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
摘 要：清代是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史上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与前代不同，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统治阶层，对于山区的拓殖与开发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在此期间，由于流民和客民的深度参与，该区域的开发获得了新的驱动力，山地得以大规模的垦殖，粮食产量随之增长，山区特有的经济作物如药材以及特色林木等资源也得到了相应的开发。因此，山区与传统市场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山区的商业与贸易也得以快速发展和繁荣，川陕甘毗邻山区开始逐渐摆脱荒蛮与闭塞，迎来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开放。对清代川陕甘毗邻山区基本开发状况的梳理，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仅是清代该区域山区开发的相关特征和结果，山区开发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则更加应该引起重视。国家在实施“十三五”规划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要把具体规定落到实处，确保山区的资源开发走上一条生态、环保、经济、高效的道路。
一
清朝川陕甘毗邻地区各府、州、县具体归属的政区不尽相同，本文以嘉庆二十五年的政区，即以谭其骧先生所著八卷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政区为基础，界定研究地域范围。该区域在清朝嘉庆二十五年政区图中辖5府2州1厅，分别是：龙安府、保宁府、巩昌府、凤翔府、汉中府、秦州、阶州以及松潘厅[1]。
这片区域内，山区地域辽阔，地形地势复杂，生态环境多样，分布着龙门山、秦岭、米仓山、大巴山、白龙江、嘉陵江、汉江、渭水等大大小小的山脉与河流，所以，川陕甘毗邻地区是一个极具动态且复杂的地理系统。因此，在传统农业不断拓植的情况下，以山区开发为基础的经济作物开发，凸显出该区域在农业生产和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价值。诚如乾隆十年，时任陕西巡抚的陈宏谋在其“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一文中提到：“我皇上于劝农教稼之外，更敕令地方有司时劝树植，广收地利以益民生。陕省山木丛杂之地，……，崇山峻岭，树木繁茂，其中如药材、竹笋、木耳、蘑菇、香蕈、核桃、栗子、棕树、构穰、桐漆、葛根之类亦自不少，但可食用，即可卖钱。小民生长山中，田地窄狭，衣食艰难，即此便是恒产。其无木之地，全在转相学习，以广生计”[2]。川北山区和陇南山区的物产与以上陈氏提到的物产大致相同，雍正《略阳县志》和道光《续修宁羌州志》记载：山区物产品类繁多，油类作物有“芝麻、桐子、菜子、稔子、漆子、麻子、核桃、杏仁十数种”，经济木材则有“桐，老则开裂如箕子缀其上大如黄豆，皮皱，淡黄色可生噉，亦可炒食，又一种可榨油”，另有“干漆出汉中山谷”等[3-4]。此外，山区还拥有种类繁多且藏量丰富的药材资源。正是因为川陕甘毗邻山区有着如此丰富的物产和珍贵的资源，该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才有别于其他地区，山区开发才会成为该区域社会经济生产的主导。
在土著居民不断垦殖拓荒，开发山区经济作物的同时，大量流民也迁徙而至。根据嘉庆《徽县志》记载：“（徽县）幅员周七八百里，四远穷山密箐，人迹罕到，土著民人视为不毛，惟採樵者入之。数十年来，四川湖广人络绎而至，垦荒落业，山中已无闲田，编其户曰客民”[5]。可见，在清代，四处迁徙的流民对于川陕甘毗邻山区的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以及各府、州、县也开始不断地推出鼓励山民拓荒垦殖，活跃山区商业行为的政令举措，旨在保护山区民众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例如乾隆六年便“復准陕省荒地全无出产者，招民开垦，其有见在割漆、砍竹，採取构皮、木耳等项者，听民自便，地方官不得目为荒地，强令垦种。亦不得以见获微利勒报升科”[6]。而各级地方行政长官也大体能够认真地执行这些政令举措，如雍正时，“岷民生计维艰，依西南山林木以资生者十之三四，时有奸商贿番卖占”[7]479，时任洮岷陇右道的旗人赫赫便严令外来客商不得私相买卖木料，以法令的形式来维持岷州卫民众的日常生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也迅速展开，除了川陕甘毗邻山区自身的资源优势，山区得以深入开发的原因，还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川陕甘毗邻山区人口日益增多，大量流民的渗入和移居，使得原本闭塞的山区开始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所谓“山地阔广，垦辟良便，往者总督鄂公招募客民开种，自是客民多于土著”；其二，山区商业贸易日渐活跃，与外界的经济联系逐渐加深。光绪《凤县志》云：“山外客民携资本入山小贸，易获利息”[8]。这种形式的山区贸易和物资流动，在川陕甘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到清朝中后期，已经成为山民与外界市场贸易、沟通和交流不可或缺的途径，山区经济也因此获得长足发展。
二
清代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有以下特征和表现：
