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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军|学术史: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

2017-08-03 吴志军 党史国史研究通讯 党史国史研究通讯

 

本文选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5期。作者简介:吴志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

 

内容提要:由于自1980年代末期兴起的史学史规范无法充分展现中共党史研究事实上的复杂性以及流动于其间的学术化理路,因此有必要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发展历程,从繁复芜杂的党史研究格局中加以剥离,型塑学术史治理的新范式。学术史研究通过研究对象的转换与内在精神的打造,将为党史研究呈现富有思想与活力的学术化愿景。学术史研究需要得到更大范围与更为精细地扩展。

关 键 词:中共党史研究;史学史;学术化传统;学术史;理论规范


  重新探讨中共党史学科的学术属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即得到党史学界的关注。虽然这一问题至今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但有一点已得到党史学界越来越多的支持与认可,即党史研究的社会价值和人文意义的张扬,必须以学术化理路及其产生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因此,通过梳理和阐释自1980年代以降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程与脉络,以此挖掘党史研究学术化思想与精神的史学资源,便成为学术史研究的使命所系。30多年来,虽然党史学人持续不断地以多种方式反思党史研究的发展史,但学术史研究显然还需要得到更大范围的扩展。本文不拟构建严整完善的学术史理论与方法体系,而旨在通过细致梳理并着重解读一批以学术化诉求为主要特征的研究著述,对何谓学术史以及如何治党史研究学术史做初步研析。

  一、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兴起及其学术史转向

  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整个历史学界关于“史学危机”的反思性思潮的刺激下,为推动党史研究的转型,部分党史研究者以“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史学史”或“中共历史学史”等名义,开始了对党史研究发展史的回溯,相关论文与专著陆续发表出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史学史研究热潮,涌现出张静如、郭德宏、唐曼珍、周一平等专家以及在此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研究者,史学史研究经多年积累已初具规模①。这些研究者认定史学史就是中共党史学或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及其相关内容,并力图构建党史研究发展史的历史分期与整体轮廓,为存留党史研究的历史记忆作出了初步努力。但这种相当宽泛的界定与努力将党史研究视为铁板一块,没有进一步仔细地厘清学术与非学术因素的分际,呈现显著的“粗放型”研究特征,因而无法充分展现党史研究事实上的复杂性以及流动于其间的学术化理路。

  中共党史研究的复杂性根源于其产生与演进的历史及其自身的特殊性质。从1920年代开始直至1949年为止,由于长期处于动荡的社会局势和渐次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党史研究一直以服务政治斗争和图解政治政策为依归,其间所创获的研究成果大都带有浓厚的领袖崇拜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叙述框架的倾向。此后,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支配下的党史编纂更因其有组织地全面篡改与伪造历史而贻害学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促动下,几乎所有历史学科都试图厘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部分党史研究者也批判并抛弃了极左党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及其所制造的史学神话,重树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价值的研究理念,平衡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全面审查党史研究的性质、内容、范畴、方向和意义等学科基本问题,重建党史研究的学术秩序与规范,学术化追求由此成为一种较具独立性和影响性的治学方向。纵观自1980年代以来的党史研究历程,学术化的治学思想与研究实践得到了诸多党史研究者有意识的坚持与守护,并在进入新世纪后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但是,由于党史研究具有极其强烈的无可回避的政治性与现实性,加之传统治学思维的赓续,党史研究受到更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党史研究格局在现实层面上更显得异常复杂,学术与非学术元素紧密纠结交织于一体,学术化理路往往被党史研究自身的复杂性所掩盖和遮蔽。

  因此,如何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发展历程,从繁复芜杂的党史研究格局中加以剥离,进行历史地回溯与反思,昭显其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心路历程,这是继续加强党史研究并提升其学术化品质的要津所在,否则“不仅可能在我们所希望的建设中浪费历史中许多本可为我们运用和改造的资源与能量,而且这些资源与能量很可能因此闲置,被组织到另一我们不愿其存在的问题生产脉络中去”②。如果党史研究者不准备随时唤醒并解释与追索党史学术的历史记忆,学人的思想、精神和心灵必将无枝可依、无处可宿,学科的价值和意义也必将失落,而未来的学术化愿景将变得渺茫,因为“我们自何处来的信念与我们正向何处去的信念紧密相联”③。

