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影响不了政治？那是私有化的资源还不够多！
大洋彼岸的美国，控制了整个美国舆论的媒体公司能轻易的制造共识，人民的心声被纽约时报之类的媒体的心声所替代。而在中国，仅仅是一部分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后的媒体，以及新兴的互联网社交传媒巨头们，就已经在今日展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如果真的私有化，“民主化”成功，作为普通民众，在传媒帝国面前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在网络键政人士的互相攻伐当中，最容易从所谓的“不同政见人士”(特别是水平异常低端的)嘴里听到的一件事就是对中文资料的不认可。“你要给出外文资料，中文资料不可信”，这类的句式是知识匮乏的他们最常用的诡辩技巧。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在乎中文资料的正确错误与否，而是陈述一个既定的逻辑：因为国内有媒体审查，所以一切中文资料都不可信。当然，笔者并不是准备否认国内的信息审查制度对信息传播有巨大影响的这一事实，因为官方新闻审查机构是客观存在的。然而，这是否就能说明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对信息的控制，扭曲乃至于生产就不存在了呢?
实际上，在新自由主义为政治经济核心的国家里，特别是私有媒体大行其道且并不存在“明面上的审查机构”的国家里，成体系化的宣传系统运行的要远比以官僚为政治经济核心的国家成功。即使是有着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提到纽约时报之类的媒体，也总是将其当作金科玉律，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常年来占据思想领域绝对垄断地位的媒体公司，对自身映像的制造和把控是远远强于“战五渣”的某部的。他们通过时不时揭露企业和国内外政府的黑暗面，将自己打造成为公共谋福祉的自由斗士。这种极为成功的宣传，时至今日，都对整个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
1988年，Noam Chomsky和Edward S. Herman在其著作《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中首次提出了宣传模式(Propaganda model)，他们认为，在私有化媒体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最终出台的新闻或者文章，必然经受五种“过滤器”的过滤才最终被生产出来：媒体的所有权;媒体的资金收入;媒体对权力机构或者受其资助的权威人士的依赖;对媒体信息的抨击(flak);反共或反恐的意识形态。两位作者认为，虽然这个理论是以美国的情况为蓝本，但是同样适用于其他一些国家。而笔者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越发的加深，该理论同样对当今中国的一些媒体现象适用。
媒体的所有权作为第一层过滤器，不仅广泛的存在于官方审查机构之中，也同样存在于私有媒体的“自我审查”当中。
笔者认为这张图最容易说明所有权在私有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扮演的作用。正如某“政治敏感”所说，仅仅一年之前，大量的媒体变着法子攻击马云，而当马云不断收购媒体公司的股份以提高自己的话语权之后，不仅现在很难看见对马云的公开批评，就连人民日报也开始为马云点赞了：“作为实体经济大省，浙江不遗余力扶持新实体经济。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实体经济正在迅速崛起：集团去年合计纳税238亿元，带动平台纳税至少2000亿元，相当于4000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体量，创造了超过3000万个就业机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大报，在头版夸赞一个私营企业的情况是着实不多见的，而点赞的内容则更是强硬的直指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并不是虚拟经济(泡沫)而是提供里大量就业机会的实体经济在线平台。这种过滤不仅体现在对马云个人或者阿里巴巴本身上，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媒体网络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的每一个点都互相成为另一个点的掩护，颇有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样子。
相信绝大多数的国内社交媒体用户都为频繁出现的劣质广告所困扰以至于不得不购买会员或使用插件“去广告”。广告，作为所有私营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不仅困扰着用户而且不断地重复“劣币驱逐良币”这一经济学原理。不论是劣质的页游手游广告，还是明显带有软色情营销的约炮软件，甚至是不实的医疗信息，这些内容都能吸引点击率或者制造噱头从而给媒体带来巨大收入。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让百度倍受诟病的竞价排名了。
在著名美剧纸牌屋第一季的故事中，由于党鞭下木给予佐伊的巨大帮助，原来的华盛顿先驱报的驻白宫首席记者被新人记者佐伊代替。这个很小的细节却反映了第三层过滤器的巨大作用。新闻，也就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或者故事，总是随机性的出现在全世界的各种地方，而追踪这些新闻的成本是很高的，因此私营媒体公司总是需要有相对便宜，稳定且权威的新闻来源，那么与政府机构合作就是最好的方式。两会期间，新浪微博的全程跟进报道正是这一层过滤器在中国的完美体现。
