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具象呈现|回眸“马克思年”系列（之二）
一．理解马克思需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
2018德国“马克思年”活动最重要的内容，是马克思诞辰日的5月5日前后在其故乡特里尔有四个大型展览揭幕。除了上次介绍的在教堂博物馆举办的“劳动的生活价值”主题展览外，莱茵兰州立博物馆、西蒙斯蒂福特市立博物馆和马克思故居博物馆推出的三个规模更大，而且内容紧紧围绕马克思本人来展开。其中，莱茵兰州立博物馆（Rheinisches Landesmuseum）和西蒙斯蒂福特市立博物馆(Stadtmuseum Simeonstift)的展览是由官方统筹规划的，主题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生平、著作和时代”，但二者在侧重点上做了相对的区分：州立博物馆主要展示马克思的政治生涯及他与时代紧密相关的著作，而市立博物馆则重点突出马克思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状态；这次我们介绍州立博物馆展览的内容。
邀请我来访的莱纳·奥茨（Rainer Auts）博士以前并不是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但经过2015年受命策展以来的“折腾和磨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专家了。作为州、市两个大型展览的执行负责人，刚一见面他就对我说：“鉴于世界上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人是依据20世纪的状况来理解马克思的，我们一开始就确立了这个展览的定位：‘您了解卡尔·马克思吗？’就是力图回到19世纪，回到思想史、社会运动中来呈现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和时代及其影响”。
展览以这样的语言来描述200年前欧洲的状况：“这里正经历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君主政权试图维护他们的集权统治，随着工业的兴起，行会和手工业者失去了原有的地位，革命和战争席卷了整个欧洲，旧秩序正面临着新思想的冲击。”（Beatrix Bouvier,Rainer Auts(Hg.):Karl Marx 1818-1883 Leben.Werk.Zeit,05.05-21.10.2018,Große Landesausstellung Rheinisches Langdesmuseum und Stadtmuseum Simeonstift Trier,S.47.）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新时代的到来，他悉心探索和思考，并通过文字描述和阐发，透析了社会发展的症结及未来前景，促进了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州立博物馆在约1000平方米的14个展厅中，展出了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的大量原始绘画、雕塑、照片和著作、手稿，呈现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复杂境况以及他进行探究的成果。
二．工厂制度对劳动者生活状态的塑造
首先跃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幅由安妮-路易·吉罗德特-特里奥松（Anne-Louis Girodet-Trioson）于1812年创作的拿破仑肖像画。与欧洲流行的众多以拿破仑为题材的作品不同，在这幅画中除了通常会看到的庄重的天鹅绒礼服、金光闪闪的权杖之外，并没有显示其身份的那把长剑，但在旁边却摆了一张桌子，上面十字架下的地球仪边有一本翻开的小册子，是著名的“拿破仑法典”。这是什么意思呢？拿破仑辉煌一生，四处征战，结局毁誉参半，见仁见智；但在主办者看来，他对人类历史进程最重要的贡献是于1804年颁布了这部奠定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法典。而1779-1813年间特里尔属于法国，自然也实施了这部法典。它“使得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取代了行会限制，保证了自由、平等和博爱，并通过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为市场经济奠定了法律基础”。这种解释体现了现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那段历史的看法。1815年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定了欧洲各国的疆界，莱茵兰地区和特里尔归属普鲁士所有，持续近20年的繁荣就此中断，特里尔不仅失去了法国市场，还失去了政治上的话语权，“被推到边缘地位”。（同上书，S.49.）
国家归属和政治举措抵挡不住资本的力量及其效应。展览以阿道夫·冯·门泽尔（Adolph von Menzel）的油画作品再现了德国奥古希特·波尔锡希生产车间的场景：涡轮轰鸣，阀门丝丝作响，煤烟扑鼻，尘埃四散，噪音弥漫。日夜倒班的工人营养不良，收入微薄，却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制造动力十足的机器。对于城市郊外贫民窟的居民来说，重工业的滚滚浓烟、铸铁厂和机械制造车间是他们的现实。“他们属于工业化初期的失败者。那么，谁是胜利者呢？经营企业的资本家！”（同上书，S.240.）1841年，第一部波尔锡希蒸汽火车头在柏林的安哈尔特火车站（Anhalter Bahnhof）试运行。仅仅17年之后，该公司便庆祝了第1000部火车头的诞生。
