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明 马陆亭｜论我国一流大学体系的构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化要求与集群化向度
摘 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尊重知识活动的生态规律，并遵循整体性原则，但由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战略的整体性、系统性不足而重点建设战略存在单一化问题，使得高等教育体系发生结构性失衡，包括非重点高校陷入资源短缺困局、高校依附性强而自主发展和服务能力弱、高校间过度竞争损害教育生态以及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同质化等问题，违背了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须强化整体建设，由打造少数一流大学转向建设一流大学体系。高校集群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范式，引导高校在强化校际合作中实现协同创新和效能增值，是推进一流大学体系建设的有效实践路径。为此，应通过高校集群治理为高校集群发展提供价值引领、奠定学科基础和加强制度保障。
关键词：高质量高等教育；生态化；一流大学体系；重点建设；集群治理
在高质量发展时代，高等教育必须深化改革创新，加快高质量发展进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一方面，各类型高校需以各自方式进行不同类型知识的生产，共同建构完整的知识链，营建知识创新所需要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需要提供类型多样的人才和知识服务，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技术、创新等关键生产要素的多元需求。概言之，高质量导向的高等教育发展及其体系建设必须体现生态化。但我国以打造少数一流大学为目标，长期推行重点建设战略，在配套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大量非重点院校发展受阻，高等教育生态发生失衡，其生产质量及其多样性均显不足，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这表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亟需改变以重点建设少数一流大学为标志的传统精英化取向，转而推进“一流大学体系”建设，成就一流大学群体。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实施集群发展战略，重建高等教育生态体系，打造多样化的“一流大学”，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化要求
在界定高等教育质量时，首先要审视其知识生产能力，因为这是高等教育发挥多样化功能的基础；其次还要评估其促进社会发展的实际功用价值。高等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应遵循生态化要求。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只有不同类型高校占得了相应的生态位，各类高校的知识生产能力和智力服务能力都实现了提升，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才会成为现实。
（一）高校知识生产的生态化要求
系统性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存在方式，高等教育系统有着内在的生态性要求。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构成是不同类型的高校，这种差异性是知识分化和社会分工共同作用的结果。知识在发展过程中分化成具有不同属性、价值及生产方式的知识领域，社会生产的不断进步又加快了知识分化，进入工业社会后，以技术为基础的机器大生产进一步加速了知识分化进程。知识分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大学由古典大学逐渐分化成不同类型的院校组织。不同类型高校在知识活动中承担不同角色与功能，在结构上形成了耦合、协同、共生关系，构成了高校生态系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内部各部分具有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此生态条件下，不同类型高校以各自方式组织知识活动，形成了完整的高等教育知识链及其价值链，即由知识生产到技术转化，再到产品研发和应用，进而以实践中产生的新知识需求为起点，进行知识的再生产，推动知识不断创新。这反映了现代知识生产的基本逻辑，从组织的角度而言，就是不同类型高校共同构成了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生态系统。高等教育的价值源自其独特的知识生产功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然以卓越的知识生产为根基。因此，从高等教育治理的角度看，其核心向度就是以知识创新为目标，促进高校多样化、特色化发展，构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二）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生态化要求
