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然 李清煜｜上移抑或稳定：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影响中美区域创新的实证研究
摘 要：高等教育的层次重心会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和经济增长而上移，为加快建设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调整高等教育“区域-层次”的矩阵结构势在必行。基于我国省域和美国州域面板数据发现：相比于美国，我国主要创新区域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和占比均存在明显差距，省域高等教育层次重心普遍偏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区域创新具有“扁N型”影响，即正效应随着研究生教育占比升高先减弱，经拐点后再增强；拐点集中于30%附近，美国多数州域已接近拐点，层次结构趋于稳定，而我国多数省域仍有较大的层次抬升潜力。为此，不同地区需要科学定位，合理调控高等教育结构；多数地区均应稳步抬升高等教育层次；应在创新优势地区优先布局研究生教育增量以支撑创新高地建设。
关键词：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区域创新；省域州域；创新高地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核心连接点，支撑引领着创新和人才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其集聚发展、优势发展是赋能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关键环节。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到普及化的跨越，现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普及化深入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已经由如何扩张规模、扩大普及转向如何提升质量、优化结构、支撑社会经济及创新发展。这对于国家与区域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此庞大体量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区域-层次”矩阵结构亟需优化。
纵观国际经验，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进程中，国家或地区发展高等教育的层次重心会逐步上移。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层次发展重心有所不同，不同层次的规模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共变关系亦呈现差异，相应地，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之间的比例关系）需要进行针对性的调整。我国学者基于对国际经验和教育内外部关系等的研究，对优化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提出一系列建议。李立国等指出国家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层次普遍呈现“两头扩张，中部收缩”的特征，未来应稳步扩大研究生教育占比，调整本专科招生比，适当扩大本科招生占比。何晓芳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层次变化规律与美国相似，即基础性人才培养重心上移，应用性人才培养重心下移，并建议尊重内部要素协调与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以解决不同学科门类人才培养的层次失重问题。崔亚楠等指出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与外部经济及人口的适应性，相比于美国有明显差距，中美层次结构分别是“倒图钉型”和“圆坛型”，并从提升外部适应性，加强经费投入与终身教育等方面提出建议。此外，有定量研究从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建议高等教育规模、层次结构与产业结构实现协调化发展，亦有思辨性研究面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建议提高职业型人才培养层次，加快建设职教本科，着力扩容专业型研究生教育等。
关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多见于对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适配性的讨论。国外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发展显著关联，为满足经济增长需要，需不断推升本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其中，研究生教育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持续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且具有较强空间溢出性，甚至强于对属地的直接效应。分层次看，本科和博士的培养规模对于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正效应，而专科和硕士呈现负效应。国内研究中，李锋亮等基于国别面板数据发现，硕士生教育对国家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作用，而本专科教育不显著，博士生教育发挥作用可能需要较长周期。针对省域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随着创新能力提升，研究生教育将发挥更大作用，而本专科教育的效应逐步减小，甚至可能抑制创新。作为最高的学历层次，博士生教育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此外，有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对高等教育影响创新的层次差异性进行实证分析。宗晓华等发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创新型经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学历层次越高效益越明显。
纵观以上研究发现，当前围绕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的建议，主要观照国家总体的层次发展目标及其实现路径。虽然有研究已经深入至区域层面对各层次规模、博硕比等进行探讨，但关于区域高等教育各层次之间的比例结构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适宜占比问题，还鲜有涉及。哪些地区应优先扩容研究生教育与抬升高等教育层次？不同区域需要定制怎样的差异化目标及调整策略？现有的实证结论，难以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足够参考，亦未明确研究生教育占比与区域创新之间的量效关系。
