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 该内容被自由微信恢复
文章于 2016年10月9日 被检测为删除。
查看原文
被用户删除
其他

日资撤退令人不安

2016-09-26 王思想 这里的人们静悄悄




    外资撤离中国,现在已经不是新闻。尤其广东一些来料加工类企业,因为经济下滑,倒闭严重。


但是9月25日在网上热烈传播的一则新闻,仍然令人不安。该新闻说,据日媒报道,由日本大企业的大佬们组成的经济访中团,22日拜访了中国商务部,希望中方能够对日本企业的撤退计划,予以配合,使他们能够迅速撤退,离开中国。




网上查阅后发现,日本经济访中团一事是真的。中国官媒也给予了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1日会见日本经济界代表团并同他们座谈。至于会谈的具体内容,官媒没有任何实质性报道。


日本来了一个230人之众的经济访中团,号称史上规模最大,在中国活动了四五天就悄悄走了,不符合常理。


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超其他国家。在华国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国家反应迟钝,普遍不关注中国。日本企业率先对华投资,提供无息贷款、低息贷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起步。这也成为日本人认为他们对中国友好的重要理由。实际上,日本企业也获得的不错的回报,在中国市场份额长期保持一枝独秀。尤其在电器领域。




随后,西方国家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中国对日资的依赖程度逐渐减轻。


1989年,西方国家集体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后来,日本率先打破制裁,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实用主义策略,尽管这一行为遭受一些自由人士杯葛。


如今,日资真的要撤退了吗?要知道,日资的撤退,与富士康等企业把生产线搬迁到越南、印度的意义完全不同。富士康的撤离,对中国的打击,已经被多数中国人低估。何况,日本此次貌似不是单个企业撤资,而是大规模、集体撤退。


对于如此重大的新闻,中国媒体竟然没有给予报道,或许有难言之隐。


在缺乏证实渠道信心提供的情况下,我们对于日企撤资的信息获得是碎片式的。就连撤资的具体含义也不清楚。传言说:日本经济访华代表团,要求中国政府设立专门窗口,简化日企(资)撤出手续,几乎是明着说了,现在用行政许可限制、拖延留存利润汇出变成各地方普遍现象,引发日企抗议,而且企业级别沟通已经无效,只能靠高级别官员组团来抗议。




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到底是利润汇出,还是撤资关门?】如果是日本企业想把利润汇回国内,遭受中国政府、银行阻挠,日本此次仅仅要求汇款自由,那么,就不算一个大问题。只需中国方面守法、守信即可。当初引进日本资金时,中国方面可以约定部分利润留存中国,契约只需双方自愿、认可就行。如果是中方后来眼红日本企业利润,单方面设置障碍,阻挠利润汇走,那属于背信弃义。而如果此次日本企业的想法是全体抱团撤资,那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会令经济下滑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鉴于日本是“中国通”,日本企业的行为会引来西方企业的效仿。


外企撤离中国,原因基本上一样:中国企业的山寨能力太强,中国企业的成本更低,中国政府部门的权力太大,吃拿卡要太严重。而此次日资撤离,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政治困境。



日本、美国,是50年来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偏偏这两个国家,遭受了许多中国人的妖魔化。对于美国的妖魔化,主要是一些不成体系的歪曲。对日本的妖魔化,则非常系统,从历史侵略到经济掠夺,然后,集中于钓鱼岛领土纠纷。

弹丸之地的钓鱼岛,不及俄国掠走中国土地的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其牵连的所谓海下石油资源也是瞎联系。但是,两国的政客,均以钓鱼岛为借口,煽动本国民族主义情绪。日本政客试图以民族主义来获取选票,中国某些人则是试图以民族主义来弥补合法性。结果是导致了中日两国关系的一再恶化。


现在,假若日资真的大规模撤离了,中国经济必然受损,那些民族主义愤青失业之后,或许都搞不清是自作孽。相反,还有一些愤青叫嚣说中国可以离开日本、日本却离不开中国。其认知能力,与100度年前的林则徐差不多,愚昧透顶,以为洋人离开了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就无法大便。




须知,中日友好,对中国更重要。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此新闻的报道,是一张日本报纸的截图。此截图所反映的日本方面的意思是两个:一,要求改善在中国的投资环境。二,日本企业撤离中国时,不要设置行政障碍。


日本企业并未坚定地要求撤资,他们也在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无论如何,中国官媒应当尽快真实地报道此事,中国方面应当拿出诚意来挽留日资企业。

 


相关阅读一:从中国撤退缘何如此之难






未经审批,不能清算


索尼、大金、S&B食品、尤尼吉可等,从中国撤退的日资企业日益增多。


只是,从中国撤退并不容易。比如,即使想对本地的子公司进行清算,也没有在日本那么顺利。就此,在中国工作的伊藤律师作了如下说明:


