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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福音派敬拜的到底是上帝还是“金牛犊”?

大豆和他的朋友们 大豆和他的朋友们 2021-01-15

       大 豆 和 他 的 朋 友 们 | 临 风                              





     


上帝


按着金牛犊的样式


被造?



   
   文 ▶ 临风


前言

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认为,上帝是人手所造的。他们会认为,宗教信仰就像是服用安慰剂,它或者用来弥补心灵的空虚,或是用来麻痹良心,或者是执政者用来便于统治。但是,或许很少人想到,一些自以为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把上帝(纯真的信仰)当作武器来使,假传“圣旨”,夹天子以令诸侯。换句话说,这些人把上帝当作权力游戏中的筹码。就如摩西时代的犹太人,为了权力的需要造出一个“金牛犊”作为膜拜的对象。不论“金牛犊”以何种形式出现,膜拜“金牛犊”说穿了就是按着自己的形象塑造出一个“上帝”。

犹太人膜拜“金牛犊”(维基网页)

不明就里的外人还真以为,“金牛犊”就是上帝本身。


金牛犊的膜拜者们


葛福临牧师(Franklin Graham)


葛培理牧师(Billy Graham)是20世纪最伟大的福音布道家,他的儿子葛福临牧师(Franklin Graham)是“葛培理布道团”的接班人,以及“撒马利亚救援会”的会长。由于葛培理曾被誉为是“美国的牧师”,葛福临自然成为美国福音界的重量级人物。

2019年11月21日,葛福临牧师接受福音派脱口秀主持人埃里克·梅塔克萨斯(Eric Metaxas)的访问,葛福临把特朗普的批评者比喻为邪恶的势力,是“鬼魔附身”(demon possessed)。他主要的论点是,纵使特朗普的宗教信仰十分肤浅,品格不彰,但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成功,让教会能够多收金钱奉献。

在另一个场合葛福临牧师表示,因为反堕胎和拥护枪支而支持特朗普。总之,他拥护特朗普的动机主要是政治性的,与耶稣的教训关系不大。

第二修正案有关拥枪自由,葛福临牧师认为只这一项就应当投票给特朗普

然而对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和撕裂美国的言论,对妇女不恭的表现,假公济私的行为,嘲讽为国捐躯的战士,等等出格言行,葛福临牧师从不置评。政治本来是个细节活,也是个专业活,并非牧师的本行,那他为什么这么轻易地站队呢?从他的发言看出,葛福临的上帝已经被“金牛犊”代替了。


埃里克·梅塔克萨斯(Eric Metaxas)


那么,什么是葛福临的“金牛犊”呢?我不很确定,有可能是利益交换,有可能是政治圈的影响力,也有可能是特朗普本人。不过,对梅塔克萨斯而言,他的“金牛犊”就是特朗普。

梅塔克萨斯是福音界的名人,他写过三本十分受欢迎的基督教伟人的传记:威廉·威伯福斯、迪特里希·邦霍费尔和改教的马丁·路德牧师。他还为基督教儿童读物Veggie Tales撰稿。他自喻是路易斯(CS Lewis)笔下所描写(纯粹)的基督徒。

自从2016年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起,梅塔克萨斯这样一位被公认为具有良知的基督徒开始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拥护者和粉丝。

梅塔克萨斯在2019年9月27日接受“宗教新闻社”的访问时说,他所以支持特朗普是为了反对美国流行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显然地,他把美国政治光谱中的左派描绘为社会主义,它威胁到了美国的生死存亡。因此,为了“拯救”美国,特朗普的种种缺点都可以接受。他甚至把特朗普比喻作改教的马丁路德,纵使不完美,但是做了不少好事。

11月30日,梅塔克萨斯与特朗普通话,表达坚决支持

这种支持到后来演变成了无条件的效忠,梅塔克萨斯至今坚持相信特朗普所说,这次大选是被民主党舞弊偷去的,他愿意站在特朗普的一边奋斗。在11月30日与特朗普的通话中,他对总统说,耶稣站在我们这边:“我很乐意在这场战斗中赴死。这是一场争取一切的斗争。上帝与我们同在。”他愿意为拥护特朗普的谎言牺牲生命!

