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丨长三角地区如何吸引高质量要素流入

王林辉赵星企研大数据

本文转自公众号澎湃研究所，作者：王林辉赵星。王林辉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星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博士研究生。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ZD009）资助。

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往往重视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投入贡献，忽视要素流动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当前，要素流动正不断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转变区域的比较优势，诱发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此，考察要素空间流动特征及其增长效应，将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要素流入与集聚地

第一，资本流动往往通过逐利性形成选择效应。近年来，资本大量流入到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而西部与东北地区资本呈显著流出特征。其中东北地区作为典型老工业基地，投资回报率较低，很难吸引其他地区资本流入，且本地资本外流现象突出。与东北形成对比的是，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好，资本投资效率和回报率较高，成为资本流入地。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本年资金来源中扣除自筹资金后的部分来考察地区资本变动，以2010年为基期，发现长三角地区该项资本从2010年的23304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44774亿元，实际增长0.92倍，年平均增长率为9.78%。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该项资本从2010年的3203、9693、6682和3725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4866、17684、14143和8081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6.16%、8.97%、11.31%和11.70%。可见，长三角地区吸引资本持续流入并形成集聚效应，成为资本流入地与集聚地。

第二，类似于资本流动的逐利性，劳动力流动具有趋优性。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就业机会、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等较其他地区优越，吸引劳动力特别是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持续流入，而东北、中西部地区都呈现出一定规模的劳动力流出情况。

依据《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和《安徽统计年鉴》数据，长三角地区劳动力从2010年的1.35亿人增加到2017年的1.43亿人。若采用地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差值表征劳动力流动，其中年度劳动力流入从2010年的108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1093万人，劳动力流入年平均增长近0.08%。

同期，长三角地区内部也存在差异。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为劳动力净流入地区，上海市劳动力净流入逐年增长，从2010年净流入891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963万人；浙江省净流入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从2010年净流入699万人下降到2014年的649万人，后增加到2017年的699万人；而江苏省净流入规模显著下降，从2010年的403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235万人；安徽省为劳动力净流出地区，但净流出规模逐年下降，从2010年净流出905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804万人。

第三，基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用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金额来考察技术要素的流动情况，以2010年为基期，发现长三角地区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增长显著，2010年的815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425亿元，技术流入近乎增长1.98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6.86%。但长三角地区内部技术流动情况存在明显差异，上海市和江苏省技术流入规模较大，浙江省和安徽省技术流入增长较快。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技术流入从2010年的329、328、106和5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737、945、477和266亿元，技术流入增长近1.24、1.88、3.49和4.15倍。

要素流入不断强化长三角地区的多样化产业集聚

要素集聚是产业集聚的微观形式，要素流动与集聚可能会重构抑或进一步强化地区既有的产业集聚，引致区域经济分异。与东北、中西部等地区相比，长三角地区的要素配置效率与边际收益更高，能够吸引区域外要素流入。

同时，通过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为企业创造更低交易成本的营商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也将激励域内要素更加自由流动。域内既有的生产要素与域外流入的要素，往往会结合当地生产环境、区域优势、禀赋条件和产业政策，配置到需要的与生产率高的产业，经过循环往复并累积，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条件和政策差异，不同地区产业集聚类型存在异质性。从数据上看，全国层面的多样化产业集聚指数分布呈现出从东部沿海、中部到西部依次递减的态势。

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大量流入长三角地区，有效强化了长三角地区多样化产业集聚。长三角地区多样化产业集聚水平提升，这源于相关多样化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而无关多样化产业集聚程度下降。可见，长三角地区吸引大量资本、劳动和技术流入关联产业，引发关联产业集群，有力地推动了长三角地区相关多样化产业集聚。

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正有力地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要素和产业聚集会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在这过程中，知识发挥主导性作用。雅克比外部性表明，知识溢出往往发生在具有知识互补特征的关联产业之间，关联产业集聚有助于产业间的知识溢出，知识良性互动将有力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近年来，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正不断流入长三角地区相关联产业，进而强化了长三角地区多样化产业集聚，不仅能够促进上下游企业间资源、信息和知识交流与共享，也有助于产业间的知识溢出，提升要素生产率与推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

依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以2010年为基期，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9.87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17.56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8.59%。当然，长三角地区内部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差异，安徽省经济增速最高，而江苏省经济规模最大。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1.72、4.14、2.77和1.24万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2.81、7.56、4.76和2.43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7.30%、8.98%、8.03%和10.14%。

相关实证研究已证实，区域间经济增长并非独立，亦会受空间关联地区经济活动的影响，长三角地区会对空间邻近区域要素形成虹吸效应，形成相关多样化产业集聚推动区域的经济增长。

政策建议

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能否有效流动，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长三角地区要素流动仍存在一些障碍因素，如长三角区域内行政分割壁垒、人才流动户籍制度、住房等生活成本高昂等。因此，长三角地区如何吸引高质量要素流入，以及发挥要素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尤为关键。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大力推进并完善长三角城市间高铁网络建设，充分借助高铁网络扩大人力资本流动半径。高铁网络能够显著缩短城市间时空距离，为人才流动提供便捷的渠道，提高人力资本跨地区流动的效率和压缩时间成本。借助于高铁网络，高层次人才更易突破城市间地理距离的限制，扩大流动半径，进而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为长三角地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动力。

第二，制定完善的人才引进政策和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并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促进区域人才流动。通过提升人才福利待遇、改革薪酬激励机制以及优化创新环境等途径，吸引高层次人才流入。与此同时，应该重视高房价可能引发的负面效果。高房价通常意味着居民生活成本的提升，对人才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为此，地方政府应制定合适的住房补贴或税收减免政策，为高层次的创新人才引进提供物质保障，并创设宜居宜业的环境，增加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吸引力。

第三，通过制定金融、财政和税收政策，并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资本流入，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打下坚实基础。由于资本具有趋利性，其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往往从要素低边际收益的区域，流入高边际收益区域，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创设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投资者形成资本收益的稳定预期，以吸引资本大量流入，将有利于发挥区域资本流动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四，推进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破除区域一体化的行政壁垒，合力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地区是中国产业集群的重要区域，优势产业能否在地理上形成集聚是长三角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而，做好省域之间产业政策衔接，提升政策效率吸引要素区域间自由流动，实现地区间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使长三角地区成为高端要素与高端产业的集聚地，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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