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奥巴马执政这 8 年？

整整八年前，第一个非裔美国总统、前宪法学教员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就要继承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他雄心勃勃、满怀理想，带着“改变”的讯息来到华盛顿。

但是当他八年后离开白宫时，将会发现更深更广的变化非自他起，也因此不受他掌控。在他总统生涯最后的日子里，奥巴马忙于反击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和民主党议员商议如何阻止特朗普内阁解体其进步主义遗产：不管是《平价医疗法案》还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似乎奥巴马在离开白宫后仍然需要为他的事业而不懈奋斗——尽管八年间在媒体聚光灯下所有人都看得到他的衰老，但是奥巴马仍然只有55岁，比他的继任者年轻一个世代，作为政治活动家正值黄金岁月。

△ 奥巴马任职总统前后的对比肖像

种族冲突的黑洞

热爱阅读《纽约客》的奥巴马是雅痞风范的绝佳代表。《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基辛格博士的通俗著作，面对的就是这种接受精英教育（奥巴马是《哈佛法律评论》首任非裔总编）、胸怀世界的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奥巴马是舆论界、演艺界、学界的宠儿。他每一点让阿帕拉契山脉的白人农民和蓝领不满意的东海岸精英做派，都在提示美国的文化阶级，这位总统是他们的同志，也是近一个世纪的进步-自由主义运动的成果。这种超乎政治的审美偏差对于民主党选民对奥巴马的偏爱和共和党选民对他的仇恨很有解释力，却也因为奥巴马的肤色而和美国的种族难题纠葛不清。

种族问题或许是奥巴马曾经带来最大希望、却也留下最多失望的议题。无论对于黑人还是白人，奥巴马的当选一开始都代表着种族和解的希望和未来。但面对风起云涌的黑人平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以及警民关系的紧张，奥巴马政府的姿态和实际手段都有理由令各种立场的人不满。齐默曼（Zimmerman）事件和布朗（Brown）事件中，奥巴马都在第一时间发表非常动情的表达（“如果我有一个男孩……”），但是随后细致的调查却显示事情并不是简单的“白人欺凌黑人” 。这当然引起了包括共和党在内保守派的广泛不满。如果布朗是一位抢劫犯，如果社区义务警员齐默曼出于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才跟踪马丁，那么虽然两位黑人少年殒命是悲剧，但并不意味着齐默曼和威尔逊警官做错了什么。保守派认为奥巴马的表态是对“法律与秩序”的攻击，但平权运动家会同样合理地指出：奥巴马的八年没有为改变黑人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做出任何实质改变。成年黑人男性入狱率仍然高企，贫困和歧视仍然无处不在。奥巴马的当选仿佛是美国主流社会购买的一张赎罪券，用象征性的仪式赎买自己实际的罪恶。

△ 弗格森黑人青年布朗被警方枪击致死后引发的游行

不管两种看法哪一种更加接近事实真相，奥巴马在种族问题上的姿态和言辞确实掩盖了其实际行动的缺失——这种缺失既是其小心谨慎的体现，也反映了其政治纲领的优先所在。奥巴马的肤色让人容易把围绕他的争议和种族问题联系起来，使种族范畴主导了公共讨论的想象和议程，让种族问题进一步曝光，矛盾加剧，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但这也容易让人忽视奥巴马是相当典型的美国中左翼进步主义者，而不是专注于种族议题的平权活动家。“种族牌”或许可以让他在进步主义一统天下的知识界和大城市锦上添花、如鱼得水，但种族绝不是奥巴马念兹在兹的第一要务。奥巴马医保的代价最能体现奥巴马雄心壮志、以及执政环境超出个人能力之控制的事实，莫过于围绕《平价医疗法案》（ACA，又称奥巴马医保Obamacare）的争议和故事。在2010年民主党全面占据议会两院，奥巴马主导白宫千载难逢的条件下，参议院不顾共和党的强烈反对，以一票优势通过医改法案，创立了深刻改变美国医疗体制的奥巴马医保。

