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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锦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国际歌》的传唱及其产生的效用

2018-03-24 束锦 党史国史研究通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国际歌》的传唱及其产生的效用



束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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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革命音乐具有凝聚革命力量、鼓舞革命斗志的重要功能。《国际歌》是对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总结和艺术升华,堪称歌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因其蕴含了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理念,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国际歌》的译介和传唱,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凝聚了广大革命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体认同感;通过对《国际歌》的教学和运用,持续强化巴黎公社历史记忆,激发了大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不屈斗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音乐 《国际歌》 巴黎公社  政治功能


束 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马克思曾通过揭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的科学论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自创建伊始,就懂得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仅靠少数政治精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唤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会阶级力量才能够获取实现政党理念的物质力量。“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在这种政治经济之下的人民,自然缺乏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2]革命音乐反映革命年代紧张的社会政治关系并鼓动挑战权威的革命行动,令人振奋的革命歌曲是提高民众“感觉力”与“组织力”的利器,传唱革命歌曲成为中共进行革命动员的有效方式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通过对《国际歌》及其包含革命理念的口传心授,使广大民众和革命军队结合自身际遇而深刻感悟歌词中所蕴含的无产阶级革命理念,进而激发了其参与革命斗争的集体行动。


一、百炼成钢:《国际歌》的诞生及其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念

巴黎公社时期广泛传唱的革命歌曲,既有法国历史上传统的革命歌曲,也有巴黎的无产阶级在捍卫公社政权的革命斗争中新创造的革命歌曲,如《马赛曲》《出征歌》《让我们像兄弟般团结起来!》《无产阶级之歌》等等。这些在战火中飞扬的革命歌曲成为团结、鼓舞巴黎市民齐心协力反抗普鲁士军队侵略和资产阶级政府压迫的战斗利器。

在这一时期孕育的众多革命歌曲中,由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在1871年公社失败后不久作词,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于1888年谱曲的《国际歌》是最具影响力的一首。《国际歌》是巴黎公社战斗烈火淬炼的直接产物,是公社战士用生命和鲜血凝结的革命史诗,也是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象征。对于《国际歌》的重要作用,列宁曾经评价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唱起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3]列宁所言不虚,《国际歌》这首熔铸了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战歌,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语言。

《国际歌》将马克思主义抽象的理论化为通俗易懂的歌词,堪称歌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觉醒起来、团结起来、一起“为真理而斗争”,这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性的体现。其中的“真理”是指马克思主义,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段歌词明确而又生动地表达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通过高声呐喊,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旧世界”指的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一切剥削制度。“打”这个字,鲜明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途径是暴力革命,日后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这两段歌词揭示的一个本质问题是,“谁创造了历史”?是救世主或神仙皇帝,是英雄还是劳动群众创造了历史?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区别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主要标志。作词者用历史唯物论来阐述了“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基本道理,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动担当精神。这段歌词表明,被压迫、被奴役的各国人民要争取自由和幸福,决不能依靠任何人的恩赐,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起来作坚决的、彻底的斗争。

《国际歌》的歌词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把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鲍狄埃亲身经历了巴黎公社革命,狄盖特积极投身工人运动,虽然巴黎公社最终失败了,国际工人运动也不断遭遇挫折,但是,他们并没有悲观失望或意志消沉,而是坚信“英特耐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的作词和作曲者要表达的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后,一定会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的豪情壮志。


