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洗牌！世界秩序分崩离析，中国开启终极模式！

来源：戎评

ID：rongping898

最近经济内循环和双循环在国内的话题度非常高。

7月27日，新华社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博会百日倒计时的文章中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基本上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

如何理解这段话呢？

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情况：关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网上有部分言论解释为摒弃国际市场，让中国经济自成一体。

事实上，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原因就在于工业化！

众所周知，工业化使人类的生产力得到了质的提升，而工业化梯度越高，生产力在单个时间创造的产能就越大。随着工业产能在工业化进程中不断提高，其对扩张市场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因为工厂只有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了，他才能盈利。

而企业的盈利对上关系到政府的财政税收，对中关系到本企业的产品开发和供应商营收，对下则关系到员工的生活来源和服务业的发展。

这是理解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最简单的逻辑。

央视快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所以，工业国为维系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就必然需要更广阔的市场来消耗更大的工业产能。很显然，按照今天工业化梯度对产能的显著提升，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依赖本国市场，因为消耗不了，其结果就是产能过剩。而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供大于求所造成的产能过剩。

这也从侧方面解释了由西方领导的全球化的经济危机必然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财富分配下，工业产能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普通居民工资增长的速度。

正因如此，越是工业规模越是庞大的国家，就越不能脱离国际市场。

而所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将以内需为主的内部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

这一点，充分证明了我国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抱有不甚乐观的态度。

因为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恶化（主要是华盛顿发起的新冷战和脱钩），严重依赖国家关系和国际宽松环境的对外贸易必然是首当其冲的影响对象。

当然，由中美关系恶化所导致的国际局势动荡，只是我国加强内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因素。而这些因素和当下严峻的经济形势，我国政府早在十二年前就已经有了预判：

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

——摘自2008年《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

站在2008年的角度看，这段话对我国十多年来的经济形势和转型迫切性的预判非常准确，只不过官方发言侧重于学术化，很多人不太理解。所以接下来，戎评将从这段话解释下我国打造经济内循环和双循环的原因。

1.国际市场狭小

国际市场狭小的原因有三点：

其一、地缘政治因素：华盛顿发起的新冷战和脱钩战略，必然导致全球贸易市场的分裂，而分裂的结果就是博弈双方各自损失部分海外市场。

其二、经济发展因素：12年前，外贸是拉动我国GDP的核心驱动力，依存度是44.19%，这还是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贸易缩减的情况下。此前一年，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为57.29%。

出口、消费、投资，被称为我国经济传统三驾马车。虽然消费对GDP的贡献最大，但我国对出口的依存度仍然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以2019年上半年数据为例，我国对外贸依存度为32.5%（算法是进出口总额除以进口总额），美国是19.4%，日本是27.98%，欧盟是22%。考虑到美国产业空心化和中日产业结构类似的问题，欧盟的比例最具参考性，也就是说我国外贸依存度还有10%的降低空间。

以外贸尤其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若想持续盈利就需要仰仗一个不受己方控制的因素：进口国居民消费能力。

而居民消费能力无非取决于两个方面：工作收入和借贷，也就是加杠杆。

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市场尤其是美国受困于实体经济的停滞，居民收入的增长只存在于纸面上，其真正消费来源要么是金融借贷，要么是以政府主权信用为担保的货币量化宽松。

居民借钱有收入还问题不大；

央行印的钱只有政府有能力创造新的财富去稀释它也还行。

但如果没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导致恶性通胀的发生，其结果就是大部分居民的购买力下降。当外销国家居民消费能力萎靡不振的话，反馈到产品输出国层面就会造成产能过剩。

当前中国外销市场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居民消费萎靡不振的同时，企业、居民、政府三个构成国家经济基本结构的部门债务规模趋于无限大。

过去半年，为应对疫情造成的冲击，美国公共债务几乎以爆表式速度增长，预计到2021年，仅政府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超过130%，已经接近危机爆发临界线，这还不算企业和居民的债务。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崩盘危机不会出现，但居民消费也会出现一个长时间停滞。对于以几何数级增长的工业产能而言，个位数增长的居民消费能力本就跟不上节奏，更何况现在直接停滞了？

从静态视角看，停滞意为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是不变量。

但从动态视角看，一个是不断增长的工业国产能，一个是陷入停滞的发达国家外销市场，当后者吃不下前者的产能时，算不算国际市场变小了？

按照这个角度说，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需要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和资本主义财富分配制度下居民消费能力支撑不起该市场扩张之间的矛盾。

其三、国家安全因素：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人就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预演，各国出台的经济政策只是治标的“堵”，而不是治标的“疏”。

十年后，在中美愈发激烈的交锋中，深度依赖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各国精英很敏锐的嗅到了经济危机的气息（中美是全球化的两大主要构建者，前者输出产品后者输出技术和规则，所以08年后一直有人鼓吹G2模式，其用途就是想把中国牢牢钉在加工厂的位置）。

2018年11月19日，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达利欧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对世界经济的前景非常不看好。

这位曾准确预测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富豪说：

现在的金融市场和环境，都与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相似。

历史上，采取较为封闭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政府在经济危机前中期的本能反应。因为经济危机造成的最大问题是居民消费能力下降，而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能增加就业岗位，进而确保居民的基本消费能力。但后果是全球贸易活性下降，国际市场急剧缩水，这对工业品输出国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关于这点，世界主要国家其实都有心理准备和处理预案（篇幅问题下篇讲）。

但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在即将迎接本世纪最大经济危机的关口，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直接让硬着陆的方式直愣愣地砸在各国政府头上。在正常社会秩序崩盘（新冠疫情）和居民生活水平无法保证（经济危机）的双重叠加威胁前，各国政府的重心不再是发展经济，而是尽一切办法维持社会稳定。