全面评述总结这一改革的功过非本文所能及。简单来说，奥医保设定了一些政策目标（扩大医保覆盖率、整合医保市场、提供激励控制医疗费用增长），这些目标在美国独特的“私企福利国家”（通过税收等国家政策以雇主为渠道提供国民福利）条件下，以昂贵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奥医保尽管通过增强日常检查等手段，可以更加方便地发现早期病变，降低医疗成本。但它限制小病报销，重视大病治疗，不成比例地提高了稍健康人群的负担。为了防止重病患者不被保险商区别对待、以及健康人群退保的危险，个人强制性条款（personal mandate）又规定要么个人拥有保险，要么就要交罚款。奥医保创立的“交易市场”（Exchange）由于保险公司纷纷退出，价格快速上涨。

△ 《平价医疗法案》又被称作“奥巴马医保”

若经济上的成本仍可以通过拯救人命加以权衡的话，奥巴马与民主党在强推医改过程中消耗的政治资本则永远无法弥补。即便是伊拉克战争这种如今引起大量争议的决策，小布什总统仍然寻求两党共识后才毅然下决定。奥巴马或许也意识到，无数次医改失败（最近的一次就是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1993年失败的医保提案）的历史提醒他们，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错过民主党控制所有联邦政府部门（除了最高法院）的历史时机，奥巴马就再也没有机会创造历史。他的预感似乎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他成功推进医改，但是也耗尽了自己的政治资产，共和党建制派和共和党的草根基层彻底丧失与他合作的意向。这种分裂和愤怒帮助2012年共和党拿下众议院、2014年拿回参众两院，掌握了美国50个州35州的州长职位。新的共和党多数将政治角力从国会山蔓延到整个联邦政府，在新兴草根势力“茶党”的不懈活动下，还险些造成美国国债违约的重大后果。

同性婚姻的浪潮

如果说平价医疗法体现的是奥巴马创造潮流、驯服政治之野心和能力的顶峰，同性婚姻平权问题上，他更多只是轻轻一推。他的表态自然极大地激励了LGBTQ群体，但是最终做出定夺的是保守派与自由派力量相对平衡的最高法院。 美国人对同性婚姻的看法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急剧变化。认同并接受同性婚姻的美国人比例稳步上升，50州中的很多州早就先于最高法判决批准了同性婚姻。这是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漫长又激烈的“文化战争”中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他使得保守派认识到，一直以来他们所诉诸的“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假设可能不再成立。多数美国人不再理所当然地依附于本质上是新教规范的普遍公共规范。

△ 美国同性婚姻支持者在一次活动中亮出的旗帜

文化保守派（包括但不限于福音派基督徒）必须尝试作为争取公共支持的少数——强大的少数——来争取公共舆论与政策的支持。但奥巴马治下的社会保守主义者，更多在打防卫战。不管是同性婚姻蛋糕事件，还是奥巴马医保中避孕处方，还是围绕“计划生育”项目的争议，保守派愈来愈多诉诸宗教自由理念来捍卫他们的价值观。这使得他们具有更多“认同政治”的色彩，也加剧了当代美国观念与习俗的碎片化。奥巴马不是文化战争的发起者，他甚至也不是一些保守派眼中进步自由主义的先锋人物。他在社会文化领域招致保守派的怨恨，与其说是因为他有格外激进的社会文化立场，不如说是因为总统这个职位，以及整个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都早已经深深介入了美国的社会文化生活。

经济衰退的飓风

对奥巴马，乃至任何人来说，2008-2010年间席卷世界的大衰退，都更像是卡特里娜飓风一样的自然灾害。如果说救助自然灾害需要物质上的储备，奥巴马政府、美联储、财政部、还有华尔街，这次调动的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储备。本文不对大衰退作详尽分析，但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以国会（财政部）的《问题资产纾困法案》（TRAP）还有联储的量化宽松（QE）为代表的应对方案，尽管可以说避免了世界重演1930年代大萧条的全面经济崩溃，但是也造成严重经济和政治后果：一般的民众认为华尔街犯下错误的金融家非但没有入狱，反而获得全体纳税人的帮助；流动性泛滥造成全球利率低企，加速了大企业扩张与并购。更为严苛的管制法案使得美国金融业的合规部门前所未有的壮大。这一切都加剧了横扫大西洋两岸的民粹主义风潮以及对所谓中左和中右建制派精英的反叛。

