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刘玉生 | 一位来自上海的老人被“折叠”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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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嫌弃的刘玉生
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与《纽约华人资讯网》联合发表。
记者：Immanuel
编辑：Schnappi
“你知道吗？你捡了我们的钱你要跟我们说，你要还给我们。如果你缺钱，你可以跟我们说可不可以给你钱，你现在穷，但你不可以捡了钱不给别人，这是道德问题！这是人品问题！”中年黄衣女子弯着腰，用手指着76岁的刘玉生，用标准的北京话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知道的吗？你报警好啦！”刘玉生坐在自己帐篷旁边的凳子上，仰着头看着黄衣女子。一脸的不服气。
这是2022年农历大年初三上午，几分钟之前，在和纽约华人资讯网记者一起走回他居住的街边帐篷的路上，刘玉生正埋头走着，突然看见脚下有一张20美元的钞票。他因为驼背，走路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只能看着脚下，所以直到走到钱的正上方他才看见，于是果断停下，弯腰捡了起来。他没看见迎面正走来一个戴口罩的中年男子。
“你运气真好，还捡到钱了呢。”记者话音刚落，迎面过来的男子就说：“钱可能是我丢的。”
刘大爷抬眼看了男子一眼，没有理他，径直从他面前走了过去。男子一个人在背后不断解释，说他刚才买了烟，记得钱包里有60块零钱，一看怎么就没有了，正往回找呢，就看到大爷捡钱了。看见刘玉生没理他，他也就走了，跟身边的路人说，“算了”。
“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刘玉生坐在凳子上，对记者说：“你不捡，就不是他的。我见得多了。”没想到一两分钟后，男子的老婆就冲了过来，并称刘玉生拿走的是60块钱。记者和周围的群众马上作证说：“我们刚才看见他捡到的是20块钱，不是60，我们还拍了的。”
刘玉生当场从怀里数出60美元来要给她，说：“我再穷也不在乎这个。”女子没有接，指责他说：“我可以不要这个钱，但我老公问你的时候你不言声儿。”女子说，无论是20、40、60还是100，都无所谓，“这是做人的问题，老天爷在看着呢。”刘玉生回敬了她一句：“人在做，天在看！”
“我连父亲的骨灰都丢了”
根据刘玉生的朋友和刘玉生自己断断续续的讲述，记者窥见了这个街头老人颠沛流离的一生和他背后的历史画面。
刘玉生的父亲老刘是旧社会上海滩青红帮的小头目，解放前逃去了香港，后来到了美国。20多年前跟刘玉生一起在中餐馆打工的马来西亚华裔小鱼告诉纽约华人资讯网记者：“他爸爸非常仗义，他的性格也跟他爸爸一样，重情重义。” 父亲离开上海的时候，刘玉生才3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跟家里断了联系，母亲一个人艰难拖拉着他和他的哥哥、妹妹。但是爸爸的形象在刘玉生心目中一直是非常伟大，到现在为止他每次说起，声音都立即抬高八度：“我爸爸是好人啊！自己不吃也要给别人吃。”继而懊悔地说：“我连他的骨灰都弄丢了……”
刘玉生跟记者讲起自己的父亲是大好人，自己也很爱老婆孩子。I 摄：Immanuel
刘玉生只上过小学，似乎也都没有真的上完，他7岁拜师学艺进了武馆习武，12岁开始跟着师傅“走江湖”，也就是在上海街头卖艺。又过了几年“自立门户”，去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上当了知青。“什么苦没有吃过啊，我们是黑五类，”刘玉生说：“那时候不准我们乱说乱动。”
改革开放后，日子好了起来，刘玉生进了上海基础工程公司当工人，早已取得绿卡的爸爸跟家里也恢复了联系，也开始往家里寄钱。8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打工的人每月已经能赚到好几百美元，对比刘玉生几十块钱人民币的工资是天文数字。刘家突然从人人喊打的 “黑五类” 变成了人人羡慕的侨眷，刘玉生也顺利的娶妻生子。他思念在美国的父亲，也对父亲所在的那个纽约充满向往。
被折叠在“灰色”的纽约
1990年，刘玉生和哥哥一起办旅游签证到了美国投奔父亲。那时候老刘在纽约经营着一家家庭旅馆，小鱼告诉记者，老刘是个讲义气的人。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初到美国打拼，都是住在他的家庭旅馆里。尽管简朴，但是廉价。时至今日，华人社区也都还有这样一类游走在法律 “灰色地带” 的家庭旅馆，可能按照消防、卫生、税务等要求根本不合格，但却是这些追求人生逆袭的移民所能够负担的。当然，其中也不乏最终负担不起，或者拖延赖账的人。老刘同情他们，也让很多人欠着钱继续住着，好多账瞎了也就瞎了，加上不断给家里寄钱，所以多少年下来，在美国也没累积下什么财产。
