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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发表于《大西洋月刊》2023年11月号。
作者伊利亚·安德森（Elijah Anderson ），耶鲁大学社会学和非裔美国人研究的斯特林教授（Sterling Professor，耶鲁大学的最高学术级别，授予被认为是该领域最优秀的终身教职人员）。
安德森是美国杰出的社会学家，领先的城市民族志学家和文化理论家之一。其最著名的作品是《街头守则：内城的正派、暴力和道德生活》(Code of the Street: Decency, Violence, and the Moral Life of the Inner City) 。
安德森最近（2021年）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奖（旨在表彰犯罪学研究或应用研究成果减少犯罪和促进人权方面的杰出成就）。其最新著作是《白人空间中的黑人：日常生活中肤色的持久影响》(Black in White Space: The Enduring Impact of Color in Everyday Life)。
【本文收录于《被误解的美国黑人》合集】 “中央公园五人”冤狱事件，那是川普对美国的第一次尖叫 | 【文献】美国国家骚乱问题咨询委员会报告 | 【文献】为什么美国应该向黑人赔偿
大西洋网站截图
黑人成功，激发了白人的不满；这种不满给黑人的生活平添负担，也抵消了旨在改善黑人处境的政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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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Elijah Anderson
译：Brandi
编：新约客，溪边愚人
半个多世纪来，我一直在研究美国白人和黑人不断变化的关系。我1972年发表的第一篇期刊论文就是讲60年代末骚乱后，中西部工业区黑人的政治力量，当时我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我本人在美国种族关系方面的经历则更早。二战期间，我出生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一个前种植园的小木屋里，很小就搬到印第安纳州北部。50年代初，作为黑人，我时刻被提醒着“自己的位置”，以及越位会遭到的惩罚。看着1955年Jet杂志上刊登的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的遗体照片【注】，我们这一代黑人孩子清楚意识到，与白人打交道，如果不小心谨慎，可能会有致命后果。
【注】这张照片被《时代》杂志评为有史以来 100 张最具影响力的照片之一。照片中是在葬礼前，被残酷杀死的埃米特·蒂尔（Emmett Louis Till）的母亲看着儿子残缺的尸体。和她在一起的是她的未婚夫。照片由大卫·杰克逊拍摄，题为《看埃米特·蒂尔的母亲想让你看的照片》，首次发表于Jet杂志（1955 年 9 月 15 日）。
埃米特·蒂尔(1941年7月25日 - 1955年8月28日)是一位非裔美国男孩，14岁时在密西西比州因被指控冒犯了一名白人妇女被绑架、私刑，折磨至死，而凶手却被无罪释放。蒂尔之死成了50年代和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主要导火索之一，也成为美国黑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象征。
以蒂尔命名的《埃米特·蒂尔反私刑法》于2022年3月29日由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通过，正式将私刑列为联邦仇恨犯罪。
过去16年里，我一直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任教，2018年被授予该校最高学术称号——斯特林教席（Sterling Professorship）。我说这个，不是自夸，而是想说明，我已经从美国社会底层爬到了顶层，从佃农小屋登上了象牙塔顶端。也许有人以为，作为名牌大学享有声誉的教授，我应该不会遭受黑人在传统白人社会中所受的种种侮辱。当然，我的确享有白人精英同行的许多特权。但是，黑人贫民区的影响依然强大。一般人的想象中，黑人贫民区是个穷困潦倒的危险地方，但其实那里住着很多正派、勤劳的家庭。而黑人无论生活在哪里，生活方式如何，他们每个人都被和黑人贫民区联系在一起。黑人无论有多少财富，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地位，无论是否一直遵纪守法，是否具有中产阶级的教养，都无法摆脱我称之为“贫民区标签”的东西。我知道，我就没有摆脱。几年前，我在马萨诸塞州的韦尔弗莱特(Wellfleet)待了两周。