二、同声相应:《国际歌》的译介及其早期传唱

形象地说,自《国际歌》诞生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国际歌》的雄壮歌声。早在20世纪初,中国的一些报刊上就曾刊登过没有具体署名的中文版《国际歌》。最早从事《国际歌》中文翻译并有据可查的是郑振铎和耿济之,他们在1920年七八月间翻译了诗歌形式的俄文版《国际歌》[4]。1923年6月,在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瞿秋白从法文直译过来的《国际歌》歌词和简谱,这便是国内最早能传唱的中文版《国际歌》。瞿秋白的一大贡献,在于对法文“Internationale”的妙译。这个法语词汇译成中文,只有“国际”两个字,而对应的音节却有八个节拍,不易唱好。经过反复推敲,瞿秋白创造性地将该词音译为“英德纳雄纳尔”六个字,如此,词曲融为一体,朗朗上口,全世界的无产者每每唱到此处便可以“同声相应”。这正应了瞿秋白的初衷:“各国都有译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5]此后,虽然中文版的《国际歌》经过多次修订,但这处翻译被普遍认同并保留下来。1923年6月20日,出席党的三大的代表们来到广州东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在瞿秋白和张太雷的教唱下,代表们集体歌唱《国际歌》,大会在悲壮的歌声中闭幕[6]。作为一种神圣的仪式,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奏唱《国际歌》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1920年代初,为左翼人士所推崇的《国际歌》在北京、湖北武汉、江西萍乡等地的工人运动中初显声威。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工人们就曾唱着《国际歌》携手斗争。1924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举行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两周年纪念活动。“主席宣布开会后,全体唱《部歌》和《国际歌》,并向部旗行致敬礼。后有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和湖南工团联合会的代表及俱乐部职员演说。最后高呼‘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中国工人团结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7]整个纪念活动声浪涌动,欢欣鼓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不仅广泛传唱《国际歌》,而且把歌词所蕴含的理念落到实处。对此,萧劲光回忆道:“我们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工作的同志,按照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每月工资不超过工人中的中等水平工资,交了饭费以后,所剩无几了。那时我们都很明确,就是真正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工作,谁也没有讲究生活待遇的想法。”[8]这正是贯彻巴黎公社低薪制和社会公仆原则的生动写照。

气势恢宏的《国际歌》也出现在省港工人大罢工运动中,罢工工人经常高唱着《国际歌》《国民革命歌》等歌曲,参加游行示威。1925年7月12日,《工人之路特号》在前几版刊登了省港大罢工以及上海、青岛等地工人声援省港大罢工的相关消息,第四版则专门刊登了《国际歌》的前两段歌词[9]。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大罢工委员会机关报,专门刊登《国际歌》歌词,旨在根据罢工斗争的实际需要,广泛宣传《国际歌》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以此鼓舞工人的斗志。

中共早期领导人择定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一体的巴黎公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阵地,然而,在“三大”之前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对巴黎公社的传播在时空上受到诸多限制。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使中共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1926年3月18日,全国革命的中心城市广州迎来了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的第一次隆重纪念——社会各界在由孙中山亲自创办的广东大学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10]纪念日当天的广东大学主会场人山人海、热火朝天,仅列队出席这次纪念大会的各界社会团体就多达万余人,还有很多自发参会的革命群众纷至沓来。在纪念大会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林祖涵(林伯渠)、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工人之路特号》主编邓中夏、法国革命同志摩宁、德国革命同志狄克博以及社会各界团体代表们争相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每个代表演讲完毕,会场听众都会自发高呼“继续巴黎公社精神奋斗”、“巴黎公社万岁”,口号声“如雷贯耳”,纪念大会在全场“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11]的排山倒海之势中结束。

民众雨中悲歌,集体唱响讴歌无产阶级斗争精神的《国际歌》,浓烈的现场氛围使集会主题直击与会者的心灵。唯其如此,雨中纪念巴黎公社的宏大场景和集体唱响《国际歌》的悲壮情形,给社会各界革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三、悲歌慷慨:《国际歌》在革命斗争中的传扬

   土地革命战争伊始,在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中,中共带领下的部队普遍唱响了催人奋进的《国际歌》,昭示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决心。此后,无论是在苏区根据地、在长征路上、还是在延安时期的重要集会中,《国际歌》都被广泛传唱。

