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区纪事｜如果说外滩是上海的客厅，那么卧室在哪里呢
外滩是客厅，无数条弄堂才是上海市民真正的卧室
在上海，没有什么能像那些比比皆是的弄堂使人能更了解这个城市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这些邻里社区是上海绝大多数市民的居家住所，他们不仅仅住在里弄社区，这儿也是他们工作、娱乐、社交以及日常购物之地。总之，弄堂就是这些居民的城市。
----卢汉超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愚园路的一个特点是社区商业。往往弄堂沿马路的一排房子底楼开小店，弄堂口伴着过街楼，总是会有类似修鞋、修表、剃头、烫衣一类的摊头。大的弄堂里往往还藏着“弄堂工厂”、“弄堂学堂”和“弄堂小店”，甚至“诊所”、“佛堂”和“妓院”，后三者解放后自然是逐渐没了，前三者却延续绵长。想必五、六年代生人很多都有在弄堂里上学的经历。对于本地居民来说，与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开门七件事，都可以在步行可至的街区内解决，微小却又充满生机的街区商业，对应着南京路、淮海路为代表的令人目眩的CBD。
弹夹路弄堂，小辰光的记忆
讲起弄堂，故事交关多。
爆米花，小朋友盼侬来
这些常川在弄堂里出现的市声，好比带入感很强的流行音乐，每每让人跌进童年的记忆，那还真就是我们童年时代的流行音乐。
爆炒米花啊唉----，孩子们总盼着师傅在过年前出现，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出家里事先积攒下的大米（籼米爆出不好吃）、玉米和年糕片，急急地排着队，馋涝虫早就爬了出来，偏偏坐在邻居家借来的小凳子上的爆米花师傅不紧不慢，严格按操作规程行事，翘起一头的铁罐子，放米，放糖精，盖机盖，然后一边拉着风箱一边摇着手柄，黑乎乎的机肚子在熊熊炉火上转来转去，最高潮的一幕是火候到了，脸色黝黑的老师傅站起身来，将黑罐子扭向一侧麻袋，又拿起一根管子套在一个小弯头上，一边像耍杂技似的吆喝：“小赤佬，跑开点，跑开点---”，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一声巨响，是我们既害怕又期盼的，我们不知道那就叫刺激。胆子大的并不听话，只稍稍挪开几步捂住耳朵，胆子小的则躲到拐弯墙壁后，又不甘心地露出耳朵捂紧的小脸来看那刺激的一幕，胆子最小的则干脆躲回屋里厢关上房门。现在想想，那一声响也并不巨大，但在小孩的耳朵听来，却是非常轰烈可怕的。膨化物随着那一声巨响冲进了张开的麻袋，便成了垂涎欲滴的美食，可惜那是别人家的，好心些的，抓一把先让关系好的孩子尝尝，自私的，提了就走，那你就得耐心等待属于你自家的那一锅了，有时候，因为排队晚了，一直要等到天擦黑，在别人家的一阵阵香味中，不知咽下了多少口水，才轮到自家的那一锅。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爆炒米花的不上门来了，留下我们越来越漫长明的无尽思念。一直到老，变成我们“儿时的味道”。听说中国的老式爆米花机后来上了美国《流言终结者》视频节目，表演时架起了防弹玻璃，主持人穿上防爆衣，小心翼翼地引爆，显然是把爆米花机当作“炸弹了”，据说没有麻袋罩着的爆米花像一颗颗子弹喷射到演播室的顶棚上，引发现场的观众阵阵惊呼。
好奇的老外把传说中的爆米花机当作了“东洋景”来拆解，这倒引发了我对机器发明者的敬意，尽管无名无姓淹没在历史中，但利用高温产生的压强制造膨化食品，也应该算作中国四大发明之外民间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吧。
夏天的记忆
热啊热，然而于今天的我们，夏天并不可怕，因为到处有空调。但随同炎夏而去的，还有一份如火如荼的生命快感。
曾经没那么多空调，然而因为生态环境比现在好的缘故，似乎也没有今天这样热。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倒是很盼望夏天的来临。除了游泳，除了吃西瓜和冷饮，最让我兴奋的是，一到夏天的夜晚，人们都会端一张凳子到弄堂里，乃至马路上乘凉，趿着各种各样的拖鞋，摇着各种各样的扇子。这时候能见到许多不常见的人物，也能听到许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尤其是里弄里发药规定每家每户都得熏蚊子的那一天，全弄堂人大聚会，更是我们小孩的节日。这时候，我们能在一张张躺椅间，一圈圈人流中捉迷藏，直玩得大汗淋漓，我们甚至忘记了热。
