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女性和动物是打开社会最好的切口

2023年4月16日，第三季“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恳谈会圆满落下帷幕。作为现场的媒体人代表，易小荷老师分享了自己从资深媒体人到非虚构作家的转型之路，谈及《盐镇》这部精彩的非虚构作品背后的故事。

从记者到作家，她持续关注着底层人物的故事和普通人的命运。她认为，这份热爱，是所有好的文字，好的题目唯一的来源。

本期，我们精编了易小荷老师的现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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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荷   资深媒体人，作家，代表作《盐镇》。

发言题目：

《盐镇》：我是如何选择非虚构写作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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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完《盐镇》之后，常有朋友会过来跟我讲：“易老师，你找到了一个选题的蓝海。”我说，既然是蓝海，为什么没有一窝蜂的人去做这个选题呢？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

美国新新闻主义教父盖伊·特立斯写过很多新新闻特写，他一辈子住在纽约的一个地下室里。他在《被仰望与被遗忘》的这本书里写到了纽约的桥。在我们的眼中，桥只是城市的一个工具，只是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工具而已，但他在写桥的时候写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关于桥的世界。

比如，他写到那些修桥工，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是以此为职业，甚至是子承父业，因为在他们父亲的描述中，桥就是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桥的世界里，有特别森严的等级秩序，比如最上面的是桥梁设计师，他们享受着所有的荣光，但是一旦这个桥出了任何事故，他们就会身败名裂。他们下面则是监工、修路工。我印象很深刻，他写了一个修路工的死，修路工的死永远不会在桥梁奠基仪式中被提及，但在他们那个世界里，他们就是他们那个世界的英雄和巨人，有着他们的骄傲和荣光。特立斯说过一句话，“在纽约，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故事”。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觉得热爱是所有一切好的选题最主要的养分和来源，如果没有热爱的话，写作尤其是非虚构写作是一个特别寂寞、漫长又耗费体力甚至心力的过程，你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我在写《盐镇》的时候，我在镇上断断续续待了一年，实际上从写完到出版前后差不多两年，这两年我是没有收入的。

我原本是一个比较喜欢热闹的人，在镇上，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基本上没有朋友，和社交。有人觉得，我提到了镇上没有咖啡是我作为城市人的优越性，那其实只是我的一个用来提神的生活习惯而已。

热爱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我早年做体育记者的时候，会有很多“命题作文”。比如，领导让我写这场球八一队是如何通过盖帽战胜了上海队，马刺队这场球是怎样调整战术战胜了骑士队。一到这种选题的时候，我写出来，自己都觉得特别枯燥，属于流水线那种套路式写作。

但如果让我写火箭队的吉祥物，摘下“火箭熊”头套后，一个疲惫不堪、满头汗水的中年男人，我会写“小丑总是一直眼睛在笑，另外一只眼睛流着眼泪”。如果让我去写马刺队更衣室门口的老头儿——他是唯一一个喜欢骑士队、希望骑士队赢的人。如果写这种特写，我就特别来劲，觉得所有细节都会在我的脑海里复活，包括更衣室里那种汗水的味道，嘈杂的背景音乐，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涌现在我的脑海，我就觉得我可以把它写得特别有趣和丰富。

在我的记者生涯里，选题是我们所有记者的一个命题，但我一定要那种让我的肾上腺素飙升的、让我觉得很兴奋的选题。我觉得这个题我很感兴趣，我愿意去写。后来我在《南都周刊》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被命题去写名人明星。有一次封面选题是“草根大腕”，采访的是黄渤、王宝强这几个人。对我来说，采访名人好像也不怎么稀奇，而且我知道，像这种名人采访，随便在报纸上一翻有成百上千。

我觉得我想写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我就去了北京蓟门桥，所有的群演都会在那里。我早上5点就去那里采访他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喜欢这个职业？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成为第二个王宝强？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故事？电影行业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为什么做“光替”？“光替”就是指正式演员上场之前有人替他们试一下光。甚至我在那里还遇到了过来挑群演的人问我，愿不愿意做群演，特别有意思。

2021年，我去了仙市古镇，去之前就想好了，我想写一个镇子，写一个群像，类似于特立斯写的桥——这个群像是打开纽约这个城市的切口。最近有人问我说，你到仙市的时候最早认识的是谁？其实一开始我认识的是当地的一个摆渡人，因为我觉得他的职业特别有意思。

他45岁开始做摆渡人。他父亲之前也是摆渡人，他做了这个职业以后，到60岁退休，村里又把他返聘回来。他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到下午5点半结束这一天的工作，他每天会在箭口村和仙市镇之间摆渡，无数次往返。那条河流不是特别宽，他一天要进行无数次的摆渡，就是为了把箭口村的老人摆渡到镇上。

