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桐善｜加州大学的卓越发展路径——兼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摘 要：加州大学的兴起是20世纪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辉煌成就，其伯克利分校是多年来全球公认的顶尖公立大学。加州大学的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崇尚追求科学、致力于创新、服务社会的大学精神和内部卓越的治理体系。其治理体系的特征包括通过职业化的行政领导力和专业化的学术领导力提升大学治理效能；倾尽所能多渠道筹措经费，确保高质量办学资源；引进卓越教师，并赋能他们的创新研究和教学工作；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丰富学生就读经历，担当培养未来科学家和领导者的使命；通过实施问题导向性的学科评估，不断改进质量。当然，联邦政府的政策影响，加州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经费拮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将持续影响加州大学及其伯克利分校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加州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世界一流大学
加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是一个公立大学系统，设有10所分校，主要分布在加州的两个地区：一个是以高科技著称的旧金山湾区，另一个是以娱乐产业闻名的洛杉矶地区。这两个地区也是目前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较为显著的核心地带，前者汇聚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和旧金山两所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后者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和尔湾两所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南加州大学而著称。在加州大学的10所分校中，除旧金山分校专注于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外，其他9所分校都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卡耐基大学分类中被归为进行高密集或非常高密集科研活动的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系统在2023年秋季的在校学生规模高达29.4万，其中本科生23.0万，研究生6.4万。大学系统的研究生占比为22%；而伯克利和洛杉矶两所“旗舰”分校的研究生占比略高，分别是28%和30%。与一些私立大学相比，如哈佛大学的67%、斯坦福大学的55%，加州大学系统及其两所“旗舰”分校的这个比例普遍较低。尽管研究生占比低可能对科研活动的相对密集性有一定负面影响，但这并非评判一所大学是否卓越的必然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加州大学伯克利和洛杉矶两所分校的研究生占比相对较低，但由于研究生的绝对规模较大，他们对科研成果的贡献亦不可小觑。此外，由于受州政府对加州居民入学规模要求的影响，加州大学的国际学生占比也相对较低。本科生和研究生中的国际学生占比分别为10%和24%。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国际学生占比最大，占国际本科生的60%和国际研究生的43%。
哈佛大学原校长德雷克·博克（Derek Bok）曾指出，20世纪“高等教育最辉煌的成就是加州大学系统的兴起”。加州大学的10所分校中，有8所分校是北美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AU）会员，占所有大学会员数的11.2%。另外，加州大学的分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大学排名、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都有6所或7所分校位居百强大学之列；在QS顶尖全球大学与学院的排名中，也有3所分校位居全球百强之列。虽然这些排名都不能全面反映大学质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大学的学术和教学质量。
加州大学系统以及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伯克利分校的发展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大学独特的、适应于加州大学发展的内外部治理因素。“天时”指的是加州大学的第一所校园伯克利分校成立时，美国的优秀大学大多是私立大学，且主要分布在美国东海岸，而西海岸几乎没有一所知名大学。这为加州大学的成立及伯克利分校的发展提供了必然条件。即便是在加州大学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其分校的周边地区陆续兴建了斯坦福、加州理工、南加州等私立大学，并成为全球顶尖大学，但这些大学的崛起给加州大学以及伯克利分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发展机遇。当然，是否与这些私立大学合作或者竞争仍然取决于大学的愿景目标和治理效能。“地利”是指加州舒适的气候、优美的海湾环境以及淘金潮带来的财富。这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成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后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建立及硅谷的发展形成了方圆不到50公里的“智慧枢纽”（Talent Hub），将高深知识传播与创造、高端技术革新与开发融为一体，就像“磁石”一样吸引全球杰出的科学和工程人才。这些因素为伯克利的发展带来了优越的“地利”优势。“人和”是指加州人民所秉持的“加州先锋理念”（California Pioneering Idea）。这一理念体现了对民主、科学、知识、平等的追求和渴望，构成了加州大学成立和发展的文化根基。在加州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加州人民对多元化的认知以及对高科技探索创新的精神为加州大学系统的卓越发展以及伯克利分校维持其盛名注入了新鲜血液。
