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宝善 || 清帝辞位诏书的拟稿与改定
清帝辞位诏书，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文书。然而，民初以来，社会上与史学界对于它的撰拟与定稿，一直众论纷纷，莫衷一是。
近年，我们在编辑整理《袁世凯全集》时，在从袁世凯内阁及总统府档案流出的文件中，清理出清帝辞位诏书稿本两件，上面有袁世凯内阁人员的一系列签注、签批、修改文字，以及袁本人手批改定文字，反映了袁世凯内阁对于诏书文本修改、批定过程的梗概。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末，从一个掌管袁世凯总统府档案的重要文员手上流出的一大宗秘档中的两件原始文本，为澄清这一历史疑案，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两件文本原图可见于《辛亥时期袁世凯秘牍静嘉堂文库藏档》。①
为了便于问题的讨论，谨先将两件文本中的诏书稿与各种签批与修改文字分别整理出来，以厘清文字，明确关系，正本清源。同时，为行文简便，将前后两个文本，分别称为前稿、后稿。
一、前稿以及签注与批改文字
前稿原文，酌加标点，如下：
本稿页边有两行签注文字，文曰：“略声出民军发起之功，袁为资政院所举”。
签注根据国内局势，首先明确接替国家大统的政治势力。这是诏书的核心内容，所以也是诏书稿修改的纲。不过，“袁为资政院所举”，这是硬性的事实，而“民军发起之功”如何“声出”，则是随时可作不同表述。前稿修改稿以及其后的修改稿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亦正是如此。
稿内还有长短不齐的批改文字，分别为：
1. 刪除“近日东南留寓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咸称国会选举节目繁难，非一时能以解释，吁请明降谕旨，俯顺舆情，速定国体，弭息战祸各等语”。
2. 改“君位”为“一姓”。
3. 改“贻民生”为“贻万民”。
4. 将“着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惟是皇室关系重大，皇族支派蕃衍，即八旗兵丁亦素无恒产，生计均应妥为规画。着袁世凯一并筹商办理。”改为“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领土保全，满、汉、蒙、回、藏五族仍能合为一大中国，即为至幸。”
5. 改“则心安意惬，尚何憾焉。”为“岂不懿欤。”
把这些增补、修改的文字，与刪后保留的文字连接起来，就是一篇完整的对前稿的修改稿。全文如下：
这篇新的修改稿，第一，回答“签注”对“民军发起之功的”的“略声出”的表述是，“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第二，新增加一节内容：“总期人民安堵，领土保全，满、汉、蒙、回、藏五族仍能合为一大中国”。吾民吾土，国之根基，在诏书中不可或缺。
总之，签注和修改稿对前稿提供了具有原则意义、又兼具实际作用的修改意见，弥补了前稿的缺失之处。
二、后稿及袁世凯的手批改定
后稿原文如下：
本稿的字面与前稿及其修改稿看似大不相同，但其主要内容，都是它们内在逻辑合理的延续。也可以视其为前稿的一篇修改稿。本稿采纳了前稿“完全领土”之说，仅略为变通直接引用了建立五族为一大中国之文：“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为一大中华民国”。而对于前稿签注要求对“民军发起之功的”的“略声出”的回应，则与前稿修改稿作了不同表述：“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
本稿呈袁世凯审批。袁世凯亲笔做了批改。前后共计四处：
1. 将本稿“人民心理倾向共和”，批改为“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
2. 刪改“暨完全领土悉行付畀国民”为“公诸全国”。
3. 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手批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也就是采纳前稿修改稿的说法。翻来倒去，就是前稿“签注”所说的“民军发起之功”如何“略声出”的表述，是袁世凯“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还是“民军”降格为仅仅是“协商统一办法”的参与者。其实，“袁世凯以全权”的地位和身份则是始终不变的。
