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湖广填四川”迁蜀移民原籍考释(龚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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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湖广填四川”迁蜀移民原籍考释
龚义龙
有许多历史文献对“湖广填四川”迁蜀移民原籍作过记载，大概以省籍为口径统计者居多，移民研究者也多以省籍为口径对迁川移民数量作概略性统计。龚义龙先生对清初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进行研究时，即对楚、赣、秦、粤、闽、浙、黔、云等省迁川移民在成都平原、川东地区、川中地区、川北地区、川南地区的分布比例作过一些探索。这一研究侧重于探索各省移民在四川的分布情况。黄权生先生、杨光华先生对移民的省籍比例也作过一些探索。其研究侧重于分析移民的省籍来源及各省移民所占的比例。这些卓有成效的探索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清朝前中期，是不是上述省份各府州县都有人听说了“移民诏书”及四川地旷人稀的信息而移入四川呢？如果不是，移民来源地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移民特点？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将移民迁入地和移民迁出地因素联系起来考察“湖广填四川”将开启一个新的路径。
各种资料在对迁川移民数量以省籍为口径进行统计时，也有一些资料对迁川各省移民的原府州县籍贯进行过统计或描述，这就为我们进一步考察移民的来源地特点提供了依据。
一、文献资料对迁川移民(府州县)原籍的记载
文献资料对迁川移民(府州县)原籍多有记载，湖广提督俞益谟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奏称，仅“湖南衡、永、宝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盖以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也”。[3]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川巡抚李先复上疏直陈，“巴蜀界连秦楚，地既辽阔，两省失业之民就近入籍垦田实地，方渐增赋税，国计民生岂不两有攸赖，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4]《广安州新志》亦记载，“明之黄、麻籍最早，而武昌、通城之籍次之。康熙之永、零籍最盛，而衡州、宝庆、沅州、常德、长沙之籍次之。”“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浙闽籍一，齐鲁汴籍一，粤籍一，蜀人迁籍一”。也有秦、陇、滇、黔之人，但占籍者绝少。[5]
依据上述记载，康熙朝中后期应该是湖南移民入川的高潮所在。早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就有专门鼓励湖南移民入川的“移民诏书” [6]，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五十一年(1712)，来自衡州府、永州府、宝庆府的移川百姓日不下数百名口，至于宝庆府、武冈、沔阳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康熙年间，入川移民以永州府及所属零陵县籍最多，而衡州府、宝庆府、沅州府、常德府、长沙府籍移民次之。清初湖南移民入川之盛，后来引起过湖南籍士人的注意，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记载，“当明之季世，(张献忠)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7]对于这一段移民过程，张国雄先生认为，它是移民们在“长江流域内由东向西的逐渐相继性迁移，即长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苏移民迁入中游的湖南、湖北，两湖移民再迁往长江上游的四川、陕西、贵州、云南以及岭南的广西等地。”具体而言，唐、五代、宋迁入湖南移民势头迅猛，而元未明初迁入湖北移民比迁入湖南为多。[8]长期大范围的接纳移民而相对来说少经战乱，湖南人口持续增长，致使“湖南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9]康熙末年湖南移民大量入川正是建立于湖南繁衍起来的人口基础之上的。
广东移民入川晚于湖南人、江西人、福建人，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为粤民入川高潮所在。这也引起了广东封疆大吏的注意，清初，广东地方官吏在给朝廷的上奏中也屡屡提及该省客家移居四川的情况，如雍正年间，广东肇罗道杨锡绂奏称：“去年清查入川人民，只有长乐（今五华）、兴宁、镇平（今蕉岭）、平远、龙川、河源、连平、永安、和平等县。今则添出大埔、揭阳矣。……一县之中，至少亦必有千人，以有入川人民各县计之，不少万余。”[10]雍正六年（1728）正月，广州将军署理巡抚石礼哈奏称：“据乐昌县知县马燧具禀，该县地通湖南入川大路，如本省之广、惠、南、韶等府，南雄之保昌、始兴各县入川之人，必由本县地方过楚入蜀等语。”[11]雍正十一年（1733）十月，广东总督鄂弥达上奏：“更于入川要路，如惠州之和平、连平、龙川，韶州之乐昌、仁化各县多张告示，劝阻民人入川。”。[12]乾隆六年(1741)两广总督马尔泰奏称，“广东惠、潮、嘉二府一州，所属无业贫民，携眷入川”。[13]惠州、潮州、嘉应州(梅州)实是广东移民入川数量较多的府、州。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广东惠州、潮州、嘉应州连年的灾荒，致使当地移民向包括四川地区在内的各方迁徙，这与湖南移民主要因人口压力迁向四川有所不同。
