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軍 / 後SCI時代的中文學術期刊

“SCI與學術評價筆談”之五

後SCI時代的中文學術期刊

王文軍

改革開放迎來了中國科學的春天。“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生産力”的論斷把馬克思主義對科技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家通過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奮鬥歷程，中國科技從“獨立自主”走上了世界科學的大舞台。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開始向世界科技強國邁進，與之相關的科研評價體系也必然面臨著變革。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對科研評價、人才評估、科研誠信等方面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近日，科技部印發了《關於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的通知。隨後，教育部、科技部又聯合印發了《關於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等文件，要求各高校及科研單位樹立正確的評價導向，改進科技評價體系，對科研成果實行注重實效的分類評價，徹底破除“唯論文”的不良導向，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反響並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種變革會給中文學術期刊帶來怎樣的影響？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進程中，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又將可以有何作爲？現就此談談自己的看法，與刊界同仁分享。一、學術生産的現狀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CI”)是費城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版的科學引文索引，先爲印刷版，90年代改爲網絡版數據庫，目前已經發展成爲由SCI、SSCI、A&HCI、SCIE四個引文數據庫以及ESI、JCR等基礎科學指標庫構成WOS（Web of Science）平台，中國科學院出版的“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也於2007年加入了WOS平台實現了跨庫檢索。“SCI論文”是指發表在科學引文索引（SCI）收錄期刊上的論文。據官網資料，2018年SCI收錄全球出版的178個自然科學學科的9300餘種高質量科技期刊(其中中國大陸出版的科技期刊爲143種)，收錄論文近207萬篇。從中國的情况來看，根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年度統計報告（以下數據同），從2009年開始，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SCI論文的收錄數量一直居於世界第二位，中國機構爲第一署名單位論文數量從2009年的12.75萬篇增長到2018年的37.64萬篇，增長了1.95倍，而同期SCI收錄論文數的增幅僅爲43%左右，每年中國發表“SCI論文”的份額從2009年的7.5%上升至2018年的18.1%，10年間增長了1.4倍。另有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科技論文與引文數據庫》（CSTPCD）2009年收錄的國內科技期刊1946種，論文數量爲52.13萬篇，到2018年收錄科技期刊2049種，論文數量爲45.45萬篇，期刊數量增加了5.3%，論文收錄數量則減少了13%。十年間基礎科學研究規模和成果總量隨著學術人口的增長呈現爲穩步增長的態勢，但從結構上看，十年間自然科學學術生産的增長主要體現爲SCI論文數量的增長，增長部分主要流向英文發表，而中文發表的科技論文則呈現爲逐年下滑的態勢。再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總體上國際發表規模十年間也有大幅度的增長，但由於以人文學科爲代表的發表語言仍然是中文，因此大多數學科還未出現類似科技領域的大規模論文外流情况，但在一些學科已有“SSCI崇拜”的暗流湧動。根據公開的統計資料，人文社科領域的高等學校學術人口2009年是40餘萬，2018年社科活動人口已經達到了76萬餘；2009年博士生在校人數是近7萬人，2018年在校生人數接近10萬。2009年SSCI收錄總量爲22.52萬篇，中國機構論文數爲5064篇（其中中國機構爲第一署名單位的論文爲 2394 篇）；2018年SSCI數據庫收錄世界論文35.37萬篇，中國機構論文數爲2.64萬篇（其中中國機構爲第一署名單位的論文爲19351篇），第一署名機構的論文增幅超過了700%，主要學科爲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教育學、語言學等。