不仅如此，各大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机关报的官方账号也是中国城市居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新浪微博通过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在自媒体时代的前十年，占据了领头羊的地位。
Flak，新闻批评。这个词其实用的非常有意思，flak的另一个解释是“高射炮”，用这个词来形容对媒体言论或节目发表的反面观点真是会让人会心一笑。与美国不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新闻批评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更多的在于个人或者是一些有组织的小团体出于某种政治或者经济上上的因素来进行的批判。比如近日在某乎闹得沸沸扬扬的“共青团批判现代主义”事件。对此进行批判的自媒体，多数属于“文艺青年”或者是文艺工作者，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经济因素。而共青团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批评以及对其文章的批评的再批评，可以说是为了维护其政治上的权威性与其作为政府机构对新闻活动的领导性。这并非个例，在当代中国网民喜闻乐见的某个梗的来源视频中(真正的粉丝知道我在说什么)，“怒斥”就非常符合Noam Chomsky和Edward S. Herman在其著作中所举的例子：里根总统面对媒体对其的批评，立刻组织人对媒体进行反击。
最后一层过滤器在中国是以极为奇诡的形式出现的。在美国，反共这一理念根深蒂固。即便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作为苏联政治地位的实际继承者，也在如今继续承担着“邪恶共产帝国”的角色。在让人大跌眼镜的2016美国大选之后，与民主党关系颇为紧密的各大媒体，对川普的功绩采取了冷处理而不断报道“通俄门”事件。可见，即便在白左泛滥的北美，反共依然是头等大事，也依然是最容易拨弄美国人神经的事情。
而在中国，这一层过滤器就非常的特别了。很难想象，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媒体会不断宣传反共理论。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一些报纸和杂志，门户网站等等承担了宣传“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重任”，其文章无论是什么内容，其实都仅仅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载体进行“自由主义”宣传或者干脆是反共宣传。
比如近期引爆网络的“刺死辱母者”，该文章通过描述山东某企业家借高利贷无法偿还被侮辱性催债最终造成惨剧，分别暗含了对司法系统的攻击(笔者并不是说当前司法系统不存在不公正现象)以及对当前中央收紧金融管制政策的攻击。
【判决书显示，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22时17分许(监控显示)，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于秀荣回忆说。
而警方的说法是，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在山东冠县，不少企业热衷于向吴学占借款。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为了资金周转，部分企业宁愿铤而走险，互相担保向吴学占借高利贷。”】
从报道技术角度分析这两段描写里能很容易的看出其中的倾向。比如“而警方的说法是”这句话，看似没有问题，可是细读就能发现这句话实际上就已经在暗示当地警方推卸责任或者说谎(我没有说当地警方肯定就没有推卸责任或者说慌)。而企业方相对详实的采访和看起来极为可疑的当地警方的一句话回应则更是加强了这方面的映像，从而引导读者对当前的司法系统进行自由主义式的质疑。
玄处在其“为什么要以人民的名义反腐”一文中讲，不要觉得经济影响不了政治，那是因为这些私营企业掌握控制的资源还不够多。这个说法，私以为是极为有道理的，看看大洋彼岸的美国，控制了整个美国舆论的媒体公司能轻易的制造共识，人民的心声被纽约时报之类的媒体的心声所替代。而在中国，仅仅是一部分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后的媒体，以及新兴的互联网社交传媒巨头们，就已经在今日展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如果真的私有化，“民主化”成功，作为普通民众，在传媒帝国面前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 。原标题：媒体私有化与审察制度】
美国是如何控制话语权的
作者：张艳丽 胡孝峰 来源：高校理论战线
美国一向把自己标榜为“自由世界”、“民主社会”的典范，粗暴指责别的国家没有“民主”、“自由”。一些不明事实真相的人往往被这些宣传所迷惑。美国是不是就那么“民主”、“自由”?下面的一些材料从一个方面提供了答案。
一、少数人把持意识形态的传播