那一天，说故事和谈山海经的圈子会特别多，我们甚至有了挑选的余地。各种各样的棋摊以及观战者也倍于往常，“四国大战”打得热火朝天，挑灯夜战声嘶力竭，这时候热的烦恼感是早扔到爪哇国去了。
这一天，我们还能见到那几个很少出门的俏姑娘，看她们因为难得露面而精心选择的衣裙还有白皙的皮肤。
我们盼望熏蚊子的时间长一些再长一些。当夜色沉沉，月升中天，人群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的心头感到万分遗憾和失落。这时候，几个不愿回家的孩子还坚守在弄堂里，听完最后一个故事，直至母亲的叫声把我们扯回家去。随着一声门栓响，这可爱的一天才在我们的无限怅意中落幕。
在那些夏天里，我听到了当时风靡一时的“绿色的尸体”“恐怖的脚步声”和“梅花党”的故事。说故事的是个农场回来的女知青，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剪了一头短发，嗓音像个男子。她的弟弟和她串通好了，在故事讲到最恐怖的节骨眼上，溜到背后在某个她们今晚选中捉弄的孩子肩上重重拍一下，我记得有许多小孩都被这一击吓哭了。我也曾受过那一击，当时的感觉是吓破了胆，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挡我们继续听故事。不让听故事才是最大的不幸和惩罚，就是在这样的诱惑和恐惧之中，我们懂得了“戏剧”的情感。
今天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快乐日子了。人们行色匆匆，忙于赚钱，谁还会浪费精力和时间去说什么故事。要找到一个忠实听众更是难乎其难，电视和空调把人们“锁”在家里，商品关系把人们相互隔绝。
对我而言，夏天已成为记忆。今天的人们，是否还会懂得昨天的快乐。
附近的小店
小店是童年记忆中的一道风景。我那时很喜欢被妈妈打发去马路对面的米店买米，或走一段路去附近的酱油店拷酱油。买米最有劲的是在柜台划过购粮证，交过钱后张开洋米袋从倾斜的漏斗口盛米的那一刻。“张好了伐，放唠，放唠——”嘴边有颗痣的营业员姑娘边喊边拉起闸门。大米倾泻而下，我又紧张又开心地感觉米袋慢慢鼓起来，慢慢变得沉甸甸，仿佛完成一件壮举，小心翼翼地背着30斤重的洋米袋穿过马路回家。还有拷酱油，自带啤酒瓶，最喜欢看那些技艺娴熟的店员用长柄酒提拷酱油或料酒的动作，手臂举得高高的，从漏斗里把油打满，但绝不溢出，塞上木盖，交到你手里。同属于手工时代的还有布店里的付钱开票，都夹上一只夹子，通过一根细细的钢丝绳，在坐到高处的账房会计和店员间飞来飞去，有时候用力不足或用力过猛反弹回来，夹子也会像停在电线上的小鸟一般，让顾客再加推一把“靠站”。愚园路街边的小店，都是我们儿时的风景。安西路口的小脚娘姨店里的老酒尽管价钱贵，烧菜味道却特别好，她家的那只甏似乎有什么独到的秘密。店堂里可以放一张圆台面，据说小脚娘姨的厨艺非常好，解放前就很出名，逢有朋友订，就掌勺，类同现在的私房菜，要让我起个名，就叫“小脚娘姨私房菜”。但“文革”中只能悄悄地“干活”，怕被人检举。
那一年，学会了骑车
看见路边的摩拜单车，我会闪现幼时学骑车的经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在弄堂里学会了骑单车。一个母亲和我妈妈同单位的孩子，因为路远，要求在我家搭伙，每天骑着一辆旧脚踏车来回，我，我哥，仨轮流饭后洗碗，趁着空档，我就坐在他脚踏车后面的书包架上，伸直双臂把住龙头，同时拼命用脚底勾着脚踏板，歪歪扭扭地上路，在并不大的弄堂里拐来拐去，摔了几下后，终于可以离地上路了，再正式坐到坐垫上。先学“死上车”，再慢慢在跑动中学“活上车”，又终于骑上了马路。亲爱的小朋友，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可能已模糊了你的面容，但我记得你的单车。
夹弄里，扇子扇扇，风凉乘乘，鸟笼白相相，适意呃
弄堂口，一道风景
弄堂口是那时代的一道风景。对面的采芝邨弄堂口，有剃头摊。一只面盆，两只热水瓶，几本翻烂的小人书，是“标配”。白围兜一围，毛巾头颈里一塞，轧剪就上来了。理一个头，五分钱，如果回去叫阿姨打一瓶热水，还可以降到三分。桃源坊弄堂口是修钟表的，后来又变成了鞋匠摊。隔壁弄堂口是电话间，附近几条弄堂的电话都归它叫。有时候，胖阿婆就拿着个电喇叭隔弄堂喊：“某某弄某某号姓某某的来电话”，连喊三遍，小姑娘隐私全无。有时候谈朋友闹别扭了，小姑娘偏不去接，电话一再来，胖阿婆只好找上门来。小姑娘还是赌气，连喊电话费呃铜钿也勿肯付，闹了老僵。