那是鳕鱼角(Cape Cod)一个舒适的小镇，到处都是中上层白人度假者，和常年住在那里的蓝领白人。一天早上，我正在路上例行每日慢跑，一个开皮卡的白人男子把车停在路当中，挥着手冲我大喊：“滚回你自己家去！”这个人是谁？难道因为我是黑皮肤，他就想当然地认为我来自贫民区？他是想让我回那里吗？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我跑步会穿过康涅狄格州我家附近的高档白人社区，如果我没穿耶鲁大学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运动衫，白人就很警觉。如果我的跑步服让人想到名校，就表明我是某种黑人：能通过“白人目光”的审查、不那么可怕的黑人。黑皮肤的陌生人，都是可疑的，除非能证明自己值得信赖，而公共场所里的接触短暂，很难证明。因此，在市中心附近大学就读的黑人学生都懂得要穿大学标记的衣服，希望以此避免警察或其他人按肤色把他们归为可疑的人。一次，我无意中做了个这方面的小型社会实验。2007年，我初到耶鲁大学任教，买了二十来顶耶鲁大学棒球帽，在当年的家族聚会上送给孩子们。后来，侄子侄女们向我汇报说，戴上耶鲁标识的帽子，他们与白人陌生人的随意交往发生了变化：白人会主动上前和他们友好闲聊。“我跑步穿过家附近的
高档白人社区时，
如果我没穿耶鲁
或宾大的运动衫，
白人就很警觉。
然而，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标识有时也不管用，在最高大上的场所也不例外。我拿到耶鲁大学聘书后，社会学系主任请我到纽约耶鲁俱乐部吃晚餐。我穿了蓝色西装外套，到俱乐部时，时间还早，就决定去四楼图书馆去读《纽约时报》。很多人等着上电梯，电梯来了，我走进去后挪到后面，给其他人腾地儿。除我之外，都是白人。电梯上满人后，我礼貌地请站在按键旁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按图书馆楼层的按钮。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识字吗？”我想，他是在楼下酒吧喝多了才敢这么说的吧。电梯内顿时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另一个男的为了缓和气氛，突然说：“我从没见过不识字的耶鲁学生。”所有的目光都转向我。电梯到了四楼，我走出电梯，扶着门，回头看着电梯里的人，说：“我不是耶鲁学生，我是耶鲁新聘的教授。” 然后，我走进图书馆，去读报纸。我讲这些故事——我以前也讲过这些故事——不是要指责哪家机构（我很珍视我在耶鲁的时光），而是要表述我个人对一种反复发生的文化现象的体验：纵观美国历史，黑人每个重大进步都会遭到白人的反弹。南北战争后，在“重建”政策的支持下，黑人一度成为专业人士和国会议员。但1877年联邦军队离开前邦联州后，南方白人政客试图通过漫长的吉姆·克劳(Jim Crow)统治重建奴隶制。即使那些为逃避这种新型奴隶制而迁到北方的黑人，也发现自己被贬到城市边缘的棚户区，那就是现代黑人贫民区的前身。这些都强化了最初奴隶制所确立的秩序：黑人是社会秩序的最底层。这个种族主义定位以无数方式被制度化，并持续至今。我想强调，几十年来，尽管有时是不得已，但许多白人都鼓励种族平等。为应对60年代骚乱，在前种族隔离主义者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领导下，联邦政府通过了影响深远的立法，最终赋予黑人充分的公民权利，同时开始着手废除种族隔离。这些立法改革，尤其是1965年林登·约翰逊以行政令形式颁布的平权法案，加上连年经济增长，导致了很长久的一段我称之为“种族融合”的时期，其间黑人收入大幅提高，让他们进入了过去白人独享的空间。是的，平权法案的很多努力仅停留在让少数黑人受益的象征性意义上，但即便如此，许多被用来装点门面的黑人还是很成功，导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黑人中产阶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过去50年里，黑人低收入者（三口之家年收入低于5.2万美元）比例下降了七个百分点，从48%降至41%; 中等收入（每年5.2万美元至15.6万美元）的黑人比例上升了一个百分点，达到47%; 高收入人群（年收入超过15.6万美元）的比例上升最为显著，从5%升至12%。虽然和白人与亚裔相比，整体上黑人的贫困率仍然极高，但相比50年前，黑人贫困人口减少了，富裕的黑人增加了一倍多。现在，相当多的黑人读最好的学校，从事自己选择的职业，享受有权力和声望的社会地位。平权法案成效斐然。但正是这种成功不可避免地激起了白人反弹。值得注意的是，与50年前相比，现在唯一更有可能成为低收入者的种族群体是白人，而唯一不太可能成为低收入者的种族群体是黑人。对于因全球化和传统工业衰退而失业的一些白人来说，黑人成功，从事好的工作，正是美国问题的体现。黑皮肤的医生、首席执行官和大学教授“占了不属于他们的位置”，这种现象令人不舒服，引发了不和谐。作为应对，白人在想象中把成功的黑人贬入贫民区。那个开崭新的凌志车、送孩子上私立学校的黑人，一定是个贩毒的吧？