4. 在“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句中“五族”下移入前文“完全领土”四字。
袁世凯的手批后稿，即成为清帝辞位诏书的定稿。
与胡汉民仅视退位诏书为应景的“遗嘱”不同，袁世凯则是把它作为国家大统更替、权威而严肃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历史文书来看待的。袁、胡的观念与识见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在我国历史上，不乏中央大统以“揖让”的形式和平更迭的先例。但是，像袁世凯这样，亲笔改定前代的“禅位”文书者，则是前所未有的仅见。这也可谓是一幕历史奇观。
三、张謇草拟的退位诏书稿及其他
（一）张謇所拟清帝退位诏书稿应该即前稿
清帝的辞位诏书为张謇拟稿，而塞入了袁世凯的话，这是统一共和民国建立之后的众说公论。但真实的历史依据以及袁塞入了什么话，则不得其详。所以，1930年，张謇之子张孝若出版所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时，亦以不得一睹清帝退位诏书稿为憾，且不指名道姓地含蓄地隐寓对袁世凯的不满与批评。胡汉民得悉后，写信给谭延闿，说明此事的原委。胡汉民的信说：“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脫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原文确止如此。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既为退位之文，等于遗嘱，遂不可改”②。
胡汉民敦请张謇草拟清帝退位诏书稿，选得其人。从各方面的原因和条件来说，张謇的确是最佳人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给清室留足了面子。张謇是甲午科状元，光绪皇帝的“天子门生”，在晚清预备立宪运动中，以著名的立宪派领袖的身份，同袁世凯互尊为民意领袖和政治领袖，结成政治同盟。③辛亥革命爆发，张謇又以同样的身份，应邀加入南京临时政府出任实业部长。总之，在南北三方均拥有丰厚的人脉和很高的声望，人品和文章亦为世所公认。
然而，我认为新从秘藏中面世的前稿，才应该是张謇所拟清帝退位诏书稿，其理由如下：
张謇的拟稿，按胡汉民所说，是由胡汉民、唐绍仪共同阅定认可，直接电寄北京袁世凯的。这是当时南北和谈的正式形式与南北电信来往的唯一正式渠道，当可无误的到达袁世凯处。胡汉民以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的身份，运筹并亲自见证交办此事，他信中所说，应当确实。而且当时南北方的重要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亦都表明，正是这篇电达北京的张謇拟退位诏书稿，才是袁内阁进行讨论修改的依据。此其一。
前稿全貌显示，它是袁内阁合签注、签批、修改文字于一体的工作本，而其供作依据的文本，即是退位诏书稿原文。足见前稿这篇退位诏书文本，其来历非同一般。此其二。
后稿的内容表明，其许多文字（包括袁世凯的手批）都是直接从前稿的签注及修改稿引用而来。此其三。
据此三点，人们有理由相信并认定：前稿就是经胡汉民、唐绍仪共同认可的电寄袁世凯的张謇所拟退位诏书稿的抄正本。
唯一的缺憾是，现在能见到的公私档案和记述中，查不到胡、唐寄北京袁世凯的退位诏书电报原本来印证此事。而在上海方面，张謇所拟诏书原稿也同样下落不明。史学界把搜寻目标不约而同地集中于赵凤昌藏札。如所周知，上海赵凤昌宅惜阴堂是光宣之际闻人政要会聚之所，尤其为辛亥革命时期南北议和会谈之所。唐绍仪即假此为办公之地，亦为张謇草拟退位诏书之地。赵宅汇集了大量的来往文电函札，因而以赵凤昌藏札闻名，时人众口一词说张謇的拟稿即收藏在内。赵凤昌之子赵尊岳以独擅赵凤昌藏札收藏、披阅利用之便，亦曾著文宣示张謇之拟稿的确收藏于藏札内，且曾有亲自影印刊布之事。赵尊岳说：“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属予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赵尊岳的回忆还记述了所见张謇拟诏书稿的过程与内容：“一日，先公（赵凤昌）语张謇曰：明诏未颁，恐京师无大手笔足了此案，君试拟为之。张初笑谢。……终于着笔，就其案头八行橫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袁（世凯）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不易一字，仅加由袁办理一语颁布行之”。④