白天师傅们的个体小摊头落摊了，就轮到放学或下班的人守弄堂了。喜欢站在自己的弄堂口说话，是那个时代傍晚时分开始的一种民俗。一半是那时家里地方小，一半是因为弄堂口风凉，马路上电灯关得晚，还可以下棋打牌。马路上西洋镜多着呢，有一部滑稽戏，就叫《路灯下的宝贝》。每到夏天，往往，这里一摊，那里一摊，各个弄堂口都是一群群摇着蒲扇的人。马路这边是，马路对面也是，弄堂上海，往往在弄堂口，不过很少女孩子，除非“拉三”。虽然不要文化了，千百年来的文明底线还没破，因为不雅。慢慢交大起来，也开始喜欢站在弄堂口与一群人闲聊说话了。有时候小赤佬在一起，还喜欢设计些恶作剧，比如用鞋底线系住鞭炮的引芯，悄悄放在马路边的垃圾桶边，等鞋底线烧到引芯，鞭炮就会像定时炸弹一样爆炸，猝不及防的路过行人吓出魂来，我们则躲在暗处窃笑，如果埋的是电光炮仗，一声巨响，更是会把女孩子吓得半死。
我们自家弄堂口则是开了几十年的烫衣铺，弄堂小，没有什么邨什么坊之类的雅名，别人家就用烫衣裳弄堂来称呼。老板负责烫，老板娘负责汰。有事没事，我们喜欢像顾客一样扒在弄口收衣小窗口上和老板边聊天边看他烫衣服。但见他在毛料上铺一块白布，用水壶喷一片水，更多时候，是喝一口水直接用嘴喷，然后用在炉子上烧得通红的很重的铁熨斗熨烫，据说这样能将衣料中的灰尘吸出来。久而久之倒也远近闻名，若放到现在，起早摸黑几十年如一日的老板和老板娘也算是工匠精神的典范了，一吹一擂，保不定也像“阿大葱油饼”那样来个网红。照时下人的脾气，也可能不去干洗店，宁可到这个用嘴喷水的纯手工作坊来排队烫衣，像“阿大”讲的那样，因为手势特别。老板脾气倔，不讲价，也符合某些人奇怪的消费心理。其实也有烫坏的时候，这时候就该老板娘出场了，她除了每天天不亮起来帮老板生炉子，湿洗衣服和进行满弄堂晾晒，就是处理投诉。在弄堂豆丁大的汽车间里拉扯大一堆孩子，着实不易，差不多活到了将近100岁。
过街楼，一个小世界
弄堂的好处是有很多邨坊门口都有一个过街楼，最漂亮的过街楼是愚园路东头的涌泉坊。过街楼可以避雨，所以每逢下暴雨，弄堂的过街楼下就会奔进来许多躲急雨的行人。而对于我们来说，过街楼则是我们“四国大战”的领地，不怕雨淋，不怕日晒。整个一个暑假，我们一帮小赤佬就在那里闹哄哄下军棋，找默契的搭档，埋“三角地雷”，玩“空炸司令”，设计“工兵双飞”，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天堂间”公寓楼里的“黄盖”是我形影不离的小伙伴，“天堂间”是我们弄堂口的一幢公寓，所以，宽泛一点看，“黄盖”也属于我们弄堂的一分子。每天中饭和晚饭后，不是我到沿马路他家公寓楼下或后弄堂他家的阳台下叫他，就是他跑进我们弄堂我家门口叫我，然后我们就会沿着愚园路边散步边天南海北地瞎扯，东到江苏路口，西到中山公园。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大学时代，我们成为中学里凤毛麟角考进复旦大学的两个人，他大我一届，读计算机系，我读中文系，文理对话，脑洞大开。
弄堂里的游泳池
孩提时代，放暑假时，我们每天一起去愚园路上的长宁温水游泳池学游泳。那条弄堂里有远近闻名的“两枝花”，两个漂亮姐妹，她们的楼房窗口正对着游泳池，只要她们一出现，泳池里的各路高手就会又是蝶泳又是自由泳又是跳水，使出浑身绝招，当然是男孩子们喽，在她们面前学游泳，也是一大快事，不知道是她们看我们，还是我们看她们。有小伙伴问我们天天去那个游泳池干吗，去复兴中路跳水池看跳水高手跳水才叫有劲呢。我们笑言：子非鱼，焉知鱼之快乐。听说两姐妹有时候也会下来游泳，更让我们有所期待而日趋不辍。不久前，已经在美国硅谷当了20多年电脑工程师的“黄盖”携两个香蕉人女儿回国，我们一起回忆了那时候的好时光，能感觉到他隐隐的归乡之思，没人陪他的时候，“黄盖”就一个人在愚园路上来来回回地走“过瘾”，但他的女儿们已经无法认全汉字了，自然更无从知道愚园路的往事和父母由此而来的“乡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不知道，中国于她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记忆。
但于时光飞逝的我们，那是水中的倒影。
新式里弄，也叫洋房
