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下的行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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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下的行动地图
尽管今晨的北京朝霞炫目，但几乎所有人都明白，短暂蓝天后，雾霾很快就会回来。
自雾霾一词大规模进入公共讨论，这已是我们与它共存的第七个年头。
雾霾到底是什么？它对人们有什么危害？它到底从何而来？
过去几年间，这些关于雾霾的讨论层层解锁，如今我们终于站到了最为焦灼而核心的问题面前：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生活于深霾之中的每一个公民，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
此前，C计划曾发过一篇文章，与大家分享“从我做起”的具体攻略（戳这里：雾霾围城，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而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更为完整的框架地图。希望在这幅地图上，每一个渴望自由呼吸的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行动方案。
在下面的这幅表格中，纵向是两类基本的行动路径：
一是在雾霾来临之时，采取基本的防护措施，保护人们的健康，降低雾霾的危害；
二是进一步主动出击，从根本上防止雾霾的产生。
在这两个层面，我们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横向，我们会从信息公开、规则制定、规则执行三个方面来谈。对应的，则是公民公共参与的基本权利：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以及监督权。
在公民的权利范围内，公民可以也应该做什么？
一. 被动防护
1. 信息公开（知情权）
雾霾到底有多严重？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应，决定了我们是否会采取防护措施，以及采取什么级别的防护措施。
或许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打开APP看一眼空气质量检测数据；或者在重霾污染天来临之际，收到政府统一发送的橙色或红色预警。
但大家还记得美国大使馆刚在微博上公布pm2.5信息时人们的反应吗？从拒绝、阻挠pm2.5信息的发布传播，到主动采集pm2.5数据，再到向公众详细披露实时数据、建立预警机制——所谓的知情权并非凭空而来，背后是媒体、环保组织和公众持续呼吁带来的舆论压力。
到现在，应用市场上百种通报空气质量数据的app，市面上眼花缭乱的手持测霾表，充分获得室外空气质量的信息，及时得到官方的污染预警，对大多数公众而言已不是难事。
但这些信息足够吗？
不够。
我们了解室外空气质量，还需要了解各种室内公共场所的空气质量。
北京的妈妈们组成“测霾小分队”，在重霾天去了60个商场、游乐场、博物馆。她们公布数据，就是想知道，到底哪些场所，对自己的孩子而言是安全的。
从这种公民自发性的测霾行动，到常规性的监测，再到公共场所主动披露数据，甚至立法强制性要求公共场所披露空气质量数据——在信息充分公开的长路上，仍然需要人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呼吁。
2. 参与规则制定（表达与参与权）
当我们知道了室内、室外的空气究竟有多糟糕后，谁有责任来采取基本的防护措施，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有责任保护好自己和家人。无论是选择空气质量合格的城市定居，还是选择好的口罩和空气净化器。
那对于连购买合格口罩和净化器的能力都没有的人，社会可以做什么？政府有责任通过转移支付提供给他们最基本的防护吗？
商业场所、办公场所，有义务安装新风系统和净化器，向消费者或者员工提供清新的空气吗？雇主有义务向长期在户外工作的员工——例如环卫工人、快递小哥——提供合格的呼吸防护用具吗？这应该通过消费者、员工“用脚投票”形成竞争压力，通过消费者组织、工会组织倡导呼吁，还是通过强制立法——一旦空气不合格，商家、雇主就会面临惩罚？
对于室内公共场所呢？例如，学校，医院，博物馆，图书馆。政府有义务使用财政经费安装新风系统，向公民提供合格的空气吗？