清初各省迁川移民按照同乡的原则聚居，保持了原乡原土的方言，从而在移民迁入地形成了众多的“方言岛”，这从侧面说明了各省迁川移民的(府州县)原籍特点。在资中铁佛镇，广东长乐(五华)人住得最多，他们的语言称为客家话，又叫广东话。资中的另一种方言叫湖广话，它是来自于湖南宝庆府的邵阳和湘潭一带的移民流传下来的方言，因而又叫“宝老倌话”，也叫“邵腔”、“苕儿腔”。[14]长乐话是南充县的第二大方言，南充县说长乐话的人约占9万，占全县人口的18%，长乐区移民来自湖南古靖州(今属贵州省天柱县)一带的汉族与侗族杂居地。[15]仪陇县的客家人多来自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翁源县一带，也保留了自己的部分方言。在乐至县，湘方言分成两派，北部良安区和南部少数乡村通行“老湖广话”即老湘语；乐至县中部部分乡村通行“靖州腔”，即新湘语，是三百年前湖南靖县、会同县(原湖南靖州府)迁川移民所流传下来的方言，此外，金顺乡“广东湾”曾通行客家方言。[16]简阳与金堂交界的“三星区”一些村落使用“宝老倌话”或称“老湖广话”，它是湖南迁川移民遗留下来的湘方言的一种，至于号称“天下客家第一镇”的洛带古镇一些地方说的是“土广东话”。[17]
隆昌县境内除代表性方言“四川官话” [18]以外，还有六种以上非官话方言，即广东梅县客家话、闽南长汀客家话和属湘方言的零陵(属永州府)话、麻阳(属沅州府)话、老湖广宝庆话、衡州话。“四川官话”是隆昌县城集镇共同的交际语言，说这种语言的人约占全县人口的40%，客家话占35%，湘方言占25%，呈错杂分布状态。[19]隆昌县境内基本上保留了四川境内的几种主要方言，其“方言岛”之多为川省少见。蓬安县境内的方言主要有“周口话”、“永州话”和“沅州话”。说周口话的人口约为45万，占全县人口72%。“永州话”为蓬安第二方言，操永州方言的为清初湖南永州府祁阳县和零陵县迁蓬安的移民后裔，人口约15万，占全县人口的26.2%。操“沅州话”的主要是清初从湖南沅州府迁往蓬安县的移民后裔，人口约1万，占全县人口1.8%。[20]营山县除说四川官话外，还有两种方言即“茶盘话”俗称“永州腔”，人口约6.6万，占8.5%，操“永州腔”的人，祖籍多是湖南永州(零陵)一带。“安化话”，俗称“安化腔”，人口约0.4万，约占全县人口0.5%，说“安化话”的人祖籍多是湖南安化(属长沙府)一带。[21]此外，威远亦有广东话、湖广话“方言岛”，内江亦存在湘方言的老湖广话、客家话，金堂县流行金堂话、老湖广话、广东话、福建话。
如上所述，资中的长乐话、邵阳腔，南充、乐至的靖州腔，隆昌的梅州话、长汀话、永州话、麻阳话、宝庆话、衡州话，蓬安的永州话、沅州话，营山的永州腔、安化腔等等方言，都是迁川移民同乡聚居而留传下来的原籍语言，移民们坚持“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信念，使原籍方言顽强的留传下来。四川官话与众多的“方言岛”既强烈地体现了移民来源地特点及迁川的时间序列，又反映了“方言岛”移民在清初迁川后封闭聚居的事实。但是，大多数入川移民的语言已经融入四川官话之中，据李世平先生[22]、柯建中先生[23]、王笛先生[24]、蓝勇先生[25]、王炎先生[26]、曹树基先生[27]等人研究，清初有百万以上南方移民迁川，土著却只有五六十万，新迁移民的语言竟然没有改变明代以来即已通行的“四川官话”，这是一个颇为悖谬的现象。
二、对迁川移民原籍(府州县)的定量分析
除了文献、县志对移民原籍(府州县)有明确的记载之外，部分清代、民国年间所修县志对移民的原籍(府州县)也作过记载。绝大多数县志是以省籍为单位对移民原籍作统计的，而《云阳县志》、《简阳县志》、《合川县志》对各省移民的原籍(府州县)作过一些记载。
南方各省迁入云阳的移民原籍(府州县) （单位：族）
从移民数量上分析，以麻城为主的湖北迁川移民共有44家，占上表统计的23%；另外，川渝《徐氏族谱》载，明初自麻城迁蜀25房，清初自麻城迁蜀9房。[29]綦江《周氏族谱》载，“綦江的张、刘、卢、田、蔡、高、王、彭等姓族人，都是元未明初入川麻城籍人”[30]云阳《于氏族谱》载，元未明初于氏6支由麻城入蜀之云阳落业。[31]来自湖南的迁川移民共56家，占上表统计的30%；另外，大足《龙氏族谱》载，宝庆邵阳龙氏奉康熙之诏47支入川，估计入川人数在200人以上。[32]《陈氏家乘》载，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湖南祁阳外徙534人，其中徙川493人[33]。仪陇《于氏族谱》载，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乾隆十年(1745)湖南祁阳于氏11支迁四川仪陇等处[34]。乐至《全氏族谱》载，康熙40-52年间，全氏从湖南陵零县迁川21户32口人。[35]乐至尹氏的20余多个支系在清朝顺治、康熙年间自邵阳迁徙四川各州县插占立业。[36]宣汉《奉氏族谱》载，康熙三十六(1697)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自永州府、宝庆府等地迁蜀9支，顺治间迁蜀2支。[37]隆昌《曾氏族谱》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宝庆邵阳、新化迁川10支[38]。上表统计，来自江西的迁川移民共11家，占上表统计数的6%。来自福建的移民共16家，占上表统计数的9%；另外，漳州南靖陈氏自雍正五年(1727)至乾隆十三年(1748)有10支32人迁蜀金堂等县。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漳州南靖县魏氏迁往四川各县23支。来自广东共43家，占上表统计数的24%；另外，乾隆初年自广东惠州长乐县迁移到四川的周氏大约三四百人之谱，散处各县，星罗棋布。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乾隆初年由粤长乐迁川45支、康熙年间迁川9支，其它记载不清迁川曾氏6支。康熙四十九年(1710)至乾隆十七年(1752)广东和平县白氏157户子孙扶老携幼迁入四川成都等地[39]。上表统计对原籍记载不清的有8家。
