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论史】马勇：为什么说甲午战争日本“太小人”
文史e家（wenshiyijia2016）。
（团结报·团结网出品）
122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结束。此后，富国强兵循序渐进的洋务运动就此被中断，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秩序失范的时期，这是近代中国的重大教训。中国的失败，除却技不如人、力不从心，除却体制、战术方面原因外，可能还与中国“太君子”，日本“太小人”有关。日本在战前、战中、战后的许多做法，已超出常规作战的规则，充分施展了日本诡诈之道的特色。
日本是个小国，从中国文明中学习了“大道”，对中国文明的精神有深刻理解，长时期服膺儒家的道理。
除却儒家道理，日本在追慕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比中国人更热衷于传统文明中的阴谋、诡诈、兵法，很长时间认为那就是中国文明的精华。
其实，阴谋、诡诈从不为中国正人君子正眼看过，中国人的基本战法即便不像宋襄公那样迂腐，但总要守住一些人类的底线，守住一些道义、理想。宋襄公不主张乘人之危攻击伤兵（“不重伤”），不主张俘虏老年人（“不禽二毛”），不主张无底线地偷袭（“不鼓不成列”），主张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打斗，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战争观、文明理想。
仁义之师——宋襄公
中国人在过往几千年不幸发生过许多次战争，但中国人在不得已的战争中并不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那样一味凭借权谋、奸诈，中国的思想正宗强调“师出有名”，强调战争的正当、正义，以及不得已。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在过往千年貌似从中国学得不少了，其实，并没有得到中国文明的真传、真谛。殊不知，中国文明的精华不在阴谋、诡诈，而在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即便“兵不厌诈”为中国兵法的基准，但超越底线的阴谋、诡诈从来不被正直的中国人所推崇。
日本人自以为学到了中国文明的精华，不过仔细想想，日本人在向中国文明学习的时候，只是学到了雕虫小技，没有学到中国文明中的王道精神、堂堂正正。以“小计”对“大道”，原本不会得手，但是中国人在与日本人交手时太过于忽略这个对手。
中日两国都是东方“后发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非常一致。中国最先受到西方势力的压力，由于中国自认为还有抵抗的力量，因而选择了抵抗，选择了拒绝。结果，抵抗、失败，被迫打开了国门，同意将先前的一口通商扩大为五口通商。
抵抗、失败，不得已打开国门，给中国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阴影。魏源在提倡向强敌学习的时候，附加了一个非常功利的目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人面对西方的压力，选择了开放的路径，日本在1854年向西方打开了国门自由通商。
中国长时期以农立国，重农抑商；日本并没有中国这样的情形，日本在很长时间与外部交往时，早已注意到了贸易问题。日本在双向自由通商贸易体制下获得了新生，不似中国在转身西向的时候，背负沉重的包袱，担心西方的工业、商业冲击、破坏中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因而中国没有在五口通商后利用时机大幅度构建自己的工业基础，大力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为商品的自由流通提供最便捷的服务。中国错过了鸦片战争之后差不多二十年光阴，直至1860年达成北京条约后，中国方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起步，寻求富强。
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压力选择了不同道路，中国在现代化启动早期，以“后发优势”，以国家力量、政府掌控，主导引进、模仿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应该承认，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中国早期现代化确实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在不改变农业主导大格局的前提下，竟然布局、建构了自己的工业基础，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起步。
“后发优势”是不需要自行创造，可以利用先发国家的创造发展自己。但是“后发优势”其实也是相对的，如果后发国家在利用优势获得了良好的起步后，适时转轨，或许还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反之，如果后发国家在获取了一定进步后不能适时调整，进行制度、文化、社会、心理、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改革，那么要不了多久，“后发优势”必然转为“后发劣势”，制度、文化、教育等一定会成为继续发展的瓶颈。1860年之后二十年中国的发展，也间接地证明了这个问题。中国人在那个时代之所以高扬“中体西用”的口号，表明那时的中国人对于中国不从事政治架构方面的变革，纯粹模仿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是相当满意、自豪的。
日本在1854年打开国门后，特别是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热衷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实业，日本在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将主要精力用于政治架构建设，引领国民“脱亚入欧”，最大限度地与西方一致。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倡导日本“全面西化”。