在以白人为主的职场，种族焦虑的表现更为微妙。黑人太熟悉某种互动了，饮水机旁看似随意的闲谈，主旨是盘问：“你从哪里来？”“你是怎么来这里的？”“你有资格在这里吗？”（显然，最后一个问题的默认答案是否定的；黑皮肤让白人想到贫民区，于是自动设定黑人不可信）。新来的黑人必须迅速而明确地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有资格在那里。有时，只需出示白人不需要出示的公司证件。其它时候，黑人员工要应对更复杂的试探和盘查，要展示资历，展示他们远离了贫民区。可能衣着要比工作要求的更正式，说话要有意识地显示受过良好教育，举止要平和，尤其在和人意见不同的时候。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我曾在费城一家大型金融服务公司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观察和采访员工。我采访的一位黑人员工是高级副总裁，他说，有色人种要想升到管理层，必须要穿合适的“制服”，要展现工作努力，值得尊重的样子。他告诉我：“他们永远不会把你当白人看待，但如果你穿和他们一样的衣服，营造出某种外表，开的车比较保守，他们会说: ‘这人的想法和价值观（与我们白人）很相近，比较容易合作。’ 但如果你没有那套外表，他们就认为你显然不属于那里”。需要时时对白人表现自己值得尊重，是一种心理消耗，让黑人觉得疲惫、消沉。因为不愿被看作是爱抱怨的人，他们通常会对白人同事隐瞒这种低落情绪。在白人地盘生活，必须缴纳“黑人税”，这让他们更加消沉。黑人在高档餐厅等公共场所，或者不过是在开车，都必须时刻担心在与警察的遭遇中送命，这就是“黑人税”。遭遇警察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黑人父母必须对孩子进行“特殊谈话”——每次孩子出门，他们都担心孩子无法活着回来。所有这些心理影响累积起来，会损耗精神，产生愤世情绪。即使是最顶层的黑人精英，也必须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他们了解白人精英的作派和价值观，并努力展现这些作派和价值观——但他们一般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黑人身份。他们既与自己专业里的白人和黑人同行交往，又在理发店、教堂或老友聚会上和黑人中产和蓝领阶层打交道，而他们对后者更感觉亲近。那两个世界很少重叠。这让人想起杜波依斯(W.E.B. Du Bois)所说的“双重意识”——他于1897年在著作中首次使用这个词——意为成功黑人必须同时拥有两套文化思维方式。对黑人中产来说，因为家庭关系，他们能感受与社会底层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也有被连累的风险；他们担心，尽管自己是精英阶层，但可能会被与贫民区的联系拖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时，曾和一些朋友在费城西区帮助问题青年。凯文·罗宾逊是问题孩子之一，人们叫他KAYR（读作“K.R.”），他和六个兄弟姐妹都在单亲家庭长大，靠救济生活。他的两个姐姐十几岁就怀孕，有段时间全家无家可归。但他高中成绩优异，被鲍登(Bowdoin)学院录取，同年录取的440名学生中，仅有五名黑人学生。之后，他被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录取，大约180人的工商管理硕士班中，只有十来个黑人。他被选入高盛的分析师培训项目，同届300培训生中，只有5名黑人。培训结束后，他去了一家对冲基金，成为那里唯一的黑人雇员。罗宾逊成就的特别之处，不只是上升幅度巨大，也不只是上升过程中黑人同龄人极少，而是他意识到，要想融入，就要最大限度地进行文化同化。他剪掉了自己的爆炸头发型。高中时，进鲍登大学前，他读了大学预科班。在那里，他第一次吃寿司，学会了打网球和高尔夫球。他回忆曾对自己说：“让我看看那些人如何生活，看看他们如何操作”。他决定像他们那样，开始阅读《纽约客》和《时代》周刊，看《60 分钟》节目。“我想让人们把我看作是和他们一样的人，而不是......贫民区来的人。我希望人家指着我说：‘嘿，他也一样是中产人家出身的，不过是黑皮肤而已”。他即将进高盛工作时，指导他的拉丁裔女士告诉他，不要戴银表或显眼的首饰：“K.R.，去买块黑色皮表带的天美时手表。样式要简单......要融入环境。”之前我和朋友也给过他类似建议。这一切颇有成效，罗宾逊的事业蒸蒸日上。然而，即使他拥有财富，在精英领域取得成就，但他常年要照顾住贫民区的家人，在那里，为了不冒犯家人，他必须转换语言行为模式，按家人的方式说话和吃饭。他就读鲍登学院的第一年，一个弟弟因谋杀未遂入狱，身为四个孩子母亲的姐姐面部中弹身亡。多年来，他为侄女侄子们买学习用品，操办了好几个葬礼，同时一直对同事隐瞒家庭背景。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受到一些标准性的侮辱——白人同事不需要出示证件时，他被要求出示；要忍受同事（有时是无意识）的种族性评论（“你不像一般的黑人哦”）。