他说，箭口村自从修了道路以后，很多年轻人其实是可以开车去镇上，但是还有大概几十位老人他们不会开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如果他不做摆渡人的话，这些老人就没法去对面跟老伙伴们打麻将或者是访亲探友。当时我对他这个说法特别感动，我跟他聊了很多，也到他家里去吃了饭，他特别热情，还去附近的田里捉了新鲜的泥鳅招待我。

但后来我想了一下，虽然我对他的职业特别感兴趣，他也是我特别想写的、特别关注的无名之辈。然而我觉得，如果我想打开这个社会，女性和动物应该是最好的切口。因为观察女性和动物在社会上是怎么被对待，就能揭示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真正的深层内核。

我就把我的切口缩小，开始注意到镇上的媒婆。我在《盐镇》这本书的第二个故事里写了一个媒婆，实际上在认识她之前我还认识另外一个媒婆，那个媒婆的家离仙市镇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她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一辈子做了无数媒，她精神奕奕，也会讲很多故事。

在认识她不久之后，我就认识了现在这个故事里的媒婆，后来我突然发现，她也是镇上特别有名的被家暴者。这个特征一下子就让这个人物比之前那个媒婆更加立体。而且这个媒婆也同样特别愿意倾诉，也特别想有一个人能进入她的故事。

再加上作为一个记者的考虑，两个媒婆比起来，如果去采访那个媒婆，每次要花一个多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损耗很多日常的观察，而我当时住在仙市镇，第二个媒婆是我每天都能观察到的。最后事实证明，我选择的第二个媒婆，成为了我所有的采访对象里采访得最多、素材最多、观察最多的一个人。

我想这就是田野调查的意义吧。当你在那个地方待的时间足够久，比如你看她们做道场、打麻将，去观察她们赶场，每次跟不同的人，不同职业的人，不管你感不感兴趣，先一通聊，聊完之后，也许就能从浩瀚的大海里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切口，从这个切口就能看到这个社会特别广阔的面目。

当然，对非虚构写作来说，最基本的伦理就是要尊重受访者的意愿。其实我后来特别愿意相信她们。前两天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怎么去核实她们所讲故事的真实性？还有人问，你采访她们，她们会不会跟你收钱？我说，对她们来说，她们能讲出很多内心隐秘的故事，能够完全向你敞开，某种程度上她们已经是很勇敢的了，所以我特别愿意相信她们。

同时，对她们进行了很多交叉采访、观察、验证，甚至对她们的录音重新倾听了无数次，我能够听得到她们的真诚。所以后来我在序言里写，“我只想给这满街的女人做个见证，让她们的悲喜被记录，让她们被听见，被看见。”

非虚构写作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书写方式。作家张敞说，他觉得我的书里有一些比喻是经过仔细思考的，比如“天空泛出猪血色”；比如我形容当地有一个变态，说他“长得像一坨鼻涕”；包括我去陈秀娥家里，她家的狗出来迎接我，“它的尾巴摇动得就像烧火棍”。你在当地住久了以后会发现，这些词确实是符合当地的习性和氛围的。在描写这个氛围的时候，你就是在描写这个社会。

当时为了写作《盐镇》这本书，虽然我自己是自贡人，但我是“自二代”，我的父母都不是当地人，我刻意去了解他们的谚语，学习他们的常用词，还找了一个“方言顾问”向他请教。后来很多人都记得的那句话“一颗盐巴就可以把一个人放咸”，就是当地一句很有名的俗语。还有就是说一个人很清高，“衣服角角都要铲倒人”。我觉得方言的使用可以让书的写作更鲜活、更生动，而且可以让人完全沉浸在当地的氛围里，是一个很好的元素。

我记得上次我也跟别人分享过，前段时间喜欢看的一本书叫《八月炮火》。巴巴拉·塔奇曼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她写《八月炮火》的时候，里面有一段，描述英军登陆法国的那天，她说“当晚，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残阳如血，冉冉西下”。有读者质疑说，你这个描写是不是你自己伪造的？这种末世景象怎么会那么巧？她就解释说，这一段是我在一个英军的日记里面看到的，我从来不捏造任何东西，哪怕是天气。

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决定在当地待三个月，后来一不小心待得越来越久，直至待了一年的原因。因为你只有在那个地方待得足够久、观察得足够细，你才知道当地有哪些植物、有哪些动物，你才知道河水什么时候会漫上第几节台阶？什么时候会变成另外的颜色？知道那个摆渡人是怎么观察当地的白鹭，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动物，知道不同的季节空气里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而这些东西在写作的时候，它会无形地化为每一个也许你自己察觉不到的细节，但是它会构成特别完整的关于当地的书。

我特别喜欢的作家安妮·普鲁当时为了写《断背山》，在怀俄明州待了整整七年。《断背山》这个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我特别喜欢，里面关于当地房子的形状、当地人的性格、习气，甚至连一个中年妇女头发的形状和品质，她都能写得栩栩如生，我想可能这就是田野调查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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