△ 对经济危机及政府应对措施不满的抗议人群

而假若经济危机是显眼的自然灾害，让美国和世界承受短暂剧烈的冲击与漫长痛苦的恢复，那么，许多不那么显眼的变化就像是地质变迁，在不知不觉中永远重塑了地貌。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导致美国制造业永久丧失大量岗位，移民和生育率的变化让非西班牙裔白人即将成为少数。奥巴马不得不承受技术变迁与文化变迁带来的政治后果，哪怕这些变化与其个人政策关系不大，也非其所能控制。

总统行政令的魔盒

奥巴马的愿望与权柄之间的差距还有更为戏剧性的表达。进步主义者更倾向精英主导，自上而下地理性规划，因此很难心甘情愿地面对美国碎片化的权力制衡带来的政治胶着。美国宪法和政治传统赋予了总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这一方便的工具来更加顺畅地实现自己的主张，绕过国会的扯皮与讨价还价。奥巴马广泛运用这一工具扩大了环保局的职权，使环保局对各州工业规制的权力大大扩展。他又在移民改革于国会触礁之后通过行政命令扩大了“童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DACA）。

然而他不再拥有《平价医疗法案》时的运势与政治资本。最高法院4:4（斯卡利亚法官去世）的判决事实上搁浅了他的行政命令。随着特朗普出乎意外的胜利，奥巴马在医疗、教育、移民上勾勒出的进步主义纲领前景无比黑暗。特朗普的环保局长提名，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是俄赫拉荷马州总检察官，在接受提名时正在起诉这个他将要领导的部门滥用职权。或许最能体现进步主义者无奈的是，特朗普支持者不无讽刺地指出：所有奥巴马通过行政命令独断推进的政策，特朗普都可以仅凭行政决策一笔勾销。进步主义者已经在哀嚎“几十年的进步”会“毁于一旦”。

△ 被奥巴马称作“传奇人物”的大法官斯卡利亚于2016年初离世

此刻，我们难以揣测奥巴马明天站在告别演讲的舞台上会作何感受。他还有大把的精力和时间可供使用。他的支持率曾经陷入低谷，却在即将离职时攀上新高。他的许多遗产将会留下长久影响，还有一些将会消逝。但他会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吉米·卡特被历史留念，仍然是未定之事。

接上文.

【奥巴马的外交遗产: 中东泥潭   理想美好，现实晦暗】

奥巴马的确是一位“神奇”的人物。其神奇不止表现为作为政治“新人”（这一纪录目前已被川普打破），构建了极为广泛的选举胜利联盟，还在于他在内政外交上大胆推进的各种影响深远的变革。其自身的领袖魅力甚至使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他还没有任何实质成就的情况下，为了“鼓励他”为世界和平、削减核武器作出贡献，将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他。奥巴马在获奖致辞中提到，为了维护和平，有时使用武力是必要的。对于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一表态实属不寻常，也体现出很大勇气。

现在要全面反思总结奥巴马的外交战略遗产仍然为时过早，但是其战略的部分后果已经充分显现，他怀着为历史留下遗产（legacy）的宏大愿景就职，却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不定，给朋友和敌人带来了混合的祝福——如果“朋友”和“敌人”仍然是他们原本意思的话。

△ 奥巴马在2009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晦暗的转变

奥巴马的外交战略宏图可以粗略地按照以下标签按图索骥：军控和防止核扩散，亚太再平衡，与俄罗斯“重启”（reset），以及从中东地区收缩美国存在。这些意图和行动互相配合、影响，却又引发了许多意料之外的结果，让奥巴马政府疲于应对。与此同时，他也并不是在一个真空中施展其外交抱负，美国的历史传统、前任留下的政策惯性、以及变化的国际形势，都为奥巴马施加了有时难以克服的限制，也削弱了他无论所理应承担的指责与赞扬。

奥巴马在其第一任期体现着一位宪法学者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信念的美好设想。无论是在开罗的演说旨在缓和穆斯林与西方世界的互相猜忌，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还是试图关闭关塔那摩的监狱，亦或是与俄罗斯共同签订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都展现出一位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形象。然而在高歌进取的一片光明前景之外，一些黑暗之流也在水面下涌动，最终成为笼罩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阴霾。