“宗教新闻社”新闻截图

耶稣不会站在任何政党的一边,更不会站在一位说谎成性,宁愿牺牲国家利益而要保住权力的特朗普的一边。显然地,梅塔克萨斯的“金牛犊”是党派政治,是个人崇拜。

美国的福音界充满了像梅塔克萨斯这样的人。今天的美国正面临一个宗教上的腐化。这批“宫廷福音派”的领袖们不但丧失了对真理的执着,他们更是践踏了上帝的名号,受伤害的正是他们所高举的宗教信仰。

在美国历史上,有时候文化的力量扭曲了宗教信仰,有时候政治权力的诉求扭曲了宗教信仰。宗教精英们到底是在敬拜上帝还是在敬拜“金牛犊”?这是个非常值得反省的现实。


历史的回顾

宗教信仰照理说是人在信仰上的委身,并接纳一套教理。在实质上,人却常常因着自己的观念或文化视觉改变信仰的内涵,甚至让教理转弯,方便地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我们从美国近代历史上的三个人物入手,看看敬拜上帝或金牛犊的斗争如何在历史上不断上演。

1922年讽刺“现代主义”的漫画

美北长老会(PCUSA)成立于美国革命时期。在美国公布宪法那年(1789)在费城举行第一次大会,采纳《西敏寺信仰信条》,以及西敏寺大要理问答和西敏寺小要理问答作为圣经之外的次要标准。不论我们是否全盘接纳改革宗的系统神学,美北长老会的开创符合“宗教改革”的一贯精神,即:教理是重要的。

然而自从19世纪末,纽约联合神学院的查尔斯·布里格斯(Charles Augustus Briggs)引入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德国自由神学,以及其对圣经的“高等批判”以后,美国新教的土壤在19世纪末和廿世纪初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名布道家孙培理(Billy Sunday)甚至愤怒地说:“把地狱翻转过来,你知道底下写的是什么吗?德国制造!”

为什么现代主义能给基督教造成这么大的威胁?跟政治一样,正因为文化有着侵蚀性的力量,它能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对现实和真理的视觉。很多时候,这种变化十分细微,不容易察觉,但却影响深远。在不知不觉间,上帝被“金牛犊”所替代了。


范戴克牧师


可能很少人不知道《快乐崇拜》(快乐欢欣向主敬拜,荣耀真神大慈爱)这首圣诗,它的配音改编自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快乐颂》。这首诗歌的作者就是亨利·范戴克牧师、博士(Henry van Dyke,1852-1933)。

这位多才多艺的牧师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以及神学院,在纽约作过17年牧师。他的写作生涯开始于牧师任上。他后来曾经参与诗歌编辑,出版过厚厚一本具有份量的诗歌集。从1899年起,范戴克在普林斯顿开授英国文学。后被校友威尔逊总统派作驻荷兰以及卢森堡的公使。在一战时,他在海军作过随军牧师。他晚年专事写作,并担任过全美艺术文学协会的会长。

他的文学作品(散文、小说)畅销世界,包括《第四位博士》、《第一株圣诞树:森林的故事》、《伤心的牧人:圣诞节的故事》、《蓝色花》、《逝去的话:圣诞传说》、《失丧的童子》等。他的作品都带着乐观阳光的色彩,以及对上帝的信心,内容温馨、平和,包装得就像圣诞礼物一样美丽动人。他的作品毋宁是反映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风。他故事的信息多是道德感召以及主角的觉醒,对基督教理中的恩典和赦罪观并没有太触及。

1913年复活节,范戴克在南加州河边市的户外崇拜中作祷告

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范戴克牧师,他却是个非常热心的现代主义者,高度推崇布里格斯的“高等批判”,大力推动修改《西敏寺信仰信条》,减少其神学气息。

写小说是一回事,但是以牧师身份讨论神学立场却是另一回事。他在1896-1899年间,前后写了两本比较严肃的书,一本是《疑惑时代的福音》,在序言里,他写着:“信心的活泼经验远比神学理论更为重要”。另一本是《罪世的福音》,在序言里他告诉读者说,自己的书不在讨论救赎的理论:“相反地,它在教导: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够宽、够深地解释事实。”

他的基本立场是,耶稣的人性远比他的神性重要,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完美的人性去体会他的神性。我们在不断经验上帝的爱时才能体会“救赎”的意义。连他故事中英雄的救赎也是这样,《第四位博士》中的主角亚特班感受到内心的光照,这种内在意识激励他做出无私的决定,他按照自己的认识尽力了,这就是他的救赎。大多数的读者对“现代主义”以及其对文化的影响毫无概念,只要内容是圣诞节,有上帝、耶稣,就OK了。