听起来不错，看起来也挺美，自然也有许多值得留恋的地方，比如弄堂的地坪是一块一块划好格子的，还有一块阴沟盖是黑色的铁板，别看就这么一个设计，可以给我们的童年游戏带来无穷的乐趣，玩“跳格子”游戏，每人待在一个安全的格子里，趁抓的人不注意，快速地从这个方块移到那个方块。刮厚厚一迭刮片也是以方格子为界，刮出去才算你的。记得那时墙上还有一块和篮球架差不多高的黑铁皮，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写着几个英文字母和一个年份（有人因此推断我们弄堂的建造年代是1928年），没有篮球架，我们就用它来记分投篮，每人投三下，由远至近分别为5分、3分和2分，看谁先投满10分，中不中的标准是有没有撞击到铁皮发出声响。住打蜡地板房子的另一项功课是每两个月，后来到一季度，甚至半年，由房管所配发给每户一桶金黄色的蜡，每逢打蜡的日子，孩子们就需要早早起床，把可以拆的床都尽可能拆了，把椅子都搬到灶披间里，腾出地板好打蜡，房管所的人挨家挨户来打。弄堂里也有人家老夫妻，怕麻烦，就不打了，房管所的人问过也就不管了。而我们家热衷于此，是因为我们有俩兄弟，早晨帮阿姨搬好家俱去上学，避过蜡的气味，晚上放学，脱了衣服，就用从房管所借来轮流用的钢丝拖把，比赛着谁拖得快，面积拖得大，等到父母下班，日光灯照着锃亮的地板，让人心情大悦，再把拆了的床搭好，桌椅就位，父母的表扬和变美好的环境，加上阿姨淘米炒菜的晚饭香，无异也会让这一天变得美好无比。住老洋房的麻烦是每到快入夏的季节，从腐烂的木门档根部，这里那里会飞出大量的白蚂蚁，让人起鸡皮疙瘩，再有就是愚园路的地势较低，地下排水管道不畅，每逢下暴雨，时常积水成灾，而我们的弄堂地面又低于愚园路上街沿，马路上的水倒灌进弄堂，逢到那时候，我们住底层的人家就遭殃了，眼睁睁看着地面的水慢慢地积起来，慢慢地淹过门槛，天井阴沟里的水也开始倒灌，直至无可奈何地看着低矮的家具泡到了水里，最严重的一次是水居然漫进了打蜡地板的房间里。我们干脆放弃敲浜，走到弄堂里无忧无虑地爿大水，直到退水的那一刻。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地，但工人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上海很大一部分产业工人并不是棚户区的居民。
浩浩荡荡的纺织女工，第一排是腰鼓队
（私藏照片）
根据1920年的官方统计，上海的工人总数为18万多一点，1928年增长为22万多，1950年1月建国之初社会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为39万多40万不到，工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占到当时上海500万总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他们中的技术工、熟练工和固定工人有许多也住在新式里弄或老式石库门房子里。真正的无产阶级是住在棚户区滚地龙的城市贫民。上海在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城市的同时，还是一个职员阶层的城市。1930年代晚期，上海大约有25万到30万职员，如果算上家属，这个数字不低于150万，占到当时350万总人口的40%，甚至还高过工人及家属的数字。
愚园路的一个特点，就是新式里弄多，职员家庭多。
前面西装革履看似老板和高阶管理层，后面穿立领制服的应是白领职员，蛮讲规矩的。（私藏照片）
当年的白领职员外出旅游（私藏照片）
当年的白领职员外出旅游，背景是康家花园（私藏照片）
愚园路弄堂里的居民如果要填家庭出身表，应该有不少是职员，“小职员”很多就是“小市民”，但在我的认识里，“小市民”不过是一种称谓而已，并没有什么褒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只能专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生活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尽管嘴上喊着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但其实政治并不能取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卢汉超先生分析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包括吸引人的、并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或者说，在一些情况下使得他们能“活着”）的任何东西。