对于赵尊岳在《申报》影印刊布张謇之拟稿一说，经研究者排查《申报》，确定并无其事⑤，确属误记。近年，《赵凤昌藏札》正式影印出版，经查，内中亦未见收录张謇所拟退位诏书稿。据影印本整理者的介绍文章可知，赵凤昌藏札全109冊，虽几经辗转由私人收藏到入藏国家图书馆，但始终装帧完好，所以，张謇所拟退位诏书稿在入藏国家图书馆前，不存在单独散逸出去的可能，足以说明赵凤昌藏札内并未收入张謇的拟稿。赵尊岳早年是藏札的直接经营人，但在他晚年撰写这篇往事纪述时，至少有将近二十年已无缘一睹这部藏札了。半个世纪之后忆往，记忆失误，事在情理之中，未可深究。而赵尊岳还说，袁世凯得到张謇所拟退位诏书稿后，“大事称许，不易一字，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此话道明，原来，赵尊岳与胡汉民说所见的张謇拟稿，不过都是袁世凯所据以修改批定的后稿而已。这在前文已经反复辩明，不赘。过往社会上的传闻，学术界的一直期待，在赵凤昌藏札这里都落空了。那就留待新的史料发现来证实吧。不过，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那就是张謇的拟稿，只有应胡汉民之请的这一篇，没有它时、它地的任何第二篇。
（二）胡汉民函谓张謇手拟的退位诏书稿，即袁世凯“窜入授彼全权一笔”之内阁复电之说，不符史实。
胡汉民致谭延闿信说“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原文确止如此，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既为退位之文，等于遗嘱，遂不可改。”按照胡氏的话，换个说法就是，从“内阁复电”中挖掉授袁世凯“全权”的话，就是张拟退位诏书的稿本了。这与史实不符。
首先应该弄明白胡汉民所说的“内阁复电”的内容是什么。胡汉民致谭延闿信说，他是看了张孝若著“季直先生传记第八章文字”所引用的内阁复电，“似有可补充者”而致信谭氏的。但是，张孝若书第二编第八章引用的内阁复电，在《张季子九录》称之为歌电附录于张謇本电，未注明月份。从其内容考察，当在南北方议和“议开国民会议”期间，即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距清帝退位之日甚远，它自然不是张謇拟的退位诏书稿，也不是张孝若书中所说的，“内阁即日逊位的复电，来到我父亲手中了”⑥的那通内阁复电。
胡汉民请张謇拟稿的清帝退位诏书文本电寄袁世凯后，袁内阁经过修改的定稿文本，在清皇室正式颁布前，以内阁复电形式电知南方，以完成例行公事。这通内阁复电，才是张孝若所说的那通“即日逊位”的内阁复电，也是胡汉民所说的窜入授袁“全权”一语的内阁复电。胡汉民借张孝若书第八章说的话，是移花接木借题发挥。这通内阁复电所依据的文本为何？前文已经叙明，就是袁世凯手定的后稿。孙中山在收到袁世凯这通来电之后，当即急复电袁世凯，明确表示反对说“清帝辞位”，“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以及唐绍仪致孙中山密电转述梁士诒等人的辩解⑦，都可确定致南方的内阁复电，即是袁世凯修改批定的清帝辞位诏书文本。
辛亥十九年后，以张謇传记出版的偶然因素，张謇拟稿清帝退位诏书之议重起。胡汉民亲自出面作证：在这通内阁复电中，剔除授袁全权的话，就是张謇所拟的退位诏书了。胡汉民以敦请张謇拟稿的筹划人、张稿的第一经眼人并电袁内阁签发人的身份，又是内阁复电首批阅读人的身份，这样的双重身份，认定这通内阁复电就是张謇拟的清帝退位诏书稿，按常理自然是十分可信的。胡汉民在民初的政治地位，更增加了其权威性的份量。于是，胡汉民的说法，就为社会所接受了。
张謇家藏的档案管理者，根据胡致谭信所说的认证和指引，将所收藏的这则即日逊位内阁复电，厘定为张謇拟稿的《清帝逊位诏》，并由曹文麟根据胡信所说的话写了一篇三百余字的题记附存。近年出版的张謇的各种著作集，亦均以张氏著文正式收入。⑧
然而，袁世凯手定的后稿原件，从秘档、秘藏中被发现公诸于世，则证实了胡汉民所说与史实不符。
第一，袁世凯手定后稿，就是清帝辞位诏书的定稿本，亦即电知南方的“内阁复电”所据文本。
第二，袁世凯手定本所依据的后稿，是袁内阁幕僚根据前稿的签注、修改意见，重起炉灶的一篇新的辞位诏书稿（当然也吸收了其他意见）。因而，即使前稿原本不是张謇拟稿的退位诏书，这篇后稿，也完全可以确定，它不是张謇所拟的原稿。
第三，缩小到授袁“全权”这一个具体范围来说，袁手定稿及其所据的原稿显示，都有“袁世凯以全权”之语，只是“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还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区别。“袁世凯以全权”的话，并非袁的硬性“窜入”。