“中国是一个需要审批的国家,没有政府的审批,外资企业就不能清算。况且,公司没有了,就意味着税收和就业减少,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损失,所以政府不会轻易点头。中国国内多家公司合并时也一样。比如,想从南京撤出并入北京的子公司时,南京政府就会迟迟不予审批。”


有时,审批会附带条件。在中国,公司成立时,需要确定经营期限。一般说来,制造厂家为50年,销售公司为23-30年。


进驻时,政府为了招商,常会提出降低土地租金等优惠政策,但是咨询清算事宜时,政府会以尚未到经营期限为由,要求公司返还之前享受优惠政策期间所获得的利润。这样一来,公司怕是没有办法顺利得到审批的。


“公司越大,撤退时的影响越大,政府也很反感。所以,最好是等待一段时间,缩小一下公司的规模后再进行清算。而且,如果因裁员而发展成为劳资纠纷,会有损政府的形象,公司就更难得到审批了。所以,裁员时,为了防止出现纠纷,最好采取一些措施,谨慎行事,比如将支付给员工的赔偿金提高至法定金额以上等。”


卡乐比以19日元出售了持有份额


相对于清算来说,股份转让是更为现实的撤退方法。将股份转让给合资方或第三方时,因为公司本身尚在,所以能比较容易地得到政府审批。但是,在中国转让股份时,会被杀价,公司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与日本的取缔役会相对应,中国的企业中有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根据控股比例确定,通常过半数即能决定议案。但是,与中方合资伙伴合资的企业中,清算及股份转让等重要事项原则上需要全体通过。中方合作伙伴作为股份接收方,只要在董事会中塞进哪怕1名成员,他的意见都不容忽视,因此更容易被中方抓住短处。”


去年11月,卡乐比将其在杭州成立的合资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合资方。卡乐比的控股比例为51%,但转让价格为1元(19日元)。


“合资方是国有企业时,与政府的关联更大,更容易被杀价。对于今后打算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来说,如果有合资方,便能够利用一些关系,对自己是有利的,但如果考虑到将来或许会撤退,有时独自进驻更能得到良好结果。”





延伸阅读二:外资大规模撤退两大原因




没等到正月十五,心事重重的宋林早早地离家前往深圳找工作。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年前突然丢了工作。2月5日,宋林所在的西铁城精密广州公司突然宣布解散。1042名员工被要求半小时内离开工厂。


几乎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日方的解释没有太多,“这是出于集团公司对生产体制的调整。”西铁城官网显示,该公司的产品有四成以上是在国外生产的,其主要的生产中心位于中国。中国制造服务西铁城已有30年。


宋林有过抗争,但最终还是签字拿了赔偿金。选择在返乡过年之时解散工厂,西铁城被员工们认为不近人情。“为什么不能提前一个月告诉我们?”在西铁城工作了十年的吴桐既气愤又不解。


对于突袭式的撤厂,西铁城有着自己的考虑。其总部曾解释称,“公司员工人数众多,各厂区的电力设备繁多,而且生产现场使用部分化学药品,如果员工长时间滞留厂区并且情绪不稳定,工厂将陷于无法控制的状态,不仅不能正常生产,更可能会导致员工人身安全的重大问题。”



西铁城是全球知名的钟表品牌。其撤厂的举措,被解读为珠三角外资制造业大规模撤退的信号。但广州对外经贸局局长、广州市商务委主任肖振宇表示,“西铁城只是个例,不存在大规模撤退的事情。”


日本精工在广州南沙的工厂目前仅有三四百人。而其在2006年、2007年的用工规模一度达到三四千人。不可否认的是,在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大背景下,曾经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的珠三角,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千千万万的打工者,他们都正在经历告别制造业青春期所带来的阵痛。


来不及说再见


对于西铁城而言,这其实是一次酝酿已久的撤退。去年开始西铁城采取着一些渐进式的措施,如劝说员工主动离职。“去年各个部门大大小小有好几次,政策都不太一样。”宋林记得,每次都是先出赔偿方案,愿意接受的人就去申请。去年11月左右,宋林的部门一下子走了六七十人。在那次劝离中,一些工龄短、非核心岗位、对生产线影响不大的员工成为目标对象。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工厂要关闭的小道消息在工人之间不胫而走。“但这么大的厂怎么可能说倒就倒呢?”同样听过传言的吴桐认为不可能是真的。今年 1月份,吴桐照例收到了日历卡。这张日历卡是工厂编制的工作日历,员工必须根据工作日历出勤。前不久,工厂还在统计回家过年的工人数量。吴桐还在惦记着工厂的年夜饭。一切看上去和往年照旧。