需要强调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仅仅为加州大学系统和伯克利分校的兴起和长久生存与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其取得卓越成就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然而，要想成为卓越大学且久负盛名，甚至跻身为世界一流大学，加州大学系统及其伯克利分校仍需抓住机遇，塑造大学治理文化和大学精神，以及高效的运行机制。
一、打造并践行加州先锋理念、科学探索精神和综合学科愿景的发展之路
加州大学的成立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赠地法案》。1866年，位于奥克兰市的私立加州学院（the College of California）通过《赠地法案》从联邦政府获得124英亩的土地来扩展其规模。当时，这块土地尚未被命名，加州学院董事会成员一致决定以纪念哲学家乔治·伯克利（George Berkeley）的名义将其命名为伯克利，这一决定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乔治·伯克利创作的《国家西进》反映了对民主自由和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的追求。董事会期望未来的大学能够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其次，作为哲学家，乔治·伯克利曾梦想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大学，但由于经费问题未能实现愿望。鉴于这一历史，加州大学将其校训定为拉丁语的“Fiat Lux”或英语“Let There Be Light”（让光明照耀大地）。这一建校理念以及大学取名和校训的确立原因，为加州大学进一步发扬光大，探索科学和追求民主的精神指明了愿景发展的方向。
加州大学的发展理念确定以及大学精神的塑造也受19世纪50年代加州的淘金潮文化的影响。淘金潮不仅源于对物质的追求，更反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兴起的文化特征，即底层工人渴望摆脱工业革命带来的困苦生活和劣势工作环境，追求公平、平等、民主和自由的理想生活。淘金潮带来的移民成为加州的早期居民，他们怀揣着乐观信念，追求安居乐业，积极建设新家园。这种信念为加州注入了激情、朝气蓬勃、特色鲜明的文化氛围。在此背景下，加州形成了超越时代的教育理念，即“教育是社会重塑和繁荣富强的推动力，也创造个人社会地位变迁的机会”。因此，大学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技能培训和人才培养的基地，更是“在没有地位先决优势的社会中，大学是个人通向成功之道”的象征。加州大学一直秉持这一理念，为加州各界居民创造机会，助力他们实现社会地位变迁的梦想。
另外，加州大学最初的建校计划是根据《赠地法案》的规定，设立加州农业、采矿和机械学院，以培养符合该法案要求的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专业培养人才。然而，这个提议遭到了耶鲁大学化学教授本杰明·斯理曼（Benjamin Silliman）的激烈反对。他强烈主张加州建立一所综合大学（a full university），既能提供农学等专业领域的教育，以满足《赠地法案》的建校要求，也能整合东部私立大学的综合学科知识传播和创新的教育功能。这一建议得到了当时加州州长的支持。于是，加州学院的扩展计划与新提议成立的赠地学院规划合并，成立了加州大学，即现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一创校决定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加州大学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追求多学科、综合性和大规模发展的愿景也从此开始。当然，从1960年起，加州大学各分校作为综合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受到了《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大力支持，从经费、招生等方面得到了州政府以及加州民众的大力支持。因此，早在1964年，伯克利分校就被誉为“全美系科最平衡的著名大学”，涵盖了人文、理工等各个领域的学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规模和综合性上有其独特之处，但世界一流大学并非都是大规模、综合性大学。如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等规模相对小、学科相对单一的私立大学同样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成就。然而，作为一所公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使命在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为加州居民提供一流本科教育，唯有尽其所能多培养出类拔萃的学生、并通过其综合学科领域的研究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各类服务，方可生存。