  从世纪之交始,已有不少研究者从学术的立场与视角出发,关注党史学科的整体发展或某些党史专题的研究历程,以展现党史研究学术性不断生长的文化景观,史学史规范渐次向学术史治理转向。这一转向在杨奎松关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评判中得到体现。通过对某些重要党史问题研究史的论析,他力图证明党史研究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化程度有无可能进一步提高”④。此后,一批以梳理与评析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与走势的文章相继发表,其研究取向与学术水准有效地提升了党史研究的整体质量⑤。这一治学理路旨在弘扬党史研究的学术精神,为继续增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平提供了理论资源。它既是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学理结果与组成部分,也进一步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显然,这些研究形态表面上是一种“集约型”的史学史研究,而实际上则是一种“学术史”研究⑥。从“史学史”到“学术史”绝非仅仅标示着表象称谓之变化,它更反映了研究理念与治学范式的深度变迁。但是,学术史研究仍然是目前党史研究的边缘性内容,尚未引起更多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由于缺乏充分的学术史检视,党史研究尤其匮乏自觉反省的精神,故不能深刻体认掣肘该学科学术化进步的诸多结构性弊端,党史研究长期陷入“虽然增加了大量知识,却没有(也无意图)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⑦的困顿,极大地阻遏了党史研究格局的更新与转换,加之学术泡沫丛生、漠视学术规范等失范现象更使得整体学术质量堪忧。在此情势下,有志者必须要打破学术史研究的荒野状态,着力构建这门学科学术化进程的历史脉络,绘制出较为详细和清晰的党史研究的学术地图,这样不仅可以保存党史研究史的学术记忆,而且可以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提供自我反省的平台,并在新的基点上充实这门学科内蕴的精神、价值与理想。

  二、党史研究学术史的“问题意识”

  考虑到党史研究中的学术与非学术因素混杂纠结的复杂格局将长期存在,而经世致用的现实研究与追求纯学术研究毕竟存在严格差异,因此,党史研究学术史的基础性内容,就应当以历史的向度审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实践,历史地呈现党史研究学术化理路的脉络与大势;在对前学术化时代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梳理和评析党史研究学术化递嬗的具体进程、内在逻辑、时代特征、精神价值及其对学科和社会的多重影响;着力还原我们现在已熟知的党史研究学术性知识的生产历程,力图达到这样一个简单的目的,即历史学意义上的党史是怎样被建构或制造出来,并且得到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理解和阐释的。学术史将勾勒出党史研究如何在政治化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实现突围、如何在学术与政治的平衡中努力追求学科科学化的基本进程。换言之,学术史地图的绘制须立足于这样一个基点,即力求以学术化的内部视角与理想诉求来检视党史研究的历程。这需要研究者以清晰的思维和冷静的辨析进入历史与思想的深处,将具有学术化的史学元素从党史研究发展史中剥离出来,给予其适当的学术史地位,并着重于学术经验的总结与学术教训的汲取,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这一界定有利于体现以创新精神和“问题意识”为特征的学术研究的文化意义与现实价值。

  事实上,党史学界已有学者在从事这种工作,其中产生的相关成果表明,尽管这种研究理路具有相当程度的挑战性,并具有文化知识学意义上的典型化抽象特征,但并非缺乏学术可行性。如朱险峰通过分离党史研究在萌生和初建时期的学术和非学术因素,认为革命政治年代的党史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学术化趋向⑧。王冠中撰文指出,在1980年代党史学的复兴阶段里,党史研究形成了“中心研究区”与“边缘研究区”的区域分际,而后者则以大量引进与积极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大力拓展研究对象与学科范畴、具有现实关怀精神等为显著特征,明显属于学术化的治学思路⑨。吴志军则致力于挖掘与整理拨乱反正时期繁杂的党史研究形态中的学术化思潮,认为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渐次深化,党史研究者逐步消解极左党史编纂学的文化理念与理论框架及其创造的史学神话,党史研究的学术性愈日成长,并最终生成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治学传统,拨乱反正时期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独特而不可复制的文化地位和史学蕴涵⑩。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作品的叙述对象与内容,其学术努力虽然在党史研究领域尚未得到普遍认同,但明显具有学术文化的延承性,其学理趋向构成了一种有意义的学脉。因此,可以预见,经过类似具体研究的铺展与积累,最终可望形成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理性概括。