2月5日12点左右,宋林注意到工厂出现了一些警察。2点钟,坐在生产线上准备开工的工人们陆续接到通知。工人们急急忙忙收拾了东西,拥挤地走出去。一位自称是工厂聘请的律师拿起扩音器还没说几句话,声音便被工人的喧闹声淹没了。“我们不要和你谈。”工人喊话。律师把话筒放下,没再说话。当天工人多次要求日方负责人出来谈话。但最终,日方负责人在特警的护卫下离开了工厂。



后来,广州花都区政府专门成立了西铁城提前解散工作领导小组。


在打工十几年的宋林看来,这是一次非常规的关厂方式,“出现了警察,有政府人员介入”。宋林没有注意到的是,中日关系在这五年间起起伏伏,十分不稳定。此外,工人的维权意识也与日俱增,当地政府最担心群体事件的发生。接到通知后,许多员工聚集在公司办公楼门口表达诉求。


赵照被催促着尽快离开工厂。一切都很紧迫,仓促。很快,他被要求签合同,拿白色信封。打开信封,他会知道自己获得了多少赔偿金。归还那套蓝白色的工装以及工牌,赵照和这家工厂十多年的关系画上了句点。事后,他才想起,插在胸口上的那支笔忘了归还工厂了。而这支笔也成为了唯一的纪念品。“可能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日本人都没有露面。”宋林说。他和日本领导也“相处得蛮愉快”。结婚那年,他在工厂附近设宴。部门的日本领导过来参加,并遵照中国习俗给了个红包。宋林至今还记得日本领导在婚宴发言时的那番意味深长的话,“意思是人生的幸福与不幸福全靠我自己去经营”。


人力难题


事实上,西铁城广州工厂早就向广州市对外经贸局提交了申请书和相关材料,要求提前终止经营,解散公司。2015年1月26日,同意的批复已下达。然而,西铁城宁愿赔偿一个月的代通知金,也没有选择较为人性化的提前通知。


此前,西铁城也在广东深圳进行了一次生产调整。2003年,西铁城投资2000万美元在深圳市设立科润液晶电子制品厂。后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生产线收缩。西铁城关闭了这家工厂,将液晶生产线整合到广州花都工厂,便于集中化管理。宋林还记得一切处理得比较平静,“工厂提前宣布,并给出赔偿方案。”有些人选择拿钱,而他和大约两百位的工人选择追随西铁城从深圳搬迁到广州。

2009年,西铁城把广东省内的一家研发中心和两家工厂搬到花都新华街。时任花都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林中坚对当时的西铁城集团高层表示,多年来,该公司对花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花都的出口贸易、解决就业等方面,可以说是成绩斐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铁城集团已在珠三角设厂布局。1997年,西铁城在花都设立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后转型为独资公司,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西铁城广州工厂门口公告栏上的一纸发黄的招聘广告还能透露其昔日的辉煌:“现有员工3800余人。”


然而今非昔比。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样从深圳过来的赵照总是有一种无形的感觉:这个工厂经营不好了。“订单和人员都在下降,最明显的是在 2013年,加班时间远不如以前。”赵照说。加班时长被工人们用来衡量一家工厂经营的好坏。最巅峰的时候是2011年,“加班能加到晚上十点半。”工厂解散前的一个月,情况更是糟糕。生产线的女工吴桐抱怨自己只拿了2000元多一点的薪资,1650元是基本工资。“我下一份工作想去有活力的工厂,让自己的价值可以发挥。”赵照认为西铁城应该从薪酬上做出改变。“如果没有触及我们的经济利益,肯定没有办法让我们更有动力地去工作。”他指出,西铁城广州工厂的涨薪较为被动。另一位员工宋林也对西铁城的激励机制表示不满。被整合进广州工厂后,待遇远不如前。“以前在深圳升职可以加薪五六百,在广州不到两百块。”在加班多的情况下,宋林一个月可以拿到6000元。加班少的情况下,加上全勤奖、工龄补贴、岗位补贴、技能和职责奖等,他可以拿到4000元。


西铁城在中国30年的生产历史中,工人对薪资的期待以及政府对最低薪资标准的设定,与日俱增。广东省政府日前发出《关于调整我省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决定从今年5月1日起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全省平均增幅19%。广州市将由目前的1550元上调至1895元;珠海市将上调至 1650元;佛山市、东莞市和中山市均将上调至1510元。深圳则提高到2030元,成为全国工资标准最高的地区。



在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西铁城集团在珠三角地区做了多次调整。此前,深圳一家生产健康器材和打印机的工厂被整合到江门的工厂。去年订单少时,吴桐时常会听到上层领导嘀咕,订单转移到了泰国,或是江门。


在多次的整合之下,目前西铁城在中国与手表相关的工厂还有3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1月底,西铁城提出将开始加强手表产能。然而增产投资的地点并不在中国,而是日本。西铁城打算投资约30亿日元,在长野县建设生产主要零部件的新工厂,力争2016年投产。该工厂将负责生产相当于手表心脏的机芯,以及线圈和电路等。记者从官网查阅到,中国是西铁城手表业务在日本之外的唯一海外生产基地。如花都工厂主要负责生产手表表面、表带、手表玻璃、玻璃基盘等配件。有员工称,花都工厂解散后,其产能将由泰国工厂接盘。