放眼国际，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逐渐确立并巩固其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地位，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行中，美国始终位列前十，并自2019年以来连续5年稳定在前3的位置，创新活力不断提升。一直以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被誉为国家经济、科学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贡献者。正如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言，美国建成经济强国、军事强国是以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基础的，一流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众多人才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为美国效力。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经过了大众化发展、多元化体制建立与国际化现代化3个发展时期，自2003年来其毛入学率始终稳定处于高级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趋于成熟。美国是实现高等教育深度普及化的先例，也是建成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典范，对于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此，本研究将在呈现中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层次结构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基于2003—2020年我国省域和美国州域面板数据，检验并估算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以期结合国际经验为优化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层次”的矩阵结构提供证据支持。
二、普及化阶段中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相关事实
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于2019年达到51.6%，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根据受众规模，可将普及化水平进一步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其毛入学率标准分别为50%、65%和80%。随着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需要进行新的调整，才能保障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我国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升至60.2%，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763.19万人，其中研究生388.29万人，仅占高等教育总在学规模的8.15%。如此结构，难以支撑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随着我国未来的少子化及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减少，高等教育规模不再需要同过去一样快速扩张，毛入学率也会显著提升，进而逐步实现高级普及化，故优化结构及提升质量成为主要的发展面向。美国是最早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已经历从初级到高级的三段普及化过程，且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地理和人口等特征上同我国有一定可比性，其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调整经验对我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一）美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变迁
本研究选取高等教育毛入率、研究生层次与本科生层次的规模之比和副学士层次规模占总数之比3个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见图1）规模口径均采用学位授予数。
美国在1975年实现初级普及化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1975—1995年是一段快速上升期，1993年出现79.38%的极大值。1995年至21世纪初明显下降，这与20世纪70年代的婴儿潮有关。2003年达到80.16%，此后再未跌下80%，在2008年以后一直维持在85%以上，完全进入稳定的高级普及化阶段。伴随着毛入学率变动，研本比出现过三段同步上升期。一是初步迈入普及化（至1977年），但持续时间较短，同期的副学士占比略微下降，表明该阶段以扩张研究生层次和本科层次为主，且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增量比高于存量比。随即研本比迎来较长的下降期。结合毛入学率变动和稳定的副学士占比来看，初级普及化时期的毛入学率上升主要源于本科层次和副学士层次。二是从初级普及化末期到中级普及化末期（1985—2001年），副学士占比基本不变，研本比从39.78%缓升至47.67%，研究生层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后研本比短暂下降，副学士占比仍然平稳，表明中级普及化时期毛入学率的上升主要源于研究生层次和本科层次。三是高级普及化的初期（2004—2011年），副学士占比出现阶段性的同步上升，表明该阶段毛入学率的上升主要源于研究生层次和副学士层次。而后毛入学率和研本比下降，并维持稳定至今，副学士占比进入持续的缓降期。
总之，关于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迁得出以下4个基本事实。
1. 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持续扩张与普及化发展，高等教育发展的层次重心日益上移，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2. 在普及化的3次跨段附近，研究生层次占比均出现一段明显上升。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深化高等教育普及的同时，社会经济和创新也实现巨大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的3次跨段均伴随着美国收入阶段的“跨越”，大致以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2万美元和4万美元为标志，这体现出研究生层次占比提升的结构性“突变”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及收入阶段跨越之间的关联。
3. 在普及化初级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逻辑逐步从扩张规模转变，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由本科层次和副学士层次支撑毛入学率提升。在普及化中级阶段，前沿创新及产业升级变革对于研究型大学、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故更多依靠研究生层次和本科层次拉动毛入学率提升。实现高级普及化后，创新高地逐步建成，进而涌现对支撑创新扩散的职业型人才的需求，故副学士层次和研究生层次进一步扩张，副学士占比有阶段性上升，研究生占比维持在高位。
4. 迈入高级普及化和高收入阶段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趋于稳定，最终研本比保持在50%以上，研究生层次的培养规模占比维持在25%左右。