  在这种学术史研究理路的支配下,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得到唤醒。“问题意识”的本质是指发现存在于学科内部以及各种问题研究中的诸多矛盾,分析这些矛盾产生的深刻原因,并寻求解决之道。就学术史研究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就是发掘、分析和反思党史研究中存在的学术疑问与学术难题及其凸显的学术化理想,使党史研究发挥文化积累与公共关怀的力量,为强化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创造知识根底。这种学术史研究有利于克服史学史编纂因偏好于主要学者及其著作的评判而引致历史碎片化的缺陷,为突破僵化的学术体系提供新思路。

  由于学术史立基于“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出发点或中心,故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不再是中共党史研究或中共党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也不可能涵括所有的党史研究者及其著述。学术史地图的绘制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主观意志的选择性,这种取舍既有史学评价的意向,更有历史反思的旨趣。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载体,既可以是整体意义的学科史,也可以是具体的专案或个案研究,但研究对象必须具有学术性,这是学术史研究的第一优先原则。对于“学术性”的认定,主要仰赖于研究者主体意识对于文本的判断,同时还必须适时考量文本的政治社会环境、指导思想及其具体生产过程,正如史学大师兰克所言,“从作者的意图与工作的性质,可以获悉每一部作品的内在逻辑”,“每件作品的价值或重要性,以及它的生命,在某一意义皆端赖主体与客体、作者与议题的关系。因此,任何批判研究的首起任务,便是彰显其中的关联”(11)。总之,学术史关注的著述、人物、事件、活动、传媒等研究对象,必须兼具史学价值与明确的学术化诉求。基于此,党史学术史研究中要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中共的政治领袖、政治决议以及以政治宣传为根本旨趣的研究者的党史思想,一度对党史研究发挥着根本影响,可谓党史研究的“元叙述”或“元知识”。因此,对其党史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是党史研究发展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在作品数量上异常繁多。但是,相对于学术化的期待与抱负,对他们的思想史研究,仅仅是构建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知识基础与文化背景,而非学术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内容。周一平曾明确指出,史学史要以史学家为研究对象,而不以政治家为研究对象,“这些政治家的理论贡献,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有理论指导意义,但并不就是中共党史的研究”,“不必放到党史史学史中研究”(12)。因此,学术史主要应考察这些思想或著述曾以何种方式与路径影响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但其本身并非属于学术史谱系。而部分学者对政治领袖党史思想的解读,其主旨在于重新理解政治领袖的思想内涵,希冀党史研究者不要扩大其政治思想对党史研究的实际制约,勿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圭臬(13)。这些研究作品意在确认并力图加强党史研究的学术自主性,则具有学术史研究的属性。就此而言,严格区分“研究史”与“学术史”、“政治思想史”与“学术思想史”,在学理上仍有一定的必要性。

  学术史作为担当知识考古学的角色,意味着它必须要努力解析与辨别党史学科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所涌现出的不同流派,亦即揭示这门学科的学术谱系图,尤其要发掘那些在历史上因遭遇阻抑而被边缘化的知识碎片与学者群落。客观地说,党史研究多样化的学术流派尚处于发育之中,但那些素有学术化追求的不同研究类型已具有学术流派的气质,如近十年间异军突起的以沈志华、高华、杨奎松等人为代表的学人群体,其研究著述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反响;长期呼吁党史研究科学化(历史学化)的学者张静如,在党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影响并集结了一大批研究者,显然已自成一脉;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为代表的学院研究群落更与学术化方向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而以胡绳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的党史研究思想较为复杂,其学术化取向尤需单独加以剥离性考察(14);等等。这些准学术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与层面上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是今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对学术流派的认知要突破传统的师承学门观念,还需从复杂的学术格局中耙梳那些曾对党史研究的学术化作出贡献的不同学脉,如因应世界与中国史学实践新史学理论和方法而泛起的党史研究领域的方法论思潮、在新社会史学影响下展开的党史(政治)——社会史研究、在中西微观史学思潮推动下应运而生的地域党史研究等。

  由于得益于1980年代以降在党史学科中萌生并持续加强的学术意识,以及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审查视角的转换,同样的研究对象在不同研究者的视阈中,曾产生了不同的解读维度与论析方向,生产出许多具有极大差异性的研究课题,如面对人民公社史,传统的宏大叙事言说与地域性的细密研究,显然会建构出高度异质性的历史画图;对人民公社的历史评价,现代化的视角与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析,则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对陈独秀的政治与文化定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审视角度下,则产生了更为复杂和判然有别的结果;等等。因而,今后的学术史研究,要着力展示此类研究在历史建构与解释方面的差异性,同时分析这种研究差异产生的背景与缘由,发掘蕴藏于这种学术差异背后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思潮及其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当然,还应努力判断何种诠释更为准确、更恰当地反映或还原了历史原貌,以及该问题的研究对整个党史研究具有何种学术导向的意义。