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如何防御雾霾时需要明确的规则。
人们需要充分的公共讨论，厘清不同主体的责任。不同的法律强制性规范，也对应着不同的执法成本。基于充分的公共讨论，人们才能更明确的进行倡导和呼吁。
至于具体的政策倡导路径，包括向政府部门写公开信、建议信，也可以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公开征求意见时提出建议，还可以通过各级人大、政协委员表达诉求。
例如，关于在学校安装空气净化设备的问题，早在三四年前，北京就有家长开始行动。无论是自费给教室买净化器，还是向教委写信，呼吁教委干预统一安装，正是在家长们不懈的呼吁下，正式的政策才出台落地。2017年1月5日，北京市教委即宣布，部署中小学、幼儿园安装空气净化设备试点工作。
3. 监督规则执行（监督权）
有了明确的规则，规则能否得到执行，也不仅仅只是执法部门一家的事。
在雾霾防护的层面，很多问题可能还在规则制定的环节。但一旦明确教委要为学校统一安装空气净化设备，学校里到底有没有安装相应设备，安装设备后的空气是否达标——都需要学生和家长们的监督。
又例如，人们购买的口罩、净化器，这些设备到底有没有达到他们宣称的过滤净化效果？行业内有相应的检测标准，政府有质检要求，关于虚假宣传，工商部门也有相应的查处程序。
人们可以做什么？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组织、专业人士，自发对市面上的口罩、净化器做质量检测，公开检测报告，对不良商家和执法部门形成舆论压力；人们也可以通过制度性渠道，举报、诉讼，督促规则的落地执行。
二. 积极治理
说完了被动的防护，那我们还可以为积极治理做些什么？
少开车，少买买买，克制过度欲望，减少碳排放，减少对雾霾的贡献量？
至于其他的，就不再是普通人有能力操心的事了？
不一定。
1. 信息公开（知情权）
同样先说知情权。
雾霾到底怎么产生的？
政府为治理雾霾究竟做了什么、做的怎么样、还准备做什么？
这两方面的信息，是公众参与雾霾治理的基础。了解雾霾的产生机制，公民和专业机构才能提出有价值、有靶向的具体建议。
了解政府具体治霾措施的进展和效果，人们也才能判断政府每一项限制手段是否合理或充分，也才谈得上对政府立法、执法的监督和进一步的建言献策。
普通老百姓，自己做不了科研分析，从哪儿能知道雾霾来源？
一方面，是科学家、专业机构的职责。更高质量的科研，更广传播的科普。
另一方面，则是公众有意识的提升自己的媒介、科学素养，有意识的去主动获取相应的信息。除了阅读靠谱的科普文章，向科学家们提问，也包括向政府提问，要求它公开相应的信息数据，说明治理措施背后的缘由。
2017年1月5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就做了这么一件事。他看到有关部门在2016年底发布的《关于严格限制燃石油焦发电项目规划建设的通知》，想要知道石油焦和雾霾到底有什么关系，以此判断政府的限制是否合理、监管措施是否到位。于是，沈岿向国家能源局和环境保护部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燃石油焦火力发电项目在国内的数量、燃石油焦来源、污染监测数据、与雾霾的关联、上述通知的背景等信息。
政府为治理雾霾做了什么——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都乐意通过新闻发布会、官方媒体展示自己的政绩，表达自己的决心。但政府公开了治污计划，却经常需要公民主动追问落实进度和效果；政府宣布下拨了治霾资金，也需要人们追问资金的具体用途，花了钱后到底有什么效果。
如何追问政府？只有记者能在新闻发布会上提提问？
普通公民其实也可以随时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如果政府拒绝公开，还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一系列程序救济。而公民这种锲而不舍的探究与追问，既是满足自己的知情权，也是践行自己的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
2. 参与规则制定（表达与参与权）
在过去多轮的讨论、信息公开中，人们逐渐对雾霾的来源有了一定共识，治理的政策，也有了一定的靶向：燃煤、燃油的集中排放，工厂排污，机动车尾气排放以及扬尘，成为核心焦点。
而制定规则，就是明确标准，明确禁止性的底线。超过标准的排放，即被限制、禁止和惩罚。
公众首先需要表达和讨论的，是一个社会关于环境保护的底线究竟应该划在哪里。