中文發表方面，以CSSCI爲例，2009年爲10萬篇，到2018年僅略超8萬篇。可以看出，與自然科學不同，十年間人文社會科學的整體産出規模變化不大，但是結構變化與自然科學相同，也呈現爲國際發表大幅增長的勢頭。中國出版協會常務副理事長鄔書林先生曾經指出，“我們形成了一個怪圈：期刊水平不高造成論文外流，論文外流造成期刊水平下降。”這也許是中文學術期刊面臨“失血”窘境的真實寫照。學術期刊體制誕生於17世紀的英國，採用“集中記錄、公開發表”的方式確認科學成果的首發權利，學術論文可以通過統一的平台進行傳播交流，通過發表前的匿名審稿和發表後的公開評議接受學術同行的評價審核。一般來說，基礎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需要較長時間的檢驗，這業已是學術界的共識。包括“SCI論文”在內的基礎科學研究成果中的新發現、新原理、新方法、新規律是否具有創新價值？是否具有原創性？都需要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得到驗證，而且常常呈現爲顯著的延遲性和滯後性，科學類諾貝爾獎的獲獎史證明了這一點。“SCI論文”並非因爲期刊的“出身”就會被認可爲高水平的成果，但是由於高水平期刊自身的審稿過程更加專業、審稿標準更加嚴格，論文的質量經過一系列評議審核的過程確實可能得到提升，也有更大可能獲得較多的學術關注甚至獲得較高的學術影響，其成果價值的確認也將會更有效率。因此，準確地把握學術期刊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辯證地看待“SCI論文”的數據分析，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國家科研評價政策的改革方向。二、政策導向對期刊的影響日前，教育部官員在解讀新政時指出，在這次公布的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的文件中，一共列出了五個方面的負面清單，包括審慎選用SCI論文數量等量化指標用於評估、職稱（職務）評聘不把SCI論文相關指標作爲直接依據或聘用的前置條件；解除SCI論文相關指標與資源配置和績效獎勵的直接掛鈎關係；不宜將發表SCI論文數量等指標作爲畢業和學位授予的限制性條件；在輿論宣傳上不採信、不發布以SCI論文相關指標爲核心編制的排行榜等。政策的導向和負面清單的實施，將對學術生産和科研評價産生重大影響，從中文學術期刊的立場來看，可能會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第一，政策導向會影響學術生産的規模和成果流向。英語作爲目前全世界通用的科學語言，決定了國際科學交流重視英文發表的大的格局不會改變，國家鼓勵國際高水平發表的政策導向並未發生變化，潛心科研的學者仍然會選擇最有利於成果認同和影響的國際學術期刊發表。但根據科研評價中實施“代表作評價”的要求，國內科技期刊論文原則上應不少於1/3，因此，將會有一部分高水平論文改用中文發表。實施以質量和貢獻進行科研評價後的理想狀態下，高水平中文期刊在評價上將會和國際期刊同質等效，中文期刊也將會吸引一批國際論文回流國內發表。此外，按照崗位屬性進行分類評價將使得很多人可能不再需要通過發表SCI論文來獲得晉升，中文學術期刊規範化管理後的發表標準也會有所提升。可以預見，政策導向對“學術泡沫”會産生擠出效應，整體論文發表規模會有所下降，但是學術交流和傳播不會停止，學術生産也不會停滯，在“代表作制度”和三高發表措施的推動下，論文整體質量有可能會出現實質性的提升，高水平中文學術論文會有一定增長。第二，政策導向將推動中國高端學術期刊群的建設。有關部門明確表示，出台政策“破除的是論文‘SCI至上’，不是否定SCI，更不是反對發表論文”，而是“鼓勵發表高水平、高質量，有創新價值，體現服務貢獻的學術論文，在國際學術界發出中國聲音”。2019年，國家七部門聯合實施“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加快推進我國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步伐，200多種中國科技期刊獲得了重點資助。作爲一個制度化的安排，在試行的若干措施中明確提出，鼓勵發表“三類高質量論文”， 對於“三類高質量論文”的研究成果，可按高質量成果進行考核評價，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內科技期刊（參照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入選期刊目錄確定，其中有部分被SCI收錄的中國期刊）將因此受益，中文高端學術期刊應當借此機遇，切實提高辦刊質量，提高辦刊的國際化水平，提高國際影響力，實現錢學森先生多年以前的願望：“將來在十幾年後我國科學技術水平大大地提高，可進入世界先進的行列，到那時我們自己寫的文獻自然會成爲世界科學技術文獻裏一個重要部分。”第三，政策導向可能給一部分中文學術期刊帶來生存壓力。事實上，通過對近年來中文學術論文的發表數據進行分析，相當部分的中文學術期刊目前在學術生態圈中的地位並不樂觀。“新政”實施後，供給側的變化客觀上將會帶來期刊的有效供給（達到期刊發表水平的論文）的減少，中文期刊則有可能面臨降低發表水平以維持出版規模，或是維持質量水平被迫縮小出版規模的兩難局面，事實上前述兩組國內期刊的發表數據已經從一個維度揭示了這一點。並且，“三高”論文按高質量成果進行評價的制度安排將使得多數中文科技期刊在科研評價中的地位進一步被弱化，但同時是否會強化學術界所詬病的“以刊評文”現象？