从时间序列上，据上表统计，明初来自以麻城为主的湖北迁川移民有32家，清初来自麻城的移民只有12家，上述“明初自麻城迁蜀25房，清初自麻城迁9房”，“綦江的张、刘、卢、田、蔡、高、王、彭等姓族人，都是元未明初入川麻城籍人”，元未明初于氏6支由麻城入蜀之云阳落业。根据上述统计，湖北麻城等地迁川移民多发生在元末明初，至清初已成为四川的土著居民了，“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入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移民，是清政府最先招集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40]。“如果说元末明初两湖迁入四川的移民还是以湖北为主的话，那么到了明末清前期，湖南移民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把移民运动推向了最大高潮”。[41]湖南移民56家迁川时间主要集中在康熙三十(1691)至五十年(1711)间，其中康熙三十(1691)至五十年(1711)间迁川23家，康熙间迁川15家，其它情况18家。根据上述族谱一些较为集中的记载，宝庆邵阳龙氏奉康熙之诏47支入川，估计入川人数在200人以上。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湖南祁阳陈氏外徙534人，其中徙川493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乾隆十年(1745)湖南祁阳于氏11支迁四川仪陇等处。康熙40-52年间，全氏从湖南陵零县迁川21户32口人。乐至尹氏的20余多个支系在清朝顺治、康熙年间自邵阳迁徙四川各州县插地立业。康熙三十六(1697)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奉氏自永州府、宝庆府等地迁蜀9支，顺治间迁蜀2支。隆昌《曾氏族谱》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曾氏由宝庆邵阳、新化迁川10支。另据史料记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以来，“楚南入川百姓”日益增多，迄至五十二年，仅零陵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康熙四十七年，衡阳、永顺、宝庆等府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康熙晚期，湖南宝庆、武冈、沔阳等处百姓，络绎不绝入川，“托名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42]
由于204个对象只统计江西移民11家，故对江西移民迁川时间难以发现大体规律。来自福建的迁川移民主要集中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据上表，康熙五十年(1711)至乾隆十八年(1753)迁川共9家，其它记录7家。另外据记载，漳州南靖陈氏自雍正五年(1727)至乾隆十三年(1748)有10支32人迁蜀金堂等县。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漳州南靖县魏氏迁往四川各县23支。广东移民迁川时间集中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乾隆十五年(1750)，其间迁川25家，乾隆十五年(1750)后迁川6家，康熙五十七年(1718)前迁川5家，其它7家。据其它记载，乾隆初年自广东惠州长乐县迁移到四川的周氏大约三四百人之谱，散处各县，星罗棋布。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乾隆初年曾氏由粤长乐迁川45支、康熙年间迁川9支，其它不清楚时间的有6支。康熙四十九年(1710)至乾隆十七年(1752)广东和平县白氏157户子孙扶老携幼迁入四川成都等地。
“各省移民入川的时间湖北、湖南移民在前，康熙十年(1671)‘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关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接着，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主要区域。到雍乾之际，才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入川的高潮所在”。[43]通过民国《简阳县志》，我们可以继续看到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是广东移民入川最集中的时间，粤省入简移民117支，有19支没载明时间，康熙五十八(1719)至乾隆十五年(1750)有38支迁居简阳，另外，康熙末迁入4支，乾隆初迁入4支。湖北迁入简阳移民206支，其中89支没载明时间，明代迁入84支。湖南迁入52支，时间无考者22支，而康熙三十（1691）至五十年（1711）间迁入7支，另外载有康熙间迁入者14支。[44]