另外还需要强调的是，加州大学一方面致力于塑造大学精神和深刻的智慧，积极利用所有可能的机会将其传播到更远、更需要的地方。这也是加州大学一直坚守“大学的边界是州的边界”的“威斯康星”理念，将高等教育服务于加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另一方面，加州大学通过加强科教融合以及校企和校区合作，将科研成果直接服务于地方经济和高科技发展，如硅谷的崛起和加州社区学院的兴起等。这种紧密合作的方式使得加州大学的科研成果能够直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教务校长（provost）乔治·布瑞斯劳尔（George Breslauer）曾强调：“加州先锋理念营造了一种公平竞争的文化，激发了将加州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可以说，加州大学提供给学生、教师、工作人员以及加州居民的公平平等的发展机会体现了其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加州大学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卓越公立大学系统，伯克利分校也早已跻身世界顶尖大学之列。
二、构建“共治”模式、强化学术领导力、提升治理效能的探索之路
高等教育治理是指大学的组织结构及运行管理体系。美国高校的治理结构通常由内外部治理体系组成。内部治理体系由董事会、行政机构和学术委员会组成，外部治理体系的影响通常来自州政府、州立法机构、校友、捐赠人、学生家长、社区等。
与美国其他高校的内部治理模式相同，加州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大学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和行政机构。董事会成员是通过遴选，由州长任命的，绝大多数是社会人士。由于历史原因，加州大学的教师拒绝担任董事会成员职位，但学术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列席所有会议，并代表教师发声，在重大学术政策制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董事会是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但董事会仅仅参与大学发展目标和重大决策的制定。
校长领导的行政管理体系和教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承担大学政策制定和运行的主要任务，与董事会共同承担大学内部治理职责，称之为“共享治理”（Shared Governance，以下简称“共治”）。学术委员会由教师代表组成，承担学术领域的政策制定工作，如教学、科研、学术规划、学术预算、教师评价、教师晋升等方面的政策制定。行政人员作为顾问参与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政策制定过程，但没有表决权。
在“共治”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行政机构与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分工和工作关系，也就是如何最大化地打造由教师学术专业领导力与行政人员行政领导力所形成的合力。笔者在加州大学20年的工作经验，深深体会到这种合力的存在。而且这个合力不是简单的加法，是远远大于学术和行政领导的两个分力之和，二者之间存在着类似于化学反应的过程和结果。
加州大学的“共治”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合力，有5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分散型的集体化决策模式彰显了集思广益的决策特征。“共治”的参与者包括学校的所有利益主体人，教职工、学生以及社会人员（董事会成员）。这种分散型的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参与者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通过实现个人价值而倾注于集体事务。同样的，大学不同主体均有发声机会，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协调更加紧密而有序。如此集思广益的过程易于达成治理的“约定俗成”，而非规定和制度的所求所迫。二是“共治”是行政人员的管理职业化经验和学术人员的学术专业化特长相结合的模式。这种结合产生的治理合力作用非常大。三是“共治”模式中的决策包含了丰富而严谨的数据论证和结果评价。其实，学术委员会与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一个“博弈”过程，彼此从不同的背景和利益出发产生意见分歧甚至对抗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论证显得尤其重要。四是决策过程的透明度高，有利于提升大学群体以及社会对大学运行、绩效，乃至问题的知情度。董事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决策采纳表决制，行政部门的决策采纳讨论和集体决定制。但无论采纳何种制度，其过程都是透明的。五是决策的执行力大，且监督性强。学术委员会既是学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执行效果的监督者。而且对绝大多数学术政策而言，教师为自己的学术行为制定规章制度，所以在执行起来更易获得教师的广泛接受。这也是学术领导力在大学治理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马丁·特罗（Martin Trow）将加州大学“共治”模式的内涵意义总结为两个方面：“大学自治的最大化”和“追求卓越”。笔者将其“最大化”和“追求卓越”阐释为3个方面。一是大学主体人“共做主”（Shared Ownership）。大学各界人员必须作为大学办学的主人，为大学治理和发展做主。这是大学实现“自治最大化”的必备条件。二是大学主体人“共履职”（Shared Responsibilities）。大学各界人员在大学治理中必须共同履行各自的职责，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不仅是“物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心”的位置。三是大学主体人“共担责”（Shared Accountability）。大学治理不仅是领导层的责任，各界人员都应有承担大学办学责任的义务和信心，并采取实际行动。当然，大学必须构建和维护有利于人人参与治理的文化氛围。只有当大学各界人员均有机会参与治理时，从法理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才有义务为治理承担责任。