高校具有纯粹的知识价值，也具有服务社会的功用性价值，知识驱动和社会选择是高校组织发展的两种根本力量，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高校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人类改造世界的进程之中，其功用性价值不断凸显，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社会生产与分工加速了知识分化，高校由此演化为多种类型的院校组织。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各类型高校以不同的生产方式提供具有不同属性和价值的生产要素。科技迭代创新、产业升级要求研究型高校提供基础性研究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科技成果转化、技术研发、工艺设计等要求应用型高校提供工程人才和技术操作系统，基础性行业则要求职业院校输送更多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基层劳动者。在新时代，不同类型高校还应适应创业型、创意型经济新业态的要求，培养具有个性化、创造性特征的创客人才和相关技术。从地区发展的角度看，我国不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水平、特色等维度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地方高校办学要适应区域发展要求，明确自身的类型定位，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办学模式。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才能契合经济社会需求侧的多样化需求。高等教育系统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外部生态关系，构成了高等教育充分实现其功用性价值的必要条件。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构建生态系统的过程。各类型高校的组织角色、生产方式、功能价值及服务机制等各维度都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高校又互为条件、相互支撑，共同构建起完整的知识链和价值链。这种系统的生态性本身又是高校生产知识和服务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尊重生态规律，促进不同类型高校和谐共生。这就要求反思传统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治理模式，实施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生态化发展战略。
二、一流大学体系建设是实施高等教育生态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素以重点建设为主要战略。政府通过政策供给、行政指导、经费投入等手段支持小部分高校优先发展，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当前“双一流”建设作为“推动重点大学建设的延续和优化”，担负着推动实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增强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重任。从高等教育生态的角度来说，重点建设成就了“单数”意义上的“一流”，期望带动高等教育的整体高质量发展，还亟需深化发展战略，建设“复数”意义上的“一流大学体系”，营造高等教育整体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全面推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一）单数的一流大学建设不利于高等教育生态化发展
就国家高等教育战略体系的整体性而言，重点建设战略的实施需要建立配套机制，以提高地方高校或非重点高校发展质量为导向，以促使地方政府与高校协同创新发展模式为重点，最终形成打造少数精英大学的重点建设战略与广泛提升地方高校发展质量的多样化、差异化策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新局面。只有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在各自“赛道”获得充分发展，高等教育走向生态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战略体系有待完善，在进一步优化重点建设战略的同时，面向更多高校的多样化战略实施相对不力，这使得高等教育生态发生了失衡，具体表现为：高度选择性、倾斜性的资源投入结构导致部分高校面临资源困局，高校发展能力、发展质量整体失衡；在资源驱动发展模式下，高校陷入依附发展的陷阱，自主办学、创造性办学和社会参与能力较弱；在强绩效、高功利导向下，高校在“利益遇到理想”时迷失了自己，且造成过度竞争问题，损害高等教育的公共价值及其生产秩序；在精英取向、强标准化的评估治理框架下，高校办学趋向于同质化，个性化、特色化不足，限制了办学的创造性等。高校的等级分化、依附式发展、校际过度竞争、同质化办学等问题限制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性、差异性及多样性等生态特征，从而基于知识生产模式Ⅱ、模式Ⅲ的新知识生产失去了必要的生态支持；非重点建设高校处于办学资源相对不足甚至“维持性”生存状态，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侧的多样化、高质量需求。
从内涵式发展的角度来说，高等教育及高校的发展在根本上以制度创新和结构优化为基础，这是生态化发展战略的核心。对于我国超大体量的高等教育而言，更需要在战略上从资源驱动走向创新驱动，通过要素创新来达到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对于重点建设框架下的一流高校来说，也需要建构以创新为核心的软实力系统，以制度创新、结构创新和文化创新提升发展效能。但现实是，由于资源投入和政策扶持具有显著的短期效应，高校对于创新制度和调整组织结构、学科结构、功能结构及治理结构的积极性，远不如对资源竞争的热情，部分重点高校亦沉迷于封闭的等级体系，抱守传统发展模式下的既有优势，缺乏改革创新的责任意识、自觉意识，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失去了应有的活力。目前，“网络创新”“联合创新”正成为知识生产的新机制，知识组织的变革及其结构优化呈现出显著的“协同”“开放”特征，高等教育的生态化要求愈加强化，封闭的高等教育系统及其生产秩序将阻碍科学的发展。