当头一棒就是2010年中东风起云涌的“阿拉伯之春”。除了突尼斯相对和平的完成了政权变动，并且维持了破碎但仍然幸存的民主政权，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埃及都从和平示威迅速发展为严重的冲突。奥巴马在阿拉伯之春中面临的难题是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考量与自由国际主义的道德要求之冲突的经典体现：首先，埃及是美国在中东重要的盟友，是黎凡特和马格里布地区维系稳定的重要力量；其次，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自认为）通过放弃核武器换来了美国对其安全的不成文保证，达成与美国的和解。 从国际政治的现实角度，美国被认为有义务维持这一默契。

△ 阿拉伯之春期间庆祝的突尼斯民众

但是，美国在面对风起云涌的埃及和平民主示威与卡扎菲对起义军近乎种族灭绝的战斗时，选择了敦促穆巴拉克下台以及参与领导国际联盟推翻卡扎菲的活动。美国作为民主理想最大的国际宣传家，不可能公开违背自己宣称的价值观。这些选择及其后果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首先，被动应对局势发展多于主动策划阴谋，其次，美国政府在言辞和立场上支持美好的理想，但并没有做好为这些理想持续投入资源的准备。

例如，由于西方与阿拉伯盟国对利比亚的干预止于推翻卡扎菲，反抗军的不同派系之间迅速谈崩，形成了两个松散的联盟，开始一场内战，而这场内战又为伊斯兰国（IS）在利比亚的扩张提供了土壤和机会。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短暂的民主实践中，前政府派和毫无组织根基的“世俗主义自由派”，败给了具有丰富乡村基础与教民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新总统穆尔西并没有向突尼斯的同侪一样选择合作与忍耐，反而试图激进地推翻军队与“世俗”势力，建立伊斯兰主义的威权体制，引起“世俗派”的大规模抗议，并最终在军队的政变中黯然下台。

新执政的塞西政权相比较穆巴拉克更加威权、专横，以反对穆兄会和伊斯兰国为理由毫不犹豫的镇压任何不满的迹象。然而此时奥巴马的美国却不但默认了政变，也仍然对塞西的军政府给予实际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在黎凡特一片混乱的当下，美国实在无法再承受更多的风险。埃及的两次政权变更，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奥巴马外交从更加理想主义、光明的看待世界，转向更为现实主义、晦暗的过程。但这同时也是美国的外交在价值和利益、原则与从权之间永远找不到的平衡。

伊拉克撤军的灾难

在伊拉克撤军这一问题上，同样可以看到奥巴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从伊拉克撤军有着双重意味：首先，“大衰退”之后美国疲于应对国内的经济形势，资源捉襟见肘，战略收缩不可避免，民众对于无休止的海外干涉行动已经毫无兴致；其次，从伊拉克撤军既是完成奥巴马的竞选承诺，也是结束美军对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占领”状态，具有道义上的合理合法性；最后，2007年后布什任用彼得雷乌斯将军，大幅增加军力，并配合“逊尼派觉醒”（the surge），伊拉克的形势已经从崩溃边缘转为大致稳定，撤军似乎有了现实保证。然而撤军这一决定却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为伊斯兰国和阿拉伯之春后的混乱开启了潘多拉盒子。

△ 美军从伊拉克撤出

美军在伊拉克的“象征性”存在本来可以有实现重战略意义。首先，维持美国利益和影响力在两河流域的存在；其次，作为仲裁者和监督人整合伊拉克各派系；最后，震慑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的渗透。撤军使得这三个战略利益全面丧失。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与伊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积极在国内利用伊朗的宗教、军事、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行什叶派主体对库尔德人、尤其是逊尼派少数的压迫。他在政府权力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瓦解了“觉醒”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伊拉克国军中的逊尼派成分，把军队变成了腐败窝与民族迫害的工具，以反恐为名对逊尼派实施警察国家的政策。于是部分逊尼派民众选择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以及前萨达姆政权的复兴党残余分子合作，在伊拉克北部掀起了叛乱。这些叛乱组织中就有如今天下闻名的伊斯兰国（IS）的前身，但是IS的雄起，仍然要等到叙利亚内战爆发，为其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