（二）中美主要创新区域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现状
表1列示的是2021年在中美各自专利授权数位列前十的省域与州域，高等教育规模及其研究生教育占比的情况。从所列区域和全国来看，我国研究生教育占比均明显低于美国，大约分别低出14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从研究生的培养规模来看，我国创新规模前十省域共计约42.41万人，比美国前十州域少8.16万人。但考虑到是51个州域在与31个省域进行比较，其实中美主要创新区域之间的研究生培养规模差距更大。
分区域来看，除北京（42.26%）和上海（29.40%）的研究生教育占比较之美国有优势外，其他省份均不及美国平均水平，也不及对应创新位次的州，占比均低于11%，广东、浙江、山东等主要创新区域还不及8%，而美国大部分州均在20%以上。我国省域高等教育层次重心普遍偏低。从绝对规模上看，美国创新规模最大的3个州，也是其高等教育及研究生教育规模最大的3个州，高等教育呈现与创新一致的空间集聚性。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最大的北京、江苏和上海3个城市中，仅江苏位列全国创新规模第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布局失调。在主要创新区域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和占比上，我国均与美国有明显差距。
三、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影响中美区域创新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说明
为检验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并估计研究生教育占比与区域创新之间的量效反应关系，构建涵盖中美82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集，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是地区专利授权数的对数值，表征区域创新。S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即研究生教育培养规模占总高等教育培养规模之比。由于不确定层次结构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以逐步回归法引入二次项及三次项。为尽可能识别层次结构变量的独立影响，将高等教育规模Edu控制起来，并区分为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3个规模变量。为使中美更具可比性，将高等教育规模统一为学位授予数。Controls为其他控制变量的集合。下标i和t分别为地区和年份，μ和ν分别为地区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在全样本回归中，还将控制国别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ε为干扰项，其余为待估参数。为应对异方差问题，采用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在控制变量方面，除高等教育规模以外，参考同类型研究的做法，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交通便利水平和信息化水平4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以名义人均居民收入衡量。交通便利水平以交通运输产业增加值衡量。信息化水平以电子产品产业增加值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以平均受教育水平与常住人口数的乘积衡量。所有产值变量的单位均统一为美元（按当年汇率换算）。
计量分析采用的样本时间窗为2003—2020年。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原始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地方统计年鉴、美国国家教育数据统计中心和美国人口调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3中的列(1)是统合中美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列(2)~(3)为中国省域和美国州域的分组回归结果。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列(1)中，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一次项系数为21.8，二次项系数为-58.75，三次项系数为62.4，这意味着区域创新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之间呈现“扁N型”的正向相关关系，即专利授权数随着研究生教育占比的升高，先较快增长，随后一段时间内缓慢增长，而后再较快增长，分组回归结果同理。此外，各列中研究生教育规模的系数均为负，本科和专科教育规模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这与已有研究相一致，其他控制变量也符合一般预期，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仅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信息化水平和交通便利水平在美国州域显著，可能说明在进入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之后，高等教育结构和要素流通条件对于区域创新的作用更为重要。
研究生教育占比的提升，可以理解为一个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层次结构重心从低向高的上移过程。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区域创新的“扁N型”影响，意味着研究生教育占比在发展的早期和后期与区域创新存在正向关联，而中期不明显。其含义是，层次重心上移在层次重心偏低的地区，会释放积极的创新效应；在层次重心偏高的地区，也具有积极作用。前者的效应源主要是规模，规模增大带来占比提高，但该效应累积递减；后者的效应源主要是结构及其变化带来的质量跃升，具有累积递增性，更高水平的创新发展，更需要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导，故发展层次相应由本专科教育为主转变为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由规模效应向结构效应的转变，可能需要经历较长时期的过渡甚至说“跨越”，故在变动“中期”，层次结构与区域创新之间不具有显著关联。由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布局具有高度的非均衡化特征，因而“扁N型”关系提醒着我们：为促进区域创新调整适宜的层次结构，并非各地都须要以发展研究生教育为主并持续抬升高等教育层次，而是某些创新潜力大且结构惯性小的地区，可能才需要和值得实现层次重心的“跨越”，能够通过层次重心的持续上移不断促进创新增长。其他地区可以将研究生教育占比维持在中等水准，满足自身区域创新活动对于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规模需求即可，不必片面追求层次重心上移，而应从结构的其他方面寻求推动创新的抓手。
（三）稳健性检验
为提升结论可靠性，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为排除因变量的逆向影响，将自变量取为一阶滞后形式；为剔除规模因素，将因变量替换为人均和产均的创新水平；为避免标准误设定的偶然性影响，复现结果时以Driscoll-Kraay标准误替换聚类稳健标准。