（一）以流民、客民为主的外来人口对山区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明朝中后期开始，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以及沉重的赋税，使得破产流亡的民众日益增多，到了明清之际，起于川陕地区的农民军反叛以及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更是加速了传统农耕者因失其田而逃亡的进程。张献忠之乱过后的广元县“惨遭劫变之后，人民故绝，满道蓬蒿，……，田地无人承种”；“昭化自遭献贼屠戮，军民士庶不存一二，庐舍田园鞠为茂草”[9]75-76。流民的大量产生，战乱对于社会生产的破坏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原本闭塞的山区虽然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耗，但山区也为广大流民提供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自足的栖身之所：“保宁为蜀北咽喉，苍溪当利、阆水路之冲，贼兵蹂躏，民不聊生，俱逃避深山穷谷中”[9]13。从明末到清朝三藩之乱的平定，川陕甘毗邻山区经历了长达50年的战乱和动荡，各州县的人口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避迹山寨”，且“余皆无人迹”，甚至出现客民多于土著的状况：“康熙间，川陕总督鄂海招募客民于各边邑开荒种山”“自是，客民多于土著”[8]。所以，在这一时期，山区人口实际上经历了一次“减员”与“复员”的过程。
而山区较大规模的开发则出现在十八世纪。战乱的结束使得清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正轨，康、雍、乾盛世背景下的人口增长以及川陕甘毗邻地区对流民的自然吸引力造成了山区人口的激增。由于山区“多良材，产铁矿，竹可纸，木生耳蕈，食宜包谷、荞、豆、燕麦。不当徭纳粮，但给地主数贯，即可赁种数沟数岭”，且“山内州县，地瘠赋轻，……，地方辽阔，令尉固耳目难周，……，省各有界，犬牙相错，不能越境而谋。勤能之吏，亦只自固其圉”[10]，这种即能依靠山区资源糊口，又能摆脱赋役和官吏约束的条件对于逃亡的流民来说，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所以，随着山区人口的增长，对该区域的垦荒与开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流民、客民在山区的基本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进行正常的垦荒种植。例如，“青木川，州西三百二十里，复山重岭，小溪湾环。西北与甘省阶州西南与川省龙安均相毗连，无业流民多在其间开耳厂扒菌垦种老林，地阻人杂，最宜防范”[4]。又如，“流民之入山者九十月间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宿祠庙或空窑密林，取石支锅，拾柴做饭，遇有乡贯，寄住寫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或木板，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渐次筑屋，否则仍徙他处”[8]。
2.参与山区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五间桥在东九十里五叠石成梁山径最险，道光甲辰夏，客民赵永珍、韩治家、韩震午协力兴工新神祠，创过亭三间，起桥梁一座，修上下道三百余丈，行旅称便矣”[11]。又如“……，客民周协廷、储启周等按各铺贫富捐金万余，修筑城堡七里有奇，保守街市，护卫居民”[12]。“兰草渡在周东南一百二十里，乾隆中客民曹锡五置田给费”[13]。
除了这些基本的日常活动，山民也要经常与商贾进行贸易以贴补家用。所谓“山民饘粥之外，盐布零星杂用不能不借资商贾，负粮贸易，道路远阻。故家多畜猪，或生驱出山，或醃肉作脯转卖以资日用”，而且“开山种土良民尽多，村落绝少，不过就所种之地架棚筑屋，零星散处，所称地邻往往岭谷隔绝，匪徒剽窃，守望难资”。山区民众杂处聚居，没有亲族联属，也不兴礼仪教化，所以易生盗贼。“山民贸易，定期赶场，场集中间有赌局，匪民引诱渔利，输家无钱以偿，或流为盗”[8]，如果能严明守令，禁赌博，山民便不会铤而走险沦为盗贼。不过山区并非政令畅达之地，禁赌捕盗也便成了异常困难之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流民、客民成为这一时期山区开发的主流，是川陕甘毗邻地区山区开发的一个显著特点。各类流移在山区资源开发以及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具体研究该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时，要对流移入山这一现象给予应有的关注。
（二）中央及地方政令的制定和实施左右着山区开发的进程
清朝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康、雍、乾三代，一系列土地及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也因为这些政策的落实而增添了新的内容。
