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万字重磅长文：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时代特色
【"朱批蓝批"编者按】
2021年11月16日下午6点16分，"朱批蓝批"公众号极速分享了包括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全文批注)在内的两个图文！包括全文批注、概括分析、编排格式，都在极短的76分钟内完成，如何能做到的呢？建议诸位仔细品品10万人阅读、1万人分享、3.9万余字的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全文批注)！
今年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公开刊登在《求是》杂志2022年第13期，讲话特别提及：
"对六中全会决议，
不要觉得一看就懂，
其实不然。"
"朱批蓝批"公众号(ID:zhupilanpi)的内参君李朱迅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全文，并且对讲话全文进行了重点梳理和批注(点击全文批注版)。当然，在认真仔细学习之后，一个极其强烈的判断是：
12000多字的讲话全文，是总书记专门讲给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听的内部报告，如今已是值得社会各界学习尤其是9600多万党员反复学习的公开党课！
其实，去年底的12月12日，为了帮助大家系统而深刻地理解第三个"历史决议"，内参君李朱特别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老先生亲笔题写寄语，希望"朱批蓝批"公众号的读者朋友们能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对新中国史的学习，用新中国史的历史自信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
当时征得独家授权同意，特别转发了《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刊登、经过压缩修订、约1.2万字的重磅文章《再谈国史分期问题》，以飨读者：《曾任陈云、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亲笔寄语，万字长文谈国史如何分期！》
国史分期的长文，主体框架如下：
● 关于为什么把1949—1952年新民主主义时期和1953—1956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放在一起，都作为中国结合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时期，或者说以苏联的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
● 关于为什么把1966—1976年“文革”十年、1977—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同1956—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放在一起，都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都是要突破苏联模式，试图把计划经济体制加突出政治和群众运动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时期
● 关于为什么把1978—1992年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
● 关于为什么把1992—2012年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
● 关于为什么把2013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成熟和定型时期的起点
最近，我们再次有幸得到朱佳木会长的授权同意，特别转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刊登、由原文2万字压缩修订、现在约1.2万字的重磅文章《深刻认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时代特色》。
这篇最新重磅文章指出：
1.2万多字的长文，主体框架如下：
更多精彩论述，请看附后的全文。
欢迎转发分享，欢迎留言交流、提问!
朱佳木，祖籍江苏南通，1946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员。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课程主讲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75年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工作。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1980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工作。1981年任陈云秘书(1982年2月起担任陈云办公室负责人)。1985年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先后任综合组组长，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兼第四编研部主任。
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
2000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
2001年至2013年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深刻认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的时代特色
朱佳木
(中国社会科学院)
相对于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两个“历史决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点击查阅10万+全文批注版)，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新中国史研究和宣传教育，过去一直是以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作为重要指导原则和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评价依据的。然而，那个决议的重点，是解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前30多年的历史是非问题，未能涉及之后的改革开放历史。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实行了40多年，客观上确有总结经验的需要。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虽然总结的是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但主要篇幅是放在改革开放后的，而且重点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9年。所以，这一决议对新中国史研究和宣传教育的指导，要比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更有现实意义，也更完整、更系统、更全面。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与前两个“历史决议”相比，可以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说它一脉相承，主要指它对党的十八大之前历史的概述，是在前两个决议对历史问题已有总结和结论的基础上作出的；
说它与时俱进，主要指第三个“历史决议”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具有许多与前两个决议不同的时代特色。
这种特色与时代本身的演进、尤其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着密切关联。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时代特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早是由党的十九大作出的论断和给出的定义。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重申了这一定义，指出：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同时，决议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的，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就意味着，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自党的十八大后，新中国史也相应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不完全同于改革开放前，也不完全同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是总结、融合了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吸纳、发扬了两个时期的长处，促使改革开放螺旋式地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我们既然要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作为新中国史研究和宣传教育的指导原则，那就需要弄清楚，为什么说该决议的时代特色主要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定的，这一特色具体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分析历史的问题站位更高、视野更广
世界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是时间和空间，人类历史上某个事物的发展时间越长、活动空间越大，就越有利于人们对它进行观察和认识。不过，这只是为人们更全面深入地观察和认识事物提供了可能性，而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要具备相应的主观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历史观。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一五”讲话）中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时，就是把社会主义运动放在世界范围内和它的全部历史过程中来分析的。这一历史过程包括欧洲出现空想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后六个时间段，上下跨度500年，范围覆盖全世界。
我们党在制定第一个“历史决议”时，建党仅24年，并且处在抗日战争末期。那时，党虽然已建有18个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变为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亿人，但毕竟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党中央虽然与共产国际乃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在华代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来往，但毕竟缺少开展外交活动的国际舞台。党制定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在时间上比第一个“历史决议”多了36年；而且，新中国已有了32年的历史，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党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时，无论在发展时间的长度上，还是在活动空间的宽度上，都要比前两个“历史决议”长得多、广得多。这时党已成立整整100年，不仅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且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对国家的管理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而且我国还参加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许多国际活动，加入或发起成立了上百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深入开展并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在国际舞台上空前活跃，“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正是这些时空上的变化，为我们党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做到站位更高、视野更广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在前两个“历史决议”制定时都是不具备的。