这条底线，是人们在经济发展中不可被牺牲的最低要求。满足这一最低要求，也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发展必须支付的成本。
在中国经济30年的飞速发展中，中国工厂的竞争力，很大程度建立在对成本无底线的压缩上。GDP高速增长的代价，是农民工的断指、伤痛和生命，是重度污染的大气、水源和土壤。面对赤贫，人们一度别无选择。容忍的底线之低，更谈不上环境保护、劳工保障。
但30年过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底线在变化。
什么样的环境污染是可以被忍受的？只要不造成大规模的即刻死亡？不导致致死的慢性病？不会致癌？不至于引发呼吸道疾病？还是不能对人体造成任何损伤？——容忍的底线在哪里？
当人们提出自己对于环境保护的诉求时，自然希望环保标准越高越好。但另一方面，环保标准越高，生产成本越高，这种成本终将以种种形式转嫁给全社会。
立法标准的设定，事实上是不同利益方反复博弈平衡的结果。立法者需要考虑社会可以承担的最高成本，也要考虑公众容忍的最低限度。
在上一轮全国性大规模的雾霾中，我们看到人们的“雾霾头像行动”，看到戴口罩到城市地标下的无声抗议，看到不同地方的公民，举着“不在雾霾里沉默”的牌子拍照。人们需要就自己的“不容忍”发声，否则关于底线的表达，就会被淹没在GDP最大化的高音喇叭声之下。
但这种关于“不容忍”的发声，还需要进一步转换成理性的、可衡量的立法诉求。
这既包括从技术此层面提出合理的排放指标，也包括从制度层面讨论如何让这些标准落地——例如建立更完善的污染监控体系，建立垂直管理体制、特定调查委员会等等。专业组织和专家，需要在此过程中提供意见，引导民意，成为公众与立法者沟通的桥梁，通过制度性的渠道（如上文所说的游说人大代表、参与意见征集、写建议信公开信等）影响立法和决策。
3. 监督规则执行（监督权）
事实上，这些年关于雾霾的治理，各地政府陆续又出台、更新了不少政策、标准。
同样的问题是，这些标准有没有落地，能否执行。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里，和大家分享过如何利用已有行政资源遏制身边的空气污染。
如果行政部门不作为呢？
如上文所说，关于环保部门执法技术的更新、执法体制的改革，应该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而倒逼其改革和更新的压力来自哪里？很大一部分依然会来自公众的监督。
这样的监督行动，又有两条可能的路径。
一是在行政体系的框架下，通过举报、信访、申请信息公开，不断给环保部门施加压力。此前，还有公益组织发起了“约谈环保局长”的行动。民间环保志愿者，与官方环保官员进行面对面的互动，讨论监管不到位、信息不公开、整改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等等。官方与民间良性沟通，共同发力。
第二条路径，则是在司法体系下，由地方检察院发起行政公益诉讼，将不作为的地方环保部门告上法庭。尽管公益组织能否发起行政公益诉讼，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环保组织依然可以向检察机关举报行政机关不作为的线索，建议检察机关提起更多的行政公益诉讼。又例如2016年年底，五名律师起诉北京、石家庄、天津三地政府，要求政府承担治霾不力给他们造成的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失。
因为中国的司法和环保管理体制的局限性，这些行动在地方保护主义下，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有限。但它们都不失为一场社会倡导，凝聚舆论压力，倒逼改革的推进。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治理雾霾到底是不是人人有责，人们争论不休。
在这场与雾霾的持久战中，每个人的责任，不仅仅是少开车、少吃烧烤少买买买。人人有责，更多的是向政府问责，是履行公民公共参与的责任。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与雾霾污染源短兵相接，但我们可以支持那些更专业的志愿者和社会组织，参与力所能及的环保行动，在公共舆论场上明确发出自己的声音。
更有责任的公民，倒逼更有责任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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