  学术史不仅应重视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学者(“高位作者”),更应关注那些在学科发展进程中处于相对低端的一般研究者(“低位作者”)(15)。他们共同型塑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图谱,而普通研究者及其学术成果更构成整个党史研究生态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对“高位作者”的研究长期主导着党史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低位作者”的知识和思想在党史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认同与关注。这是知识精英对话语权的掌控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文化造成的缺陷。此外,有研究者主张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应以专著为主而非论文,这一论断也成为忽略甚至无视普通研究者的技术依据。但在一门学科的发展历程中,论文与专著互补互动,共同构成该学科的整体图像。由于学术专著的撰写与学者的成长均需长时间积累,同时“个人的学术专著出版很难,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恐怕也不可能彻底好转”(16),因此考虑到当前现实的学术环境,仅仅关注学术专著而忽略论文,显然会使绝大多数普通研究者的学术努力得不到应有评价(17)。如果我们还承认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的话,那么,学术史就应更多地关注那些曾经或正在学术生态圈中默默无闻的普通学者的思想,给予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以学术史的考量与定位,赋予他们的研究思想与实践应有的学术地位,因为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要研究思想文化史“就不能只停留在名家名作上,而必须做全方位的跟踪考察。光是体察大思想家的精神情怀是不够的”(18)。

  作为学术研究与思想累积之重要载体的党史专业期刊,在现实中具有多重功能,对党史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而其学术历史的演进及其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理应纳入学术史研究的视界。自1990年代以还,学术期刊史的研究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但很多重要的党史研究刊物的学术史还没有引起党史学人自觉意识的支持,如《党史研究与教学》长期以来以关注党史学科基础理论建设、积极引介新的治学理念及其开放求新的学术视野和强烈的专业意识而独树一帜,坚守并高扬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追求,体现了鲜明的人文关怀精神;《中共党史研究》一度坚持开放性的办刊理念,与高等院校和各级研究机构增进互动,自觉接受党史学界的批评与建言,积极推进党史研究学术规范建设,增强了党史研究的学术活力;等等。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学术期刊对于党史研究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将得到极大强化。因此,着力考察党史期刊的学术史历程,积极拓展党史期刊的学术化追求,促使其满足党史学界普遍的学术化期待,“以学术的形象立于众多学术期刊之林,发挥它应有的学术作用和现实作用”(19)。

  以上问题尚不至涵括学术史研究的全部“问题意识”,但应是党史研究学术史今后需要格外关注与加强的努力方向,藉此推动并加快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史转向,使学术史研究得到更为系统的完善与深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党史研究形态或范式。

  三、内在精神: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质素与重要关节点

  由于党史学界对学术史的理论规范与学理界定的讨论与探索尚未成熟,并缺乏充分而多元的学术实践。因此,要展开并推动党史领域的学术史研究,积极汲取其他历史学科的学术史研究经验并认真反思和汲取其教训,明确学术史研究形态的一些基本质素与重要关节点,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应当注重考察学术史背后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背景及其内在的历史关系。虽然学术史的本质是一种静态逻辑的内部发展,并主要仰赖于治学者的逻辑假设和概念框架,但学术史亦非逻辑真空的产物,“科学,而尤其是与人文价值和人文向望是如此之紧密相联系的‘历史科学’,是必须从实践着它的那种社会文化的与政治的整体结构之中加以考察的。一部史学史而仅只考虑到历史学规范内部的因素乃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把一部史学史和各种体制以及进行学术工作的社会的思想的环境分隔开来”(20),“在制约任何史学研究领域之演变的各种因素中,最根本的是史家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环境”(21)。因此,对学术史的梳理需突破研究史的表层结构,深度挖掘党史研究学术史与其赖以生长的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将其放置在更为宏阔的中国历史(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学)的宏观脉络内进行考察,着力构建党史研究学术史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的变迁特征,深切感受时代主题羼入并深刻影响学术研究的路径以及研究者展开并完成其历史叙述的具体语境。换言之,研究者需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本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建构的过程之中,定位它在社会文化之间的位置与形象,分析它如何与更大范畴的历史话语建立起内在联系,又如何象征性地呈现特定情境中的历史逻辑和文化理念,如此方能昭显党史研究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从而加强学术史研究的总体史特性。