德国埃森克虏伯博物馆为展览提供了奥托·博尔哈根（Otto Bollhangen）于1912年创作的油画《克虏伯炼钢厂的浇铸工人》。高大的车间穹顶仿佛是一个大教堂，画面中心的出口就像是主圣坛，在它两侧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徐徐上升到空中的不是祈祷的声音，而是因工人们把钢水倒入而从铸炉喷出来的蒸汽云团。但是可以看出，画作的本意并在于呈现钢厂热火朝天的氛围，相反，画家给它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特别是灼热的火焰和气团的渲染，仿佛在追问：这些工人带手套了吗？穿安全服了吗？带口罩了吗？因为老板通常只在技术革新上大量投资，力求降低人力成本在生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而在保护工人安全方面起初根本无所作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严厉谴责过企业主追求利润时的贪婪，他举了一个轧花机的例子，轧花机用于棉布生产过程中，通过铁制滚筒碾压将残留棉质剔除。单在1852-1856年期间，一台轧花机就造成6人死亡，60人严重伤残。要知道，工厂主只需花几个先令就能防止这类事故的发生，但他们压根没有想这样做。轧花机的例子也同样发生在钢厂。对资本家来说，技术进步的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而不会想到要为工人做些什么，因为他们只是其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
与以往教堂的钟声把人们唤醒的情形不同，在工业化时代，闹钟响个不停，因为新的生产方式需要工人轮班工作，不能让机器休息。这种情况下，谁住得离工厂近，是一件幸运的事，不过，多数人都没有这种运气。展览对此的描述不由让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引用的一个材料，那是一个9岁男孩乔治·阿林斯沃思的自述：“我是上星期五来的。我们应当在第二天清早3点上工。所以我就留在这里过夜。我家离这里有5英里路。我睡在地板上，铺一条皮围裙，盖一件短外衣。……来这儿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高炉上做工……星期六也是清早3点上工，不过好歹还能回家睡觉，因为离家不远。”（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
诚如马克思一针见血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同上书，第384页）这也适用于女工和童工。特别是在矿山，童工备受欢迎，因为他们比成年人能更灵活地在低矮的坑道里穿梭。井下条件艰苦，缺乏阳光和氧气，充满煤尘的空气严重损害童工的健康，但矿主们却习以为然。在防尘面具出现之前，这种残酷的工作让很多工人死于瓦斯中毒、矿坑塌方，或者粉尘肺病、关节硬化以及其它后遗症。
工人在这样状态下的工作会把不良的情绪延续到工作之外。柏林图形艺术家汉斯·巴鲁谢克（Hans Baluschek）在一幅画中描述了一个工厂换班的场景：密密麻麻的女工们涌出工厂大门，背景中虽然有一片蓝天，但几乎不能清晰地看到女工们的面孔。一张张脸庞看上去都一模一样，苍白疲惫，神情僵硬，脸上找不到一丝笑容。随着工厂的工作流程越来越自动化，工人们不得不为机器服务。他们决定不了工作时间，决定工作时间的是机器。随着机械化的推进和分工制度的实行，工人失去了一切工作自主权和工作热情，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机器零件，只需要重复最简单、最单调、最容易掌握的动作就可以了。为了把机器彻底“喂饱”，生产过程被分成越来越具体的环节和步骤。画中的女工们在漫长的上班时间里，总是重复着同一动作，她们不知道这个动作对于最终产品意味着什么，完成这项工作也没能让她们产生丝毫成就感，从她们的脸上不难看出这一点。机器生产发展的所有工具统统变成了统治和剥削劳动者的手段，工人被分解成不完整的人，沦为机器的附庸，在劳动过程中丧失了自由和自主意识，被异化了。这种异化劳动一方面让工人的身体不堪重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贫病状况，另一方面，也摧残了工人的精神生活和状态。“在这幅画中，谁能找到一副没有抑郁特征的面孔呢？”（ Beatrix Bouvier,Rainer Auts(Hg.):Karl Marx 1818-1883 Leben.Werk.Zeit,S.250.）
展览中最有名的一幅画是杜塞尔多夫绘画学院的代表人物卡尔·威廉·胡布纳（Carl Wilhelm Hübner）于1844年创作的《西里西亚纺织女工》，描写的情节是：一个脸颊深陷的女人在家庭作坊里织好麻布，然后带到纺织交易厅出售，而一个40多岁、衣着考究、穿着打蜡的皮鞋、面色保养得很好的布商，却嫌弃地把匹布扔在女人脚下——于是她的劳动产品就不值钱了。在当时的德国，棉麻制品的生产主要在西里西亚，全国一半的织布机几乎都集中在那里。机器日复一日，嘎嘎作响，女工经常要工作到半夜。因为来自英国的、通过现代机器生产的大批纺织品像潮水一般淹没了整个欧洲大陆，而且价格非常低廉。所以，尽管妇女和儿童都一起投入了工作，但布料价格仍然一路下滑，同时，税收、租金以及需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费用却在上涨。此外，农作物歉收，还导致食品价格暴涨。
这些严重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个人、企业当中，更普遍弥漫到各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为了寻找工作，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城市，但城市却没有准备好迎接这股人潮，通常几个家庭不得不共用一个没有卫生设施的房间，大家凑合着睡在铺着稻草的角落里。住房不足，导致新来的穷人们不得不按照小时来租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这就为流行病的传播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仅1832年柏林就有1000多人死于霍乱。