根据词典的定义：小市民是中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有学者认为它包括小商贩、各类公司职员、高中学生、家庭主妇和其他受过一定教育的、生活富足的都市人。“市民”强调了城市属性，“小”则强调了社会地位，“小市民”表明了一种以居住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等级。上海充满了按部就班的小市民并不假，但一个社会的政策基础，或许既不应该是富人，也不应该是穷人，而恰恰应该是中等阶层和小康人家，或者就是以“小市民”为准心，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最后还是以卢汉超先生的阐述为结语：就上海在20世纪的中国所处的重要地位而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研究上海的里弄文化也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市民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
摄影：叶茂
外滩是上海的客厅，弄堂才是上海市民真正的卧室。
愚丸小链接
愚园路大事记（1920-1930）
■ 1920年 愚园路684弄的法国外廊式风格花园别墅建成，后为朱学仁兄弟住宅。愚园路699号北欧风格独立式花园别墅落成，花园面积达4900平方米，后为大隆机器厂老板严裕棠严庆祥父子拥有。愚园路1027弄、1203弄可达卜内门洋行髙级职员住宅落成。以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命名的宏业花园北部9幢假三层花园住宅亦为1920年代所建。
■ 1921年 原第一师范学校“灰楼”建成。1923年此址成为西童女公学总部。
■ 1921年 康有为建“游存庐”（在今愚园新村），至1927年，康在此度过在沪最后六年。在“天游学院”和“游存庐”中，康有为与书画篆刻家吴昌硕、教育家蔡元培等海内外学者名士时相往来，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女书法家刘缃、萧娴，均是拜门弟子。
■ 1922年 在静安寺消防分处基础上建静安寺救火会，地址在愚园路、地丰路（乌鲁木齐北路）转角处，门牌为愚园路348—356号，乌鲁木齐北路102号。
■ 1922年8月13日 上海第一家公共汽车取道愚园路往返于兆丰公园和静安寺之间，全长4公里，共两辆进口长头式公共汽车（其实是德国“霍克”牌卡车改装成的客车），每车载客30人，每客取费2角，由中国宁波人董杏生首创的公利汽车公司承运。以后，1路、9路和10路双层公共汽车都从愚园路上经过。
■ 1922年（约）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与黄金荣争坤伶露兰春。卢后与青岛美人袁慧燮隐居于愚园路1396号西园公寓。
■ 1925年 愚园路1320弄新华村、愚园路1376弄亨昌里、愚园路864号百老汇花园住宅、愚园路838弄7号杨氏住宅相继落成。
■ 1925—1931年 岐山村陆续建成。
■ 1926年 联安坊建造，巴洛克风格，独立型花园住宅，前后各两幢，分列弄道两侧，为西区高级里坊。
■ 1927年 《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在亨昌里设立，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在此活动，陈独秀曾在编辑部小住三天。
■ 1928年 愚园路东头连生里落成。西面愚园路1112弄蒋光鼐故居落成。
■ 1928年 经斗争，兆丰公园向华人开放。
■ 1929年 愚园路909弄花园里弄藜照坊兴建，内有14幢三层中英式联合体住宅，曾为外国建筑师的聚居之地。
■ 1930年前后 愚园新村、周作民故居、陈鹤琴旧居、唐氏花园、云寿坊，749弄内李士群、周佛海、吴四宝曾住过的63、65、67号等一批住宅相继落成。
（待续）
作者简介
徐锦江
城市文化研究学者。著有《愚园路上》《愚园路》《愚园路•百年纪念版》，辟上海路史研究一格，上海电视台据此改编成三集纪录片。
来源｜愚园路上
编辑｜黄吉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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