“脱亚入欧”是日本现代化发展中最关键的一环，这一方面表明日本维新思想家认为欧洲的进步就是世界文明的未来，另一方面“脱亚入欧”表明日本启蒙思想家对亚洲的失望。福泽渝吉在《脱亚论》中说，日本之所以选择在精神上、文明上离开亚洲，主要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在过去很长时间已经失去了活力，没有办法与新兴的西方文明竞争，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中华文明不认同西方文明的合理性、有用性，日本如果继续停留在这个文明圈，必将与古老的中国一起陷入同样的困境。
中国“中体西用”的发展道路是内敛的，尽量不愿与外部世界发生冲突。而日本“脱亚入欧”发展道路无疑是外向的，是进攻的，是扩张的，是要冲出岛国，走向欧亚大陆，走向世界。
明治维新开始不几年，中日之间就开始有琉球问题、台湾问题发生。等到1875年“云扬号”事件发生，日本就开始利用此一事件向清政府寻衅。
朝鲜自明朝洪武年间就是中国的属国，但是日本却借用“云扬号”事件逼迫中国进行选择：假如中国认为朝鲜是你的属国，那么中国就应该承担“云扬号”事件的赔偿、道歉等；假如中国不愿承担这些责任，那么朝鲜就不再是你的属国。
“云扬号”事件
1876年1月驶往朝鲜江华岛的日本舰队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也没有近代西方国家处理殖民地、藩属地的善后经验，清政府的错误给了日本一个巨大机会，《江华条约》虽说让朝鲜以“独立自主”的国家身份与日本订约，但实在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巨大伤害。朝鲜毕竟不同于越南，在南部边陲，朝鲜离北京太近，扼住了中国政治中心的咽喉。
“云扬号”事件及稍后的《江华条约》，是日本在甲午战前使用“诡诈之道”对付中国的一个经典案例。日本先是假意询问中国的立场，中国以“属国自主”对。“属国自主”可以作不同解释，从中国立场说，是中国不愿干涉属国内政外交；但从日本人的理解，既然“属国自主”，那就意味日本可以与朝鲜直接打交道。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老大帝国，在权谋上被自己曾经的学生所算计。
日本确实利用中国在中法战争危机达成一项妥协，那时的中国无力东顾，勉强同意日本在朝鲜的利益，以及日本享有与中国同等派遣军队进入朝鲜的权利。这项约定与当时的特殊情形有关，当然也是日本趁中国之危而精心设的局。
1894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东学党之乱是朝鲜的内部事务，但是这场动乱仅仅凭借朝鲜政府的力量久久不能平息，而且东学党的口号中包含有反对日本的意思。朝鲜政府不得不向中国求救。作为宗主国，中国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有帮助“番邦”平息内乱的责任。
日本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劝说、鼓励中国向朝鲜用兵。中国政府不明底里，更没有想到这里面会有什么阴谋，因为中国政府相信日本在朝鲜确实具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还有规模不小的外交、商业机构，所以，不论是李鸿章，还是袁世凯，以及驻东京的中国公使汪凤藻，他们都相信日本劝说中国出兵帮助朝鲜平息东学党之乱出于至诚，别无心机。因此，中国在接受朝鲜政府正式请求，履行出兵责任时，按照1884年中日双方约定，将出兵朝鲜的决定正式通知了日本。
中国的做法光明磊落，但却被日本所利用。日本对中国出兵朝鲜欣喜若狂，认为找到了向朝鲜大举用兵的理由。日本迅即设立大本营，向全国进行战争动员，征集资金，调集兵力，迅即向朝鲜派出数千名精兵。
在日本向朝鲜派兵之初，曾经进行过这样的解释：是根据1882年日朝两国达成的《济物浦条约》，纯粹因为朝鲜内乱而派兵保卫日本公使馆，保卫在朝鲜的日本商民，避免再发生1882年壬午兵变时那样的情况。
然而，稍后人们敏锐觉察到，日本的用意不那么简单，日本此举纯粹为了挑事，或者说为了夺回中国对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根据事后公布的史料，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派兵进入朝鲜之初，就明确指示驻朝鲜大使大鸟圭介，寻找一切机会，不惜代价，不惜战争，与清军一决胜负。中国自此时起，就被日本拖入一场自己并不愿意介入的战争中。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架势，李鸿章等决定与日本协商，建议日本政府依照伊藤博文、李鸿章十年前天津约定，双方共同从朝鲜撤兵。况且，当清军入境朝鲜不久，东学党之乱即已平息，中日两国陈兵朝鲜，已经没有必要。为防止意外，李鸿章通过外交渠道郑重建议中日共同撤军，让朝鲜政府尽快恢复秩序。
日本原本就是诱导中国出兵，就是要挑衅中国在朝鲜的地位，所以当清政府提出从朝鲜共同撤兵建议后，日本从主动陷入被动，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的应对，至此并无大错。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已立下走向世界与欧美诸强竞争的方略，朝鲜、台湾，都是日本踏上欧亚大陆的必经之地。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向纯粹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转型，袁世凯等一批年轻的政治家在1884年之后也没有尝试以开放保全朝鲜的主权，进而满足各国对市场的需求政策。
中日之间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交集使冲突的概率加大，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多年，中日两国并不总是互为假想敌，因为世界格局远比想象的复杂，俄国、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主要大国都在东北亚有重要利益，中国的假想敌一会儿是日本，一会儿是俄国，还有自南而来的英、法。
日本自身的发展需求，使其不惜一战，打破原先的利益格局，重新分配。但在中国则确实不愿挑起战争，更不愿现在就打破旧有格局，重新安排世界或东方的秩序。所以，李鸿章不愿与日本正面冲突，明知日本大举用兵居心不良，也宁愿以“共同撤军”化解。李鸿章此举在国际上赢得了认同，日本迅即陷入困境。