事实上，直到乾隆中期，四川还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所以在乾隆时期湖广等省人民还在不断进入四川开垦。如乾隆十八年（1753），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408户；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先等991户；广西省入川民人胡志章等8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肖药荣等394户；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17户。乾隆十九年（1754），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281户；湖广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1612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肖天祥等140户；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73户。乾隆二十年（1755），湖南省入川民人蔡之茂等1860户；广东省入川民人高三才等590户。（《蜀故》卷三）即：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两湖入川民人计有4463户、广东入川民人计有1279户、广西省入川民人计有81户、还有福建入川民人。[45]
据上表统计，湖南移民多来自宝庆府、永州府，其中，宝庆府迁川14家、永州府迁川18家，处于移民“东西大道”、“南北大道”(见后文“迁徙图”)上的长沙府8家、郴州4家、辰州府2家、靖州卫2家、遂川5房。福建移民来自汀州、漳州者为多，其中汀州8家、漳州5家。陈世松先生对福建迁川87个宗支统计表明，列在第一位的是汀州府，计40支，占总数的48.2%。列在第二位的是龙岩州，计24支，占28.9％。列在第三位的是漳州府，计14支，约占16.8%。列在第四位的是兴化府、永春州，计2支，约占2.4%。位于闽西地区的汀州府和龙岩州迁川人数最多。[46]而来自广东的移民主要来自“嘉应(梅州)五属”[47]，嘉应州共迁川30家。钟禄元先生依据民国16年及二十年编修的《简阳县志》统计，清代迁居四川的广东移民共261支，其中有明确原籍地名记载的有135支，分别是长乐（今五华）73支，兴宁29支，龙川9支，和平6支，归善、河源各3支，嘉应州、新宁、连平各2支，大埔、永安、海丰、博罗、西宁、广州各1支。上述州、县中，属纯客家住地的长乐、兴宁、龙川、和平、河源、嘉应州、连平、大埔、永安等共126支，客家移民占广东移民总数的93%以上。据调查，今成都龙山一带的客家人主要来自粤东梅县、五华、和平、兴宁、大埔、龙川等地。[48]按照钟禄元先生的统计，广东迁川移民来自嘉应州有104支、惠州26支，其它府州共5支。这与本人对族谱统计的结果是一致的，只所以在惠州迁川移民数量上存在歧异，在于钟先生是以简阳县为统计范围，如果以简阳为对象，本人是可以接受广东迁川移民主要来自嘉应州、惠州的结论的。至于江西迁川移民见于吉安府、宁都州、南昌府、临江府、赣州府等。
四、南方移民迁徙入川途程考略
对于南方移民迁川路线，近二十年不断有人在撰写研究论文和著作，研究这个课题的代表性成果有罗香林《客家源流考》[49]、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50]、刘正刚《十八世纪广东移民四川路线之考察》[51]、程志远《客家源流与分布》[52]、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的移民》[53]王炎《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54]、舒毕生《对清初客家移民入川具体路线的分析》[55]、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56]、孙晓芬《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57]。还有许多其他的学者对移民迁川路线加以考证，此项研究真可以说是成果显著。下面参考上述成果，以一些家族入川行程为依据，我们描绘出移民迁徙的主要路线。
巴县梁滩桥王氏始祖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携家眷十余人，从湖南郴州宜章出发，历尽千辛万苦，徒步迁徙到湖北麻城县境内定居，复因社会动乱，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向四川迁徙，康熙五十年(1711)七月二十日酉时，王氏迁川始祖在途中病故，王氏始迁祖婆含泪前行，来到巴县梁滩桥正十甲火盆山，佃下房屋定居。王氏由宜章(属郴州)至麻城至巴县迁徙路线为宜章→郴州→衡阳→湘潭→长沙→岳阳→嘉鱼→武汉→黄陂→麻城……宜昌→巴东→云阳→万县→丰都→长寿→重庆[58]。
资中曾氏徙川始祖原居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五华)，于乾隆十八年癸酉岁(1753)，负其祖妣骨骸，举家迁徒四川省资州西乡。其六世孙撰写了一篇题为《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省资州程途记》的文章，记录下当年曾氏始祖入川的程途如下，长乐县(今五华)→嘉应州(今梅州)(一百五十里)→平远县(一百五十里)→金门岭(筠门岭，今福建平武县)(一百五十里江西界)→会昌县(一百五十里水程)→赣州府(今赣州市)(二百四十里)→太和县(今太和县)(一百六十里)→吉安府(吉安市)(一百四十里起旱)→分宜县(今新余市分宜县)(一百八十里)→沅州府(今宜春市)(八十里)→平乡县(萍乡县)(一百里水程)→湘潭（二百四十里）→长沙（一百二十里）→严江(一百八十里)→常德府(一百八十里起旱)→慈利县(二百八十里)→永定县(今张家界市)(一百八十里)→来凤县(三百六十里)→黔江县(一百八十里四川界)→玉山镇(彭水郁山镇)(一百八十里)→彭水县(三百里水程)→羊角嘴(今武隆县羊角)(三百里)→涪州(今重庆涪陵市)(三百里出大河上水)→长寿县(一百里)→重庆府(三百里起旱)→永川县(一百五十里)→荣昌县(一百二十里)→隆昌县(一百二十里)→内江县(一百二十里)→资州(今资中县)(九十里)。[59]
罗香林先生考证，闽粤赣边界客家人自“客家大本营”出发，迁川路线一条为梅州→兴宁→龙川、五华→和平→曲江(韶州)→郴州→祁阳→邵阳(宝庆)→常德→恩施→重庆→荣昌→成都、广汉，另一条梅州→蕉岭→宁都→吉安→浏阳→常德→恩施→重庆→荣昌→成都、广汉。[60]