加州大学的“共治”模式是经过几代领导人和教职员工的集体努力得来的。在其发展历史上，也出现过行政强权执政现象。同时，加州大学的共治并不完美，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问题必然凸显，但总体来说，加州大学的治理实践包含和反映了先进的价值观以及规范性原则。这种价值观和规范性原则更加彰显其“自然”和“无为”的风范。
三、致力于多渠道筹措经费，保障充足资源的艰难奋斗之路
高等教育是一个消费十分昂贵的系统，也是一个自身非常脆弱的系统。消费昂贵是指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而且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在短期内见效。脆弱是指从经费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说，大学只有投入，自身没有或者很少有直接经济回报，一旦经费投入削减，质量即刻受到影响，基本上没有替代性选择。也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大学校长的重任之一就是筹措经费，确保大学运行有足够的经费。
在加州大学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州政府的教育拨款和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投入是主要经费来源，对伯克利分校的卓越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州政府的拨款在加州大学总经费中的占比仍然在25%左右，（见图1）占教学经费（与教学相关的费用）的80%左右。随着大学规模的拓展，以及受美国经济萧条的影响，州政府的教育拨款份额持续下降，其在加州大学总经费中的占比到2021年已降至10%。显然，州政府的拨款已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的发展需求。对伯克利分校而言，为维持其全球的卓越质量发展地位，需要在教学和科研等领域投入更多的额外费用，也就是要超过加州大学在这方面的平均投入，政府拨款就更显得捉襟见肘。
但正是由于加州大学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努力，在州政府的经费占比不断压缩的情况下，大学在过去30年来的经费投入仍然彰显一定优势。如果按照2021年的货币价值以及当年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计算，加州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总经费投入接近1000亿元人民币。当时加州大学有9所分校，简单计算，校均经费超过百亿元人民币，生均总经费高达20万元人民币。2021年加州大学系统的总经费是3000亿元人民币，校均300亿元人民币，生均总经费高达100万元人民币。
美国高校的教学经费通常包括教学设施建设、教师工资、行政服务及相关教育活动的经费支出。在过去40年，加州大学的这部分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变化不是很大。教学经费来源（图1中标有教学经费的州政府拨款、大学自筹、学杂费以及其他4项经费来源）占比从1983年到2021年一直在25%上下浮动。但需要指出的是：4项经费来源的份额发生了巨大变化。40年前，州政府拨款占比超过所有教学经费的80%，到2021年这个比例已降至44%。相反，40年前，学杂费来源经费仅占教学经费来源的8%，到2021年这个比例已升至34%。这个变化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加州居民学生的学费上涨；二是招收更多的非加州学生，且收取高额学费，弥补教育开支的不足，或为教学提供“额外”投入，增加优质教学资源。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加州大学生均教学经费投入已从1983年的5.5万元人民币上升到2021年的22.3万元人民币。不能不提的是，除学费收入占比的增加外，加州大学自筹的教学经费的占比也从1983年的7%增加到2021年的16%；这部分的经费总额相当于106亿元人民币，校均10多亿元人民币。这是加州大学自筹经费维持和提升教育质量和卓越性的有力证据。事实上，加州大学完全可以仅依靠州政府和学杂费的收入办教育，但为了维持并不断提升其教育质量的卓越性，多渠道筹措教学经费、超“预算”投入教学活动、高待遇聘请名师是卓越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伯克利分校久负盛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开展科研活动。过去40年来，加州大学从政府获得的科研经费的占比虽然在下降，但实际经费开支不断增加，从1983年的110亿元人民币（按照2021年的币值计算）增加到了2021年的323亿元人民币。过去20多年来，加州大学的科研经费支出占美国所有高校科研经费开支的份额一直保持在8%以上。