可见，多样化发展战略实施不力，单一的重点建设战略致使高等教育生态出现失衡，不仅作为高等教育体系“塔基”的地方高校或非重点高校发展困难，少数“塔尖”高校的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量”的膨胀，即在绩效化、指标化竞争中成为“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但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所赖以为基础的要素创新则相对匮乏，高校知识创新能力不足，重大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水平亟待提高。这又意味着，高等教育单一的供给侧结构和知识输出，无法适应完整产业链的多样化需求，更无法适应国家科技自强自立、人才自主培养的重大战略要求。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亟需以生态化为导向，进行战略调整，即“高等教育建设的重点应由一流的学校转向一流的体系，以体系与社会的匹配性及体系内每所学校的卓越发展为衡量标准。”
（二）以生态化发展为导向实施复数的一流大学体系建设
由“一流大学”建设转向“一流大学体系”建设，体现了高等教育生态化规律。“一流大学体系”重心在于“体系”和“体系化”建设，是复数的一流大学，是各类型高校共同的高质量发展。在“一流大学体系”框架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精英高校遵循综合化、研究型的发展逻辑，冲击世界高水平大学外，还包括那些在重点建设战略中边缘化的非重点高校，它们基于各自办学定位，深化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改革，实现创新发展。从高校分类的视角而言，就是以科学的分类框架来推进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有学者立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国情，将高校分为“理论型、工程型、应用型、职业型”四个类型，完整地含括了我国目前高校的基本类型。依此分类发展模式，各类高校的知识生产和服务同由原始创新到产品生成的“科技—产业链”相吻合，有利于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立足知识与功用的生态耦合要求，建立起相互关联、协同发展的关系，这样就实现了高等教育内、外两个生态系统的一致平衡。在此过程中，非重点高校将树立起差异发展的自觉意识，主动探索形成特色优势，成就与传统精英高校不一样的“一流”。
一流大学体系建设以“高质量”和“整体性”为关键词，重点构建生态化秩序。高校分类是建设一流大学体系的必要环节，但与一般意义上的高校分类发展相比，一流大学体系建设的战略重心在于构建生态化的高等教育生产秩序，强调高校间的共生关系。这对于克服高等教育战略系统性不足和重点建设战略单一化的局限性，有着更强的针对性，也更适应高质量发展导向下提高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客观趋势。更重要的是，在生态化一流大学体系中，不同类型、不同特色高校找到了各自的生态位，其知识创新具备了必需的生态条件，在自身获得充分自由发展的同时，又成为其他高校发展的支持性因素。这意味着，区域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整体高质量发展具备了生态基础。从功用价值的角度上看，高等教育生态的建立和高校发展能力的提升，意味着其服务国家和地方战略需求的能力亦得到增强。因此，从高等教育本体论和价值论两个维度来说，一流大学体系建设将推动落实高等教育生态化发展战略，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调整的方向，是通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要适应一流大学体系建设的要求，高校的发展必然要摆脱资源驱动发展的路径依赖。目前，“双一流”建设高度倚赖资源驱动战略，本质上依旧未摆脱粗放发展的旧思维。显然这不符合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战略，且国家难以满足如此庞大高等教育体系的持续投入。从生态学角度而言，一流大学体系建设必须充分考量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避免资源需求过大而超出国家的资源投入能力，破坏资源供给和再生能力。因此，一流大学体系建设必须以改革与创新为根本方法论，将现代化治理效能转化为发展质量。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提高高校及高等教育各相关主体的治理能力；调整学科结构、人才培养体系结构、师资结构以及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结构、高校校际关系结构、院校分类结构等，为高等教育体系生态化提供结构性支撑。在创新驱动发展环境下，高校要逐渐建立起以要素创新为基础的新发展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结构创新、文化创新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新动能，以保障长效发展、深度发展、创新发展。在结构与制度变革过程中，要坚持生态化取向，建立协同性思维与战略体系，以适应大科学时代对合作共赢的要求，为此高等教育要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营造开放办学的发展环境；在体系建设上，截至2023年我国高等学校已达3074所，不同类型高校依据办学定位强化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形成结构与功能耦合的“群落系统”，为高等教育整体性高质量发展奠定生态基础。
三、集群发展适应了一流大学体系建设的生态化要求
推进一流大学体系建设，反映了我国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一流大学体系”不是在量上的简单扩容，而是各高校在结构上相互融合，在功能上相互促进，从而产生协同效应，即以构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本研究认为，以合作为导向，重塑高校校际关系，引导高校在有序竞争基础上强化合作，以达到协同发展效能，是以生态化为原则推进一流大学体系建设的重要路径。
（一）集群战略思维对高等教育生态化发展的启示