三．技术发展带来世界观的变革
当然也必须看到，在资本的时代，技术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巨大进步。诸如，在19世纪中期，电报取代了信件，用来传送紧急信息。展览展示了当时的穿孔纸袋发报机和解码器。发报机在穿孔纸袋上打出信息，纸袋上打出的每一个特定格式，代表着一个特定的字。人们将穿孔纸袋机与摩尔斯代码结合起来使用。摩尔斯代码仅仅由三个字符组成——圆点、横线和空格，可以用解码器来破解——钢制笔头把圆点、横线和空格压在纸袋上，只要把纸袋翻转过来，就能看到凸起的符号。这些新的技术成就大大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除了原有的世界市场以外，又增加了像河流一样地倾泻出黄金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通和交换扩大了一百倍。”（马克思：《英国工商业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3页。）马克思以《纽约每日论坛报》特约记者的身份称赞了这一技术成就。从1852年起，他为这份报纸撰写了数百篇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章。1853年，沙皇俄国的士兵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士兵在黑海开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发报机和解码器也首先用来传递战争信息。马克思从伦敦进行报道的信息就是通过电报新闻获取的。
马克思还把技术进展及时引入他的资本研究中。在著名的《伦敦笔记》中，编号为83号的一页上有一幅带有实际摇臂和k型活塞的机器草图。这是他依据当时一本技术词典画的。蒸汽机既可以提高运行速度，又加速产品生产，早已成为工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热能转化，它使很多工作变得轻松起来。同时，蒸汽机也彻底地改变了整个运输系统。“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这样大工业就与机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了，“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页）
四．生产的进步导致社会危机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工人的工作量却没有减少，利润在下降，工资在下降，工作机会变得更少。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这种“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就是说，技术进步、机器的使用、运输系统的改善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可能扩大贫富悬殊的状况。展览中有一张当时一家商店的照片，上面物品应有尽有，那时人们心仪的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到。除了当地出产的水果、蔬菜、生啤酒、奶酪和猪油，特别还有那些昂贵的殖民地产品，比如香料、咖啡和茶叶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中下层负担不起的商品，然而，在社会上层，即便是小孩也都非常熟悉这些奢侈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企业主必须不断地增加利润，这样才能保障他们的投资一直获利。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开发新的市场，并刺激新的消费。宽敞、时尚的大商场由玻璃和柱体建成，将传统的农贸市场弃置一边，新开张的百货商店鼓励人们消费，购买远远超出需求的东西。“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同上书，第653页）和传统手工业相比，新兴工业生产更快、产量更大，产品的价格更为低廉，在让更多的人负担得起从而让资本家从中获利更多的同时，进行生产的工人却受惠甚少乃至持续处于贫困状况。
长期的观察让马克思陷入深思，迫使他不得不关注如下问题：利润从哪里来？怎样计算生产成本中工人的劳动？劳动究竟是不是一种商品？展览中呈现出他这样的推论：购买两磅砂糖花了两个法郎，两个法郎就是两磅砂糖的价格。同时用两法郎来支付12小时的劳动时间，那么两法郎就是工作12小时的价格。因此，劳动是一种商品，不比砂糖好，也不比砂糖差。不同的只是劳动以时间计量，而砂糖用秤称。马克思也花大量时间研究工厂主，认为他们提供原材料和机器，雇佣工人来进行生产；如果工厂主想要获得更高的利润，就得让工人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工作时间。马克思认为，这个额外延长的工作产生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工厂主所赚取的剩余价值就是利润。清楚了这一点，马克思对资本时代的透析就达到了深刻的层次。
为此，马克思将自己在伦敦所写的笔记加上了这样的标题——“1857年危机之书”。是年夏天，投资美国铁路的活动引发了金融危机，破产浪潮波及到欧洲及其殖民地。为了了解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后果，马克思对很多报告和统计数据进行了评估，他认为，危机具有破坏性，但与此同时，也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之后，马克思开始《资本论》的正式写作，力图彻底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上书，第8页）他在以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清楚地阐明，从形式上看，存在着一个阶级社会，工人向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劳动，用来换取工资，他们所创造的劳动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差异，就是剩余价值。通过保持低工资，资本家将剩余价值最大化，并变得更加富有。马克思认为，这种剥削最终会导致工人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灭亡。