哥哥待了没多久就回中国去了，刘玉生留了下来，或者准确的说，是“黑”了下来。就像最初父亲的移民路径一样，等着有朝一日靠“大赦”获得身份。其实父亲来美国已经几十年，如果英语能过关，考得了公民的话，也是可以给已婚的成年子女申请绿卡的。但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来美国三年后，去佛罗里达打工的刘玉生被没收了护照，进入递解程序，他自己说是律师耽误了他的上庭，最后导致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他“黑”在纽约继续打工。来纽约大约十年后，年迈的父亲不幸离世，刘玉生变成孤身一人。但他也不愿意就这么回去。“没钱怎么回去啊？”他说：“人都是要脸的啊。”
四十多岁的刘玉生去了中餐馆打工，洗碗刷碟，什么杂活都干。“他绝对不是好吃懒做的人，”小鱼说：“你想啊，他是武馆出身的人，是很能吃苦的。他就闷头做事，也不善于交流，脾气太硬。”记者问他：“刘大爷自己也说自己功夫很好，为什么不去给人当保镖呢？”
小鱼笑了，“他这个脾气，哪儿能伺候得了人？”他告诉记者刘玉生离开这个行业的原委：之前中餐馆老板的儿子，一个小年轻，在他面前颐指气使，冒犯了他，结果被他“点了穴”，一边手臂顿时动弹不得，其实就是把人手臂给拧脱臼了——所以这也是他当时丢了工作的原因。那时候他在中餐馆已经干了十多年，年届60，找工作的路子也是越来越窄。后来就去赌场，领了代金券出去卖给专门收这种代金券的赌徒，一天能赚个20美元，也就够一天的生活费了。没了中餐馆的宿舍住，他有钱的时候就去住10元一晚的家庭旅馆，没钱的时候就睡在公园里。
“他这么多年没有什么积蓄吗？”记者问。
“他之前有工作的时候，挣了钱都给家里寄回去了。”小鱼说，他对家里他还是很愧疚的，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两难，一边是他从未尽过孝道的父亲，一边是老婆和年幼的孩子，他其实骨子里很传统，来美国这么多年心里也装着自己的家庭，没有找过其他女人。只是他一走就是三十年再没回去，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也不善跟人交流，家人心里面有怨恨也是情理之中。现在就是想回去了，也还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
“你想你的老婆孩子吗？”记者问刘玉生。
“我那么宝贝她们，怎么会不想呢？”刘玉生说：“我老婆说要跟我断绝关系，但是我对她怎么样，我母亲对她怎么样，她都是知道的。”
“你给我们中国人丢脸”
除夕的法拉盛街头被冰雪覆盖，刘玉生睡的帐篷没有隔水层，里里外外都是湿润的。有不少好心人送了他衣服、被子、鞋子，放在帐篷外面经常都会被偷走。好的食物也会被偷走，但若是放在帐篷里面藏着晚上又会招老鼠。
刘玉生居住的环境及周边的积雪。I 摄：Immanuel
有一个人花了150美金给他买了一件崭新的羽绒服，他既舍不得穿也不敢放在帐篷里，就让自己的好朋友帮忙收着，想等着有朝一日能回家的时候带回去。
2月3日那天，纽约上海同乡会的会长沈珺带了礼物和红包来看望他，说知道他的事情后，已经在帮他募捐了，现在已经募到了几千美元，问他有什么需求。他回答说：“只要能凑够机票钱就好了，我不是没办法了是不会要别人钱的。”
沈珺告诉纽约华人资讯网记者，她已经联系了市议员，先给他解决一个临时住的收容所。小鱼也希望他能赶紧先找个地方落脚，洗个澡，毕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洗过澡了。但是刘玉生表示坚决不去收容所。他说：“那里面什么人都有，很霸道的，称王称霸的，没法呆，我就只呆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赶紧走了。”
沈珺告诉记者，理解这种情况，也理解刘大爷语言方面的困难，所以跟议员商量准备安排一个会说中文的社工来帮忙。不同地方的收容所也是不一样的，看能不能针对他的情况给他安排一个环境上能让他接受的收容所。除此之外，上海同乡会也积极跟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联系帮他补办护照，联系上海侨办帮忙协调他的家人。
上海同乡会会长沈珺告诉刘玉生已经在帮他联系领事馆协助他回家。上海同乡会已经为刘玉生建了一个募捐网站（链接：
https://gofund.me/eeebc0c9）| 摄：Immanuel
法拉盛社区一些热心民众也开始筹划为他募捐，但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我是不信的！”法拉盛社区一位上海同乡坚定地说：“他把钱都寄回去了，这样做就是想要骗政府的房子，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们不要相信！”他语气中带着愤怒：“这种人就是在给我们中国人丢脸！”
他甚至对刘玉生的上海籍身份也都表示怀疑，说：“我跟你讲，上海边缘农村的很多人都冒充上海人，很多的，都是说哎呦我是上海人。”他继而说：“不管哪里人，这种行为就不对。你要说在中国这样，我们还好相信，在美国绝对不可能相信——美国就是给你赚钱的地方。”他认为，就是去发传单也能一个小时赚几美元，年纪大也不是什么理由。