社保金之重


在工厂解散的消息正式宣布之前,西铁城广州工厂发生了一起维权事件。“其它部门的员工向工会写了意见书,要求工厂追缴社保金。”宋林说,后来花都区人社局介入,工厂同意补缴社保金。


一位曾在精工广州工厂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士谈到,相较于多数中国民企,日资比较守法,所以人力成本会高出很多。另一位从事劳务中介十多年的人士刘康也表示,“过去日资和美资工厂会按实际全缴,但台资和港资很少缴全社保金。”他认为,不缴或少缴社保金促使工厂降低成本,能够在价格战中占领优势地位。


然而,随着工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增强,工厂难以再钻空子。去年4月拥有4万多名员工的裕元集团发生劳资纠纷,上万名员工就企业少缴漏缴社保金等问题集体怠工。截至去年7月,该集团共完成社保金补缴业务777宗,其中企业负担711万元。


对于一些工厂而言,需不需要缴纳社保金成为了选择在哪儿开厂的重要考量因素。刘康称,原先在广州设厂的一家港资玩具厂被当地有关部门要求追缴2004年到2008年的社保金。补缴之后不久,这家玩具厂就搬迁到江西一个不需要交那么多社保金的地方。


许多东莞制造业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承受着社保金之重。裕元集团的事件后,东莞人社局重点督促上市公司等优质企业、新办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劳资纠纷频发企业规范参保。所有企业被强制对新增人员必须全险种参保,不再酌情做缓冲处理,以防“新债”出现。


社保金问题加剧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社保金在去年是阵痛,现在已经平静接受了。”一位台资工厂负责人说,很多人想要离开,但撤厂也不容易。“要补税,补社保金等等。”


刘康透露,近期东莞某大型台资代工厂因成本上升萌生了撤厂的念头,但被当地政府得知后,双方关系变僵。“政府要求他们补交数十亿的社保金。”如果想要撤厂,就要交上这笔社保债。这家公司目前陷入两难境地。由于所代工的产品利润微薄,加之人工费用上涨,每接一笔订单等于亏钱。在难以撤厂的情况下,这家工厂已把大部分订单转移到越南的新工厂。


“外资工厂不会再进来了,因为没有优惠政策。”东莞台商投资协会黄江分会的张姓负责人告诉记者。多年前珠三角早已开始进行转型升级,一些优惠政策开始转移到高精尖技术行业。前述人士表示,尽管珠三角不会出现大规模集体撤退的现象,但这几年来单纯依赖产品制造的传统工厂已经先后撤走或是缩小生产规模。“工厂的规模不会增加,只会缩减—这是趋势。”


人工成本上涨的趋势难以抵挡,珠三角一些地方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试图留下这些传统企业。去年东莞加大了“机器换人”力度,每年安排2亿元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利用先进装备进行技术改造,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减员增效。政府设下了目标,两年内争取完成全市相关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机器换人”应用项目1000-1500个,力争推动全市一半以上规模的工业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项目。




无从考证,社保金是否是促使西铁城撤厂的最后一根稻草。工厂解散后,工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人生选择。宋林已经在深圳一家生产LCD液晶的工厂找到工作。基本薪资比在西铁城时高出了2000元。工厂催促着他去上班,但他还在犹豫:“这关乎我的人生规划。”他希望给家人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但珠三角制造业真的很不景气。”他的同事赵照则决定回内地发展。“回内地,家人在身边会比较安心。”他说。


宋林、赵照和吴桐都是80年出生,在这家工厂的工龄都超过十年。基本上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十年都给了西铁城,给了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制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或不实,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在24小时内予以删除。

以下为一个有良知的微信公众号,值得您拥有!



加微信new20051976, 朋友圈更火爆!



先知书店独家出售以下作者亲笔签名图书:茅于轼、刘军宁、贺卫方、张千帆、张鸣、吴思、李银河、周其仁、雷颐、俞可平、马立诚、徐贲、丛日云、李强、刘瑜、周濂、任志强、冯仑等名家的签名代表作,更有《天堂茶话》《圆富》《美国文明读本》等全网独家发售的图书,内容厚锐并举,装帧设计一流,因其思想性和稀缺性,极具阅读和收藏价值。书店刚精选上架 《1984》  《动物农场》 《乌合之众》《苏共亡党二十年祭》《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国民党的高层政治》等三十多本经典好书!请速添加下面的二维码或者点击阅读原文链接进入书店购买,购买一本就可包邮,可开发票!


或者请点击下方的阅读原文进店选购!  

↓↓↓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