(一)南昌起义部队在威声震天的《国际歌》中行军作战

南昌起义前夕,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进驻南昌,革命歌曲成为起义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1927年7月30日下午,原先驻扎在城东的二十军教导团换防转移到六团原来的驻地大校场营房,“进营房之前,全团两千多人黑压压地坐在大校场操场上,一个个面色红润,精神抖擞,都紧抱着枪,在纵情地唱着《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12]南昌起义后,参加起义的部队曾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南下广东。8月6日,朱德率领下的部队在雄壮的革命歌声中取道临川。“朱德率起义军先遣队高唱着《国际歌》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歌声,在夹道欢呼声中和喧天的锣鼓鞭炮声中进入了临川城。”[13]8月9日黎明前,起义部队中的一部分——农工委员会一行40余人[14]从抚州临川向瑞金进发。“我们这一批人,都缺乏军事生活的训练,平日疏疏懒懒,开始参加行军,不免有点紧张、疲累。但是,为了革命,高唱‘曙光在前’的少共国际歌和国际歌,边唱、边谈、边走,不久也就习惯了。”[15]这段行军途中的生动景象,充分反映了革命歌曲所构建的美好愿景对于革命者克服革命道路上的艰难困苦所起到的激励作用。

起义军向广东进军途中,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了多次激战,连遭挫败的南昌起义余部在朱德、陈毅等人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面对部队的低落士气,朱德和陈毅经常到基层军官和士兵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唱《国际歌》就是其重要方式之一。12月上旬,中央指示朱德和陈毅率领部队赶到广州,参加起义。然而,当这支部队日夜兼程赶到韶关城郊时,就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的消息。在南昌起义时任总指挥部警卫队班长,后随部队转战粤赣湘边界的粟裕回忆道:“广州起义的失败,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无比仇恨。我们在西河坝时,每天集合都要高唱国际歌和呼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广州起义的失败,也更加促进了我们到农村中去开展革命斗争。”[16]概言之,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不论胜败,战斗到哪里,哪里都会响起《国际歌》。

(二)毛泽东将《国际歌》纳入党组织活动议程

毛泽东不仅熟知《国际歌》,而且教唱《国际歌》,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国际歌》正式纳入工农革命军中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西麓的酃县水口镇(今炎陵县),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组织制度付诸实施。1927年10月15日晚,毛泽东在水口村叶家祠堂亲自主持了陈士榘、赖毅、鄢辉等6名战士的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在仪式结束后指出,今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应加唱《国际歌》这项议程。此后,毛泽东在前敌委员会上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并在教导队的训练班上教学员们唱《国际歌》。“这样,在工农革命军的党的会议上,一般都先唱《国际歌》,然后再开会。《国际歌》就慢慢地唱开了”[17]。在党组织的活动上和军队中集体唱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唱歌活动。“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18]毛泽东将齐唱《国际歌》这一环节融入政党建设的议程,既激发了入党先进分子励志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心理状态,又规范了革命歌曲这一政治资源与党组织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而确立了这一政治仪式的权威性。

此后,毛泽东率领下的军队,几乎每到一处,都飘扬着催人奋进的《国际歌》等革命旋律。1929年4月,毛泽东带领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江西兴国,在潋江书院召开了兴国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同志给我们讲农民问题。……毛泽东同志首先领学员唱《国际歌》,接着,就开始讲农民问题”[19]。毛泽东不仅积极倡导《国际歌》在组织活动中的仪式化,而且注重通过制度建设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运用革命歌曲来对群众进行组织发动。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红军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征集、编制、传唱革命歌曲成为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三)广州起义中《国际歌》响彻云霄

