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弗雷德里克森教授：一位智慧、慈爱、有趣的人

文|张亚红

（罗格斯大学公共事务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项目主任）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 教授

2020年7月24日，公共行政学界最意外的消息，莫过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 教授的离世。在惋惜和悲恸中，我们怀着敬意纪念他传奇卓越的一生，庆祝他荣归天家。

教授生于1934年。在30岁时获得南加州大学公共管理的博士学位，随即加入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学院（Maxwell School, Syracuse University，也称为锡拉丘兹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并于1972年获得终身教职并升至副教授，同时兼任雪城大学城市研究项目的助理主任。也许这种管理角色为他照亮了新的职业路径，他在同年秋季转入印第安纳大学任职公共与环境事务研究生院副院长。两年后调入密苏里大学，担任公共与社区服务学院的院长。三年后的1977年，他返回美国西部，接任了东华盛顿大学（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校长一职，兼任公共事务教授；并在同年被选为美国公共行政协会（ASPA）的主席，那年他40岁。之后在1979年被选为国家公共行政院士（NAPA Fellow)。弗教授在东华盛顿大学作校长10年后，没有像常人期望的那样去名校继续辉煌的校长生涯，而是在1987年优雅转身，搬家到偏远安静的堪萨斯州劳伦斯小城，担任堪萨斯大学（KU）公共行政学系的特聘教授。在劳伦斯，教授一住就是30多年，直至他去世。

教授一生的学术成就丰硕。最为大家称道的是他在1970-80年代推动了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奠基和发展，强调社会公平应成为公共行政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和决策原则，而与经济和效率具有同等地位。社会公平从此被视为公共行政的第三支柱。这一理论历经40多年后，今天愈发成为公共行政学界的主流共识。教授一生致力于公共部门伦理和道德的研究，推动政府机构道德标准的构建和政府职员的清廉化。他提倡高标准的道德价值观应根植于政府和社会部门并广泛推广到官员、学者和市民中。当他描述人和人之间以及人和组织之间关系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benevolence”（仁慈）。在读教授著作时，我常常感慨，他作院长和校长共十多年，也算是在官场摸爬滚打过，但他一直保持了对公共事业的热情和美好情怀，并以他的热情和情怀激励感染像我一样的学界后进和其他服务于公共事业的诸多读者，真是难能可贵。事实上，教授一直以身作则，他在学术界和公共部门的声誉威望不仅基于他的学术成就，而且来自于他对职业道德、正直仁慈的长期承诺。正如他自己的老教授Frank Sherwood评价说，“弗雷德里克森曾经召唤人类更美好的天使。他确实是良知的灯塔和理性的耀眼明星”。

教授不限于著述立说，还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规划学界的未来发展。比如他在1988年参与组织了每20年一次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Minnowbrook II 会议，汇聚60年代和80年代的两代学者在雪城大学的Minnowbrook会议中心，商讨对话公共行政的重大议题和未来走向。他在1991年创立了《公共行政研究和理论期刊》（JPART）并亲自担任主编，定位JPART的使命在于发表具有尖端理论和严谨方法的学术研究成果，鼓励主流之外的理论创新。比如Provan和Milward的网络理论研究，之前由于太偏离研究主流而被好几家公共行政和政治科学的期刊拒稿。此文章却在1991年被JPART欣然接受，发表在第1卷第4期。之后，网络研究在公共行政学界风生水起，理论和方法都得到拓展。

弗教授特别强调JPART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定位，而不在于实践运用。他认为学者的工作就是准确地分析、描述、比较和建模公共组织及公共事业人员，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构建合理的理论。相对来说，公共管理者的工作是充分利用知识和理论，使政府组织高效和公正地运行。同时，教授基于公共行政是一门多领域交叉科学的现实，特别鼓励多学科交叉理论的运用和创新，而反对任何理论在学界的霸权地位。相对于公共行政领域的其他众多期刊，JPART的历史不算长，但它定位清晰、标准严格，可谓独树一帜，一直是学界公认的头号期刊。 