周礼君先生对成都东山周氏始祖迁川路线也进行过考证，他认为，旧时期广东盛产食盐，江西等省食盐大多从广东汕头港运来。清朝入川的周氏成员大多由此路线入川。他们先是从长乐(五华县)坐船上行至余杭、兴宁，再从兴宁走旱路到江西会昌，后又分东西两路去赣州或吉安，再乘船沿赣江直抵九江码头，再进入长江，沿长江溯江而上直抵重庆，后由长江支流的嘉陵江、沱江、岷江等至全川各府、州、县。[61]
陈世松先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清初以来移民迁川路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长江为枢纽，是元末明初两湖移民的主要入川通道，清初以来两湖移民以及部分江西人入川，多取此道。第二时段，以湖南为始发地和中转地的移民，大多取道湖南西进，水路兼济，抵达四川。其中北线通过洞庭湖，吸纳来自湖北的移民，溯沅江而上，从常德到沅陵县；中线湘中移民溯资水而上，到达沅江的中线；南线到达沅陵。第三时段，以贵州为中转地，吸纳经过湖南西进的移民，包括部分湖南、江西入川的移民，以及主要来自广东、福建的客家移民。穿行贵州入川的移民，大多从沅陵出发，经泸溪南下，过辰溪、黔阳，进入沅江支流舞水，再西行过沅州(今沅州市)、晃州(今新晃)而入贵州境。进入贵州东部后，首先经思州、镇远府，然后向西，经瓮安北上，而至遵义，进入川黔大道。由遵义入川的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直接北上经桐梓、綦江、过铜罐驿或白马渡(江津东)进入永川一带，另一条路线是桐梓、习水、赤水到泸州。[62]
综合“巴县王氏迁川行程”、“资中曾氏迁川行程”、“客家迁徙路线图”及“三个时段迁徙路线图”，参考诸家的成果，下面梳理出一幅“南方各省移民入川路线图”(如下图）。
五、迁蜀移民原籍(府州县)地理分布及影响居民外迁的因素
上述研究使我们得出以下认识：1.依据文献资料，清代迁川移民多来自永州府、衡州府、宝庆府、沅州府、常德府、长沙府、惠州府、潮州府、嘉应州；依据县志记载，四川境内的“方言岛”主要有长乐话、邵阳腔、靖州腔、梅州话、长汀话、永州话、麻阳话、宝庆话、衡州话、沅州话、安化腔，等等。2.依据《云阳县志》、《简阳县志》、《合川县志》相关记载反映出清初湖南迁川移民主要来自宝庆府、永州府、常德府、长沙府、衡州府、靖州、辰州府、沅州；湖北迁川移民主要来自黄州府、武昌府；广东迁川移民以惠州府、韶州府、嘉应州为主；江西迁川移民以吉安府、赣州府、南昌府、临江府、抚州府为主；福建迁川移民以龙岩州、汀州府为主；贵州迁川移民以遵义府为主。3.依据族谱，湖南移民多来自宝庆府、永州府，长沙府、郴州、辰州府、靖州、遂川移民也不少；福建移民多来自汀州府、漳州府；广东移民多来自嘉应州、惠州、韶州府；江西移民多来自吉安府、宁都州、南昌府、临江府、赣州府；湖北移民多来自武昌府、黄州府。
参照“入川路线图”，以及对迁川移民府州县原籍的统计，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迁川移民原籍府州县的地理分布特征。一是迁川移民较多的府州县大多位于大山区。嘉应州、惠州、汀州、漳州等地区位于闽粤赣边界的武夷大山及其南延余脉项山山脉和莲花山系地区，靖州府、宝庆府、永州府、衡州府位于雪峰山及武陵山脉东南段及其余脉大山区，抚州府、吉安府、汀州府等地区处于武功山区，韶关府位于五岭南侧。来自大山区的西迁移民在“湖广填四川”移民中占很大的份量。二是移民的迁出地往往在古老的通衢大道，以及沿途府州县邻近信息易于传播的地区，从惠州府、潮州府、嘉应州→汀州、漳州→赣州府→抚州府、吉安府→沅州府→长沙府→澧州→施南府→重庆府有一条传统的“东西大道”，嘉应州长乐县曾氏迁入四川资州即走此道。而自惠州、潮州府、嘉应州→韶州府→郴州→永州→宝庆府→长沙府→常德府→遵义府或澧州有一条传统的“南北大道”，郴州宜章王氏迁徙至巴县即经由此道。三是赣闽粤三省迁川移民多来自于三省交界的“客家大本营”。谢重光先生指出，“综合近年来各项研究资料，客家居民占居民总数95%以上的纯客住县都集中在赣闽粤三省，其中江西省的纯客住县市有18个，即赣县、南康、信丰、上犹、大余、崇义、安远、龙南、全南、定南、宁都、于都、兴国、瑞金、会昌、寻乌、石城、铜鼓；非纯客住县（即县境内分布着数量不等的客家村落）有21个，即：赣州、广昌、永丰、吉水、泰和、万安、遂川、井冈山、宁冈、永新、万载、宜丰、奉新、靖安、修水、武宁、萍乡、横峰、婺源等。福建省有纯客住县工8个：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宁化、清流、明溪；非纯客住县有21个：漳平、龙岩、南靖、平和、诏安、云霄、武夷山、光泽、邵武、南平、顺昌、建宁、泰安、将乐、沙县、永安、建瓯、建阳、福鼎、福安、浦城。广东省有纯客住县16个：梅州、梅县、大埔、蕉岭、平远、兴宁、五华、紫金、龙川、和平、连平、翁源、始兴、仁化、英德、新丰等。非纯客住县66个：韶关、曲江、乳源、南雄、丰顺、博罗、连南、连县（现连州）、连山、乐昌、惠州、惠阳、惠东、饶平、潮州、揭阳、揭西、潮阳、惠来、普宁、陆丰、陆河、海丰、龙门、深圳、宝安、佛冈、清远、从化、花县（现花都）、南海、增城、广州、东莞、中山、珠海、斗门、新会、阳山、广宁、三水、高要、云浮、高明、新兴、鹤山、开平、台山、郁南、封开、罗定、德庆、阳春、阳江、阳西、信宜、高州、茂名、廉江、四会、化州、遂溪、海康、徐闻、电白、河源”。[63]丘权政先生指出，“清季广东客家人入川的迁出地主要分布在嘉应州及其所属的长乐、平远、镇平、兴宁，惠州府的连平、和平、河源、永安、龙川，潮州府的大埔、揭阳，南雄州及其所属的始兴、保昌，韶州的乐昌、仁化等地。除揭阳、乐昌为非纯客住县外，其余皆为纯客住县。可以肯定，清代移民四川的广东人绝大部分是客家人。”[64]四是湖南籍移民入川在清初特别显著，湖北麻城籍移民入川在明初特别显著。为什么这些府州县会成为移民外迁的主要地区呢？