如何维持？

疫情需要医疗技术给出解决方案，这需要时间，属于不可控因素；那只能从保障居民生活水平着手，办法则是用更强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让国内的企业能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饶是手握国际通用货币发行权的美国都这样，其他国家更不遑多说了吧？

其实，现在的世界已经坐在火山口上了，全球确诊人数即将突破2000万，日本疫情全面恶化，单日新增病例突破1000，这在亚洲几个较发达国家中是非常罕见的；美国单日新增稳定在5万以上，印度更是直接炸雷：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孟买贫民窟有57%的居民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孟买人口约2000万，约40%人口住在贫民窟。

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形势下，各方势力暗流涌动，都试图用外部矛盾转移内部压力（这就是美印近期频繁找茬的主要原因之一），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将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说白了，人家不是不清楚中国供应链更完善、产品更有竞争力、效率更迅速。但他们更清楚，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远比所谓的性价比更重要！

咱们中国人之所以不怎么感受得到，全靠防疫措施做得好。在大部分小城市，很多居民出行都不怎么带口罩了。别的不多说，感谢咱们医护战士的吧！

2.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和国内成本优势变化

什么叫初级产品？

一般指的是未经加工或因销售习惯而略作加工的产品，如铁矿石、橡胶、原油、渔业...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工业原材料。

而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初级产品分为食品，饮料，农矿原料，动植物油脂和燃料五大类。初级产品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约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总值的3/4，大部份输往发达国家，占国际贸易比例的1/3。

了解大宗商品情况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些年，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不断推进，国际市场上的初级产品价格一路暴涨。

这背后的原油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国际上的说法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粗放式发展对上游原材料提出了强大的需求，根据供需原理和社会通胀的必然趋势，原材料上涨合情合理。

但注意三点：

第一、初级产品不存在原材料成本。

第二、初级产品的设备成本是相对恒定而不受通胀影响的，比如原油开采所涉及到的海上钻井平台的使用寿命在25~30年左右。

第三、初级产品在中国工业高速发展前十年的涨价幅度超过了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在过去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幅度。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资本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大宗商品定价权，对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分食。

当年铁矿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4年~2007年，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三大矿企通过减产缩小市场供应的方式推高全球铁矿石价格，致使中国进口铁矿石成本在三年时间内暴涨71.5%！

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最深的领域，就是我国的中低端制造业。

成本是中低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种成本主要分为三大块：一是工业原材料成本、二是用工成本、三是供应链衔接成本。

中国因为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从业群体，所以能凭借着规模化生产的优势将产品生产成本降到最低，进而轻松占据全球市场。但随着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国内用工成本的增加，支撑我国工业创收的中低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已经被干掉两个，只剩下供应链衔接成本优势。

再加上不断内卷化（指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层面的自我消耗和自我重复现象，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国际市场，以量取利的中低端制造业显然无法支撑起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工业国如果不跳出依赖中低端制造的舒适圈闯入更高的产业链梯度，发展就会陷入停滞。

而停滞的结果是什么想必不用戎评多说了吧？

看看巴西、看看阿根廷！

3.资源环境压力

我国工业以量取利的发展模式对资源的压力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已从资源出口大国转变为进口大国。

而伴随这一转变的代价则是国家安全压力的骤升。

以前谈论国家安全，无非是领土主权不受侵犯；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社会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能源运输线和进出口贸易线也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我国常规军事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做到全球覆盖的原因，使得我国在与海权强国的竞争中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态势。

这就是资源带来的主要压力。

而环境压力则是近年来话题度很高的环保问题：通常而言，产业链梯度越低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度越大，特朗普为什么要退出巴黎协定？正是因为巴黎协定硬性规定的碳排放额度与其中低端制造业再回流的计划相悖。

那为什么产业链梯度越低对环境的破坏越大呢？

因为重型化工业！

从依附关系上来说，重型化工业是现代制造业之母，亦是构建现代制造业的底层建筑。我们身边所有梯度的工业品背后，都有重型化工业的身影。比如低端的打火机所涉及塑料壳和液化丁烷、中端智能机所涉及的锂电池，高端芯片制造所涉及的氟化氢。

前文说过，产业链梯度越低就越依靠数量取利：当下游工业制成品的生产量越大时，则对上游提供零部件的重型化工业的产能也就越大，而重型化工业在生产过程中所排出的污染物对环境的损害，是所有工业门类中最高的行业！

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1000万美元的盈利，高端制造业只需要一架小型飞机，而低端制造业至少需要7000万个打火机。一架小型飞机对重型化工业的产能需求是1，但7000万个打火机的需求可能是1000，甚至更高，排污量自然就越大。

而中国工业门类和供应链之所以最完善，是建立在拥有全球最大重型化工业规模的基础之上。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走高端制造业的原因之一。

因为以量取利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是建立在牺牲人民群众生存环境的基础上，这虽然是一条快速提升经济的捷径，但注定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氟化氢是芯片制造中用于蚀刻气体

图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荷兰ASML公司的EUV(极紫外线)光刻机示意图

总而言之，由于工业产能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的失衡、产品国际竞争力日益下降、人民生活质量、以及疫情带来的严重逆全球化趋势，使得我国核心竞争力——工业及其产品的出口市场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和萎缩的风险。

在这一大背景下，降低对外依存度，将内部需求作为带动工业产能和经济良性循环的主要引擎，已经迫在眉睫。

未来是光明的。

而勤劳的中国人值得拥有光明的未来。

这既是多做多得人之常情，也是众望所归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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