叙利亚的覆灭与中东的未来

叙利亚的抗议在开始并没有显示出和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有任何不同。叙利亚也许可能会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但是他成为了叙利亚，一个比以上三种可能性都更糟的、仍然持续中的灾难。叙利亚的和平示威在巴萨尔·阿萨德总统转为暴力镇压后发展为内战。反叛者们一开始以军队成员和世俗中产为主，他们拿起武器，部分是受到利比亚的激励：既然美国会在危急时刻帮助起义者，为什么这样的例子在叙利亚就不会重演？他们失算了。

△ 一名库尔德人狙击手站在叙利亚城市的废墟上

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了最有争议、引来最多批评的行动。首先，他没能像在利比亚那样，争取来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中国、欧洲盟国广泛的默许与支持，从而无法通过联合国等组织为军事干涉构建合法性；其次，奥巴马内阁本来认为阿萨德在起义爆发4-6个月内会自行垮台，美国无需干涉，但是在2014年的访谈中，奥巴马又认为这些由前“医生、工程师……”组成的反抗军无法和政府军对抗，美国的援助不会有什么不同。奥巴马自2010年开始不断要求“阿萨德必须下台”，但是却并不承诺美国的武力干涉；2013年，在明确划出“红线”，指出一旦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即将干涉的情况下，却自食其言，叫停了五角大楼、国务院、欧洲盟国的打击计划，转而与普京合作。

国务卿克里与希拉里克林顿都对奥巴马对“越过”红线的阿萨德近乎无所作为的表现深感震惊，认为这一决定极大损害了美国的“可信度，”让阿萨德更加肆无忌惮。奥巴马对此的辩解是：我们不能仅仅为了“可信度”就把美国拖入另一场战争，这是一个“陷阱”。那么奥巴马是如何处置阿萨德的化武问题的呢？他转而寻求普京的帮助。

尽管奥巴马迫于形势，自2014年组建了反IS联盟，提供空军和后勤支援，并且逐步派出美军“顾问人员”重返伊拉克。然而，大规模的美军地面部队的缺席，使得必不可少的攻坚战任务落在了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甚至真主党武装头上。在叙利亚，随着形势恶化以及美国支援的不到位，原来的“温和”反对派，处境愈发艰难，反对派越来越经常和极端和激进的势力合作，这反过来又给了阿萨德政府与俄罗斯打击“恐怖主义”的口实。如今的伊拉克-叙利亚已经是一场小型的世界大战，各个势力的代理人：美国、欧盟、土耳其、伊朗、俄罗斯、海湾国家，混战不休，想要移除阿萨德的努力变得既不现实也不可欲，即便IS被击败，新的冲突也随时可能爆发。

△ 美国指出伊朗有可能存在的核相关设施

在这场难分敌我的斗争中，伊朗和美国似乎有着尴尬且奇妙的默契。但是两国关系最大的变革仍然来自奥巴马努力多年的伊朗核协议。支持者指出：如果不能达成这一协议，美国就要么面临运用武力（而武力也只能推迟伊朗获得核武器的进程不到十年），要么眼睁睁看着伊朗获得核武器，从而引发中东地区可能的核军备竞赛与反核扩散崩溃。

反对者指出：即便伊朗最严格的执行了协议，也不过是推迟了若干年伊朗获取核武的进程，如果如今美国不愿意为了防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而诉诸武力，凭什么指望奥巴马的继任者会有勇气和动力为了维护条约而运用武力、恢复制裁呢？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核协议而来的是大量针对伊朗的制裁被移除、大量伊朗海外资产解冻，这些都会滋长伊朗地缘政治的野心，给他更多的资源去影响中东局势、资助恐怖组织。至于认为开放会有助于伊朗开明派增加影响力、进而促使伊朗变革的看法，则更是一厢情愿。无论如何，伊朗核协议都会是奥巴马总统留下的重大“遗产”之一。

最终篇【随风而逝的奥巴马政治遗产】

“外包”给普京的“红线承诺”

奥巴马认识到，在核军控和地缘政治议题上，离开俄罗斯的合作，美国难以有实质性的推动。

与俄罗斯的“重启”是为了缓解乌克兰颜色革命与格鲁吉亚战争后陷入冰点的重大战略转向。 一开始，一切似乎都好。接替普京上台的梅德韦杰夫致力于打造自己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自由派形象。在利比亚干涉问题上，梅德韦杰夫政府和美国达成了谅解与合作，没有在联合国对美国为首设立禁飞区的提议投反对票。但是普京对梅德韦杰夫的决定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对卡扎菲的背叛，以及对美国的屈膝投降。