大革命失败后,《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20]等革命歌曲起到了激励部队士气的作用。王谨权回忆了1927年宁汉合流后,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由鄂赴粤南下广州参加起义的路途上,官生们高唱革命歌曲的情形。“大家对于革命事业仍抱着坚定信心,毫不动摇气馁。听政治课、上军事操以及阅读马列主义书籍的劲头还是一样的大。(自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即严令禁唱革命歌曲,违者即以赤化论罪,一律枪决。)但从武昌出发,经赣赴粤,不管在船上,车上,出操上课,行军休息,野外演习返途中,以及早晚集合点名,各单位官生常自动地高唱起《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等革命歌曲来。”[21]这段历史记录如此深刻,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回忆,而是教导团官生们不畏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在马列主义的熏陶和革命歌曲的激励下坚持走革命道路、南下广州参加起义的集体记忆。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部队按照分工向敌军的各个据点发起突袭,起义军在黎明前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区。当日上午8时许,“主要街道挂有巨幅横额,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街小巷到处贴有‘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汪精卫!’‘打倒张发奎!’‘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教导团的女生队还分成若干小组,向群众讲演,领导群众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歌声响彻云霄。”[22]雷云仙所在教导团炮兵连在广州起义打响后,直奔沙河,袭击张发奎和黄琪翔驻广州主力部队,取得成功后转向广州市区,肃清通往东山医院沿路一带的反动警察武装。据他回忆,起义日上午10时左右,“‘广州公社’的红旗已插遍了这个岭南的英雄名城,到各处执行任务的各营连,都一一胜利归来。市区各条街道,《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歌声此起彼和,声震全市。”[23]此外,根据参加过广州起义的第四军警卫团上校团长梁秉枢、警卫团参谋长陶铸、洋务工人赤卫队队员梁国志、印刷工人江忠建等人的回忆[24],在广州起义爆发前夕,在与敌军激战的过程中以及起义取得胜利成立苏维埃政权乃至起义被镇压后,整个广州都响彻了悲壮而激越的《国际歌》。广州起义已经过去90年,起义的亲历者对集体唱响《国际歌》等革命歌曲情形的深刻记忆,从一个侧面给我们勾勒了一幅革命者众志成城的赤色图景。

(四)《国际歌》融入根据地革命戏曲之中

随着土地革命的推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用艺术的手段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的苏区红色戏剧与壁报、歌谣、标语、传单、宣传画等共同构筑了红军部队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阵地。1928年前后,湘鄂赣边界的地方党委对土地革命初期湘鄂赣地区的秋收起义、黄麻起义、万安起义等武装起义的进行了总结,认为应该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宣传工作。此后,湘鄂赣边界陆续出版了各种政治、文艺类刊物,主要发表各种标语、传单、戏曲、歌谣、画报等宣传品,特别是戏曲歌谣通俗易懂,深入人心。

刊登于湘鄂赣边区阳新县委主办的《无情斧》上的戏曲唱本《罗伟就义》就是其中一篇。该剧根据当地革命烈士罗伟[25]的英雄事迹编写,前后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实行白色恐怖的滔天罪行;后一部分,颂扬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残酷屠杀,镇定自若,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在形式上,将传统戏曲整齐句式与长短不一的散文体有机结合,使得唱腔气势灵动。后一部分的唱词[26]如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切不要对我们发生误会,

共产党为工农救急解危。

同志们,不要怕切莫伤悲,

革命人只流血,不流泪。

生是革命人,

死是革命鬼。

……

同志们,不要怕,加紧努力,

拿起刀和枪斗争到底。

杀得那反动派抱头鼠窜,尸成堆,

砍他的头来祭烈士,

用他的头壳做酒杯。

无产阶级一定要胜利,

到那时享大同各取所需。

这个戏曲唱本,可读可诵,在湘鄂赣根据地广为流传,既是一份通俗的政治传单,也是一首革命的悲壮诗歌,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大家耳熟能详的《国际歌》歌词融入曲调之中,将《国际歌》所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念与当地的工农革命斗争实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有着其它文章、标语、口号所不能替代的政治动员功能。

(五)《国际歌》在中国工农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的广泛传唱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百色起义是在《国际歌》中诞生的。1929年12月11日上午8时,驻百色的起义部队集合在粤东会馆(红七军党的领导机关和部队指挥部所在地)门前举行升旗仪式,随着嘹亮的《国际歌》歌声,一面绣有金黄色斧头镰刀图案及“中国红军第七军”番号的鲜艳红旗冉冉升起。军长张云逸在会场上拿起一面青天白日旗说:“这张旗是剥削老百姓的旗,是吸穷苦人民血汗的旗,我们今天要反对它!” [27]由此,宣告了红七军的诞生和百色起义的开始。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28]此后,红军部队、地方党委、苏维埃政府以及各群众团体都积极运用面向群众的革命歌谣来教育群众,向劳苦大众灌输革命的道理,此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的,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29]。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农民群众而言,通过革命歌谣的方式来传播革命道理,比起刻板的灌输更具有亲和力。