1.少数人把持大众传播媒介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旨在“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但正如美国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在表面上许诺“自由”的背后，“新闻传播将各种观念灌输到美国人民脑子里，人们耳濡目染的、该看到什么、该听到什么，全都是由那些控制传播工具者来决定”;“不管你对‘自由’下什么样的定义，目前我们所享受的大众传播，仍是一个和‘自由’沾不上边的新闻界”;“私人企业化的传播工具根本不会谈起资本主义制度和污染、低劣的居住环境、贫穷及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关系……”([美]迈克尔·巴仑蒂《少数人的民主》，四季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97-199页)。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美国意识形态的传播被少数特权者所把持，并且其手段相当隐蔽。正如《权力游戏一一华盛顿是如何工作的》一书作者赫德里克·史密斯所指出的，美国政府施加在新闻界和广播网的压力是大众看不到的，“编制”出来的新闻竭力在公众中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接受的新闻“是出于自然而然的讲话和活动”(中译本，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权贵者还试图造成一种笼罩全国的“信念体系”以影响公众。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指出的，“为了防止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可能遇到妨碍政策推行的思想和意见的发展，参与舆论形成过程的领袖人物们，便试图建立并加强美国信念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企业、竞争、机会平等和在解决社会事务时尽量少地依靠政府。这些原则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上升的数百年时间中缓慢地趋于明确，传入美国时已经接近完善。美国既无封建主义的过去，又无国教，因此这些原则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通俗地说，多数老百姓把这些道德观念简单明白地称作‘美国精神”([美]威兼-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一一八十年代的看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2-103页)。总之，资本家对政府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资助竞选，院外游说，支配政策的规划机构，而且“还通过它对经济和大众媒介的控制而间接地影响政府的政策”([美]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2.白宫竭力控制新闻
在美国，新闻界曾经披露过一些白宫丑闻，如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卡特政府的“比利门事件”、里根政府的“伊朗门事件”等，这些似乎表明白宫对新闻界是无能为力的，似乎为美国的新闻自由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事实又如何呢?拿里根政府在新闻报导上做的手脚为例。美国学者指出，“在形象游戏战略问题上，里根的白宫围绕着‘当日新闻事件’一栏推行了一套脚本。其规则为，挑选每日主要的公共关系消息，并按照白宫战略制定人的要求编排起来，在晚间电视新闻的短新闻里、在报导标题中、在新闻社所发消息的主要段落上报导出去”(《权力游戏——华盛顿是如何工作的》，第96页)。在炮制新闻方面，麦卡锡参议员及其对共产党的迫害“迄今大概仍然是最佳实例，他的一套谎言制造了一起整个战后时期为时最长的国内危机”([美]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81页)。
美国政府对消息的封锁与发动宣传攻势是并存的。迈克尔·巴仑蒂在《少数人的民主》一书中，披露了美国政府在外交、军事、健康、安全等问题上进行消息封锁的有关材料，如约翰逊政府推翻苏加诺(1965年)、尼克松在越战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等等。但美国官员们却“每年还花费政府大把的钞票去宣扬其军事、航空、太空、原子能和农业计划是多么地光明正大”，“五角大楼每年单独的，就要花三千万以上的美元来作宣传，包括展览、影片、书籍、宣传单、高中及大专院校的征兵巡回宣传，以及如潮水般的印刷资料……大肆宣扬军方对世界的看法”(第275页)。
3.大多数人被排斥于“制定政策”之外
希尔斯曼在他所著(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指出，在美国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经常得到特殊的待遇，以致与平等的原则背道而驰。……在参与政治活动问题上也是如此。许多人由于对政治无知或漠不关心，而不能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另一些人则是被故意地、有计划地排除于政治过程之外。内战后的一百年当中，美国南方向黑人征收人头税并明目张胆地威吓黑人便是最明显的例证”。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总统、法官和国家的立法者所通过的大多数立法、所采取的大多数政府行动，都是在对大多数人的想法并不确切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大多数人，不管他们是否想参与，实际上根本没有机会来参与制定政策。”在外交事务中，大多数人更是没有发言权。希尔斯曼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兵在黎巴嫩登陆，肯尼迪总统批准了猪湾军事行动，约翰逊总统下令轰炸北越，而且把五十万地面部队派往南越作战，尼克松总统侵略了柬埔寨一一这些行动是否就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有真正有说服力的根据”(第32-33页)。