我们认为，安土重迁意识浓厚的中国人背井离乡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外界颇具吸引力的信息传入，拉动着当地人口外迁；二是移民原籍多为大山区，长期的移民迁入及休养生息，人口增殖造成一定的生存压力，以及由此生发各种社会矛盾推动着移民外迁。
如前文所揭，旧时期广东盛产食盐，江西等省食盐大多从广东汕头港运来。也就是说，从汕头到江西有一条传统的运输通道，主要运送食盐至江西等省。而湘赣之间由北到南依次摆列有四条东西向通道，为江西、湖南人民互相往来的传统大道。[65]这样，从粤东至湖南就形成了一条贯通的“东西大道”，为居住于这条大道沿线的府州县人民获取外来信息提供了方便。如“迁徙图”所示，迁川移民主要来自于传统的“东西大道”和“南北大道”两侧的府州县，这样的地理条件对获知“移民诏书”和四川地旷人稀、物产丰富这样的信息要优于其它地区。
至于大山区的地理环境对于躲避战乱的优越条件已多为研究者所注意。吴仁安先生注意到，封闭型的徽州地理环境，成为北方人躲避战乱的理想地方。[66]唐力行先生指出，徽州特定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使它成为一个高移民社会。[67]王衍村先生认为，元未中原地区兵乱荒疫之时，“表里山河”的山西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自然地理的因素，中原地区的水旱蝗疫较少波及山西，战乱亦少，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邻省相对安定，显得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加之相邻诸省亦有大量难民逃往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稠地狭的地区。[68]魏连平先生指出，从辽金时期至元朝末年，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燕山以北地区虽然地处偏僻，因无大的战乱，人口很快繁衍起来。洪武初年，之所以能从山后大量向山南河北地区移民50万左右，是以当地繁衍起来的人口为基础的。[69]这些研究表明，山区成为人们的避乱之所，也是休养生息的理想之地，长期的人口繁衍及人多地少造成的生存压力和各种社会矛盾，使当地成为战后向外移民的源头。
正是原籍的人口压力及生存的困难成为推动“东西大道”和“南北大道”两侧府州县人民外迁的重要因素。陈世松先生深入闽西山区对移民在原籍的生存状况所作的田野调查，使我们清晰的看到，原籍人口压力及社会矛盾是移民外迁的基本推力。他认为，“在偏远闭塞的闽西山区，人们生活在崇山峻岭的包围、分割之中。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山多田少，耕地原本不足，经过朱明王朝二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日繁，资力日充，然而耕种所获，难供用度，贫瘠的红土地日渐承受不了人口的重负。为谋生计，它不得不把自己的亲人送出闽西。”[70]
谢重光先生也认为，福建本来就很偏僻，而闽西又处于最偏僻的一隅，古代福建与中原、江淮联系的几条重要交通线它都不沾边。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使闽西自南朝至唐宋，每当天下大乱，相邻的赣南往往被战火波及，闽西却总能免于战乱之苦，成为北方和江淮难民理想的避难之地。由唐中叶至南宋中叶，历时四百余年，汀州、漳州[71]发展成为经济繁荣、文教兴盛之地，其中，汀州已成为拥有20多万户、40多万人口的大郡。由于当时赣南、闽西已经得到较多的开发，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然形成，而在宋末粤东开发程度还很低，地旷人稀，加上元军在赣南、闽西的残酷杀掠，迫使赣南、闽西的客家人纷纷迁入粤东，开创基业，重建家园。明清以降，客家人开始向珠江三角洲和海外发展，粤东的梅州成为输出人口最多、接受海洋文化熏染最深的都会。[72]闽西、赣南、粤东大山区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增殖使现有土地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出于求生的本能，人们不断地向外迁移。迁入四川德阳的移民家族江氏，其始祖迁出福建的主要是原因为“康熙中，闽汀府属人地稠密。”[73]，故自福建汀州永定县于康熙年间迁入四川。迁入四川的魏氏家族，入川者核计有二十三个支派散居于川西平原各县，自从魏氏开基福建漳州南靖县传十余代之后，子孙支庶蕃衍，当地“人稠地密”，故人口不断外迁，其中“有往台湾建业，有来四川作祖”者。[74]这些记载实质上反映了普遍存在的一类社会现象。
人多地少是人口外迁的推力，而社会矛盾无疑也是人口外迁的推力之一。陈世松先生注意到，随着人口的增加，家族成员内部的矛盾也日渐多了起来。这实际上正是由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人口无节制膨胀这一根本矛盾引发的。自粤迁蜀的某氏始祖，当其父故亡时，其尚属婴孩，其母欲守孤成家，不料族人觊觎其家私，其母亦左右提防。一日其母往山种豆，将其锁闭室内，凯觎其家私的族人乃将毒食从门脚缝内塞入，幸亏其没有食用，等其母归时，其出毒食以授其母，母见不胜吓异，随置饲犬，犬立毙。当其时，母子亦惟敢怒而不敢言。又一日，其母出去浇灌作物，回到家里，其已不知去向，其母厉声疾呼，乃闻呻啼之声，急寻视之，乃见其在鱼池内，手扯岸草而啼，抱起看时，阴囊已不见其半矣，其母伤痛之至，即跪地号告天地，致祝云，倘不绝某氏后代，此子当必无恙，乃觅药调治而愈。由是虎视不已，欺凌日甚，母氏恐难免，方不得已而易志，其母出门之日，那凯觎财产的族人将箱盒内尽行搜遍，寻觅券约。[75]某氏不得已而迁徙入川。这样的事例应该不是个别现象，“在人多地狭这一根本矛盾的作用下，以宗族冲突为导火线而引发的闽粤移民迁川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具体表现是，强宗势力欺凌弱宗势力，使之无法在当地立足，弱宗不得不忿而出走”。[76]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77]，郭沫若有感于自已的迁川始祖背两条破麻袋自闽徙川而言，“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不到万一，人们是不愿离开故土的”[78]。康熙七年(1668)户部尚书马希纳《题覆川省招民事宜折》就明白地讲，考虑到要征收国课赋税，国初，各省都不愿意本省人民迁出境外，只有招抚“家无恒产，出外佣工之人，游手游食之人”“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四川)安插”[79]。因为这部分人交不起国课赋税，原籍留之无益，而对于地旷人稀的四川来说，他们却是使当地可以迅速复兴的人力资源。外迁移民绝大多数恰恰是一些贫困无聊之辈。
