进行分类可以帮助深化认知。因此国外对跨学科这一学科之间的互动行为划分出多种类型：OECD提出了四种类型的交叉学科：Multidisciplinary（毫无关联的学科构成的学科群）、Pluridisciplinary（密切关联的学科构成的学科群）、Interdisciplinary（两个或多个学科融合后的交集领域）以及Transdisciplinary（横跨多个学科的横断学科）。黑克豪森（Heckhausen）按照学科交叉融合的形态，将其分为Indiscriminate Interdisciplinary（任意跨学科）、Pseudo-Interdisciplinary（伪跨学科）、Auxiliary Interdisciplinary（辅助型跨学科）、Composite Interdisciplinary（综合性跨学科）、Supplementary Interdisciplinary（增补型跨学科）、Unifying Interdisciplinary（合一型跨学科）。Stember将其分为Intradisciplinary（学科内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ity（横学科）、Multidisciplinary（多学科）、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和Transdisciplinary（超学科）。国外关于学科交叉融合的分类研究多样，得到的类型也各不相同。从学科性的视角来看，跨学科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互动，因此学科交叉融合的不同深度，也是内外建制增加和完善的过程，直至跨越学科性，从量变到质变。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分类研究中较多达成共识的“Multidisciplinary”（多学科）、“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和“Transdisciplinary”（超学科）和本土概念中的二分法“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进行讨论。
根据学科之间不同程度的整合，可以将跨学科中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的演变过程进行呈现。（见表1）在这个过程中，最弱的学科互动是“学科并置”，这种模式下学科之间既没有交互也没有集成，只是简单的排列，例如学校教育中通识教育的课程，只是简单地将历史、数学、音乐等课程罗列到课程培养体系框架中。或者如社会工作者所学的混合知识分别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学、劳动经济学等，学科之间彼此没有互动。这种模式一般被称为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本质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罗列。黑克豪森（Heckhausen）在其分类中提到两种：一是“Indiscriminate Interdisciplinary”（任意跨学科），诸如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其间学生学习了很多不同学科；二是“Pseudo-Interdisciplinary”（伪跨学科），仅仅借用其他学科的分析仪器等，这是一种伪交叉。一般而言，这种程度的学科互动不能称之为学科交叉，是一种“错误”的形式，或者至多是一种“弱”形式。这种形式的学科互动也遭受了诸多学者的批评，如罗伯特·弗罗德曼（Robert Frodeman）强烈反对不加批判地鼓吹跨学科的群体。跨学科并不是一项可以“泛化”的事情，需要考虑人们的理解能力、时间和金钱以及研究本身的局限性。
当学科之间出现互动与协作时，就跨越了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界限。“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一般有两种。一是学科之间的互动是“情景式”的，往往是基于具体情境的需要，具有极强的工具主义色彩。以学科类型体现的知识是具有界限的，但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却没有学科的界限，因此需要汇集多学科的力量。现实的问题和经济社会的需求催生了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正如黑克豪森（Heckhausen）提出的，利用互补的技能来解决复杂的问题或实现共同的目标。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战争、饥饿、犯罪和污染等，强化了多学科之间的互动。但这种互动只是由于问题或者项目聚集，问题解决和项目结束即意味着合作与互动的完成，学科之间并不进行主动的学习与合作。这种模式下的跨学科行为可以称之为学科交叉活动，也就是最基本的跨学科形式。二是更加积极主动的跨学科融合互动。无论是通过学科交叉融合重组方法、范式，在新问题或新方法上出现明确的“聚焦”和“融合”，抑或“将两个或多个学科或已建立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思维模式整合起来以产生认知进步的能力，以此解释现象、解决问题或创造产品”，都是该阶段的显著表现。但是在互动与融合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共享”（即所有学科平等参与）、责任分担（所有相关学科在跨学科合作过程中进行合作并对结果负责）以及共同工作。在这种模式下，团队不仅共享一个共同的问题，而且经常共享和借鉴方法，创建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或者学习彼此的学科语言或创建一种新的共同语言，这会对参与者的知识概念和方法进行整合。学科之间出现整合，共享研究方法或共同的组织原则，在方法、范式和认识论相容的学科之间出现密切的跨学科，出现前文所述的“学科性”，即具备成为学科的资格，即成为交叉学科。
目前研究中最高层次的学科交叉融合被称为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这唤起了更连贯的概述和认识论形式。用于分析特定问题的概念框架的发展，以及基于模型和类比之间的联系的新综合，属于一门学科的概念和观点对另一门学科的问题和理论有所贡献,其明确意图是解构知识和学科边界。黑克豪森（Heckhausen）也称之为“Unifying Interdisciplinary”（合一型跨学科），认为其构成了学科交叉融合的形式，如具有相似理论和方法一体化水平的生物学和物理学之间，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了生物物理学。这种模式下的跨学科往往是交叉学科，因为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知识体系。
因此，将我国本土概念中关于学科交叉融合的二分法“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与国外分类研究中的“Multidisciplinary”（多学科）、“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和“Transdisciplinary”（超学科）相对应和对话，可以发现：“Multidisciplinary”（多学科）由于仅仅是学科的并置，学科之间并无集成和交互，因此尚不属于学科交叉的范围。“Interdisciplinary”（跨学科）则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开启了跨学科的协同合作。但也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土概念意义上的学科交叉，是带有明显工具性、外源性、基于具体的社会需求和具体情境的需要，多个学科汇集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或者国家亟需的重大攻关的研究；另一类则是本土意义上形成的交叉学科，往往是基于前沿知识的分化，具有内生驱动力，学科之间的整合和融合变得积极主动。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交叉学科跨越了学科性的界限。而“Transdisciplinary”（超学科）则是超越学科研究的一种协作形式，倾向于“重新构建”，充满批判性，鼓励新理论范式的发展。因此，形成的更多是交叉学科。（见图1）
五、结语
当前社会各界对跨学科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但由于跨学科发展迅猛、形式多样、动力各异、原因复杂，国内外学者对于跨学科的理解尚未达成学术上的统一。由于国内跨学科起步较晚，且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之后很快归于“沉寂”，因此国内外对于跨学科的认知也未达成一致，尚处于国外概念引进和本土概念的调适阶段，这不利于高校跨学科研究、国内外的对话交流以及新知识的生产。因此破除当前在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三重问题，对提升高校跨学科研究、促进国内外关于跨学科的沟通与交流具有重要作用。整体来看，国外研究中的“Interdisciplinary”翻译为“跨学科”更为合适和准确，其包含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两种形式。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构成螺旋上升的“双螺旋”，以此加深对世界的认知。其中，学科性是高校跨学科演进中的关键维度，也是区分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重要标识，专家群体、知识体系、学术话语、内外建制等是学科性的独特体现。本研究尝试弥合国外跨学科领域中的分类研究与国内话语中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具体关系，为国内外在跨学科领域中的对话提供借鉴和参考。本研究在尝试进行国内外对话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分类研究中的不严谨，包括范畴之间的重复等问题，也留待更多研究者在跨学科类型学上的推进。
【王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