二、蓄意进行宣传误导
1.把公众注意力从政治制度上引开
美国当局操纵着新闻媒介，报道内容避实就虚。一些学者深刻地指出：美国的宣传竭力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个别有问题的政治家而不是集中于产生腐败的体制”，千方百计分散公众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视线，防止他们触及要害([美]阿密泰·艾乔尼《美国首脑政治腐败内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传播媒介和学校教育常把贫穷形容为“一种罪过”，一些美国学者指出，“对美国人而言，贫穷是一种罪过。……有些人受的苦是活该的，谁叫他们自己能力不足，例如我们会讲他人是：懒鬼、笨黑鬼、脏鬼、笨女人……等等”，“美国人只要一没钱就会不断地责怪自己无能、自己不好……，这种自责正好为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制造了一个好借口，因为不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沟通时，他们大可以对别人说：‘是那些穷人自己造成的，我们无需为他们负责”(《少数人的民主》，第42-44页)。
2.标榜“一人一票”，“主权在民”
究竟谁拥有主宰美国政府的权力呢?正如美国学者所揭示的，。在标榜‘主权在民’的美国，任何公民对国事似乎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在表决时，‘一人一票’。然而，如果你由此便相信主宰美国政府的权力是在人民手中，那么，你就成了满嘴神话的信徒了。在社会上，经常存在着各种选举集团，这些集团利用所掌握的力量，让政府特别重视他们的要求。当选举集团是教会时，我们就叫它‘神权政治’;当它的后台是一群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产所有者时，我们就称之为‘地主贵族政治’;当后台是那些支配经济力量、并借此把他们的意志施予当政官员的财阀时，恰当的称号便是‘财阀政治”(《美国首府政治腐败内幕》第3页)。
3.一个基本偏见：赞扬私人企业，仇视社会主义
“直到今天，美国各个阶层中，到处有人宣扬私人企业的优点及社会主义必定导致的罪恶;由于几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宣传机构，一直在灌输这种思想，其中包括各种媒介物、学校、教会、政客以及决策者，因此我们才产生这种偏见”。“凡是出现对‘自由企业’的批评，经常都被视为是反对美国的论点，资本主义被认定是符合政治自由的唯一条件。……私人企业制度不仅保护了国家繁荣、个人自由及政治自由，更保证了无数的货物及公用事业持续发展，使得美国成为一个既伟大又自由又美丽的国家”(《少数人的民主》第30、33页)。
4.灌输“美国有权充当世界警察”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全球霸权主义政策，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惜代价地宣传。美国有权充当世界警察”的观点。许多美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揭露：“要成为第一的思想特别强烈地延展到整个国家，我们被教导要爱美国，因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种假定仿佛意味着：如果美国不是那么伟大的话，它就不值得爱了。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有值得称赞的目的及策略，它有强大的军力，这么一来，‘伟大’所表示的不再是‘美德’而是‘力量’。强烈的爱国者通常是最具黩武思想的人。由于美国的‘伟大’部分来自美国要阻挠那些鼓吹不同类型社会秩序的革命者，对全世界的安危负责，因此‘爱国’就必须赞同巨额的军事预算及在世界上实行军事干预’。这样使得我们相信，“自己的目的是崇高的，自己的动机是无私的，自己的行动是有利于其他民族的，因此我们假想美国有权去充当世界警察”(《少数人的民主》，第36-37页)。
5.为了利润，“不要轻举妄动!”“不许开口”成了全国的信条
在财富“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着一切”的美国，民众不得不慎守自己的利益。。现在通行的准则是，‘注意自己的事，别管闲事’，‘先为己谋，再顾别人”。“至于一些独立、自主的人，越来越被看成是性情别扭、喜欢找麻烦的捣乱分子，闯祸坯。他们会受到告诫：不要轻举妄动!这只会有利于国外的敌人。要忠于国家，跟着大人先生们的脚步走，准不会错。”“一切的根源当然是在于需要保持得到的巨大的投资福利。如果有了任何不论是实际的或表面的背离，就会损及赚取利润的能力，而这是现代的、无可饶恕的罪行。因为利润下降就会引起失业，使父母绝望，儿女陷于饥寒，这样‘不许开口’就成了全国的信条”([美]菲迪南德·伦德伯格《富豪和超级富豪一一现代金钱权势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22-323页)。
三、宪法和法律对“言论自由”和其他活动的限制
1.美国宪法不保障十八种言论自由