加州大学洛杉矶等5所分校设置医学院。通常情况下，医学院通过附属医院以及其他活动获得高额经费收入。而且这个趋势在过去40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加州大学通过医学服务活动所获得的经费占总经费的12%，到2021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38%。该变化一方面与加州大学新建医学院有关系，另一方面与美国加强生物医学研究投入也有直接关系。为了解有医学院的大学与没有医学院的大学在经费投入上的差异，笔者选择伯克利和洛杉矶两所分校的经费进行比较。另外，由于20世纪90年代各分校的数据不够完整，所以本研究的分析是基于2003年和2021年的数据。按照2021年的货币价值及当时的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计算，伯克利在2003年的经费是204亿元人民币，2021年的经费是215亿元人民币，生均总经费分别是62万元人民币和48万元人民币。虽然伯克利的总经费20年来没有变化，但由于学生规模拓展，伯克利的经费投入实际上在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在2018年前后，伯克利分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费困境的原因之一。当然，有伯克利分校久负盛名的威望以及加州大学系统的支持，伯克利分校已摆脱经费困境，重振旗鼓走上了持续卓越发展的道路。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私人捐款在美国高校的卓越发展中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私立大学经费来源中私人捐款所占的份额通常都非常高。如哈佛大学2022年的经费来源中，慈善经费占45%；斯坦福大学的募捐经费占所有经费来源的28%。公立大学的个人募捐经费虽然远低于私立大学，但由于经费使用的相对灵活性，对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学科发展同样起到了重大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没有这样的持续性募捐经费，恐怕也难以成为顶尖的公立大学。
四、引进与培养卓越学者，强化科研创新能力的建设之路
贾德森·金（Judson King）曾强调：“聘用最好最强的教师，并为他们开展创新性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赋能”是加州大学之所以卓越且久负盛名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州大学学术人事手册明确规定：“加州大学必须通过由卓越教师组成的委员会对每一位候选聘用教师或晋升教师的工作目标进行审核和评估，以确保教师队伍的优秀质量。”
在加州大学建校1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引进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是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之一。劳伦斯于193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伯克利分校第一位，也是美国公立大学第一位学者获此殊荣；后来有9位物理学教授和物理学专业毕业的校友获此殊荣。在1959年，劳伦斯去世后，董事会为纪念他对伯克利和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建立和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其分别更名为欧内斯特·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the Ernest Orlando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目前，这两个实验室隶属美国能源部，年总经费开支分别超过10亿美元，由加州大学管理和运行。可以肯定的是劳伦斯实验室和伯克利分校，在创新人才培养和科研发展领域探索出了大学与国家实验室合作办学的新路径，二者彼此成长，彼此成就卓越，取得了令世人赞誉的斐然成就！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看好人才的重要性，并开始大量引进欧洲工程教育领域的顶尖学者和广纳欧洲优秀的科研和教学模式；给学者们提供能够施展其专业特长的自由学术氛围，同时授予其团队建设和管理的权威。显然，加州大学以及其他高校的案例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聘请学科领域的专家建立和发展学科，二是授予专家管理团队的人事权力。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学术领导力在学科以及学术人力资源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加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在教师聘用和晋升中的评价是加州大学系统维持其卓越教师队伍的重要措施。这既是加州大学领导力学术专业化使然，也是加州大学通过“共治”而实现学术领导力与行政领导力有效融合的结果。
伯克利分校的教师教学评价标准包括：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学科领域的持续性发展；有效组织和展示资料的能力；帮助学生构建所学学科和其他领域知识关联的能力；激励学生开展推理和独立学习的能力；激发新教师学习和教学活动的精神和热情；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自我挑战和创新学习的愿望和探索精神；对高质量教学和学生人格发展的积极影响；参与指导学生课外学习和活动的愿望及能力；创造开放、包容和鼓励性学术环境的能力等。