當然，“新政”對學術生態的改善是可預期的，對中文期刊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可以倒逼中文期刊回歸初心，在學術生産、學術傳播和學術評價的不同場景中尋找適合自己的位置，真正走上內涵發展、回歸學術的道路。三、中文學術應有所作爲學術期刊是學術成果集中記錄和交流傳播的基本載體，是原始創新和文化傳承的重要平台，是發現和培養學術人才的重要手段，也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誌，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過程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同樣面臨如何破解“SSCI崇拜”的問題，如何化解中文學術期刊可能面臨的“失血”局面。“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頁）科學地認識、準確地把握新的歷史時期所面臨的問題，正確地解決這些問題，才能不斷前進。鼓勵中文發表，尊重國際“慣例”，開展平等的國際學術交流，參與國際學術競爭，遴選、建設面向國際的中文人文社會科學高端學術期刊群，培育一批標識中國學術水平、代表國家學術形象的國際名刊，應該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既可以滿足高端學術發表的需求，也有利於提升國際學術話語權，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中文學術期刊必須在這一過程中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具體體現在中文發表、中國問題、中國標準這三個方面。首先，堅持中文發表。錢學森先生曾經指出，重視外國文獻並不意味著中國人要用外語發表文章，中國人的成果就應當發表在中文刊物上，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應當優先讓自己人學習和獲取信息。使用中文進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是華人，華人的學術發表只有使用中文才能更加精確、完整地呈現整個研究的本質，“對於中國的學術期刊而言，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中文傳播中國學術”。第二，關注中國問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具有強烈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與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現實問題密切相關。習總書記指出：“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爲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因此，必須重點關注中國問題，構建中國理論，用原創的中國方法向世界解讀中國實踐，才能够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但是堅持中文發表不等於閉門造車，“既要立足本國實際，又要開門搞研究”，應當採取措施鼓勵中文優秀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國內發表，同時也要通過多重手段引導國際學術界“走進來”開展交流和討論，變交流的“順差”爲“逆差”。第三，建立中國標準。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日益活躍，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西方的理論框架和研究範式對中國學術界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研究內容和學術規範符合西方學術標準也被認爲是與國際接軌的必然要求，把學術成果的國際發表（英文發表）等同於中國學術的國際化，甚至出現了“SSCI崇拜”的現象。長此以往，刻意迎合西方所謂學術標準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會削弱中國學術界主要是青年學者關注現實問題的意識，甚至忽略中國需要的時代課題，對我們建立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産生影響，不僅不利於真正的中國學術國際化，更將危害中國學術的自主性乃至國家的文化安全。因此中文學術必須建立符合中文學術研究實際的質量標準和學術規範，以中國化的方式實現國際化，否則我們仍然只能被動地適應或是迎合“SSCI、A＆HCI”等基於西方學術研究經驗建立的所謂“國際標準”。四、學術期刊何以作爲從誕生那一天起，學術期刊，特別是重要的學術期刊，就不僅僅是學術生産、學術創新的被動參與者。在學術價值鏈中，學術期刊不但要成爲學術成果的記錄者和傳播者，更要做學術發展引導者和推動者，學術倫理的踐行者。歷史證明，越是重要的學術期刊，參與學術創新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就越強。