  必须在学术史研究中积极引进与运用具有积极意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实现多学科的审视与观照。中国学术史研究之近代转变的理念之一,就是以西方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视角审查学术论著,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乃转变的文化标志。学术史研究自身便是多学科治学理念的天然承载者。由于中国史学界长时间未产生富有影响力和解释力的史学理论,因此积极借鉴其他史学理论,对于学术史研究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从党史学科的发展史来看,史学史研究曾多次为反思与改善党史研究的治学理论与方法提供了契机,而西方有积极意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逐步援引,也促动了史学史研究向更为精细的学术史研究的转向,故学术史研究与史学理论方法的建设,可谓同体共生,存在双向互动的关系。以多学科视野铸塑学术史,实乃党史学科追求学术进步的内在需求。应该看到,到目前为止,整个党史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格局还处于发育阶段,但20多年来,主张在党史研究中师法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术思考未曾中断,持续为多学科研究输送思想与精神资源,尤其是后现代学术思想已得到部分党史学者关注的境况下,恪守学术自主、坚持理性反思、超越学科畛域,以及选择、解读与诠释文本的洞察力等学术史研究所必须持有的基本品质的提升,应该会有更为乐观的文化期待(22)。一些党史学者亦曾试图创建能够连接多学科视野与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或“中层理论”(23)。作为可以充分实现多学科理念的学术史,无疑将为党史研究中介理论体系的建设提供一种新的思想维度与实践空间。

  学术史研究的发展与成熟,还仰赖于党史研究学术批评(评论)的持续增长。学术批评不仅具有清理研究成果的揭短扬善功能,其发达程度更可以判定一门学科的学术民主状态,可谓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学术史与学术批评在超越文本而进入“意义再生产”的特定维度中,显然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学术史着力于对各种研究著述实施学术定位与史学阐释,而党史批评则“可以挑战党史文本的所有知识前提,修改原有的知识谱系,质疑立论的理论预设”,“是对党史研究话语的再生产,其本身亦可构成另一种话语,并演化为各具样式的话语类型”(24)。因此,学术批评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学术史则带有学术批评的天然属性。自1990年代初以降,部分学人在党史批评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实践方面已有初步进展,但整个党史研究领域缺乏充分、自觉、积极而健康的学术批评,乃不争之事实,史学史研究就此呈现“先天不足”的特性,“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性俱强的、科学意义上的史学评论……使得中共党史学史的内容显得单薄而乏味,给人以堆砌史著之感”(25)。可见,进一步推动学术批评的增长,对于加强学术史研究乃至提升整个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准具有关键意义,因为“科学的精神就是批评”(26)。这要求评论者既立足于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同时怀有学术化的理想追求,更需要充分张扬“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批判与超越精神,塑造“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的学术道德,最终培育出基于知识与伦理双重层面的有效的学术批评传统。

  需要守护并强化学术史研究关注公共议题的社会关怀意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不仅冀望个体思想的充分表达与本学科的自由繁荣,更关注学术成长所仰赖的国家与社会的民主进步,因此学术史地图的绘制必须充分考量此类研究的重要价值,以昭示知识分子藉学术研究所担负的公共责任。学术史致力于对学术研究的重新阐释和解读,而“历史解释由以进行的主要资源首先是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理想”,“任何人文价值的理想(如人人平等、社会公正、人类进步、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等)……对于历史学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和思想,从而也就没有历史学”(27)。就党史学科的现实情况而言,其进一步发展的确面临着诸多深层次问题,因此学术史须以当下党史研究所处的现实处境为出发点,感触学科的问题与症结,再取径学科史的精细研究与深刻反思,探索其曲折逶迤的变化与脉络,着力推重那些引领学科进步的学术潮流,并为促进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进步作出应有的文化贡献,此亦党史研究学术史所应有的“问题意识”。