当美国当局某些人拼命鼓吹在其他国家要允许人们的绝对自由、特别是反政府的自由时，美国自己却对自由作了种种限制。中国旅美学者杨日旭曾发表文章，列举了美国宪法不保障的18种言论自由：(1)没有亵渎国旗或焚毁征兵卡的象征性言论自由。(2)危及公共安全的玩笑不能开。(3)引发危害公共安全的玩笑不能开。(4)没有扰乱学校安静上课的言论自由。(5)没有造谣生非的言论自由。(6)没有妨害他人权利的言论自由。(7)不能以言论自由或集会自由妨害城市交通或违反交通规则。(8)监犯的言论及集会自由权因狱政安全而受限制。(9)对军人言论自由的限制。㈣军事基地不是候选人行使言论自由的场所。(11)没有辱骂他人因而招惹冲突的言论自由。㈦没有说下流脏话的自由。㈦咆哮公堂的言论不受保障。㈣议员言论免责权所不保障的言论自由。㈦没有违背契约而泄露国家机密的言论自由。㈦黄色书刊不在言论自由权保障之列。㈤诈欺不实的商业广告不受言论自由的保障。㈤毁谤性言论不受保障。(参见杨日旭《美国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并非绝对的权利一一以联邦法院判例举证》，香港《中正日报》1986年12月，转引自《参考消息》1986年12月25日)
2.美国法律对反政府活动的管理与惩罚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不允许造反、叛乱、煽动暴乱或鼓吹推翻政府。《美国法典》第2381--2391条详尽地阐述了对反政府活动的管理与惩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以下反政府活动的具体惩治：叛国、对叛国行为知情不报、叛乱或造反、煽动暴乱阴谋、鼓吹推翻政府、平时对武装力量进行煽动、战时对武装力量进行煽动、招募兵员反对美国、应征入伍反对美国等等。早在1918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谋叛法，根据这一法律，凡有对美国的政体“不忠诚、不尊重、粗鲁或辱骂”的言论或“蔑视、嘲讽、侮辱、丑化”宪法或美国武装力量的言论，均属犯罪之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赤色恐怖”中，有一批美国公民就依据此法被投入监狱(参看《美国是如何治理的》第438页)。
3.对自由权、公民权的限制
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法律和政治制度逐渐趋于完善，公民的权利有所增加，但是政府的控制也更为严密与隐蔽。实际上，美国人民只是在被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由权”和其他权利，他们受到限制的实例是不胜枚举的。例如，杜鲁门政府颁布的有关联邦公务人员忠诚测验的行政命令，最后发展到“只要有理由‘怀疑某人对美国政策不忠诚’，就可以把他解雇”。艾森豪威尔时期，有亲属住在共产党国家的人就可能被联邦政府解雇或不被雇用。1972年，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维护麻萨诸塞州通过的要求州政府雇员以宣誓方式反对以暴力或非法或违宪手段推翻政府的法律(参看《美国是如何治理的》第440--441页)。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国，其所鼓吹的绝对的民主与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四、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是压制进步思想和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
联邦调查局1908年成立时，名为司法部调查局，1924年改为现名。二战后不久，它的主要任务由领导执法发展为保护“美国传统的宗教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成为推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
1.联邦调查局压制不同意识形态，并将矛头对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1958年，埃德加·胡佛在他的《欺骗大师》一书中，反复阐述这样的思想：共产主义是坏的，美国是好的，美国式的美德应成为对付共产主义的秘密武器。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虚伪的唯物主义‘宗教’。它将会剥夺人对上帝的信仰，对自由的继承，对爱、对正义和仁慈的信赖”;“共产主义是一种一元论的、无所不包的专制制度”;“共产党人是身披现代服装，手拿棍棒和进行血腥清洗的野蛮人”。事实上，正是联邦调查局自己“并没有回避伪造信件、制造死亡威胁、安插充当密探的告密者，甚至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进行绑架的做法”，“水门事件”更是表明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政府实际上“是反对共和国的背信弃义的阴谋集团’([美]理查德-吉德·鲍尔斯《联邦调查局密探》，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259、314、316页)。由此可见，为维护、巩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美国当政者不惜采用歪曲甚至恐吓的手段，将共产主义与“爱、仁慈、正义”这些抽象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德对立起来，与专制制度等同起来。
其实，战后美国共产党的斗争，主要局限于经济斗争方面，并不主张暴力革命。但共产党员，甚至他们的家属，却几乎都受过威胁、恐吓、讹诈。菲尔德曾在自传中写道，这种既是身体上又是精神上的暴力行动“几乎每一个党员都受到过，当然我也受到过”，在美国，“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把他们的目标向各界人士推行，唯有共产党人这样做被说成是搞阴谋”([美]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从右到左一一我的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223页)。