乾隆间举人盛百二在其《编审论》一文中言道：“自我朝康熙五十二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雍正四年又行丁归地亩之法，百姓优游于耕凿之中，有司无考课之累，从容而赋茧丝，良法美意三代以来未之有也”[10]。他认为，从康熙五十二年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到雍正四年的“摊丁入亩”，中央推行的一系列土地和赋役政策，都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提高了各级地方官吏的行政效率。但实际上，地丁合一之后，赋税还在继续增加，康熙年间诏令永不加丁税，只收田租，以及雍正朝的摊丁入亩的政策都不过是对明朝“一条鞭法”赋税制度的恢复。而真正对山区开发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乾隆五年七月上谕的颁布：“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亦当筹画变通之计。向闻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即使科粮纳赋，亦属甚微，而民夷随所得之多寡，皆足以资口食。即内地各省，似此未耕之土不成丘段者，亦颇有之，皆听其闲弃，殊为可惜。嗣后，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其在何等以上仍令照例升科，何等以下永免升科之处，各省督抚悉心定议具奏”[6]。
在研究清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研究有关清朝时期山区开发问题的时候，这项垦殖政策需要给予充分的关注。从内容上看，它也许只是一项在清王朝人口激增而田地并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统治者采取的一种变通之计，但实际上，这条政策所造成的影响之深远，也许是当时的统治者所无法预知的。在这条政令颁布之后，各省境内凡是闲土尚多的“山头地角”，“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再也不用承担和上缴任何赋税。正是由于这一点，长久以來束缚着中国农民的赋税和徭役，对于这一时期某些有着特定情况的民众来讲，已经不复存在了。清朝时期真正大规模的垦荒浪潮也正是出现在这项政策颁布施行之后。流移的大量入山以及大量山区的开发，对于山区造成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政令颁布之后，户部依据各省督抚议定上报的本省免科田土范围，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川陕甘毗邻山区各省具体的垦荒准则如下：
“陕西、甘肃所属，地处边陲，山多田少，凡山头地角，欹斜逼窄，砂磧居多，听民试种，永免升科。至平原空地，如开垦未及，起科之年地或鹻卤，许其据实呈报地方，地方官察勘取结，停种免科”[14]。
“四川所属，地处边檄，山多田少，田赋向分上中下三等，如上田中田不足五分，下田与上地中地不足一亩，以及山头地角，间石杂砂之瘠地，不论顷亩，悉听开垦，均免升科”[14]。
至此，清朝垦荒政策逐渐完善，而康、雍、乾三朝全国人口的爆发式的增长虽然和这一时期清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但是，统治集团不断更新的土地和赋税政策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应当被忽视。保宁府苍溪县户口的变化就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顺治十年至康熙三十年，计户六百八十户；康熙三十一年至康熙六十年计户一千四百五十八户；至雍正七年，计户口两千六百九十三户；雍正七年至乾隆四十七年，计户九千七百五十一户；……，生齿日繁，国家休养生息之泽普矣”[15]。通过以上户口统计可看出，雍正七年至乾隆四十七年，短短的53年，位于川东北的苍溪县户口数暴增了近4倍，人口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必然与乾隆六年颁行的人口及垦荒政策有密切关系。
当然，政策更新并未停止，嘉庆初年王聪儿起义之后，中央便立即推行了更加细化的山区开发政策，以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战乱对山区地区的影响。“陕西南山老林一带，山径僻杂，延袤广远，与其置之空闲，莫若酌为经理，安置难民，务得其所。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木材，即可为建盖营廨、民庐。设良吏，行保甲，以实心经理，……，如此分别办理，则南山老林内不致仍为盗薮，而失业流民，日久即可作为土著”[16]。由此可见，中央及地方政令的制定和实施，对山区地区的开发影响深远。
（三）山区资源开发的深度大大超过前代
川陕甘毗邻山区资源丰富，随着清代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爆发式增长以及山区贸易的展开，民众对于各类山区资源的需求也逐渐增长，这就在客观上加速了山区资源开发的进程。这一时期山区的资源开发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山区土特产品的开发成为这一时期川陕甘毗邻地区资源开发的一个显著特征。光绪《凤县志》载“自凤县、两当、徽县老林绵亘千里所产如药材、树木、铁炭等类藉此远行瘠苦之区渐可饶裕”[8]。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山区资源开发的着重点是药材和经济作物的开发，这便概括了川陕甘毗邻山区土特产品开发的基本情况。
1.山区药材资源的开发。
除部分地区对部分药材采取人工种植以扩大生产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则以采集为主，山区丰富的药材资源满足了山民采集活动的基本需求。例如，道光《两当县新志》中就明确指出，其境内药材“党参最多”，而且山货贸易大都以“入山采取货于市”的方式进行[17]。光绪《凤县志》更是详细记载了境内药材的种类：“药之属，党参甚美，大者一茎觔许，故凤党药家珍之全，红花椒肉厚有双耳，殊胜他产，鹿茸、麝香、山羊血、熊胆亦时有之；此外如何首乌、五加皮、白芨、枸杞子、五味子、款冬花、百合、商陆、细辛、牛子、车前、葛根、葶苈、香附、紫苏、苍耳子、蛇床子、冬葵、补骨脂、石斛、蒲公英、鹅不食草、马鞭草、紫河车、接骨丹、杜仲、雄黄之类，皆足备不时之需，土人入山采取货于市，足资衣食”[8]。如此丰富的药材资源，使得川陕甘毗邻山区的开发有着深厚的资源基础，山区开发的潜力和后劲很大。