让朝鲜重回和平，符合各大国利益，这是日本陷入困境的根源。但是，从日本立场上，日本大举兴兵，惊天动地，举国震惊，现在毫无收获就被李鸿章一句话打道回府。日本政府如果不同意撤军，势必在国际社会陷入更大的被动；同意撤军，则会在国民面前颜面尽失，日本政府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日本外相陆奥面对困局，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并于1894年6月14日获得内阁通过。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将朝鲜半岛问题复杂化，而清政府根本就没有从这些方面思考过问题。
日本政府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也有复杂的背景。根据陆奥后来回忆，当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各国外交官、商人普遍认识到中国此次出兵，是根据朝鲜国王的请求，内心深处默认朝鲜是中国的属邦，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日朝之间曾经签订过《济物浦条约》，知道日本有权向朝鲜出兵。此外，各国舆论普遍相信即便中日两国不幸开战，不论最初一两次战役胜负如何，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各国舆论不问日本出兵的名义及其用意如何，便断定日本政府平地起风波，蓄意借机侵略朝鲜。因此，当时各国舆论对于中国比对日本多表同情，而且各国驻汉城的外交使节纷纷凭借这样的猜测向各国政府报告情况，另有一些商人更是凭借猜测向各国讲述自己的观感，所以在日本政府看来，日本如果此时接受同时撤兵的安排，无疑在舆论上、道义上输了第一局。
日本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议案只是一个谋略，并不是说日本真的关心朝鲜的“内政改革”。日本此时惟一目的，就是寻找机会赖在朝鲜，为此，陆奥宗光不惜一战，甚至期待一战而打垮中国，赢取亚洲事务主导权。
为了激怒中国，日本不宣而战。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悍然击沉为中国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近千名清军官兵命丧海底，中国不得不在几天后向日本宣战，指责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
“高升号”事件
“高升号”事件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个最赤裸裸的阴谋，日本充分利用了清政府的胆怯。清政府之所以租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作为运兵船，主要因为中国那时还不想与日本彻底决裂。在李鸿章等人认知中，日本或许敢对中国兵船实施袭击，但其未必敢对其战略盟友英国商船动手。
遗憾的是，中国方面高估了日本政府的品质，日本此时就是要寻衅，击沉“高升号”，就是要让这些鲜活的生命变成鱼饵。日本政府充分利用了清政府的弱点，知道即便他们击沉了这艘英国商船，英国人也不会为之抗议，更不会翻脸，因为中英之间签署有租用协议，所有的责任都是中方承担。
中国人在过去若干年清楚知道日本人“专行诡计”，但总是碍于大局，碍于各种原因，不愿意相信日本会以如此一系列诡计对付自己，更没有想过以诡计应对诡计。
实际上，日本人选择这个时间点向中国发难，本身又是一个诡计。那时的世界，没有人不知道1894年是“中国政治年”。按照清政府已经宣布的政治日程，自1860年开始执掌中国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将在当年十月“六十大寿”过完后“荣退”颐和园，小皇帝光绪将在此后接管权力。中国是一个没有充分现代化的帝制国家，是“家天下”，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就是国家大典，是政治大事。为了这件大事，中国付出了许多，这既是对慈禧太后的歌颂、赞美，也是国家政治一个时代的总结。
中国的问题在于，为了某件大事总会忽略某些小事，尽管这些小事并不一定是小事。因此我们看到，对中国充分了解，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的日本，就是要在“中国政治年”这一时间点发难。
甲午战争对于中国的教训当然应该区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与互动，不要以一个大事遮蔽住另一件大事。但对日本来说，趁着别人家办大事而寻衅，而开战，绝非正人君子、政治大国所当为。
日本的“诡诈之道”在甲午战争中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不仅在战场上“兵不厌诈”，诡计多端，而且将这些手腕运用到善后谈判，总是一个圈套接着一个圈套地让清大臣往里面钻。
中国的政治运转机理约束了手脚，李鸿章在战前畏畏缩缩不愿武力解决，或许多少也有点顾忌太后生日的意思，总不希望在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里弄出不愉快。然而，中国不出手，不符合日本的利益，让日本政府已经开往朝鲜的八千军队无法返程，无法向国民向议会交代。于是，陆奥宗光施计寻衅，一艘“高升号”终于彻底激怒了清政府。“高升号”事件几天后，清政府于7月30日向各国公使说明自己的苦衷，强调中国对于日本近乎无赖的行为已经忍无可忍。第二天，光绪帝发表“宣战诏书”。
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颁布对日本宣战上谕
须知，这是中国不愿开战而开战的战争，是中国并没有积极准备的战争，又是中国顾及皇太后六十大寿而不敢放手对打的战争。总之一句话，这场战争来得很不是时候，日本尽管最终获胜，其诡诈之道，也在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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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晓燕 吴姝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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