2.中央情报局竭力培植国际反共意识形态
中央情报局是另一个对美国人民大肆宣传其特殊世界观的政府机关，与联邦调查局相比，它在左右国内外舆论的手段、方法上，其欺骗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在中央情报局国际共产主义科工作达25年的拉尔夫·麦吉后来回忆道，在全世界的新闻界中，有数以千计的人以各种身份，为中央情报局服务，中央情报局就是通过他们来左右世界舆论，其中国际组织司“负责协调广泛的宣传活动，旨在培植国际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央情报局是“总统从事秘密行动的得力助手”，并“惯用假情报来欺骗舆论，其中多数是针对美国本国公众视听的”，“它经常歪曲现实，凭空捏造为既定政策辩护的‘情报’，然后决策者将这些‘情报’透露给新闻界来欺骗公众，骗取他们的支持”。在越南战争中的活动，就是中央情报局“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假情报行动”。这种欺骗性地制造舆论、控制舆论的做法，在里根政府时期，通过先后颁布的第12333号、12356号行政命令得以进一步加强。拉尔夫·麦吉认为，中央情报局“在替富人谋利益”，“中央情报局支持的领导人只代表一小撮人，他们屠杀、折磨自己的人民，使他们陷于穷困，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美]拉尔夫·麦吉《弥天大谎——我在中央情报局的二十五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192页)。
五、借助暴力机器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1.《忠诚调查令》的签署和《麦卡锡法》的颁行
1947年，杜鲁门签署了《忠诚调查令》，以调查几百名联邦雇员的忠诚。5年间，联邦调查局“甄别了300万以上的美国人，对1万人进行全面调查，对9077人提出初步控告，其中有2961人由地方忠诚委员会传讯，有378人被解职”。但全国忠诚复查委员会主席理查森承认，“一个间谍案的证据也没有发现”([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52-1972年美国实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二册第707页)。
1950年9月，在反共高潮和侵朝战争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内安全法》即《麦卡锡法》，把矛头对准一切进步组织尤其是美国共产党，规定所有的共产党组织都要在司法部登记，并规定，一旦总统认为国家处于“非常状态时期”，可通过司法部把“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无限期关押(《麦卡锡国内安全法》(1950年9月23日)，亨利·康马杰《美国历史文献》，第555页)，这更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公然践踏。
2.麦卡锡主义泛滥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宣染进一步发展，导致法西斯式麦卡锡主义的产生。从1950年初到1954年长达4年的时间里，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美国当局的默许和支持下，采取捕风捉影的手法，‘制造了一种气氛，煽起人们对许多自由主义背景的人或坚决主张全体美国人都享有宪法规定权利的人发生怀疑’([美]拉尔夫·德-贝茨《1933-1973美国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其结果，从政府官员到电影演员的社会各阶层，没有不受到怀疑的，被怀疑就等于有罪。许多民主进步人士、科学家、进步团体遭迫害。卓别林在自传中写道，“一些朋友问我怎么招致了美国人的反感。我最大的罪过当时是，现在仍是：因为我这个人不肯与人同流合污，……跟大家一道仇恨共产党;第二，我反对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一组织，……因为它可以被用来套住任何公民的脖子，钳制他们的言论”([美]《卓别林自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569-570页)。
3.压制国内民权运动
对意识形态的压制，还表现在对待美国国内民权运动上。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中，黑人领袖小马丁·路德·金成为联邦调查局迫害的对象，并于1968年4月4日被美国政府特工人员谋杀，就是一个突出例证。他的被杀，只是因为“安全部门恐怕他进行的争取黑人权利的运动会演变成反对美国参与越战的运动”(英国《观察家报》，1995年9月23日)。
正如不少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的，美国统治当局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压制活动，不仅限于进步人士，甚至遍及全美各阶层。“到1975年为止，联邦调查局存有5800万份美国公民的索引卡片，每年还要不断扑充100万份以上这样的索引卡片。联邦调查局每年搜索从各州和各县输送来伪700万份个人指纹。总之，在联邦调查局记录在案的共有8000万美国公民。……值得疑问的是，美国公民中近1/3的人都是对社会有潜在危险的人物吗?”([美]哈文·沃斯，乔恩·谢泼德《美国社会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综上所述，美国当权者所作所为乃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置公民基本权利于不顾，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竭力压制、削弱、瓦解异己的意识形态。