因为他不能忍受普林斯顿神学院梅钦教授(John Gresham Machen)的讲道,范戴克在1923年宣布放弃自己在“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的座位,要转换教会,梅钦当时是教会牧师。范戴克认为自己的日子“太宝贵,不能浪费在聆听这种令人沮丧、充满愤怒和嘲弄式的福音。”他称后者的教导是“苦涩、制造分裂和不合圣经的”。他说到做到,后来一直到梅钦辞职,他才回到自己的座位。

范戴克牧师所敬拜的“金牛犊”就是被现代主义驯化的基督教。顺应文化的潮流,他按照“金牛犊”的形象建构了一个新的基督教,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他那一代而已。


富司迪牧师

1930年《时代》杂志的封面,介绍富司迪牧师与新开张的纽约“河边教会”

哈里·爱默生·富司迪牧师、博士(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是1920年代美国最受欢迎的牧师。如果范戴克代表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小说风格,那么,富司迪就代表廿世纪初自由神学的讲章。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对群体的个人心理辅导”。

他的讲道不但让教会的听众着迷,藉着NBC电台每个礼拜天下午的“国家晚祷”时间,他的讲道更是风靡全国的听众。他的讲题非常吸引人,例如:“处理生活中的第二好”(处理失望)、“把糟糕变成美好”、“宁静的好处”、“直面变革的挑战”。

他的信息也十分新颖,远远地走在提倡“正面思维”的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的前面。富迪克牧师所以受欢迎与今天传讲“成功神学”的牧师受欢迎的道理是一样的。提供正面信息和给人希望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修改圣经的教理以配合群众。

富迪克被浸信会按牧,却在纽约最负盛名的“第一长老会”牧会(1918-1925)。不过,由于他浸信会的背景以及自由派神学,1925年他终于被保守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猴子讼案律师)所领导美北长老会所逼走。

没想到这正好是富司迪人生的转折点,他马上被三英里外的“公园浸信会”邀请为主任牧师。这个教会是由“富二代”的小约翰·洛克菲勒所大力支助。没想到富司迪如此有魅力,1920年刚盖好的一座哥德式教堂很快就容不下了。结果,小洛克菲勒又掏出腰包,盖了一所宏伟壮观的新歌德式“河边教会”,坐落在哈德逊河边。1930年,洛克菲勒与富司迪牧师共同主持献堂典礼。这是间超宗派的教会,富司迪在那里牧会,一直到1946年退休。

河边教会

教堂里有三组石雕,它们为历史上的英雄刻像,分为三个主题:医治者、教师、人道主义者,每个主题的中心都是基督。耶稣基督是这三个主题的英雄模范。富司迪牧师又是金主小洛克菲勒希望把基督教现代化的英雄模范。

在河边教会时代之前,富迪克牧师发表过一篇最具历史意义的讲章。他1922年5月21日在第一长老会的讲道《基要信条派将取得胜利吗?》中热烈拥抱了流行的自由主义精神。他呼吁成立一个心灵开放、有智识性、有容忍的“基督教团契”。这篇讲道是他向基要真理的宣战书。金主小洛克菲勒立即把它印成小册子,分发全国。

在这篇讲道里,他反对基督教一些最重要的基要真理,认为那不符合时宜,例如:神迹,特别是童女生子;基督宝血的赦罪;基督再来,在地上成立千禧年,等等。他认为基督徒可以分作两类人,一类是心胸狭窄、唠叨烦人的“基要信仰者”,他们威胁着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另一类是张开手臂,宽容、接纳的“自由主义者”(在一般人心目中,当时这两个词汇都是中性的)。“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任何人,只要真挚地接纳某种观点,他就应当有权利那样做。”宗教是私人的事,唯一衡量真理的标准就是“真挚”与否。所以,宽容变成最大的美德。不过,他宽容的对象并不包括基要信仰者。

富迪克牧师所描述的耶稣是一位喜爱户外活动的“男人中的男人”(泰迪·罗斯福?),一位自我牺牲、善良的“超级英雄”,你几乎可以看到散文作家爱默生笔下耶稣的影子。


梅钦

梅钦(John Gresham Machen,1881-1937)