“革命音乐产生的精神凝聚性,或革命音乐所具有的精神凝聚性,会使革命音乐具有一种空前的协调组织功能。”[30]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国际歌》等革命歌曲成了红军战士们的精神食粮。“当时红军转战每到一地,都要召集当地群众集会,唱歌演戏,教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宣传革命道理。因此,红军走到哪里,《国际歌》声就在哪里响起。……红军战士自觉地以学唱《国际歌》来学习革命理论,汲取革命力量,并把向群众教唱《国际歌》当作宣传群众的有力手段。”[31]有的红军战士曾将《国际歌》抄写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首页,朴实的文字不仅记录了《国际歌》在红军战士中传抄传唱的生动景象,而且展现了信仰的精神力量。

(六)《国际歌》在延安军政院校和重要集会中的往事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迎接革命胜利曙光的延安时期。延安时期,陕北的文化宣传活动遍地开花,各类文化艺术团体充满活力,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各种政治、军事院校的文体活动更是生机勃勃。在延安,《国际歌》等革命歌曲成为军民集会时的必唱曲目。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们广泛学习政治、军事、历史、统战等课程,演唱革命歌曲也成了学员们的必修课。“每日清晨起床的号音一响,同学们一面穿军衣,打绑腿,一面便高声歌唱,《国际歌》、《抗大校歌》、《大刀进行曲》和《延安颂》等等歌声,便从每个屋里一齐涌出。”[32]青年学生朝气蓬勃地欢唱革命歌曲反映了文化生活的活跃,这与延安物质生活的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38年除夕夜,延安中央组织部礼堂举行新年晚会,终场时,全体与会者高呼:“毛主席唱歌!”毛泽东站起来,转身面向所有与会干部和群众高声说道:“我们大家唱个《国际歌》吧!”接着,他兴奋地、虔诚地脱下帽子,大家也跟着他脱下了帽子,然后,像海潮卷来似的,歌声腾起了。毛泽东的这个举动,给当时坐在他不远处的鲁迅艺术学院学员黄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毛泽东带领大家唱《国际歌》,这是他在精神上接受的国际主义的沐浴,毛泽东领唱时是那么虔诚而热忱,好像是把决定整个命运的凝聚力,都集中在这一场领唱《国际歌》的举动上面了。”[33]新年晚会是一个欢快而又庄重的场合,毛泽东带领大家在辞旧迎新之际高唱《国际歌》,既是革命豪情的展现,又是凝聚革命力量的务实之举。

《国际歌》是延安中央党校在校师生和革命群众都会唱的,但译词和唱法不完全一致。1942年,经过萧三和鲁艺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国际歌》进行了修订。曾任延安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冀东军区鲁迅艺术学校教育长的姚成立,回忆了党校学员学唱国际歌的往事。“大约在1942年5月份,党校开音乐会,邀请鲁艺音乐系来校演出,开始是我找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商定的。演出前一天,向隅[34]打电话来,谈演出的一些具体工作,同时告诉我《国际歌》已修订的消息,并建议我们借这次音乐会演唱之机,将新定稿的《国际歌》印发给大家。”尔后,党校利用两个课外活动时间,集中全校学员在大礼堂学唱新版《国际歌》。“学唱前,彭真同志作了动员。他说: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在党校把《国际歌》唱统一了,将来再回到全国各地,全国也就唱统一了。要求大家认真学唱,唱准确,唱好。”在集中教唱的过程中,学员们学得很认真,平时也自由练习。“一时,雄壮的《国际歌》歌声飞扬在党校的上空。”[35]中央党校组织学员学唱新版《国际歌》,不是简单的重复已经熟悉的革命旋律,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刷新歌唱者对于《国际歌》及其蕴含革命理念的历史记忆,如此一来,不仅统一了《国际歌》的曲调,而且统一了革命的步调。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的:“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36]革命歌曲的创作和传唱,是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的。《国际歌》在延安的回响只是革命歌曲在战争年代流传的冰山一角。延安时期,在陕北、华北的千山万壑,在冀中的地道和青纱帐里,在江南的水乡的芦苇荡,在东北的林海雪原,到处响彻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等革命歌曲。