我2001年有幸认识教授，当时我从南京大学到堪萨斯大学作访问学者，一位热心的经济系教授请弗雷德里克森教授和我共进午餐。由于我之前受训于商学院，对弗教授的名气一无所知，属于无知者无谓，参加午餐倒也轻松自在。席间教授们随意聊天，问我在中国哪个城市长大，我怕他们不知道山东济宁在哪里，就说孔子的家乡。弗教授莫名地笑出声来，然后像变戏法一样放我面前一叠文稿，原来是他的“孔子思想与官僚主义的道德基础”手稿。他让我回去读一下，给他反馈意见。那个时候，我对英语和公共行政专业几乎是双文盲，虽然捧着字典从头到尾啃读了一遍，但我实在没有把握读懂，所以也没敢献丑去报告我的读后感。几年后在《行政和社会》（Administration & Society ) 期刊上再次拜读这篇文章，真是佩服他对儒家思想体系的深刻领会以及对东西方官僚体制的独到见解。他说，东亚文化圈中的官僚体制有一个完整的、世俗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基础，而西方的官僚体制却没有一个与之相比的完整的道德体系。

弗教授鼓励我在美国读公共行政的博士学位，也正是我的兴趣所在。作为预备，我先在访学期间补习了英语并读了KU政治学硕士。我印象中教授的办公室当时在Blake Hall的三楼，与另一著名教授约翰·纳尔班迪安 （John Nalbandian）在走廊的同一侧，都是特别大的房间。两位教授办公室中间原本也是一房间，但走廊一边的墙被打掉了，装修成前台接待室的样子，所以两位教授的办公室是门对门，中间隔着接待室，两位教授的秘书各坐一边。这样，我们要找两位教授，必须通过接待室的秘书才能进去。由此可见KU对两位教授的重视和保护。弗教授和纳教授原本都毕业于南加大，一个曾经执掌整个大学的管理多年，一个通过民选兼任劳伦斯市长多年，两人有很多的共同话题，私下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我有几次去向弗教授请教关于美国地方政府的问题，他都是把我带到纳教授办公室，请他帮忙解答。有意思的是，纳教授在公共行政评论（PAR）等期刊发表大量文章，但从来没有在弗教授主编的JPART上发表学术文章，除了一篇书评。可见两位教授对职业道德的敏感和承诺。

我记得，在KU同学的议论中，弗教授的办公室是极具神秘色彩的，不光是因为他的门外有秘书把守，更因为教授办公室里面琳琅满目，像个小型的博物馆。教授爱好广泛，曾经是摩托车骑手、赛车迷、篮球爱好者等。他的办公室里不仅书藏丰富，还见缝插针地摆放了各式的摩托车和赛车模型、签名的篮球、造型各异的烟斗和其他小摆件。他有时会分享一些摆件的来历，或者从抽屉中拿出他多年的名表收藏，像孩子献宝似地与人分享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去。所以他的学生大多乐意去他办公室请教，顺便探宝。其实，天气好时，经常能看到弗教授在KU美丽的校园里，或者是站着与人聊天，或者与人边走边聊，手上总不离的是一瓶健怡可乐。我不仅疑惑，他学术产量和质量俱高，又在学术届身兼数职，还见他这么享受生活，真是佩服他时间管理的技巧和工作的的效率。卓越者自有超出常人之处！