第四，以袁世凯手定清帝辞位诏书文本与张謇存档整理者根据胡汉民信所说的话厘定的《清帝逊位诏书》文本相比照，除了数处极个别的文字的差异外，字句完全相同，仅只有无袁世凯“以全权”三字之别（而且人们有理由怀疑此乃整理者根据胡汉民的提示而做的技术处理）。所以，这篇《清帝逊位诏书》并不是张拟的诏书稿，实乃袁手定本的一个电报抄件。胡汉民以自己的误断，误导了后世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与认识。历史就是这样，不断以新发现的史料去否定那些违背史实的成说或定论。
（三）余说
清帝辞位诏书，向有出自张謇一人之手，而经袁世凯窜入一语之说，和成于众人之手一说。出自张謇一人之手说，本文前后二稿之修改、批定文字，已经证明其说之不确，无须进一步申说。成于众人之手一说，亦只可理解为是袁世凯内阁人员（或幕僚）集合了众家修改意见，形成文稿，交由袁世凯批定，并非是众人各执一辞修改而定。此亦为现在修改稿的文字所证实。
清帝辞位诏书从动议草拟至定稿颁布，前后只有十天半月的时间，而南方和北方则有一批人士分别撰文记述其撰拟与修改之事。南方的记述文字侧重于张謇的拟稿与收藏。有说是胡汉民请张謇拟稿，电寄北京的，有说是赵凤昌动员张謇拟稿，而后寄北京的。张謇拟稿的地点有说就在赵凤昌宅惜阴堂，有说是到大生二厂办事处。而自称是代张謇拟稿者，就有刘垣（厚生）和诸宗元两人之说，也有人说，仅只是诏书的最末几句，才是刘垣手笔。在北京方面，袁世凯周围的政要、闻人，多有预闻逊位诏书拟稿的信息。有隆裕太后命徐世昌拟逊位诏书，学部官员张元奇拟稿徐世昌润色的报道。叶恭绰说，亦有人请他代为修改草拟的逊位诏书稿，但南方代拟稿电达北京，此稿就废了。刘垣说，据好几个参与清廷机密的老朋友说，电稿到京后，袁世凯、徐世昌就把稿子交给了汪衮甫（荣宝），汪读后当即表示：“不类季直手笔，或当另有其人”。
这些南方和北方人士的记述文字，或为自己撰写的、或为时人撰写的文史笔记，或见诸其本人的传记、信札，或为专篇文史记述，或见于辛亥史事回忆录，等等，均已分别出版刊行，时跨上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近半个世纪。作者们各就其历经和闻见，记述了一个历史侧面。其内容繁简不一，言人人殊。但拨开分歧，更有其值得注意的一面则是，不论持何说的人都一致共认，其一，张謇是诏书的正式拟稿者；其二，张謇的拟稿确实电达到北京袁世凯内阁，而且是袁内阁及袁本人据以修改、批定辞位诏书的文本。作为证据，就使前稿就是张謇手拟退位诏书稿之说，前进了一步，已经踩到了确认的门槛。这正是多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纷争讨论的一项重要结果。
注释①《清帝辞位诏书草稿》，载刘路生、骆宝善、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秘牍静嘉堂文库藏档》，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3～66页。②⑥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155页；第154～155页。③参见骆宝善：《清末新政中的袁世凯、张謇联盟》，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12月号。④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02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4～255页。⑤见吴讱：《关于〈清帝退位诏书〉和〈秋夜草疏图〉》，南京：《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⑦参见孙中山复袁世凯急电，又唐绍仪致孙中山巧电，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十八号附录第2页，第二十号附录第3～4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⑧例如，杨立强编《张謇存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4～535页题为《清帝逊位诏》；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7页题为《清帝逊位诏》；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题为《拟清帝逊位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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