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打手、舵手、推手:蒋经国的一生
蒋经国在赣南
蒋经国以自己掌握的情治系统,来严厉执行1949年发布的台湾戒严令。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为政治犯的屠杀场,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匪谍伏法”的新闻,而暗杀则无以数计。有“通匪嫌疑”者,一律被关进台北的军人监狱或台东的绿岛监狱,有的不经过审讯,直接用麻袋沉海。“通匪嫌疑”没有标准,许多异见人士被莫名其妙罗织“匪谍”或“知匪不报”,或“叛乱”罪名,被无辜关押和屠杀。经后来查证,错杀的无辜民众总计约5000人以上。
蒋经国在台湾
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完全成为台湾政治的舵手。蒋经国利用掌握的重权,开始注重对本省籍才俊的重用。除了努力使国民党政权本土化,还通过他不辞辛劳的下乡走访,拉近与台湾民众的距离。蒋经国的苏联经历使他一改中国传统帝王式领袖刻板威严形象,举止低调、衣着朴素、言谈随意,能与民同乐,有吃苦精神,可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担任“行政院长”和“总统”后,他频繁外出视察,“全省走透透”,体察民情,饿了就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据说仅1978年到1981年间,就下乡197次。1980年发生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逐一慰问。
1960年代,蒋经国和黄杰同赴金门巡视。黄杰曾任警备总司令,蒋经国被民间称作“党政军特”一把抓,两人关系密切。台湾的“白色恐怖”,主要是从1949到1954五年期间。黄杰是1958年担任警备总司令。
1960年代,蒋经国在乡村视察。
1974年,蒋经国视察福建外岛马祖,与当地百姓交谈。
蒋经国的第三个举措,是推动台湾的“十大建设”。台湾经过1952-1963年的内向型和进口替代型经济发展,1964-1972年的出口扩张,到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时,提升出口品的层级和提高经济应变能力成为新的课题。适逢1972年联合国代表权丧失,以及与美日的“外交”岌岌可危,1973年又发生世界石油危机,需要积极因应。基于此,1973年蒋经国做施政计划时就提出希望通过中山高速公路、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大型海港、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石化工程、核电工程等十大基础建设工程,推进台湾工业化转型。当时台湾尚不富裕,资金缺口大,需要举债筹措,党内质疑声不断。蒋经国大纲独断,提出“今天如果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倾力推动。到1978年,十大建设全面完成。十大建设明显受到苏联计划经济中大型工程的影响,也有不计投入产出、长官意志先行的弊端,但总体上说为80年代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那么,自己身后的台湾政治将做出一种什么样的安排?鉴于“二二八”以来省籍隔阂始终难以消除,而台湾经济起飞后争民主运动勃然兴起此伏彼起势难遏制,加上两岸(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和对台和平攻势)和国际环境(美国断交)的变化使国民党台湾政权的合法性遭受质疑,蒋经国不得不作出冷静思考。据马英九回忆,他做蒋经国英文秘书时,蒋经国曾专门询问他“戒严”(martial law)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当得知“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时,蒋经国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他又从南越覆亡和数任韩国独裁者横死的下场里,看到民主政治潮流不可阻挡的趋势,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迈出历史的关键步伐。蒋经国思想中并无自由民主的信念,但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他说。
1982年1月,蒋经国于农历年前夕发表谈话。宋楚瑜(左)等幕僚协助安排电视录象。
(本文原刊于团结报201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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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王富聪 周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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