科研与创新工作的评价包括：通过已经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和艺术、工程设计等作品证明新聘用或者晋升候选人的科研和创新能力。这些证据必须有效反映科研和创新成果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另外，也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候选人能持续有效地参与高质量且有重要价值的创新活动。对候选人与其他学者的合作成果，评审委员会必须负责确定候选人的贡献内容和程度。对建筑、工商管理、牙医学、工程、法学、医学等职业学院的教学岗位，符合职业特征的特殊能力和参与职业活动的情况也是录用和晋升评价的重要标准。在加州大学教师科研评价中，科研成果质量的重要性始终高于数量的重要性；原创性和创新性是评价质量的核心要素。
正因为有这样严格的评价标准和严谨的评审过程，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伯克利分校吸引了几乎每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杰出人才，包括许多美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
五、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之路
丰富学生的大学就读经历是加州大学人才培养的核心路径，也是其教育质量的内涵体现。就读经历包含非常丰富的学习与生活元素，如通识知识学习、专业技能培养、课程学习、交叉学科知识拓展、课外活动参与、科研工作、社区服务、创新实践能力等。这些元素融合起来便形成了加州大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加州大学所有分校的课程设置都非常丰富。以伯克利分校为例，2023年秋季开设6208门课程，生均0.16门。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自由注册，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学习目标安排自己的课程学习进度，拓展自己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在伯克利分校本科毕业生完成的课程中，非专业要求的课程占54%。当然，除学校开设足够的课程供学生选修外，通常情况下，各专业对课程组成的要求也具有灵活性，由通识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和非专业选修课程组成。这3个领域的课程组成也具有灵活性，为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可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始终秉持劳伦斯开创的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理念，除给学生提供自我交叉学科学习机会外，也通过成立交叉学科为师生提供交叉学科研究和学习机会。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处于高峰发展阶段时，伯克利分校高瞻远瞩，认识到电子工程与计算机学科知识交叉的重要性，于1973年就成立了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EECS）。虽然这两个学科本身就有很多相似的知识领域，但二者合并成立一个新的系，堪称交叉学科发展的先锋。EECS不负众望，培养了一大批计算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和实践者，其中包括两位图灵奖获得者。
与时俱进，及时调整学科方向和建立新学科，是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前提。伯克利分校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除在全球大力发展物理学时引进劳伦斯领导建立物理系，在计算机科学发展高潮时成立EECS交叉学系外，2023年又成立计算、数据科学与社会学院（College of Computing, Data Science and Society）。这是伯克利分校在数字时代交叉学科建设的又一壮举，是伯克利学科建设与时俱进的又一案例，充分展示了伯克利分校前沿技术开发和解决社会问题以及相关领域人才培养的责任担当。
大学为学生提供理论学习和实践机会非常重要，是保障教育质量的前提条件。当然，更重要的是：学生是否能够有效利用这些机会来丰富自己的就读经历？为此，加州大学从2002年开始对所有本科生的就读经历进行系统性的调查研究。以学生每周在课堂学习和课外实践活动上花费的时间为例，（见图2）调查结果显示，77%的学生每周花费在课堂学习（教授讲座课、讨论课、实验课）上的时间在6~20小时之间，19%的学生超过20小时，其他4%的学生少于6小时；大约有65%学生每周花费在实践学习（课外实践活动以及其他学术活动）上的时间超过10小时。笔者有机会参与了加州大学伯克利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实施的“研究型大学调研国际联盟”的调研活动。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大学、同济大学先后参与调研活动。利用同样的调查问卷收集到的数据显示：超过65%的中国学生每周花费在课堂学习（教授讲座课、讨论课、实验课）上的时间超过20小时；接近40%的学生花费在课堂上的时间甚至超过30小时；其他7%的学生少于6小时；只有大约25%的学生每周花费在实践学习活动上的时间超过10小时。这个比较的目的是展示中美大学生学习行为的差别。但值得思考的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最佳方法是让他们参与真实的教育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提升创新和实践能力。也许另一项指标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毕业生中，超过50%的学生参加过教师的科研项目或者创新项目。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学生每周花费更多时间参与实践学习的原因之一。在2022年加州大学的科研经费中，48%的费用用于人员工资开支；在人员开支的费用中，12%的费用用于支付学生研究助理的薪酬，合计费用高达28.5亿元人民币。当然，这些费用主要用于研究生助理的劳务补贴，本科生占少数。