集群思维较早出现在产业经营与管理领域。在多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程中，产业机构越来越需要持续优化组织结构，提高科技研发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并在经济一体化中降低运营成本和投入风险。在此背景下，企业寻求以合作的方式改变在单一竞争模式下投入和运营成本高、风险大且创新乏力的问题。企业战略联盟便是市场主体在寻求合作发展过程中普遍采用的战略实施机制，体现了集群思维对于优化组织结构、提升运行效益的重要价值。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教授明确提出了“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概念。产业集群是企业及其利益相关主体基于共同利益建立起来的松散共同体。集群的建立为各主体提供了一个突破传统单体组织边界、在更大视野和更大范畴内寻求变革的空间环境。通过在资源、人力、技术、信息、管理等各领域或各维度实施合作，各方主体在获得有效外部支持、占有更多可用资源的同时，内部资源或相关要素在重新流动中被进一步激活，在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其发展效能得到提升。从宏观角度来说，集群战略的建立和实施增强了产业的整体发展能力，提高了全局性生产效益，反映了集群发展的生态性战略优势。与传统的竞争驱动发展战略相比，集群发展的逻辑起点在于创造共同利益，通过建构生态化的生产秩序，促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从而优化资源效能；集群的聚合作用更充分地释放了资源效能，并通过协同机制促使新的效能产生，凸显出增值优势。总之，集群发展重塑了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机制，实现了要素创新，扩大了组织间共同利益并提高了效能品质，体现了生态化发展的逻辑。
集群思维为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即高校从基于个体竞争的发展模式转向基于群体合作的新模式，本质上就是高等教育结构的革新，这为优化高等教育系统的机能、增强系统生产能力提供了新的范式。而基于整体质量观的一流大学体系建设，就是要以系统的思维和方法，引导高校及其不同类型之间建立起以合作为重要标志的生态关系，在提高各自办学能力的同时提高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可见，集群思维契合了一流大学体系建设的生态性需求。
（二）集群战略在实践上推进了一流大学体系建设
在高等教育实践中，集群发展早已有之。例如欧洲的高等教育区建设就体现了在一定区域内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思维。从建立“可比较的学位制度”，实施“学分移动”，到开发具有共同“欧洲取向”的课程，建立教师自由流动机制，再到共享质量保证体系，欧盟各国以及高校之间逐步建立起了统一的发展框架，通过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布局调整，形成了高等教育区域生态圈，增强了高校发展能力，提高了欧盟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再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以及日本东京湾区的“湾区型”高等教育发展同样反映了集群发展的特征，不同类型高校处于知识链的不同位置，构成了彼此发展的必要条件，共同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从而构成了以知识和价值为中心的生态部落。在不同的集群发展形式中，高校战略联盟突出地反映了集群思维，诸如英国罗素大学集团（TRG）、德国理工大学联盟（TU9）等，各成员高校持续合作，形成了生态系统，成就了集群优势。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集群思维亦早有端倪。2012年国家启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核心思想就是强化包括校校合作在内的多主体深度协同，提升高校创新能力。高校结盟发展作为一种策略，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主导建立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防13校”。21世纪之后，高校开始主动谋求建立战略联盟以追求协同创新效应，如2009年成立的“C9”联盟等。当前，高等教育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在以重点建设为主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以及功利主义、评估主义管理模式下，高校发展普遍“内卷化”，高等教育生态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基于此，高校通过结盟来优化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以提高竞争力，催生了学科联盟、质量保障联盟等多样化的联盟组织。这种以合作、共生、创新为特质的集群发展，是建立不同范围高等教育生态、以此推进高等教育整体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式。
目前，区域创新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模式，区域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随即成为重要议题，高等教育融合发展逐渐从理念走向了实践，集群发展的优势得以凸显。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国特色“湾区”建设成为国家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要求湾区高等教育必须通过不同类型高校的协同高质量发展，来满足湾区多中心城市群和产业群的多样化需要。而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资源集聚优势、协同攻关优势及其“整体性”“多样性”及“管理一体化”等生态特征适应了湾区发展对优质教育服务的需求。集群的协同创新功能将优化区域内高等教育结构、重塑互联互通的高校关系格局和建构协同共生的资源效用机制，从而打造生态型高校发展共同体，也即建设“一流大学体系”。
四、一流大学体系建设导向下高校集群治理的三个重要向度