刘玉生的上海籍贯遭到另一个上海人质疑。I 摄：Immanuel
难能可贵的友情
刘玉生的好朋友周永章认为，人到落难的时候最能看清人性。因为这种时候，踩你的人最无所顾忌，帮你的人也越是真心。刘玉生虽然脾气不好，但他却有好几个真心的朋友，除了宁波人周永章，马来西亚华裔小鱼之外，还有我们曾经采访过的天津人白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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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大爷疫情期间流落街头后跟他结识，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他有钱的时候，就给白大爷买早餐，有他一口吃的也就有白大爷一口。白大爷领到救济，也会分给他一份。两个人也会拌嘴吵架，但始终会和好。两个人还畅想过一起合伙开店做生意，再创业。直到白大爷补办到了护照，终于准备要回去了，他心态有点崩了，在回家这件事上不再怕丢面子了。
小鱼的年纪比其他几个七旬老翁小十来岁，也还在打工，只是不做餐馆了，转行当起了水管工。他就住在刘大爷的帐篷附近，时不时会给刘大爷煮一碗热的红枣莲子汤端下来。
周永章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腿部有残疾，走路得拄着拐杖，跟人合租也住在附近。他说：“他对我仗义我也要对他仗义，我有多的钱都会给他。”最令刘玉生感动的是，去年他从医院住院回来后，躺在帐篷里不能动，有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永章每天都拄着拐杖来照顾他，给他端屎端尿。有时候天冷了，周永章半夜里都下来看他。
“现在大家在为他募捐，你们租的那种房子，给他也租一个可以吗？”记者问。
“没有人愿意租给他的，”周永章说：“他这种情况，这么大岁数了，别人不可能租的。我租的房子都是我儿子去给租的，我去别人都不会租。现在只能赶紧筹够了钱，把他送回去，但是国内要协调好，如果送回去家人不接受，那就不要回去了，就死在这边好啦！”
周永章性格泼辣，爱打抱不平。他亲眼见着有穿着体面的人顺手牵羊偷刘玉生的东西，叫骂着追，可无奈自己腿脚不便，根本追不上。“我说他比你惨这么多了你还拿他的东西！”周永章一说起来就是满腔怒火的表情：“那也是个中国人，四十多岁的男的，现在我要见了他也能认出来他那张脸！”
刘玉生的好朋友周永章讲别人偷刘大爷东西的过程 I 摄：Immanuel
他说他给刘玉生的很好的椅子也被偷走了，于是他就帮他在现在的椅子正面背面的椅背上都写上了诅咒和警告小偷的话。
周永章写在椅背上的诅咒小偷的话 I 摄：Immanuel
在大年初二被教训“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只读过小学的刘玉生脑子里，只有一片模糊的世界观和异常清晰的价值准则。他遭人冷眼后，会发脾气，甚至对周围的人发脾气，“我不要你们管了！我去自力更生！”
正月初二的一大早，他就在帐篷里面听到一个上海籍大妈数落他“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大妈刚给了他10美元，他接了，说了声“谢谢”，结果没想到大妈回头就跟旁边的人说不要“宣扬”他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我们中国人并不都是这样的，他这种情况极特殊。可怜是可怜啊，如果大家能捐款送他回去，我们也愿意出钱，赶紧把他送回去吧，住在街边这像什么啊！”
大妈离开后，他发起了脾气，躺在湿漉漉的帐篷里不出来了。先是说“你们不要管我，我不要你们管了，让我死了好了。”后面又说：“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去解决，我自己去挣钱！”
“那你能干什么呢？”记者问。
“我会治小儿麻痹症。”
“那你把老周的先治好？”
“他那个已经没有办法了……”
刘玉生并不是在胡言乱语，在武馆学艺的时候，他确实学过一些中医推拿按摩的“手艺”和治疗跌打损伤的土法子，包括旧社会的时候流传于民间的治疗小儿麻痹症的土法。
传统的武馆和医馆常常是一家子，好比黄飞鸿的“宝芝林”。但在那个年代，人们还并不知道小儿麻痹症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江湖郎中的经验在对付这类疾病引发的腰酸背痛或者筋骨损伤时，效果其实也很随机，但是刘玉生却坚持认为自己学到的是真知识，到现在还时不时想着能靠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手艺”重操跌打中医的营生。
他不知道的是，行医需要有执照，他甚至都不知道，在他来到美国的十年后，无论是美洲大陆还是中国，都已经依靠疫苗成功阻断了脊灰病毒的传播，多年都没有再出现典型的病例。而对于周永章这种在几十年前就早已落下后遗症的人，他就是再想帮他，却也是爱莫能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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