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回应林毅夫：经济学家要有起码的学者良心
杨小凯（1948〜2004）
近日，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中秋节期间，张维迎又对此作出了回应。随后，针对张的批评，林毅夫进行了逐条反驳。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一场在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双方都在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而正名。回到本质，这是一个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这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最起码说明经济学的圈子不至于死水一潭。
本世纪初，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与林毅夫也有一场争论，当时争论的主题是宪政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是杨小凯回应林毅夫的一篇文章，原载于《经济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原标题为《回应林毅夫的批评》。剑客会编发时略有删节。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
文｜杨小凯
首先我们感谢林毅夫对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下称《宪政》）一文的认真批评。林文指称，《宪政》一文认为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 我们的文章并不讨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只是分析为什么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在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发生，在台湾、南韩发生（这两个地区小，对国际竞争压力敏感，没有中国大陆那样的自我中心包袱），为什么在1990年代的俄国发生（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潜力已耗尽），而为什么不在清朝和当前的中国大陆发生（还有技术模仿和工业化模仿的潜力，自我中心，骄傲自大的包袱太重，对国际竞争压力相对不敏感）。
我们一直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一个成功的震荡疗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实行了政党自由、议会自由选举，及不搞国有企业）。而日本二战中侵略中国及以后的问题都与宪政改革不彻底，留下一些官商勾结、财阀制度有关。
我们并不同意林毅夫用资源和投资解释经济增长的投资和资源决定论。最近的大量经验研究（Charles Jones, 1995, JPE, QJE）已证明，经济发展绩效与投资率及R&D的规模没有单调正关系。大量经验研究也证明，各国贸易模式只有大约50%与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一致 （Trefler, 1995, 1996）。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这一演进是由交易效率决定，而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
林文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要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在《宪政》一文中，我们指出渐进改革有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阻力的好处，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增加社会下层人民反对改革的阻力的坏处。独立的学者不但要研究没有宪政转型的经济改革的长处，也要研究它的教训。例如伊朗巴列维改革，20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清末洋务运动的经济表现都不比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差，但这些改革都因为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激起下层人民的革命。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为当政者政治宣传的工具。
中国的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这是国际学术界，及中国领导人都有共识的。江泽民提出反腐败要从制度上反，否则腐败越反越多，朱熔基认为将干部贪污洗钱、资本外逃去掉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这都间接承认了中国宪政改革滞后造成的制度性腐败的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很多研究来证实这一点，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并且有一点起码的良心，就不难证实中国宪政改革的落后的确造成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只要看看各省级机关0字头车牌的汽车过所有路卡不交费，甚至可以违反交通规则而没有警察敢追究，就不难看出中国今天的制度化腐败已严重到何种程度。
林文强调技术模仿的重要性，我们对此并不反对。但是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并重，且以做个学习先进制度的好学生为荣，他们以尊重专利，以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私人企业剩余权为本，因而私人企业家有足够激励购买和利用发达国的技术，在一百年中终于成为技术大国。而中国一直想利用科技奖励条例，废除专利制度，反对私人企业制度的办法，靠偷窃技术来模仿。改革开放后重建专利制度，但却用限制私人企业的办法强迫外资用技术换中国政府的垄断性市场。这种模仿技术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与南韩、日本学习先进制度限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比较起来，效果要差很多。
林文用印度做例子，来说明宪政改革不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分析。印度是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国家，由于年降雨量极少且极不稳定，19世纪前，印度经常因为干旱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大规模饥荒。英国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得多（印度人在大街上仍可以当街拉尿）。印度独立后由于实行了宪政体制，虽然经济发展表现不佳，但却再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而中国的自然条件比印度好得多，但却于风调雨顺的1959年发生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连刘少奇都痛心疾首“人相食，你（毛泽东）我是要上史书的！”
从每个人生命都无价这一点而言，中印这一比较就说明宪政体制和专制体制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印度和中国在大饥荒上的差别正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别造成的，因为大多数大饥荒都不仅仅是食物短缺引起，而是歧视性的政治制度引起。印度1949年独立后废止英国人的自由贸易制度，推行自给自足，学习苏联搞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发展很多国营企业，限制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印度比中国迟十年左右才改革这套苏联式发展战略，因此，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是宪政体制造成，而是苏联式的发展战略造成。以印度的自然和社会发展条件，如果没有宪政体制，印度今天一定是内乱，种族冲突不断，大规模饥荒不断的国家。
我们在《宪政》一文中指出后发国家有可能用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方法在没有宪政秩序条件下发展，这似乎与林文中关于宪政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观点一致。但是我们要强调，长期而言，没有宪政制度，经济发展和贸易的好处会被用来巩固专制制度，阻碍长期经济发展。
最近Acemoglu, Johnson, 和Robinson（2002）用大量史实和经验证据说明，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 正是因为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宪政体制，打破了政府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好处被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到，形成没有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宪政体制，打破了政府对大西洋贸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好处被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到，形成没有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方面16-18世纪比英国占优势，但一直实行专制制度和政府对贸易的垄断，使大西洋和殖民地贸易的好处被王室垄断，用来加强专制制度，一般没有特权的人民得不到，也没形成无政治特权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势力。而这样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与他国战争。德国、日本在二战时实行军事专制制度，虽然经济发展成功，却发动了世界大战。
我们非常欣赏林文对赶超战略的批评。但林文强调发展战略比宪政制度对经济发展重要，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产权经济学的看法更有道理，这种看法认为游戏规则比给定规则下的战略策略更重要。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决定了一定的战略策略会在均衡中出现，因此宪政游戏规则比给定游戏规则下的大战略更重要。日本政府50年代也有限制汽车工业的大战略，它认为日本当时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但是美军占领当局为日本制定的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废止了官商勾结的垄断财阀制度，所以日本政府的这一大战略终被私人企业和市场所否定。
林文不再提他过去一再鼓吹的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因为现在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识到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公有制乡镇企业体制的致命缺陷。但林文仍坚持乡镇企业不同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中的体制，因为洋务运动中企业是国有的。这与史实不合，洋务运动很多企业是所谓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前者非常类似乡镇企业中的承包制，而后者很象合资经营。 经过几年制度的迅速变化，国内大多数学者也会觉得几年前在中国盛行的“制度创新”说法可笑。那时不但乡镇企业的落后制度被说成制度创新，不准私人企业上市、为国有企业圈钱的股市也被说成制度创新。如果这也算制度创新，则民国时代的完全自由股市就更应该算制度创新了。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却找不到系统的纪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莲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不要替有权有势的人做宣传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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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客会丨ijiankehui
有温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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