在弗教授的推荐下，我后来去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SU）读博士，期间偶尔和他有邮件联系。我在第二学期上理查德·菲克（Richard Feiock）教授的 “公共组织和机构”一课时，对经济学理论关于人的假设产生了诸多疑问，尤其是对Frant（1996）的高功率与低功率激励理论多有怀疑，虽然那篇文章有极高的引用率。于是我写了个较长的邮件给菲克教授，质疑这些理论在公共部门的适当性。其实，那个邮件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菲克教授自己就是经济学理论的拥护者，我等于挑战他的学术研究路径。出乎意料的是，菲克教授很快回复我说，你和弗教授观点一样，真不愧为他的学生啊，并问我介意不介意把我的质疑邮件转发给弗教授。我说当然好啊。结果，弗教授和菲克教授在邮件中你来我往，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笔战”，从研究路径讲到理论霸权，再讲到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等等。两位学者有观点上的激烈交锋，也有彼此的接纳和欣赏，时而幽默自嘲，让人一睹君子之间谦卑温和坐而论道的风采。后来菲克教授征得弗教授的同意把他们的“笔战”分享给全班同学，让我们有机会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态度，真是特别受益。受他们讨论的启发，我在博士就读的第二学期末确定了毕业论文题目，菲克教授也欣然作我的指导老师并在我之后的研究学习中付出了大量心血。

我求学中另一次和弗教授邮件联系，是我为毕业论文设计问卷时。我把问卷草稿寄给他想听取意见。邮件发出去，他当天就回话说马上打印出来，帮我修改，会用快递寄给我。第二天我收到快递，看到他还有纳教授在我问卷草稿上用不同颜色的笔手写的、密密麻麻的修改建议时，感动得几乎掉眼泪。等到我第四年初找工作时，弗教授主动说要帮我写推荐信。作为最卑微的学生，我实在不敢太麻烦他，于是在和菲克教授仔细斟酌下，选出我最想去的四个学校，包括我现在服务的罗格斯大学，劳驾弗教授发去推荐信。

我毕业后，因为参加专业年会，每年都有机会看到弗教授并聊一会儿。每次他都关切地询问我工作上是不是顺心、是否被同事和领导友好对待，并给我很多的肯定和鼓励。当他看到我学生时，会开心地介绍他是爷爷教授，让学生有问题尽管联系他。我2008年第一次投稿JPART，那时弗教授已经卸任主编了。当2009年文章修改后被JPART正式接受时，他亲自邮件给我表达祝贺和鼓励。

弗教授在为师为人上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供后人享用和学习。他75岁时宣布退休，当时他众多高足为他组织了一场中型学术研讨会，地点在KU校园，以此庆祝弗教授学术生涯的转折。我从新泽西纽瓦克飞过去有幸参加这一盛举。不夸张地说，那是一场公共行政学界最高端的名人聚会，很多你平时只在文献中看到的名字出现在研讨会上并分享他们的最新学术成果，其密集程度让人来不及消化。研讨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分享会”或“抒情会”，弗教授的学生、同事、朋友、家人、还有他读博士时期的老教授分享他们与弗教授的交往及对他的致辞。点点滴滴的故事勾画出一个立体丰满的恩师、益友、贤夫、慈父形象。在学界，弗教授多年来对无数年轻学子的无私帮助和关爱尤其令人感动。有一个故事是Kurt Thurmaier教授（弗教授90年代的博士生，现在是北伊利诺伊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的系主任）分享的，我印象深刻。Thurmaie教授说他年轻时作MPA项目主任，特别努力，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做好而免不了常常加班至深夜。弗教授听说后开导他说：你会爱上一个项目，牺牲许多时间精力来帮助它改善。但是，无论你有多爱它，它不会反过来爱你，也不会在你离开后记住你。你可以选择给项目加班一小时，或者与爱你的妻子孩子一起度过一小时，你该如何选择？

最后，让我以Christopher Pollitt教授 (生前是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鲁汶大学的教授，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的主编，不幸于2018年去世）在分享会上的致辞加上我自己的稍许演绎来结束我这篇纪念小文：在我们的领域中，有些人特别具有创新性，不断产生新想法。还有的人通过建立研究所、期刊等，组织和激励他人创新。而弗教授是同时做到这两项的少数人之一。同时，他仍然是一个可爱、有趣、友好且完全值得信赖的人。这样的人凤毛麟角，但我们有幸遇到。

初审：毕翔然

审核：韩青诺

审核发布：刘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