六、加强控制国内舆论的个案分析
可以说，美国舆论控制的网络是齐备的，手段是精巧的，具有极强的迷惑性。除了前述内容外，还可补充以下几个方面。
1.电视成了毒害儿童心灵的商业宣传
电视是美国人最重要的新闻、娱乐渠道之一，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暴力、性行为、下流行为。1975年联邦电讯委员会建议在儿童入睡以前，电视台不要播放大量有关性行为和暴力的节目，但遭拒绝。参议员弗朗克·莫斯说，“电视已经步入歧途，被用来进行毒害我国儿童心灵的商业宣传”([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684-685页)。
要摧毁一个民族，最厉害的办法莫过于腐化它的青年。新闻媒介这样做，目的是把人们引向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淡化人们的斗争意识，但这样又导致青少年犯罪、强奸、凶杀、赌博、吸毒等“美国病”的滋长。连美国总统卡特也哀叹，“美国精神危机的现象到处都是”([美]Q-G.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
2.资本家发动对劳工的“单方面阶级斗争”
早在50年代中期，美国劳工运动就基本上被纳入政府和立法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但为了铲除美国的“动乱之源”，削弱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的影响，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又发动了对劳工的“单方面阶级斗争”。曾任美国“汽车业工人联合会”主席的道格拉斯·弗雷泽谴责整个美国抵制“旨在帮助下层人民的社会立法，忽视公众及雇员的福利，为了自我服务的目的而破坏民主进程以及期望消灭工会”([美]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341页)。到80年代，由于资本家们意识到劳工运动的软弱性，就把握时机，使劳工经济和政治势力进一步削弱，美国的罢工以1981年为分界线，开始急剧减少。
3.各类慈善机构透析
名目繁多的基金会、慈善机构，长期以来为美国政府所扶持。它真的体现着美国社会的‘平等、博爱”精神吗?菲迪南德·伦德伯格在研究中发现，它有着“非慈善的性质”：一是公共关系方面，它可以使“伪君子、阴谋家、天生畸形”的约翰·洛克菲勒变为乐善好施的人物;二是节省税款的收益，因为慈善机构被豁免所得税、收益税;三是公司控制权;四是慈善机构的创立人的权力能伸张到教育(及宣传)、科学、艺术和社会关系等文化领域内。有此诸多名利收益，何乐而不为?([美]菲迪南德·伦德伯格《富豪和超级富豪一一现代金钱权势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17-419页)
七、新闻媒介一一有色人种的“敌人”
种族歧视一直是美国的痼疾。六七十年代以来，更是出现了越来越多仇视犹太人、黑人、亚洲人和讲西班牙语移民的种族主义集团。80年代中期以来，他们已酿成多起类似俄克拉何马城大爆炸的事件;90年代后，暴力活动愈演愈烈。西班牙《论坛》周刊1995年5月1日报道，“美国的极右派现在已不止是三K党一家了”，“他们组织非常严密，拥有更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拥有现代化通讯网、电台、电视台”，甚至“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传播思想，以政党、宗教派别和准军事集团名义开展活动”。
右翼极端势力为何如此猖獗?
美国一些报纸认为，美国新闻传播媒介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如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所指出的，“(新闻界)没有向白人传达对在美国做一个黑人的困难和逆境的同情……当白人报纸提到黑人和黑人问题时，它们常常使人觉得好像黑人不是读者的一部分，……这种态度，在这样一个敏感和容易激动的领域里，助长了对黑人的疏远情绪，并使白人更加抱有偏见”(《美国新闻史——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第675页)。更有甚者，1994年，美国抛出《钟形曲线》一书。该书认为，美国黑人族群平均智商比白人与亚裔族群少了15分，因为黑人智商低一等，导致他们的犯罪率、未婚先孕与贫困比率高居不下，从而为美国当局找到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理论依据。
新闻媒介为什么如此敌视有色人种?《休斯敦邮报》主编拉尔德·加西亚说，“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现在拥有并管理新闻媒介的主要是男性白人，他们愿意拿出钱来培训、雇用和提拔与他们肤色不同的人吗?”([美]玛丽亚·普恩特《新闻媒介被看作少数民族的“敌人”》，《今日美国报》1994年7月26日)事实上，右翼极端势力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新的科技革命推动技术、设备、知识更新加快，导致许多美国人处于失业、贫困之中，贫富分化加剧，而在种族主义和白人优越感的思想基础上，他们的怀疑、失望、仇恨的情绪便滋长起来，这正好被包括新闻巨头在内的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来掀起种族战，以转移民众的斗争视线。
(注：笔者依据英文原文，对部分译文作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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