六、开创和实施问题导向性的学科质量评估之路
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体系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形成了集质量标准确立、认证、学科评估、学生学习成果评估一体化、常态化的体系。加州大学在这方面的贡献及其自身的行动值得研究，也是加州大学卓越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路径之一。
在19世纪末期，美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低，甚至被视为“学位工厂”（Diploma Mills）。为此，在时任加州大学校长本杰明·惠勒（Benjamin Wheeler）的倡议和哈佛、斯坦福等大学的响应下，于1900年成立美国大学协会（AAU）。AAU的成立旨在促进构建和提升大学的办学标准。AAU成立后，一是通过强化和统一美国博士教育的质量标准，提升质量，实际上就是后来美国博士教育的学科评估；二是开发了本科教育认证标准，并于1914年开始对AAU成员及其他部分大学的本科教育进行认证。德国的大学利用AAU的认证结果来确定申请德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美国本科毕业生的质量。1920年前后，区域认证机构相继成立，AAU也于1949年退出认证工作。但美国大学协会的认证对美国大学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树立了美国大学的国际地位，同时也通过规范大学办学标准提升了大学的办学质量，开创了美国高等教育认证评价之先河，为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美国经验。
随着20世纪中叶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大学认证已不能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美国陆续推出了由认证机构和专业协会等第三方机构负责实施的学科认证（program accreditation）。但由于大学认证和学科认证都是基于行业标准的质量保障体系，也就是说只要大学和学科达到了基本的行业标准，就可以获得认证资格，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办学和授予学位。这样的质量保障体系从本质上说，是难以帮助大学提升办学质量，因此遭到了社会和学者的诟病和质疑。另外，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导致的质量下滑以及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对美国教育发展产生的沉重打击，使美国联邦政府和大学认识到重振高等教育的迫切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20世纪70年代率先开展学校内部负责实施的学科评估，旨在从本质上剖析学科质量和发展问题，改进教育质量。贾德森·金曾强调，加州大学评估学科质量、发现存在的问题和讨论学科发展愿景的主要机制是常规化的学科评估（program review）。这一举措后来是当今美国高校保障和改进教育质量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伯克利分校的学科评估是由学术委员会和教务校长办公室联合开展的对学科和研究机构进行的教学、科研和服务质量的评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每8~10年对所有学科、系（所）开展综合性评估。评估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学科发展战略评估。包括学科的长远发展规划、跨学科合作程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二是师资和教学评估。包括激励教师有效开展教学、科研和服务工作的机制，是否在教学方面投入额外资源，是否教学创新成就，教师的工作量是否合理，采取什么措施挽留青年教师，如何帮助表现不佳的教师，为跨学科和跨学院合作提供了什么条件等。三是科研评估。包括学科的科研优势、新的研究领域、经费资助以及利用科研优势支撑课程教学和发展的力度等。四是学科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估。涉及如何向学生宣传和解读培养目标，如何界定本科生学习成果，与全球一流专业相比，学科的办学理念、模式，以及课程设置、要求等有何差异，课程的丰富程度如何；有何措施保证学生成功完成学业，本科生培养存在什么不足的地方和局限性，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改进本科教学。五是学科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包括目标，招生政策，学生资助，学业与科研指导，资格考试政策与程序，教师与研究生共同参与科研以及课外活动的情况，毕业生的就业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科评估特征可以总结为9个方面。一是学科评估是内部质量提升所驱动的评估，是学校内部组织的质量改进评估。二是学科评估是行政和学术机构共同领导的评估，而且评估标准是由学术委员会制定，展示了学术领导力在学科发展和质量保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三是教师参与评估的程度较高，几乎是全员参与。教师参与评估是评估结果能在课堂上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是保证评估效果和教学质量的“黄金准则”。