在新的時代，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文學術期刊可以在以下四個方面有所作爲。第一，重塑中文學術期刊的地位，彰顯期刊的主體價值。“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學術期刊不應當也不可能越俎代庖，取代學者成爲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主要創立者。但較之於專業學者，學術期刊的長處是更接近社會，視野也更開闊，因而更容易感受到時代的問題。學術期刊參與、推動學術創新的主要途徑有兩個。一是爲原創性的學術成果提供發表平台，二是通過設置創新議題引導原創性成果的生産。 “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學術期刊應當發揮自己的長處，以強烈的問題意識，自覺地介入到學術創新這一重要進程中，通過創新的議題設置來呼應新的時代，吸引更多的有識之士來思考、回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的重大議題，從而引領中國的學術研究，推動、提升中國話語體系的建設。令人欣慰的是，已經有很多的中文學術期刊行動起來，以學術話語的重建爲使命，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創設議題，圍繞標誌性的概念，引領學界展開思考，研究時代的重大命題，不斷凝聚共識，推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創新和發展。第二，引導和參與學術共同體的建設，推動話語體系建設。學術共同體本質上是學者基於“相互之間的、共同的、有約束力的思想信念”而形成的有機整體。“相互之間共同的、有約束力的思想信念”何以形成？歷史表明，學術爭鳴和學術批評是一種有效的途徑，對於那些旨在引領學術風氣的重要學術期刊來說更應如此。回歸學術期刊的原本屬性，把作爲成果記錄爲主要功能回歸到爲學術交流、學術傳播、學術評價服務，以推動學術批評和學術爭鳴來促進以學術爲本的學術共同體的建設，以加快中國特色學術評價機制的構建與完善。必須建立起健康的評價機制，在學術共同體內部組織學術討論，倡導形成崇尚精品、嚴謹治學、注重誠信、講求責任的學術風氣，營造風清氣正、積極向上的學術生態，促進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和強化。把握科技期刊在學術倫理中的監督作用。第三，發現優秀學術新人，參與學術人才的培養。“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學術共同體的可持續發展關鍵在於學術新人的不斷發現和成長，學術期刊的發展歷史證明，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可以通過發現、培育學術新人，促進學術共同體的發展和代際傳承。因此，學術期刊需要自覺承擔發掘、培育學術新人的社會責任，讓伴隨時代成長的年輕人走上學術舞台，讓他們在構建話語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已有很多學術期刊常態化地面向青年學者搭建學術平台，或是在選稿中以學術爲本，不惟身份不惟職稱，注意發現有創新能力的青年作者，通過專家精讀閱評，幫助年輕人提高論文的質量。或是通過開辦青年學者專欄、博士生專欄等形式加大對青年學者的培養力度，這些舉措都爲凝聚共識、促進交流，爲學術共同體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第四，主動擁抱媒體融合，構建立體化學術傳播格局。21世紀以來，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使信息傳播媒介發生了革命性轉變，傳統的出版形態在學術傳播中的地位也面臨著挑戰。面對新技術的挑戰，學術期刊不應迴避，更不應逃避，而應當積極擁抱這種變化。一方面，必須堅持期刊在內容生産上的主導地位和學術優勢，另一方面要堅持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優勢互補，充分利用新媒體融合重構學術傳播，形成融合發展的新型知識信息傳播體系。常言道，“酒香也怕巷子深”，沒有影響力就難以獲得廣泛的讀者群，同時，沒有學術信息的交流和評價，學術期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新媒體時代，學術期刊必須具備以用戶價值爲導向的互聯網思維，通過建立以期刊爲核心，作者、讀者、編者共同參與的公共學術空間，提高傳播質量和傳播效率，不斷擴展學術共同體的外延。科研評價改革，任重道遠。希望通過改革能把以質量爲先、創新爲要、重視應用等反映科學研究特點和規律的正確價值取向切實貫徹落實，引導高校和科研機構破“名”破“利”，創造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讓學者潛心科學發現，回歸學術初心。（作者係南京大學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綜合評價研究院副院長）［責任編輯  劉澤生］

原文出處：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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