时为总理的普京本来无权对总统的外交政策发表评论，但他仍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接下来，在2011年的杜马选举后，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内利在莫斯科发起声势浩大的反普京、反统俄党示威。普京大惊失色，一度认为“颜色革命”即将进入莫斯科。他从一名前克格勃探员的职业习惯出发，发现自己被美国国务院（尤其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主导的阴谋所环绕，于是决定反击。自2012年他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后，普京对俄罗斯社会、舆论、以及NGO的管控愈发严苛，对待西方的态度也愈发抵触和冷淡。

△俄罗斯2011年“反普京”游行现场

随着2013年底-2014年初基辅抗议与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倒台，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再次陷入冰点。美国的理想愿景与地缘政治的龃龉再次暴露无遗：正如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不留情面地指出那样，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其核心利益，对于美国而言，乌克兰最多是可有可言的边缘利益。为了乌克兰而与普京大打出手是双输的结局。并不有利于任何人。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乌克兰的“民主”抗争、亲西方亲欧洲的象征意义如此强大，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绝对无法坐视不管。于是就有了从美国驻基辅外交官到参议员麦凯恩在内的大批美国政要站在广场抗议者一边的盛景，也间接促成了亚努科维奇的倒台。但对普京来说，这是西方对其固有势力范围毫不留情的侵蚀，他必须反击。

如今，美国和欧洲盟国再次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他们要帮助乌克兰进行民主改革，不承认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的合法性，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另一方面，从实际的地缘政治出发，为了避免进一步挑衅普京，因“边缘利益”和俄罗斯冲突升级，美国又既没有武装基辅政府，也没有计划让乌克兰加入欧盟或北约。于是，正如叙利亚一样，乌克兰东部在两次明斯克协议之后，仍然是战场，每天都有乌克兰、俄罗斯的军人与平民血染沙场，而局势毫无突破进展。

同样的绞肉机式战争在叙利亚-伊拉克战线以更为残酷的方式展开，俄罗斯在其中扮演着另一个让奥巴马感到尴尬的角色。奥巴马没有履行自己“红线”的承诺，反而将这个任务“外包”给了普京。在俄罗斯的协调之下，阿萨德销毁了一批核武器。但是这也久使普京名正言顺的有了干涉叙利亚内战的机会。在反对IS和恐怖主义的口号下，普京派出战斗部队，扶植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通过残酷无情的轰炸，夺回了反对派据守多年的阿勒颇。以无辜平民的鲜血为代价重申了俄罗斯在后苏维埃时代于中东的政治存在。

△反对派与阿瑟德政权激战后的阿勒颇

理想主义的愿景

奥巴马和默克尔所主导的对俄罗斯的封锁与制裁尽管对俄罗斯造成沉重经济打击，但却并没有损害普京的政治威望，反而为俄罗斯的反西方宣传提供了切实材料。俄罗斯的“影响力攻势”（influence campaign）反倒是捷报频传。尽管当选总统一再表达疑问，今年美国大选的政治乱象明显有着俄国情报部门的参与。

西方世界的主流精英惊叹威权主义的触手已经扰乱民主秩序的核心，不独在美国，从匈牙利、法国再到英国，国民阵线和英国独立党这些疑欧右翼民粹政党，都与普京有着意识形态甚至经济上的密切联系。跨大西洋的“民粹主义”国际，似乎正在成形，而这一“运动”的轴心是否是普京和川普，仍待进一步观察。普京和川普的大胆冒险与不顾及规范的上下其手超乎常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奥巴马八年对普京的动机和报复心，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挑战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回应。而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违逆其在能源和贸易上对俄罗斯相互依赖的经济结构，早就引起广泛不满。

而奥巴马最为影响深远的布局：以泛太平洋合作伙伴条约（TPP）为核心的亚太再平衡，反倒更少有可点评之处，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广泛共识。因为这一战略转移其实起自其前任布什时代。军事上，美军将愈来愈多的舰队和兵力部署在亚太，维系力量的平衡，而TPP除了是一个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愈发自信的中国所设置的环太平洋壁垒。无论如何，这一变化预示着漫长的博弈与猜测，其起源和流变都甚少有奥巴马个人的独特影响。