四、矢志不渝:老一辈共产党人用生命诠释《国际歌》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钟爱《国际歌》,也很重视《国际歌》的政治动员作用。如上所述,毛泽东在多个重要场合教唱、领唱《国际歌》。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人[37]在革命斗争以及日常工作中,都非常注重发挥《国际歌》的特殊作用。老一辈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把《国际歌》铭刻在投身革命的道路上,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国际歌》的不朽价值。

(一)《国际歌》伴随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革命生涯

《国际歌》对于早年留法的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他们早年在巴黎公社和《国际歌》的发源地勤工俭学、参加旅欧党团活动时,就曾用法语学唱《国际歌》,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后,他们不仅教唱《国际歌》,而且把这首革命歌曲所蕴含的深刻道理铭记于心,矢志不渝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当时,《国际歌》不仅是法国工人阶级在各种集会活动中经常唱的歌曲,也是中国旅欧支部成员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经常唱的歌曲。周恩来在留学法国时,就和留法的先进青年用法语学唱《国际歌》,此后在多种不同场合教唱、传唱《国际歌》。周恩来曾高度颂扬革命志士高唱《国际歌》时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1929年9月14日,周恩来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中多次述及烈士们高唱国际歌的感人情形。被关押期期间,澎湃等人不断向狱中群众以及看守士兵宣传共产党的革命理念,痛斥国民党新军阀的罪行。“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38]同年8月30日,澎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在上海龙华被秘密行刑,英勇就义。临别之际,“他们四人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都为之掩面。”[39]澎湃等人狱中高唱《国际歌》的英勇气概,让在场的革命群众甚至看守士兵为之动容,其感染力可想而知。

周恩来对《国际歌》念念不忘,至死不渝。1976年元旦过后,周恩来生命垂危,在病痛极度折磨之际,他仍坚持要来《国际歌》歌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40]这张或许已经泛黄的《国际歌》歌片,想必承载了周恩来投身革命的诸多深刻记忆,“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的崇高革命理想,不仅是《国际歌》所蕴含的基本道理,也是面对国家困境与个人磨难的周恩来在人生的最后一刻秉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真实反映。

1920年10月,年仅16岁的邓小平与百余名中国青年一道抵达法国马赛,开始了他长达5年多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涯。邓小平“不论是在法国的工厂里做工,在学校里上学,还是参加旅欧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都经常唱《国际歌》”[41]。1926年初,邓小平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赴莫斯科,进入苏联专门为培训中国革命干部而设立的中山大学学习。《国际歌》当时既是联共(布)的党歌,也是苏联的国歌。在苏联期间,《国际歌》成为邓小平和留苏中国学生经常唱的歌曲。

1929年,邓小平受中央指派赴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在起义的筹备阶段,他提议宣传干事孙醒侬[42]教学生唱《国际歌》,以此加强起以前的宣传工作,当得知她不会唱时,邓小平说:“那我来教你,你会唱了再去教他们。”[43]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期间,曾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期间,邓小平十分重视机关干部的思想政治和文艺宣传工作,亲自教唱《国际歌》。据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的梁必业回忆:“他每星期要给机关干部讲一次课,讲课内容是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同志的课讲得很好,大家都爱听。……小平同志很关心大家唱歌,他发现机关同志唱起《国际歌》,南腔北调,非常不准确,音符也唱错,经常唱走调,他就把大家集中起来,亲自教唱,每个音符,每句歌词都教得非常认真。我和许多同志都是经过小平同志教唱,才算比较准确地唱会了《国际歌》。”[44]由此可见,邓小平不仅自己在青年时期就学会了《国际歌》,而且无论身在何处、身居何职,都积极传唱、教唱《国际歌》。

刘少奇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传唱《国际歌》,而且运用歌词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945年4月,他在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中指出:“劳苦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上早已指出,不是依靠英雄、豪杰、皇帝、神仙来解放人民,完全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但我们有些同志不理解这一点,总站在群众之上去‘解放’群众,这是恩赐观点,剥削阶级观点。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不是英雄创造的。”[45]后来,刘少奇在《论党》中又再次引用《国际歌》的内容来教育党员干部。实际上,刘少奇是运用《国际歌》所体现的唯物史观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确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二)革命先烈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