自然灾害的打击使小农更加贫困，小农经济在自然灾害面前本来就显得十分脆弱，那里经受得起连年的灾荒。王纲先生考察了湖广人入川的多种形式，随张献忠入川的湖广人、入川开垦的湖广人、避赋入川的湖广人、逃荒入川的湖广人、到川工商的湖广人、入蜀游学舌耕行医的湖广人、在川改官为籍的湖广人、慕蜀山川入籍的湖广人、入川隐居避祸的湖广人、还有入川定居的湖广和尚、道士[80]。但只是举例说明了存在上述各种形式，而没有作量化分析。无疑，上述形式的移民入川都存在，但灾荒频乃是造成湖广人入川的更重要的因素。康熙二年(1663)，湖北武昌等十八个州、县发生大水灾。康熙十年(1671)湖北石首、武昌、均州、枣阳等20个州县先后发生了水灾、旱灾和瘟疫，而湖南邵阳一带则发生了旱灾和蝗灾。康熙十八年(1679)湖北潜江、蒲圻、大冶、巴东等20余州县发生了大水灾、大旱灾，而这一年的湖南长沙、卫州、宝庆、岳州、常德等府州县亦发生了大旱。康熙二十四年(1685)湖北的通城、蒲圻、黄冈等17个府州县发生了水灾和雹灾。康熙二十九年(1690)，湖北的武昌、嘉鱼、蕲州、荆州等36个府州县发生了旱灾。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五十七年(1718)等年中，在湖北、湖南都发生了面积较大的水灾、旱灾、蝗灾和瘟疫，引起了普遍性的饥荒，“死者甚众”。在这样严重自然灾害的打击和繁重赋役的压榨下，湖广百姓被迫大批向外逃荒。前清逃荒到四川的湖广人络绎不绝。[81]灾荒频仍的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五十七年(1718)与湖广人大量入川的时间的吻合程度，说明了灾荒是导致移民入川的更重要原因这一结论。
无疑，灾荒亦是造成广东人逃荒入川的重要因素。据统计，潮州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遭受飓风、大风、怪风袭击的年份多达52个，其中全境性的风灾年份达10个，即康熙三年(1664)、七年(1668)、八年(1669)、十二年(1673)、三十二年(1693)、五十六年(1717)、五十七年(1718)、五十八年(1719)、六十年(1721)、乾隆十五年(1750)，至于一年中三、四县同灾的有16个年份。[82]《梅县志》亦记载，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雍正四年(1726)、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四十年(1775)发生水灾。[83]观察上述年份，康熙五十七年(1718)、雍正四年(1726)、乾隆十五年(1750)潮州、梅州地区发生过大范围的灾荒。前文已经指出，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间，特别乾隆初年梅州、潮州有大批移民迁川，这种现象与此阶段潮州、梅州地区严重的灾荒密不可分。据记载，“康熙五十七年(1718)，灾，春夏雨自3月至5月水屡涨，5月28日夜飓风拔木，6月大水，6月初8日地震有声，8月再飓。康熙五十九年(1720)5月大水。雍正元年(1723)秋7月大水决堤。雍正四年(1726)春，潮州大埔县大饥，是年春2月22日大埔斗米银3钱3分，3月12日，斗米4钱2分，5月初7日，斗米8钱，山蕨树叶草根采食殆尽。兼值时疫，染者即殒命，民之流亡死丧者莫可数计，县令白日宣赈粥衙内，凡45日殆登新谷，斗米亦渐低至5钱。”[84]接着，在雍正五年(1727)又发生大饥荒，据记载，“是岁4月大水，5月大水，6月29日飓突作，连日雨，至7月初2日乃止。是岁大饥，继以大疫，人死无数，大埔米亦腾贵，春2月斗米3钱3分，3月4钱7分，4月6钱2分，粗糠1斗粜9分。大埔向赖潮(潮州府)米接济，本年潮更歉收，乃告上杭(属汀州府)，而上杭官民禁米越境，间有小贩从万山岩邃中偷运到埔，斗米侵糠二升，贫户则以蕉根树叶和糠以啖，白令日暄请府道在程乡(嘉应州)借谷二千石散近城四乡，分上中下户门牌平粜，又于4月朔迄5月10日煮粥赈饥，斯时民之饥病流亡相望于道，开邑旱灾莫此二载若也。盐价又涌贵，斤盐钱60，奸商复渗以泥沙，混硝盐，小民焦苦莫可名状。”[85]《梅州志》亦记载，“清雍正四年(1726)秋，大水，县城受淹五天，淹没民房及田地甚多。翌年春(1727)，大饥荒，署县沿乡劝捐煮粥，赈济灾民。”[86]
雍正四年(1726)、五年(1727)潮州、梅州地区的大饥荒造成当地人口四方逃难，许多自潮州府、梅州迁川移民对这次大饥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川绵阳李氏原籍广东省嘉应州(梅州)长乐县，雍正五年(1727)李氏始祖迁徙来川，与人佣工度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87]。雍正初，粤大饥，德阳范氏迁川始祖“闻蜀丰稔，且人稀土沃，乃鬻宅与族人得金十余两，于丁未(1727)春携家妇子由嘉应州兴宁县入川”，“当是时，饥寒交迫，客路增悲，自春组夏，始抵川东荣昌县”，艰佃十六载，积金五百余两，乃相地于德阳。[88]