在廿世纪上半叶,有关梅钦的新闻可能是美国大众所最关注的。他的文章也经常在《纽约时报》上出现。每当富迪克牧师影射“反启蒙”、“变态”的敌手时候,通常指的就是梅钦。他的故事可以说就是基要教条派与自由派之间交锋的故事。他们间的争执就是基督教与“金牛犊”对抗的具体表现。

梅钦24岁时在德国进修神学,深深被自由派的敬虔和投入所吸引,给他很大的震撼。但他至终拒绝了自由派的路线,认为敬虔与否,投入与否,不是判断真理唯一的尺度。

回国后,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新约圣经,并在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任牧师。范戴克放弃他在这个教会的座位,就是针对梅钦而来。直到1929年,因为学校董事会改组,梅钦被迫辞职,范戴克才回到自己的座位。

离开普林斯顿之后,梅钦与几个同事在费城创办了西敏寺神学院。1936年,他被美北长老会免去神职,只好退出美北长老会,成立了“正统长老会”可惜隔年1月他就突然因肺炎去世了。

梅钦对事情认真,学问渊博,长于理性思维。他针对自由派立场的几本学术性著作是阐释与辩护基本要义的关键性作品。他的第一本书《保罗宗教的根源》(1921),非常胜任地辩护,保罗的信仰是从耶稣的教导和旧约来的,并非(如自由派所说)从希腊哲学导引出来的。

富迪克牧师发表《基要信条派将取得胜利吗?》以后,梅钦前后写了两本书回应。第一本是《基督教与自由主义》(1923),接着又写了《什么是信心?》(1925)。

对富迪克牧师来说,他们间的差异点不过是基督教中两种不同的看法罢了。对梅钦而言,这是真与假、是与非、上帝与“金牛犊”的差异。基督教称耶稣是主、是救主,自由派称耶稣是向导、是范例。基督教认为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自由派认为基督(对上帝)的信心是我们的榜样。“自由主义认为耶稣是人类最美丽的花朵,是超自然的人”。梅钦也同意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但是,耶稣不仅是个榜样,而是我们救赎的创始者和完成者。换句话说,富迪克牧师的立场是即此或彼(神或人),梅钦的立场是两者并重,否则不是基督教。

梅钦有力地反驳了自由派的立场。明显地,自由派所信仰的不是圣经上所记载的耶稣,而是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意塑造的耶稣,是被文化所重整的耶稣。这让我想起使徒保罗的话:“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新约加拉太书1:6》

在注重基要真理的人中,梅钦是比较突出的。孙培理和布莱恩都是标准的基要真理派,他们更关心人是否信耶稣,是否过敬虔生活,而并不那么关心教理的纯正性。相对而言,梅钦更重视智识,他自己的智识容量和修养都远超过众人,是少数可以与现代主义人士对话的保守派。在政治上,他反对禁酒、禁烟,反对在公立学校公祷、公读圣经。因此他也被一般保守派视为异类。

历史学家马斯登认为,他在政治上属于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派”,反对联邦政府权力过大。我个人认为,他在神学上的坚持应当与他的政治立场切割,两者不能同日而语,两者目的不同,利益不同。没有哪个政党的立场与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吻合。

反思

范戴克牧师和富迪克牧师代表20世纪初最受欢迎的两位牧师,他们“成功地”将基督教改造为符合文化语境的信仰,传统的宗教词汇有了新的含义,以符合大众的需要。幸好有梅钦的中流砥柱,坚守了教理的纯正,不让基督教被膜拜“现代主义”的自由派和经过“猴子讼案”而反智的基要派所淹没。回顾那段历史,我们看的很清楚,谁是敬拜上帝,谁是膜拜“金牛犊”。

在大多数福音派一片漠视真相、漠视耶稣的教导,专注于认同政党的今天,福音派教会的信仰面临极端严峻的考验。今天的福音派所敬拜的到底是上帝还是“金牛犊”?这已经是个存在危机的问题。我们但愿上帝兴起一批梅钦式的人物,重新恢复教会的基本信仰,在世界上作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而非政党的传声筒。

参考文献:
Stephen J. Nichols, “Jesus Made in America”, IVP Academic, 2008.
Harry Emerson Fosdick, “Sh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in?”,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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