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无数革命英雄在《国际歌》激励下顽强斗争,投身中国革命的无数革命先烈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

革命烈士袁先锋在校期间,就曾组织“真理 59 51627 59 30878 0 0 6956 0 0:00:07 0:00:04 0:00:03 6957书会”、“暴风雨歌咏队”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春,根据组织安排,袁先锋到苏南茅山地区工作,任中共丹南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他在工作中创作并传唱抗日战歌,深受当地群众喜爱。1941年2月,袁先锋在参加县委会议时被日伪军包围逮捕,被关押期间,他受尽酷刑而宁死不屈。“面对侵略者的枪口,十九岁的袁先锋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其壮烈场面可谓动天地、泣鬼神。”[46]

1944年3月8日,金坛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敏在参加区委和民运工作队干部会议时,被“扫荡”该村的日本警备队抓获,被捕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他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在英勇就义前,他高唱:“英特耐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47]此情此景,令人扼腕。

上述两位在江苏牺牲的革命烈士在英勇就义的最后一刻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悲壮情形,正是无数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的一个缩影。伴随着《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高昂旋律以及无数人民英雄为民族民主革命而献身的壮烈之举,中华民族也迎来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曙光。


五、凯歌高奏:从《国际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第三条规定:“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48]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凝聚着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怒吼,体现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抗争精神。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义勇军进行曲》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唤起了中华儿女内心的强烈共鸣

对于为什么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49],新华社有过一个权威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在长期间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50]可见,《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歌词和谱曲有很多相同和相通之处,其诞生和运用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可谓异曲同工之妙。《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就是受到了《国际歌》曾被定为苏联国歌的直接启示。

新中国成立之际,不少尚未解放地区的广大军民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庆贺新中国的诞生并最终迎来自己的解放。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广西都安。“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方生、黄林、卢海鹤等领导同志集中在保安乡的队伍开了个庆祝会。游击队指战员和宣传队在保安乡公所操场上升起了五星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会后,宣传队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将人民盼望已久的消息传到群众中去,鼓舞人们进一步搞好支前工作,迎接全县的解放。”[51]1949年12月中旬,这支革命队伍同各路部队一起奔赴县城附近,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了都安县城。这个场景颇具代表性,《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成为中国人民迎接新生政权的凯歌。


结 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革命军民广泛传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期间,“异域”的曲调和歌词不是简单地被“复制”或“翻译”,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空间中被“积累”与“再生产”,并与中国本土的革命歌曲融为一体,从而在不同时空中唤起了人民大众在思想上的共识、情感上的共鸣和行动上的共进。《国际歌》等革命歌曲不仅承载了中共领导下的广大军民的共同信念,而且直接唤起了被剥削被压迫者的英勇斗志,伴随着悲壮而又高昂的革命旋律,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文完)

 

特别致谢:感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闾小波教授对本文的学术贡献。

注:本文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

[4]这个版本称为《第三国际党的颂歌》,曾刊登在1921年5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1921年9月《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上。参见 王福和:《<国际歌>的早期中译者》,〔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9期。

[5]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6]参见 林鸿暖:《张太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7]贺昌:《本部一年内举行过的三个大纪念会》,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5页。

[8]肖劲光:《回忆安源工人俱乐部》,载《安源红潮》,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页。萧劲光(肖劲光), 1924年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时曾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游艺股长。

[9]《国际歌》,《工人之路特号》第18期,1925年7月12日,第4版。

[10]束锦:《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传播(1920-1927)》,〔南京〕《学海》2015年第6期。

[11]《各界纪念巴黎公社大会纪盛》,《工人之路特号》第264期,1926年3月19日,第3版。

[12]侯镜如:《战斗在大校场营房》,载《亲历南昌起义》,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侯镜如,南昌起义时,任第二十军教导团团长,指挥所部参加大校场营房战斗。

[13]张高陵:《南昌起义的元勋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14]农工委员会成员都是各省市做农工群众运动的同志,包括董方城、郭亮、澎湃、刘九峰、陈勉哉等人。