【"朱批蓝批"注：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
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
然而，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所以能站位更高、视野更广，主要原因还在于它所拥有的主观条件，也就是决议所说的：“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思想的指导，我们党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才可能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才可能在坚持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基本论述和结论的基础上，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才可能在聚焦总结党的百年重大成就、历史经验时，增加对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的概括，涵盖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总体评述；才可能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时，不仅涉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也涉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以及外交工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正是上述主客观条件，使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表现出了站位更高、视野更广的时代特色，从而使我们在以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精神指导新中国史的研究和宣传教育时，也能具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广的视野。
二、叙述历史的过程更突出主线主流
所谓历史主线，是指贯穿历史始终的主要脉络。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语义下，历史主线是由历史主体——人民群众——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主要动机和行动相互作用形成的。所谓历史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方面的评价用语，是相对历史支流而言的。
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点在于总结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论述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危害，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阐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的杰出贡献，以及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发点是彻底进行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点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在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因此，它们都没有能把主要篇幅用在梳理历史主线、评论历史主流上。
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时，党中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都已作过总结，对其中的重大是非问题也都有了结论。而改革开放后的时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因此，从这个实际出发，党中央决定在制定新的“历史决议”时，“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以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决议在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时，虽然也提到了党在历史上犯过的严重错误，但对这些错误只是依据过去两个决议已有的结论，作了原则性概述，并未过多展开；同时，注意把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严格区分，把犯错误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广大党员、干部的奋斗与牺牲加以严格区分；即使对犯错误时期的成就和经验，也作出了比前两个决议更加充分的论述。
例如，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点击查阅10万+全文批注版)的第一部分，既指出了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指出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及其造成的损失，并从正面批评了大革命失败后试图像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胜利的错误做法。但这部分的绝大多数篇幅，是论述我们党自诞生起，如何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务，如何领导全国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如何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如何经过28年浴血奋斗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再如，决议的第二部分，虽然按照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调，指出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的问题，“文化大革命”酿成的十年内乱，给党、国家、人民造成的严重挫折和损失，但绝大部分篇幅是论述我们党自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的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显著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发展教科文卫体事业，取得国防尖端科技的突破，壮大和提高人民解放军的整体力量，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可见，决议对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所犯的错误，虽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但都是当成历史支流和“在探索过程中”的曲折来写的；作为历史主流、用浓墨重彩书写的，依然是那段历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提出过许多重要观点。学习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应当同学习这些讲话、论述和观点结合起来。
例如，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上，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一五”讲话中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持续了10年之久，占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1/3强。说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当然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内。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是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的弯路，并强调：“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我们应当把这些论述，都作为学习领会决议精神的重要依据。
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对待存在的问题更多地采用正面分析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在总体上是顺利的。因此，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不像前两个“历史决议”那样，主要针对重大是非问题，着重评价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集中总结失败的教训，而是聚焦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没有问题，没出现过失误；更不等于说决议对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缺少针对性，是无的放矢的。
历史表明，改革开放后虽然没发生过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领域、具体政策、具体做法上，也有过失误，走过弯路，受过挫折。相关论述都说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作中，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表”和“标”，去校准重大战略、政策、任务、工作的谋划、制定、部署和推进中的偏差。
决议第四部分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随后列举的13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就不难看出，这里说的难题和大事，很多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失误和不足而造成的；这里说的成就和变革，很多正是解决失误和不足采取的对策和积累的经验而形成的。
1. 通过主要总结成就的方式表明需要解决的问题
例如，决议在肯定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
以上罗列的问题，不可谓不开门见山、尖锐痛彻。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决议指出，在党的十八大后，党明确提出要加强和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领导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在各级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要全面从严治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严的主基调，突出抓住‘关键少数’”“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要“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领导干部抓起，以上率下改进工作作风”“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贯彻执行八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深入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查处拉票贿选案”。所有这些对策，显然都有极强的针对性。