表4结果显示，无论对创新总量还是产均、人均水平，也无论全部82个地区还是中国省域、美国州域，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均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影响。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一次项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始终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三次项始终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均呈现“扁N型”的曲线特征且拐点位置的分布较为集中，基准结论稳健。
（四）“扁N型”拐点位置及其平均边际效应测算
表5是基于回归结果算得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区域创新“扁N型”影响的拐点（三次函数对称点）位置及边际效应。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研究生教育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创新总规模、产均创新规模和人均创新规模将分别增大7.51%、3.35%和6.94%。图2是以表3中列(1)~(3)为例的“扁N型”示意图。
经估算，拐点基本上都分布在30%附近，中美之间有一定差别但程度不大。我国省域的拐点位置相比于美国州域较为靠前，说明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抬升区域高等教育层次重心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以此推动区域创新增长的潜力空间可能进一步扩展。我国由于刚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布局不断发生变化，加之绝大部分地区距离拐点较远，故平均边际效应显著为正；而美国较多州域的研究生教育占比接近拐点，正处于“扁N型”曲线中段，故平均边际效应并不显著，（见图3）多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发展相对成熟，层次结构趋于稳定。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美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变迁历程显示，随着普及化深入与经济增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高等教育层次重心明显上移；进入普及化、达到中级和高级普及化的3次跨越，大致对应着美国人均GDP突破1万、2万和4万美元的时期，研究生层次的培养规模占比均有一段上升；实现毛入学率进一步提升，在普及化初级阶段，主要通过扩张本科层次和副学士层次，中级普及化阶段主要依靠研究生层次和本科层次，高级普及化阶段主要依靠研究生层次和副学士层次，而后层次结构趋于稳定。相比于美国，当前我国主要创新区域无论研究生教育的规模还是占比，均存在明显差距，省域高等教育层次重心普遍偏低。
第二，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这一效应呈现“扁N型”的非线性特征，即随着研究生教育占比的升高，区域创新水平先升高较快但增速逐渐放缓，至中期一段时间升高缓慢甚至不变，而后逐渐加速升高。经过更换变量测度、分组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相关结论依然稳健。从量效关系上看，研究生教育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平均而言，区域创新的总规模、产均规模和人均规模分别增大7.51%、3.35%和6.94%。
第三，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区域创新“扁N型”影响的拐点主要分布在30%附近，中美之间有一定差别但程度不大。我国省域的拐点位置较之美国州域靠前，说明随着普及化深入和经济发展，通过抬升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推动区域创新增长的潜力空间将会扩展。我国大部分省域的研究生教育占比仍距离拐点较远，仍有通过抬升层次重心拉动创新增长的潜力，而美国较多州域已经接近拐点位置，多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发展成熟，层次结构趋于稳定。
（二）启示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的发展重心有必要进一步上移，逐步扩容研究生教育。展望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高等教育将实现中级普及化，迈向高级普及化。美国在人均GDP和毛入学率达到该水平的情况下，研究生层次的培养规模占比已达21%以上，我国目前尚不足10%，这难以适应和满足未来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需求。此外，面对少子化趋势，本专科院校的转型与升格成为抬升办学层次的重要途径，研究型大学的新设应适当放宽对本科教育规模的限制。
其次，我国多数省域的高等教育层次重心均应上升，但由于区域经济及创新的发展条件不同，上升幅度及最终目标将有所差异。我国专利授权数前十位省份的研究生教育占比合计为9.72%，其中广东、浙江、山东等地还不足8%，距离拐点较远，通过上移层次重心支撑区域创新增长的机会空间充足。省域高等教育最终的层次结构目标应根据其创新定位来确定，在考虑我国相比于美国人口体量更为庞大的前提下，若是高等教育集聚或创新地位相对“边缘”的地区，20%是比较适宜的目标上限，而后层次重心应趋于稳定；若是高等教育绝对规模较小的重要创新地区，需要实现集约化发展，那么层次重心便会持续上移，最终占比可以超过30%。此外，根据区域适宜的层次结构目标，可以反推出各层次高等教育规模的适宜发展目标。
再次，应在主要的创新发展区域优先布局研究生教育增量，支撑其创新高地建设。当前，我国不同省份之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区分度不大，高等教育“区域-层次”的矩阵结构并不适应集聚发展和优势发展的需要，尚难以有效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建设。根据对数模型的弹性意义，以及层次结构与产均、人均创新规模呈现正向关联的结论，应在创新优势地区优先提升高等教育层次，不宜过多发展本专科教育。应持续深化研究生学位授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向重点省域倾斜，给予发达地区更大的学位授予权限，鼓励其建设高层次、高水平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
最后，不同地区应科学定位，合理调控结构。本研究的实证结论可以破除地方及学界潜存的“层次迷信”，即并非研究生教育占比越大越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是内生于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发展的，小体量地区集约发展，可能适宜较高的层次重心；大体量地区集聚发展，则不必追求过高的层次重心。为此，应充分发挥中央的统筹协调作用，强化政策引领，将不同区域导向各自所适应的层次结构目标。具体而言，在研究生教育占比接近拐点但未显现创新优势的地区应保持层次重心稳定，高校设置及扩张不宜以高层次为主；在尚未接近该比例且有创新潜力的地区，应持续推动层次重心上移。
【田浩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清煜，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