  此外,还需要注意在学术史中对党史学语言使用方式的研究。自党史学诞生以来,由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缘由的交互影响,党史研究的文字表达通常以运用日常政策语言为特征,这固然有利于党史研究成果的普及与传播,但缺乏凝练的学术语言以及凝聚思想内涵的范畴概念,实际上削弱了党史学科学术理性与文化内涵的提升,甚至阻抑党史研究朝学理化方向的深度发展,最终导致党史学科无法在学术之林确立学术地位。语言并不仅仅具有形式意义,日常政策语言与学术理论话语的分野显然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想象和学术选择。当党史研究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发生转向之际,新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但语言的典范性与词汇的关键性也往往具有高度的示范效应,而“认识到语言强加给使用者的结构性限制,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特别有益的洞见”(28),“历史学家的……词汇储存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储存都是些什么”(29)。因此,打破传统党史研究语言表述的政策化窠臼,以及由当下主流叙述语言成规所构成的秩序,转而增益其学术性与书面性,将有效促进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与文化精神,这一点已引起不少党史学者的关注(30)。学术史这一研究形态所具有的阐释性、思想性与理论性等特征,更需要其加速向学理性、概括性与抽象性的语言转型,从而赋予学术史研究在语言层面以某种自主性的影响力。这或许将为弥合党史研究与整个历史学科之间的刚性断裂带来契机,并使党史研究受到更大更多的文化尊重。

  要而言之,通过关注上述基本要素与重要关节点在党史研究学术史中的运用与实践,将极大提升学术史研究的理论解释能力,使之带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与文化意味,并成为区划学术史与文献索引或研究综述等研究类型的主要标准,加强学术史这一治学形态的完整性与独立性,型塑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特有风格,由此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四、学术史:让党史研究富有思想与活力

  长期以来,传统党史研究偏好于历史叙事,缺乏阐释历史的主体意识。党史研究的专业化与技术化进程又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党史研究者与公共社会实现沟通的能力,它不鼓励研究者涉足思想领域,使党史研究的思想性品质受到削弱,并且从根本上减弱了为学术进步而献身的信念。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影响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地位,党史研究长期游走于中国历史学科的边陲地带。而从世纪之交发端的由史学史向学术史研究的转变,不仅有效改善了党史研究匮乏思想的窘境,而且为党史研究呈现了一种富有思想与活力的方向与图景。

  学术史研究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了党史研究从研究历史自身到研究历史学者如何看待、研究与表述历史的文化转捩,让人欣慰而喜悦地感触到20世纪后半期分析的历史哲学起而取代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一基本史学大势的强大力量,学术史作为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一种,“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的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31)。它的重点不在于对历史事实作具体叙述与建构,而仰赖于对历史认识论的深入理解;历史学的解释开始从对历史本身的关注中脱逸出来,转而通过梳理与剖析研究者的认识与思维以达致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学术史研究以其关注研究主体及其与研究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加强了党史研究的主体性或独立性;以其对不同学者在研究党史中侧重点与观照点不同的分析与诠释,因而开始承认并接受研究者把握历史能力的局限性或脆弱性;以其重视历史认识论与积极践行新方法论,因而强化了党史研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此基础上,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得以初步重建。

  尽管思想史与学术史在学理规范上具有一定分野,但二者的学术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一份热忱的思想显然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的灵魂与核心,更何况“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抑或“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这些理想主义的观念“激励了许多人,使他们看到了在严肃的日常现实之上存在着创造的可能性”(32)。因此,有志于学术史治理的研究者必须突破繁杂琐碎的党史研究表层,潜沉至学术化思潮的深层,注重发掘学术史脉络下的思想蕴涵,生产出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学术史作品,实现研究者向思想者、学问家向思想家的转变,以此在党史研究领域打破自1990年代以还整个中国学术界“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气候,完成党史研究的精神升华,因为“证明历史的合理性也就是不仅要对事件历程提供一种思想的解释,而且还要对它提供一种道德的辩护”(33)。

  注释:

  ①相关研究状况可参见于文善:《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概况及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1期)、汪兵:《中共党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评述及研究展望》(《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等综述。

  ②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③[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7页。

  ④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⑤这些文章包括朱志敏、沈传亮:《近二十余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北京党史》2001年第5期;沈传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新趋向分析》,《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2期;沈传亮:《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何云峰:《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沈传亮:《学科建设视野下中共历史研究的学术化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1期;寇霞:《新时期价值体系的调整与中共历史研究》,《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刘静:《新世纪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趋势》,《北京党史》2008年第2期;宋学勤:《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等等。