要以高校集群发展推动一流大学体系建设，必须重塑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探索实施高校集群治理。在高校集群治理框架之下，以高校为中心的多方利益相关主体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生态的重建，重建的主要方向就是促使各高校在建立竞合关系的基础上，强化协同性、创生性发展；为此，高校需要建立共同体意识，制定融合发展战略，相互间主动寻求和发掘共同利益，通过在资源、人力、信息、管理等各维度的制度化协作来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同时更大程度地释放自身的资源效能，扩大办学收益。简言之，通过集群治理建立生态型高校发展共同体，进而以共同体建设为基础，实现集群“创生”，此即建设一流大学体系的逻辑所在。
（一）确立大学发展的国家意义，为高校集群发展提供价值引领
中世纪民族国家兴起后，国家开始深刻影响高校发展。一方面，国家通过政策、法规、财政等方式影响甚至左右高校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成为公共事业，高校的国家使命不断凸显。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经济社会，高等教育的国家主义特征不断凸显。对于我国而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是体现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正如学者所言，“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要担负起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使命。因此，高校发展的国家意义是治理的根本依据。这一治理观的确立，有利于推动高校摆脱狭隘的自利主义与本位主义，从资源与利益导向的绩效竞争中解放出来，并在现代化强国战略框架下采取一致行动。换言之，共同的价值取向、发展目标与愿景使得高校获得了建立集群的最基本前提。从体制来看，高校集群治理也反映了国家体制要求，适应了落实新型举国体制的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质就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等多方面力量有机联合起来，发挥协同创新功能，推动整体高质量发展。
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强调“要构建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大合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度提到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意义。新型举国体制既为深化高等教育治理改革提出了要求，也为探索高校集群治理提供了根本依据。在新型举国体制落实到高等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在宏观治理设计中引导高校围绕基础科学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开展有组织科研，实施协同攻关；高校则应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构建集群，谋求协同发展，在交叉学科建设、卓越师资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实施战略协作。就两者共同的视域而言，构建集群治理体系是落实新型举国体制和促进高校共同体协同创新的重要战略选择。质言之，高校集群治理的重要内容就是重新确立高校发展的国家意义，引导高校强化公共责任、公共精神和统一目标下的共同体意识，在自主、自觉的协同中共建一流大学，形成高质量的高校体系。需要指出的是，新型举国体制下以服务国家为共同导向，绝非否定高校的个体目标和特色发展策略，而是要引导高校立足各自站位，在协商中建立协作关系，发挥整体协同优势，这种协同正是基于各自的异质性，反映着生态化的要求。
（二）调整高校类型结构和学科结构，为高校集群发展奠定学科基础
基于异质性的多样性是高等教育生态化的根本特征，也是高校形成集群的必要条件。引导高校差异化办学，以增强异质性和整体上的多样性，是高校集群治理的重要目标。而优化高等教育体系结构的重心又在于调整高校类型结构和学科结构。优化高校类型结构也就是要推进高校分类发展，促进研究型、工程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高校依据各自在知识链、价值链中的不同定位实施办学，共同建构知识生产所必需的生态环境，以提高不同类型知识生产的质量。不同类型高校实施差异化办学，是高校在异质互补基础上建立集群和实现生态化的客观条件。学科是高校办学的基本生产与功能单位，所以高校分类管理的本质是调整全局性学科结构。为此，集群治理应保障高校按其类型定位来建设学科，强化基于各自办学定位的学科基础和特色学科、优势学科建设，从而奠定不同高校“各美其美”、最终形成“一流大学体系”的根基。竞争既是一种分化机制，也是一种基于共同追求的同化机制，在单一的资源依赖框架下，竞争的同化效应更强，强竞争而弱合作甚或没有合作，则无法构成生态系统；而集群的本质在于协作，集群治理有助于高校从竞争同化转向协商基础上的异质发展，实现学科生态多样性。
高校集群发展不仅仅是不同类型院校间的合作，在更多时候，相同类型高校的合作更容易产生提质增效效应。为此，相同类型高校在以合作为导向调整学科结构的过程中，一是要强化高校学科的异质性和体系结构上的耦合性，避免学科过度重复建设，实现学科多样性，为高校集群发展、生态发展创造条件；二是要根据国家或区域发展战略布局，引导高校在相同、相近学科领域以协同攻关重点项目等形式实施优势合作，促进各自优势学科的进一步提质；三是在学科融合发展时代，鼓励高校共建前沿新兴学科，尤其是要适应学科建设的科学与政策导向，引导高校共建交叉学科，提高学科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的知识创新能力。通过集群治理，推动高校间开展学科协同与共建，有助于减少单体高校学科结构局限性的同时，释放和扩大其学科效能，尤其是促进交叉学科建设，适应国家战略需求，跟上新科技革命及前沿学科发展的趋势，这将在整体上优化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体现学科生态化优势。当然，学科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松散的耦合”，在学科集群治理中应避免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宰制下的“强行组合”，而是尊重生态规律，通过共享价值和组织文化建设来引导学科合作，促进学科整体提升。