上述例子说明，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点击查阅10万+全文批注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问题完全是正视的，没有回避，提出的对策和总结的经验也都是有的放矢的。
2. 通过反对错误观点和言行的方式表明需要解决的问题
决议指出，要“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等”。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改革开放前，由于一度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强调斗争哲学，导致极左思潮泛滥，对各种问题小题大做、无限上纲，严重抑制人们的积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但“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甚至有些人面对走私猖獗、腐败成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宗教极端势力和各种分裂势力的挑衅，也不敢理直气壮采取处置措施。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提倡我们党一贯的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精神。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决议把“坚持敢于斗争”作为党的历史经验中“十个坚持”之一，并在结尾处突出强调，“必须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决议还指出，要“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要“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后来，从这股思潮又引出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宪政、“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在我们党与这些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有人歪曲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把它说成在改革开放的方向等重大政治问题上也不要问“姓资姓社”，并把同这些错误思潮进行的斗争扣上“搞争论”“炒热”等帽子，使错误思潮在某些报刊尤其网络上一度畅行无阻、甚嚣尘上。
针对上述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一再强调，不能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等理由替不作为开脱，更不能在有人同错误思潮斗争时袖手旁观，甚至“拉偏架”，而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他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对错误言论“不能默不作声，要及时反驳，让正确声音盖过它们。这与韬光养晦或不争论是两码事”。他说，“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各种敌对势力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但“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他说，对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不仅必须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不仅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而且，“对发出正义声音而受到围攻的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坚决力挺”。针对网上斗争的问题，他明确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党管媒体，不能说只管党直接掌握的媒体”。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以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了原则立场，廓清了理论是非，校正了工作导向。同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建立烈士纪念日，推动学习“四史”等。可见，决议有关党的十八大后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经验总结，同样是有的放矢的。
3. 通过肯定正确做法的方式表明需要解决的问题
决议反复强调，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又指出：“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为什么强调这些呢？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主张今后要“少讲甚至不讲共产主义”，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行了。受此影响，舆论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似乎谁讲共产主义谁就是“左”，就是反对改革，以致在报刊、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中，“共产主义”几个字几乎绝迹。
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引用陈云的话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
决议还强调，必须端正改革正确方向。决议指出，要“坚持改革正确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重申要“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强调这些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在体制改革问题上宣扬所谓“改革开放无方向论”“政治体制滞后论”等错误观点。
针对“改革无所谓这个方向那个方向”的谬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多次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他强调：“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更加掷地有声地讲道：“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关于市场与政府、民营与国有、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决议也作出了一系列论断，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保护广大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要“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之所以强调这些，同样都是有针对性的。
比如对于分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前“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必须“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针对有人反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共同富裕的言论，他明确回答：“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他告诫人们，人心向背并不仅仅决定于经济发展。“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
显而易见，决议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都是从上述经验总结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总之，我们要弄清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时代特色，固然要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分析决议文本，然而，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应当从哲学的视角、在理论的高度，进行思考和理解。
唯物辩证法中有一个重要规律叫否定之否定，意思是任何事物都包含有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由于双方的矛盾作用，当否定一方占据支配地位时，事物便会由肯定方面转化为对自身的否定，然后又会有新的否定对前一个否定进行否定；但是，每次否定都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扬弃，即只否定原有肯定部分中的消极因素，而保留其积极因素，以实现事物的自我更新和发展。根据这一规律，任何事物的前进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只能是螺旋式的上升。
【"朱批蓝批"注：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要实事求是分析变和不变，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决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我们常说现在领导干部有个“本领恐慌”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本领不足是理论素养不够。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党的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同时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理论论点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由其产生的具体方针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比如，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党就要以此来思考、谋划、推进发展工作，不要偏离，不要动摇。
总之，时代在发展，事业在前进，我们不能简单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所说的话来套今天的中国实际，也不能简单拿党过去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具体政策举措来套今天的工作。什么事情都要看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几十年前是怎么说的，不能越雷池一步，只能亦步亦趋，那还怎么前进？！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从哲学上理解，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是新中国史开始了新时期，都表明历史的螺旋式上升运动，达到了在继承中发展的新高度。从这个视角看待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时代特色，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议“体现了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的论述。用这种新认识作指导，新中国史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就会向深度和广度继续进军，进而反过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历史启迪和经验，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进一步增强新中国的历史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原题为《深刻认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时代特色》，原文约20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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