五．“把所有不同的目标归结为争取自由和正义的积极斗争！”
较之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那个时代的政治情形及马克思的态度就更值得我们关注了。
约瑟夫·韦伯（Joseph Weber）的一幅油画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马克思当时的社会理想。在画面上，黑、金、红三色旗帜迎风招展。黑色象征着束缚，红色象征着推翻现有政权的鲜血与火焰，金色则代表自由。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撰写的时评中准确分析了对自由的渴望：“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马克思与世界革命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关系构成了展览所展示的那个时代社会状况的重要内容。展览中展出了《共产党宣言》现在留存的唯一的一页手稿。1848-1852年马克思全身心地投入到欧洲革命洪流中。他并没有将这场运动看作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认为“在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斗争。”（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958版，第532页）这就意味着这是一场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运动，当时要求“普选权、新闻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陪审团法庭、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呼声响彻莱茵地区、巴登、萨克森、巴伐利亚和西里西亚，这些呼声被称为“三月诉求”。基于此，马克思把他所负责编辑的《新莱茵报》定位为“民主派的机关报”。
展览还给我们呈现了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的印刷稿，这在当时只要花一便士就可以买到，而现在已经成为不可估价的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了。这一组织成立于1864年，又称“第一国际”。绝大部分文件由马克思起草，花费了他很多时间，也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他的愿望和主张。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尽管较之“《新莱茵报》时期”，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把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分别开来，但他仍然把第一国际的意旨做了这样的阐释：“把所有不同的目标归结为争取自由和正义的积极斗争！”（Beatrix Bouvier,Rainer Auts(Hg.):Karl Marx 1818-1883 Leben.Werk.Zeit,S.301.）
时序推进到1871年3月18日，巴黎被惊雷般的吼声唤醒。公社成员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但没有成功，起义被镇压，17000多人遭屠杀。14年后，画家塔奥菲尔-亚历山大·斯坦朗（Théophile-Alexandre Steinlen）创作了一幅油画，画面上公社的一个女革命者倒在一个排水管和一扇百叶窗之间。这是一种情景再现，更是一种深刻的思考。而实际上，马克思可以说是最早对巴黎公社予以关注和反省的人之一，在《法兰西内战》等著述中有极为重要的总结。
马克思的后继者面对新的境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历经曲折和坎坷，逐步将工人运动纳入西方社会发展和建构之中。展览中展出了两座用19世纪流行的工业产品——压制玻璃做成的淡粉色半身塑像，呈现的是在德国公认的工人运动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拉萨尔，解说词特别提及恩格斯关于“马克思首先是一和革命家”和“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的定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总之，尽管上述展览明显地反映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学界对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的独特理解和倾向，但应该说，以大量原始作品和文献所具象地呈现的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犹太-基督教传统、近代启蒙运动、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政治变革等因素所构成的近代欧洲的社会图景，以及在这一复杂的时代氛围中马克思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轨迹，还是充分的、立体的和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