2.山区经济作物的开发。首先是针对山区木耳资源的开发。木耳，“生花梨木者为归，南山客民多作耳扒”[4]。川陕甘毗邻山区的木耳产地分布广泛，产量较高，例如，相关地方志材料记载：“木耳，白、黄、黑三种，出平武”[12]；“木耳，阶州出”[18]；礼县“蔬多木耳”[19]；其余如成县、徽县、两当、西和等县皆产木耳；不仅如此，山民甚至早已熟知了能够有效提高木耳产量的方法：“砍山木积置雨中，次年生耳，获利甚厚”[20]；“山内有耳扒者将青棡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渐生耳，三年利尽；而新蓄之青棡木又可作扒，再作扒者，间取松树为之”[8]。产地广泛且产量较高的木耳加速了本区木耳贸易的繁荣，《广元县志》便有“木耳为本县出口货物之大宗，北边产量尤饶”的记载。木耳作为川陕甘毗邻山区的贸易大宗，是本区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人口的增长以及山区贸易往来的频繁使木耳的生产、加工以及贸易都受到山民极大的重视。正因如此，山民甚至总结出山区木耳的制法：即所谓的“砍山、困山、抽山、薅山、生长、捡耳”六个过程，山区木耳生产已成为地区性的经济产业。
3.针对山区特色林木资源的开发。川陕甘毗邻山区特色林木资源主要有漆树、桐树及蜡树等。“漆树，枝叶粗散干擁拔，皮多汁，割取之名漆，用以髹器，坚滑而光”[21]；“荏桐，花桐子可作桐油”。“蜡树，枝叶状类冬青，四时不凋，五月间花，邑人买虫于市，遍枇树枝，虫酿为蜡”。这三种经济林木向来都是山区贸易中较为稀缺的货物，在山区开发的进程中始终为山民所重视。生漆的产量虽然远比桐油和虫蜡为高，但是由于其需求量较大，所以其产能几乎没有剩余。而虫蜡的生产条件苛刻，生产周期又较长，所以就更不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通过道光《南部县志》所记载的虫蜡的生产过程，获知虫蜡生产的不易：“邑之蜡树产蜡而不产虫，立夏后，邑人往广元及川南等处揉买蜡实，具中虫大如蟣蝨，昼夜兼程以行，虽关冲不阻，恐气暖虫出矣。芒种后，包抍蜡树，虫食汁叶，涎数十日，钊取具清炼花成蜡”[22]。虽然虫蜡生产不易，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虫蜡的采炼和贸易才发展成为山区特有的优势。
综上所述，山民对山区经济林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逐渐使得山区以更加开放和多樣的姿态参与到了清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中。
三
无论从政治亦或是经济的角度来看，清朝在地域空间上的扩张都影响深远。在政治版图上，清朝是历代封建中国疆域面积的巅峰时期，实际统治区域空前增大。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其所涉及的各类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也都是以前任何朝代所无法企及的。然而，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各个地区实际的发展状况却也都不尽相同。川陕甘毗邻地区地处地广人稀的山区，同时也是川陕甘三省社会经济发展的边缘区域，该区域开发的进程受到人口移动以及垦荒政策的作用，呈现出了自身的发展特点，是清朝土地兼并和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这一时期该区域的山区开发也造成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回顾清代川陕甘毗邻山区的开发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山区实际上是一个缓冲区域。日益扩大的土地兼并以及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均衡，使得大量人口不再被固定和捆绑在土地上，他们开始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山区作为一个相对封闭且封建统治较难触及和控制的区域，在安抚流民、缓解社会矛盾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统治者在面对人口增长而土地并未相应增加且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的难题时，制定的一系列垦荒政策，主动将流动人口导向了山区，而流动人口对山区的开发，又使得山区的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吸纳流民、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也逐渐增强。同时，在这一时期，山区的资源开发，特别是山区特殊资源的开发也使得山区贸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山区逐渐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山区开发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山区虽然在吸纳流民，缓解社会矛盾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一片“三不管”的区域，流民的聚集绝对不是一件能让封建统治者宽慰的事情。流民大都因为土地的丧失和赋役的沉重逃亡入山，其中奉公守法之辈可谓凤毛麟角，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使得这些对封建统治有着不满情绪的流亡之人有了稳定的落脚之地，那么，反抗清政府统治的暴乱便也开始酝酿了。