  ⑥1987年,张天荣在论述党史研究改革的一篇文章中曾明确提出“学术史”的概念(《关于党史研究改革的思索》,《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但在研究理念上与当时其他学者提出的“史学史”实际上属于同一概念。2004年,李方祥提出“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中共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但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均远远大于传统的“史学史”乃至笔者倡导的“学术史”,属于广义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

  ⑦[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7页。

  ⑧朱险峰:《萌生和初建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1期。

  ⑨王冠中:《中共历史学复兴阶段的边缘化问题初探》,《北京党史》2003年第3期。

  ⑩吴志军:《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吴志军:《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吴志军:《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1)转引自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4页。

  (12)一平:《关于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评〈中共党史学史〉》,《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4期。

  (13)张家芳、王先俊:《对邓小平“宜粗不宜细”原则的考辨》,《北京党史》2003年第3期;章立凡:《详读“宜粗不宜细”》,《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

  (14)已有部分研究作品呈现此种学术史研究风格,如侯且岸:《评胡绳的史学思想》,载侯且岸:《当代中国的“显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232页;高华:《略论胡绳晚年的思想变化》,《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衡朝阳:《胡绳和近三十年中共党史学术化论析》,《前沿》2010年第13期;等等。

  (15)这里“高位作者”与“低位作者”之称谓,借用了刘擎《当代中国知识场域与公共论争的形态特征》一文所使用的概念(参见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75页)。

  (16)《认真总结经验立足提高刊物质量——〈中共党史研究〉创刊50期座谈会部分发言摘登》,《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7)学者蒋寅认为,将专著作为学术评估的主体从根本上体现了学术观念的迷误。要保证学术评估能反映真实的学术水平,只有以论文为评估对象才能实现。一部学术专著的形成,必须经过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形成局部问题的创见、将局部创见总合成系统学说这几个步骤。一部专著的分量,就体现在局部问题包含创见的多少。凡迭出新意、富于独创性的专著,必然建立在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上。专著的含金量越高,能够发表的论文就越多。参见蒋寅:《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

  (18)[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19)郭若平:《学术化期待:中共党史期刊面临的挑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4期。

  (20)[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页。

  (21)[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8页。

  (22)历史学是后现代主义攻克的最后一座堡垒,当这一思潮竟然亦渗透至中国历史学科里最为边缘的党史研究中,既可窥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魅力,亦可显党史研究学术化趋势的加强。部分研究者曾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已有个别党史研究作品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但这些作品既缺乏运用后现代主义基础概念与话语的自觉意识与创新勇气,同时因其依然大量运用传统的政治理论概念而背离了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另有个别党史学者倡导后现代主义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但并未立基于党史学本位。2006年,《党史研究与教学》第1期刊出沈传亮《建设性后现代观念与中共历史研究》、韦磊《美国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两篇直接论及在党史研究领域引进与运用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理论文章,方可视为后现代主义正式羼入党史研究的学术标志。2010年,赵淑梅《话语分析与中共党史研究》(《宁夏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则着重阐述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分析方法对于创新与推动党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显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党史学科中的继续前行。

  (23)如郭若平:《评〈中层理论〉兼论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启迪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张静如:《关于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载《张静如文集》第三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774~778页;等等。

  (24)郭若平:《意义再生产——中共历史研究的批评话语》,《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2期。

  (25)张静如等:《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反思》,《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6)[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27)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8)[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29)[英]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30)如忻平认为,语言与文体的改变并非孤立无意义,而是以扎实新颖的研究为依托,“文体、语言文字的改革对党史研究来说,尤当引起重视”(忻平:《时代的变迁与党史研究的拓展》,《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杨凤城则主张党史研究者应该树立党史学的两种规范和话语系统的意识,在学术研究中尽可能运用中性而严谨的学术话语,实现由意识形态规范、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转换(杨凤城:《党史研究的规范、视野和多层互动》,《北京党史》2000年第6期)。此外,一场由学院知识分子主导的学术对话更明确指出,很多经常见诸党的文献的政治术语缺乏严格的学术界定,导致难以进行准确的理论阐述,因此党史学要积极借鉴其他学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创造,逐步形成党史学规范的学术用语;惟其如此,才能建立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基础;这需要有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广大党史研究者特别是资深研究者要对使用新话语的尝试者持一种谅解和宽容的态度(《锲而不舍 永创一流——〈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座谈会纪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1)[美]威廉·德雷:《历史哲学》,王炜、尚新建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页。

  (32)[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33)[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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