[15]陈勉哉:《随八一起义军南下略记》,载《南昌起义》,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87页。陈勉哉,南昌起义前四江西省学生总会负责人之一,起义部队南下时,在革命委员会下属的农工委员会工作。

[16]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第1版。

[17]陈士榘:《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刘恩营整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18]〔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19]蔡馥兰:《毛泽东同志在兴国主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载《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3页。

[20]《少年先锋队歌》,苏联诗人别塞勉斯基填词的革命歌曲,原名《青年近卫军》,1922年定为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入中国,改称《少年先锋队歌》,也称《少年先锋队队歌》。

[21]王谨权:《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纪略(节录)》,载《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页。王谨权,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受训,不久与军校全体学员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宁汉合流后随部队南下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22]刘祖靖:《广州起义中的教导团(节录)》,载《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54-455页。刘祖靖,广州起义时为教导团战士。

[23]雷云仙:《广州起义亲历记(节录)》,载《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90页。雷云仙,黄埔军校毕业生,广州起义时为教导团炮连九班班长。

[24]详见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502、507、542、576页。

[25]罗伟,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现隶属于黄石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鄂赣边界处)人,五四运动后到武昌求学期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参加社会进步活动,1924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4 月,根据党组织指示,罗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回阳新县指导工作,同年8 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共阳新县委书记,由此,罗伟成为阳新县国共两党的主要负责人和当地的工农革命领袖。大革命失败后,罗伟被国民党方面悬赏捉拿。1927年冬,辗转到安徽泾县的罗伟被当地的国民党势力捕获并押回阳新县。在押期间,罗伟遭受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被摧残得遍体鳞伤仍坚贞不屈。19281 10日,罗伟被阳新县国民党反动势力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而壮烈牺牲。

[26]刘云主编:《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8页。

[27]凌绍崇主编:《百色起义红色记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232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7页。

[29]刘士奇:《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载《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省档案馆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30]曾遂今:《论革命音乐》,〔武汉〕《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1]梁茂:《<国际歌>和巴黎公社革命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第107页。

[32]丹辉:《晋察冀诗歌战线的一支轻骑兵——记抗日战争时期的铁流社》,载《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中),刘增杰等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

[33]《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好——毛泽东与黄钢》,载《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武在平编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黄钢,报告文学家、政论家。1938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2年起,先后担任《解放日报》记者,采访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社工作。

[34]向隅,原名向瑞鸿,1937年赴延安,1938年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副主任及研究室主任。

[35]姚铁(姚成立):《欢乐的宝塔山——延安党校的文化生活》,载《延安时期的日常生活》,任文主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19-120页。

[3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37]参见 王翠:《老一辈革命家与<国际歌>——兼及“英特纳雄奈尔”的含义》,〔北京〕《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

[38]《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页。

[39]《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页。

[40]高文谦:《在最后的日子里——记病重住院期间的周恩来同志》,《人民日报》1986年1月4日,第4版。

[41]向延生:《邓小平与<国际歌>》,《人民日报》1997年3月15日,第7版。

[42]孙醒侬是南宁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1929年10月下旬,她和20多名同学追随邓小平、张云逸到达百色,在政治部当宣传干事,到工农、师生中去做宣传工作。

[43]李艺:《邓小平与右江的妇女工作》,载《右江风雷——邓小平与百色起义》,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6页。

[44]梁必业:《红军时期的文艺活动》,载《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3页。梁必业,1933年至1937年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干事、技术书记、指导员、宣传队队长、直属队俱乐部主任、政治部总务处处长。

[4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1页。

[46]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江苏革命烈士传选编(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47]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江苏革命烈士传选编(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页。

[48]《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载《中国宪法参考资料选编》,许崇德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页。

[49]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实施。

[50]新华社:《新华社信箱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5日,第1版。

[51]周瑞鸾:《我从事妇女支前工作的一些经过》,载《解放战争时期右江地区党史资料选编》,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等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周瑞鸾,解放前夕在广西都安参加革命工作,在当地参与组织妇女支前队、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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