（三）改革评估与资源配置机制，为高校集群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是改变基于评估与资源配置的功利化竞争驱动发展机制，因此高校集群治理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以高校校际合作为导向的新评价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为高校集群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其一，在高校分类框架下实施分类评估，改变以研究型大学为普遍标准的评估倾向。在当前，尤其要适应应用技术开发和一线生产与管理领域的技术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建立独立的应用型高校评估体系，防止其盲目追求向研究型大学“升格”，转而专心打造一流应用型院校。同样，加强对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建设、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及领导型人才培养等维度的专门评价，防止精英大学以创收为导向过多介入中低端服务领域，集中力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资源配置上，政府应依据国家事业发展的多元需求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充足资源，并建构公平、自由发展的制度环境。通过分类评估与资源配置，引导高校优化内部投入结构和组织结构、功能结构，为建立高校集群、实施生态化发展奠定组织与功能基础。
其二，改变完全以高校个体为单位的评价与投入模式，将高校合作共建的项目或新组织机构纳入评价体系，使之获得独立开展生产与服务的机会，并有资质、有能力接受政府及市场等外部主体的专项经费与资源支持；引导合作高校依法在民主商议基础上制定合作协议，赋予高校在协议框架内，以发展为导向，合理支配所获收益的自主权，这是驱动高校积极开展实质性合作的重要作用机制，也反映了高校集群的基本运行方式及其优势；而且更多异质、新质机构或项目的出现，也符合高等教育生态的进化规律；同时，在集群治理下，促进异质性机构和项目加强协作，有利于建立创新网络，适应新科技革命下知识生产新模式，促进高校的原始创新。
其三，赋予高校更多自主权，使之逐渐增强对接和服务市场的能力。从迈克尔·波特的“产业集群”概念来看，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在服务产业的过程中，按照产业分工来组织知识生产或者提供专门服务，实际上相互间建立起了耦合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是形成集群的重要联结机制。而且，市场所提供的是面向社会生产或产业发展现实的合作契机，高校等机构的合作更符合真实的或现实的逻辑。这与政府所发挥的规划、协调、促合作用相比，是另一种集群推动力量。要实施高校集群治理，既要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也要重视市场促进高校合作的联结作用，而确保高校有权、有能力介入市场是其前提条件。
其四，在信息化条件下，高校集群已经突破了地理意义上的区域限制，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合作，即建立跨区域甚至国际化的高校集群。对于跨区域高校合作，需要各所属地区政府主动参与高校集群建设，实施共建共享，包括制定统一的课程评价及学分认证机制、制定统一的发展性评估机制、按责任或收益比例共同提供专项投入等。当然，这需要地区政府摒弃地方主义，破除区域壁垒，转而强化区域融合发展思想，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实施区域间高等教育“同城化”空间整合，以建立起跨区域生态圈，为更大范围的高校集群发展创造必要条件，这也就为各区域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更多动力。
五、结语
无论是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还是智力服务，都要求以生态化为原则，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在具体战略上就是要加强一流大学体系的建设，而高校集群发展为贯彻生态化逻辑要求、推进一流大学体系建设提供了行动方案。为此，探索高校集群治理成为重塑高等教育治理体系、适应高校集群发展要求的重要方向。高校集群治理反映了与高等教育治理传统不一样的思维，要求各方治理主体采取一致行动，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为不同类型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必需的生态条件。因此，高校集群治理适应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要求，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一流不是孤军奋战，而是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相互激励、相互涵养的环境生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个此起彼伏的群落，个体间的鞭策、合作、竞争、互补更有效，“一团团”“一簇簇”地前进才能坚持到底，出好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高校集群治理到一流大学体系建设，再到我国高等教育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反映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向度，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观要求，值得持续、深入探索。
【张继明，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马陆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