嘉庆初年的王聪儿起义便是发生在川楚山区，同时也波及了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暴乱。地方志材料有如下记载：“嘉庆三年五月十二日，白莲教匪杀掠杨家店诸村落，逼北关，士女登阵严守”[17]；“四年二月白莲教匪由礼县至阶州北境柳林里突至州西之两水，沿河至西固两河口焚烧杀掠，又率马队百余骑绕城窥同无所乘，烧北堤西禅佛寺，仍由两水过柳林而去”[18]；“三年三月，川楚教匪犯岷围城，公与都司关某协力守御”[7]483。暴乱对山区社会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清代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还带来了另一个影响，那就是盲目且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对于山区环境的影响。垦荒对山区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耕进林退”，所谓“低山种包谷，高处宜早荞，近则广种洋芋”[8]，耕地的大量开垦是建立在林木砍伐和破坏基础上的，有的地方甚至存在“挖土既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又别觅新山，抛弃旧土”的现象[23]，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山区开发而产生的水土流失，对于山区林木及自然环境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也逐年增多。垦荒还造成了山区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恶化，不少野生动物因此绝迹。地方志材料有言：“闻诸父老曾言，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士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11]。
由此可见，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虽然有其积极作用，但是，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任何忽视环境承载力的资源开发都是不符合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那么，如何合理的进行山区资源的开发，避免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四
川陕甘毗邻地区位于我国西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交界的地区，同时也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區域。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难题。西部大开发正是为了遏制和逐步缩小各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目标而实施的，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什么样的开发模式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能沿用过去的老办法，必须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新机制。要选择有利于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这是西部地区摆脱贫穷、解决目前人口困境、资源困境和环境困境的唯一选择。只有采取切实可行的西部大开发的策略，才能实现西部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规划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具体指出要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发展。积极引导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支持优势产区加强棉花、油料、糖料、大豆、林果等生产基地建设。统筹考虑种养规模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推广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发展农区畜牧业。分区域推进现代草业和草食畜牧业发展。提高畜禽、水产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水平。促进奶业优质安全发展。实施园艺产品提质增效工程。发展特色经济林和林下经济。优化特色农产品生产布局。加快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这就对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往粗放式的山区开发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山区资源开发的新要求了。农业、林业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把“十三五规划”的具体规定落到实处，使得山区资源开发能够尽快走上一条生态、环保、经济、高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