外交政策总是长期战略和对紧急情况的反应的混合。奥巴马的外交愿景是理想主义的，但是他对安置其理想的这个世界的看法却愈加灰暗。他因反对核武器而获得诺贝尔奖，却拨巨款更新美国的核武库。他访问日本广岛，对原子弹造成的伤亡表达痛惜，却无法承认美国当初使用核武器是错误的：因为日本这个遭受核武轰炸的国家，如今的和平主义宪法，仍然需要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他承诺关闭关塔那摩，但是却一再拖延。他或许避免了派遣大规模部队海外作战，但是从来不吝惜使用无人机、特种部队剿灭美国的敌人。他对国际协调的重视、他对美国在中东和世界角色的重新定位，都反映了后伊战和后金融危机时代，整个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处于守势的现实。他对穆斯林国家前景感到失望，他质疑美国的实力和干涉可以达成什么实质性的改善。然而正如基辛格所批评的，外交离开了实力的辅佐，能够成就的十分有限。奥巴马的理想需要实力的铺垫，但他从来无法平静接受实力的阴暗面，哪怕他明白自己必须与其共存。

△2016年奥巴马访问日本广岛

恐惧代替希望，沮丧代替期盼

奥巴马是聪颖的，不过聪颖也会滋生傲慢。2012年他嘲笑共和党总统竞选对手罗姆尼对俄罗斯的警惕。2014年他嘲笑伊斯兰国是“青年队”。他对华盛顿的外交建制派的“游戏规则”十分不满，认为自己比这些专业的外交官和政策老手有着更为灵活和深刻的理解。在《大西洋月刊》的访谈中，他承认自己不想成为华盛顿“规则书”的傀儡，不会按照五角大楼和雾谷的期待去过度滥用武力。但是，意外的因果总是超越哪怕是最高的人类智慧，短期内的节省和智慧，往往成为长期的负担。

△奥巴马在大西洋月刊访谈中表示，不想做华盛顿”规则书的傀儡“

基辛格数次强调：观察行动带来的不良后果十分简单，但是设想不行动所导致的后果却很难。在奥巴马时代，我们有幸观察到“不行动”的后果：伊拉克战争如告诉美国人，盲信的圣战（crusade）热忱与对自身力量的过度自信会导致灾难，那么奥巴马似乎过度学习了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仓促撤军促成了伊拉克的叛乱，不作为又错过了干预叙利亚局势的最好机会，让俄罗斯抢占了干预的先机与主导权。如今叙利亚-伊拉克内战不只是一场当地的人道主义灾难，其催生的难民潮和针对欧洲的恐怖袭击摧垮了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欧洲一体化共识。

这意味一场有序的撤退或许有可能演变为失控的溃败。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极大的刺激了极右疑欧派政党的崛起，促成了英国退欧，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还帮助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位利用愤怒上台的纽约地产商人，发誓要瓦解奥巴马的一切内外遗产。就在川普当选的当天，白宫宣布将不再试图推动国会通过TPP，这基本宣告了其死亡。与此同时，尽管伊朗核协议成功签署，但是朝鲜接二连三的核试验似乎是对奥巴马无核世界的嘲讽。

八年前，在一阵清新的旋风中，奥巴马承诺带来改变；八年后，另一位宣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新人”刮起另一阵暴风。世界正在颤栗中猜测这意味着什么。当前的形势很像是八年前的镜像对位。只是恐惧代替了希望，沮丧代替了企盼。或许对奥巴马而言最大的讽刺是，在利用美国总统的巨大权力铸造若干遗产之后，他将亲手把这同样巨大的权力交给这些遗产的毁灭者。或许预示到了这一结果，奥巴马当局没有行使否决权阻止通过谴责以色列定居点的联合国决议。愤怒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民主、共和两党亲以色列的议员都表达了抗议。当选总统川普推特表示：1月20日之后，一切都会变化。 不管这位大亨有多少前后矛盾的发言，对于这句斩钉截铁的宣言，似乎少有人怀疑。

作者：世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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