如果是严重违规行为，他会向人力资源报告，但通常不了了之，因为他担心别人称他是“爱拿种族歧视说事儿的家伙”，那种名声会限制他的职业发展。罗宾逊的故事是个不凡的成功故事，现年40岁的他，拥有一家物业管理公司，是位千万富翁。但他的经历清楚地表明，无论在职业或财富上达到何种高度，只要是黑人，就永远无法逃避贫民区标签，有时甚至无法逃避现实的贫民区。黑人进入白人空间，最不得了的事件就是奥巴马当选（和连任）总统。黑人入主白宫！对一些白人来说，这无法容忍。川普(Donald Trump)为首的“出生地质疑者”(Birthers)造谣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没有资格担任总统。白人反弹异常激烈，共和党人对奥巴马的抵制，已超过一般的党派纷争力度。2013年，奥巴马第二任期之初，最高法院废除了保护选举权长达50年之久的《投票权法案》。这打开了缺口，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和得克萨斯州受到鼓舞，出台了压制选民的法律，其他州纷纷开始效仿。今年，最高法院又取缔了大学招生中的平权法案。我想讲个故事，来说明这种做法给社会进步带来的风险。
《大西洋月刊》2017年1 月号封面，封面文章是塔-内西·科茨（Ta-Nehisi Coates，点击可阅读他的长篇文章《赔偿的理由》）撰写的《我的总统是黑人》。
多年前，我在宾大做教授时，父亲来看我。我们在校园散步时，遇到我的同事和学生，其中大多数是白人，他们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父亲看着我和秘书等系里的工作人员交流。之后，我俩回家，一边喝啤酒，一边听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的歌。“是的，实际上各种肤色都有。”我回答道。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想了想，然后说：“嗯，有的人尊重我，有的不大尊重。但爸爸，你知道，有时候很难分得清。”他不是不相信我，只是在校园里看到的情况，和他自己与白人交往的典型经验不相符。典型的黑人白人交往中，白人会自动设定黑人处于较低地位。在南方长大的父亲知道，白人压根不尊重黑人。看到我的学生和同事尊重地待我，父亲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种族关系变化会如此之快，如此巨大吗？的确发生了如此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平权法案、种族融合和黑人经济地位改善的总体成果。60年代，我所研究的那家金融服务公司雇用的黑人可能只有清洁工、夜间保安、电梯工或秘书；30年后，因为平权法案，公司里黑人高管越来越多。平权法案的每一个受益者，不断壮大的黑人中产阶级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助于让黑人进入专业领域和其他历来属于白人的领域变得正常化。这一切都在逐渐地消弱贫民区标签对黑人进步的阻碍。即使人们曾了解平权法案带来多么深刻的文化转变，太多的人已对此遗忘。他们还忽视了平权法案在防止社会动荡方面的重要作用。多年前，我应邀到缅因州的一所小型学院“大西洋学院”(College of the Atlantic)做毕业典礼演讲。典礼前，我在洗手间水池边照镜子，以确保学术礼服穿戴得整齐。这时，一位年长的白人男子走过来，没有任何铺垫地对我说：“你对平权法案怎么看？”我被这句话激怒了，匆匆回到酒店房间，重写了演讲稿。我本来就要谈平权法案的益处，于是拓展了论据，让阐述更尖锐。我指出，平权法案不仅让很多黑人走出贫民区，还是冷战时期的武器。当时，两大阵营外的一些国家和前殖民地在决定倒向哪个超级大国，民主党人和部分共和党人一致认为，平权法案展示国家致力于种族公正和平等，有助于向世界展示美国的伟大。此外，我对几乎清一色白人的听众说，平权法案有助于防止60年代的种族动荡再次爆发。如果贫民区的人有亲戚—父亲、母亲、堂兄妹、侄子、侄女、孩子、未婚妈妈、叔叔、阿姨——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贫民区的人会有所耳闻, 这会给生活在那里的年轻人带来一线希望，让他们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一线希望能缓解苦恼和绝望，降低抢劫和放火的动机。反平权法案的人不明白的是，如果没有改善黑人阶层的阶梯，没有社会公正的信念，就很难有社会和谐。是的，黑人职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将导致更多的“试探和盘查”，黑人在白人空间也会经历更多别有用心的盘问、尴尬和侮辱。但在那些地方，富裕、成功的黑人越多，这种尴尬就消失得越快，反复出现的白人反弹对黑人造成的影响就会越小。我愿意相信，有一天，新一代黑人会像我父亲那样惊喜地发现，种族尊重与平等又达到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