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粤省的饥荒是造成当地移民入川的主要原因。成都叶氏迁川始祖因康熙六十年辛丑岁(1721)饥荒，遂与妻子携二子一女间关入蜀。[89]成都陈氏迁川始祖因清中叶乾隆丙辰年(1736)广东嘉应州(梅州)等处旱魃为虐，饥荒急迫，谋生艰难，始于乾隆二年丁巳（1737）正月由嘉应州长乐县率家六人来川，一路上，“风尘辛苦，艰难万状，痛不忍言，及到成都时，仅存钱七钱”。[90]不仅广东移民在此时因灾而大量迁蜀，雍正年间湖广省因灾而迁往巴蜀的移民数量也是很大的，《夔州会志》记载，雍正五年(1727)楚省饥民沿长江水路入川觅食者“日以千计”。[91]据云贵总督张允随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称，从乾隆八年(1743)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5年中，广东、湖南两省由贵州转赴四川就食的流民达24万余口。[92]应该说灾荒是移民入川的更重要的原因，“雍正五年(1727)，因逃荒而至者益众，谕令四川州县将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贯，果系无力穷民，即量人力多寡，给荒地五六十亩或三四十亩，令其开垦”。[93]
资料来源：饶宗颐总纂：《潮州志》，第四册，户口志，历代户口，第1606-1608页
雍正八年(1730)前后潮州所属各县人口从几千人至三、四万人，张履祥、洪亮吉、罗尔纲等人认为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为１／４，即每个人平均4亩土地方可维持生计[94]，如此数量的人口似乎不可能对当地造成过大的生存压力。恰恰是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连年灾荒造成了粤省、湘省人口流亡“相望于道”，而此时经过长江三峡入川者“日以千计”， 乾隆八年(1743)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5年中，广东、湖南两省由贵州转赴四川就食的流民达24万余口。由此可以想见康熙末年至乾隆最初十几年之中有多少移民涌入四川，雍正五年(1727)川陕总督岳钟琪奏称“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95]但此时，川省的松茂、川东、川北三道已由“宽乡”变为“窄乡”，一个二次流徙的状况正在形成。[96]人满为患，为迁川移民造成了很大的生存困难，资料表明，许多满怀希望迁川的移民却悲剧性的结束了一生。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作探索。
本文最后补缀一点，迁川移民亦是一个具有迁移惯性的族群，移民入蜀之前已发生过多次迁徙。单就两湖而言，有92%为移民家族，如果以明万历年间两湖人口不少于1200万计，其中1000万应是非土著居民及其后裔。这些移民由它省迁往两湖，由两湖再迁往西部。张国雄先生指出，“移民由江西而湖南、湖北，由两湖而四川这一由东向西的迁移，表现了极强的惯性。”[97]闽粤赣边境的居民同样在不断的迁徙，寻找新的转机[98]，迁川移民家族，极少有其祖先们没作过多次迁徙的。隆昌刘氏原籍福建，后迁广东，再迁湖南，清康熙以后才入四川籍。刘氏“在楚时无奈，家贫无养”，“因家道寒微，人丁甚众”，产生了寻找新的机会与地域发展的动机。因“闻蜀川地阔人稀”，又“闻蔡(氏)姑婆入川”，所以“命长子随姑婆入川，以探虚实”。直到长子实地了解后于康熙甲午年(1714)才协同一家老少跋山涉水，栉雨沐风、心甘情愿地走上了入川的道路。[99]
这些移动的族群总在等待时机找到一方乐土，康熙三十三年(1694)颁布的《移民诏书》使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诏书称“湖南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即著该部，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招民徙蜀。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勿得关隘阻挠，俟六年外，奉旨起科，凡在事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加奖。”[100]民间对这道诏书多有珍藏，我们可以体会出康熙三十三年《移民诏书》对移民来说有多么重要。清初历朝，移民政策在不断变化[101]，它们成为东南各省移民西进的政策杠杆。
结 论
清初迁川移民主要来源于位于几省边界的武陵山脉、雪峰山脉、武功山脉、罗宵山脉、南岭、武夷大山脉等大山区，在外界战乱之际，这里恰是一方乐土，人民长期休养生息使当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凸显，生存压力、当地各种社会矛盾及自然灾害推动当地人民向外迁徙。传统的“南北大道”、“东西大道”两侧的府州县，人民易于感受到外界的变化，易于接受外界的信息。辗转迁徙寻找一方乐土的人们在朝廷诏书的号召之下踏上移川垦荒的道路。大山区人的吃苦耐劳、坚恝不拔的品质使他们能在有广阔发展空间的西部发愤图强，在原籍饱受的苦难使他们能够应付创业中的种种困难，原籍的尖锐矛盾及受到的歧视使他们立志在异乡干出一番人样。移民贫穷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志气，贫穷往往是多种因素使然，只要遇到适合发展的空间，这些移民会玩命地发愤图强，往往创业成功，移民往往是成才率较高的群体。南方各省移民在西部的辛勤劳作为也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作者龚义龙，1968年生，四川大学2007级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历史系，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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