四是学科评估是常模参照（norm-referenced）和标准参照（criteria-referenced）相结合的评估，前者通过与同类高校相同学科的发展现状进行比较而评估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后者强调与本学科的发展战略目标进行比较，判断学科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五是学科评估是“闭环”（closed-loop）式评估，通过对上一轮评估时发现的问题的改进状况进行评估，同时在该轮8~10年的评估周期内，进行多次再评估，尤其是对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实际进展进行再评估，完成评估“闭环”。六是学科评估重视质量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对“输入”条件和质量生成的环境进行评估，从而找到问题的本质，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七是学科评估是基于问题导向的评估，其目的是解决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从管理、专业调整、科研方向、资源配给等方面制定改进计划。八是学科评估非常重视对学科、专业、系（所）给学生学习和教师发展提供的机会和资源，以及高品质的经历的评估，使评估遵循“机会（资源）-参与（经历）-成果（效果）”的质量生成路径。九是学科评估非常关注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创新及未来发展。
综上，加州大学是20世纪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更是全球公认的最强公立大学，是与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媲美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系统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成功及久负盛名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内部卓越的“共治”体系。加州大学崇尚追求科学民主、勇于探索、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最大化地利用职业化的行政领导力和专业化的学术领导力提升大学治理效能；倾尽所能多渠道筹措经费，确保高质量办学资源；人才引进与培养双轨并进，造就大师，成就世界级科研成果；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丰富学生就读经历，担当培养未来科学家和领导者的使命；通过问题导向性的学科评估和问责机制，反省办学优劣态势，不断改进质量。除此之外，对加州大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还包括：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对加州3个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发展方向的确定，避免了对州稀缺资源的无序竞争；各分校由学术委员会和行政部门共同定期开展的学术战略规划及其实施评估，充分考虑市场需求，为大学与时俱进、把握教育科学前沿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学系统行政管理办公室在大学整体资源分配和运行，尤其是集中资源投入、重点发展优先项目等方面所作出的协调与支持；与加州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之间的有效合作为大学完成教学任务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学基于行政人员发展的绩效评价和职业领导力提升培训对提升行政人员的决策执行效能以及服务质量和效果意义重大；通过院校研究深度剖析自己，并公开分享研究结果，提升大学决策和绩效问责的透明度，敞开接受大学利益人和社会监督的窗口。
当然，在加州大学系统以及伯克利分校的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了很多挑战。加州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大学招生和人才选拔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深入发展，大学系统以及伯克利分校在校生规模的拓展与质量改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虽然大学努力通过多渠道筹款解决经费问题，但州教育经费和联邦政府的科研投入经费的削减对维持和进一步提升教学和科研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为此大学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筹措经费，但受疫情、经济衰落等因素影响，筹措额外经费已举步维艰。国际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人才竞争削弱了伯克利分校过去人才竞争的优势。旧金山湾区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生活环境的恶化对伯克利分校以及整个大学吸引和挽留杰出人才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联邦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政策对以工程和科学学科著称的伯克利分校维持其世界一流大学的科研和教学质量可能会产生长久的影响。加州大学是否能克服这些挑战，且在21世纪再创奇迹，需要从内外部治理和大学运行等方面找到解决办法。
【常桐善，西安欧亚学院教育创新研究院特聘教授；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院校研究与学术规划主任】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