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沉浮，小微企业融资进行时
民营之于国家愈发重要，小微之于民营也愈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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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4日下午，北京德胜门西大街70号，一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议正在进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潘功胜、朱鹤新，四大行董事长，邮储、交行、浦发、华夏、民生、中信等行行长悉数到场。
在并非年末总结、年初定调的时间里，这样的高规格会议不多见。易纲在会上说：要激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畅通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特别是对于四大行。
去年8月，建行一位副行长在2018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公开喊话：监管部门对银行小微客户不良率要进一步加大容忍度，不要一出现坏账好像就存在着内外勾结。
话说得很重。在极其讲政治的四大行里，这样的喊话也稀少，可见“船长们”身上扶持小微的压力山大。
“必须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突出困难，采取精准有效措施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去年10月17日，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的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更为强烈的信号。
11月9日，有着21万户小微企业的温州发布官宣：建立中小微企业贷款差别化监管机制，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容忍度提高2%。
很久没有看到对于小微经济这样的表态了。
建国后，小微经济，又或者民营、私营经济，命运起伏。其融资道路也历经坎坷。
1949年后的三年，被称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彼时的中国经济“成分”复杂。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私营、个体被归为了“好孩子”，毕竟核心矛盾还是资本主义。
1950年，《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发布，这份为农村土地改革而制定的文件，也是新中国首份“小商小贩鉴定指南”。文件写到，小商小贩的标准是：
没有或只有少量资本，向商人或小生产者购入商品，向消费者出卖，不雇请工人或店员，自己从事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劳动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小商。经常流动行走的小商，称为小贩。
文件没有对小商小贩的生存空间形成明确的指定。回头去看，这段时间形成了私营、个体经济的第一个窗口期，胆子大的人开始蠢蠢欲动。
1952年的广州中山五路昌兴街，从上海南下的“街边仔”陈兴昌和妻子开了家制衣店。“街边仔”不是个好词，陈兴昌若干年后说，当时邻居看他不顺眼，极少有朋友跟他接近。就连儿子成年后也难以找到对象，因为大家一听说是“街边仔”的儿子，避之不及。
十多年后，动荡来了，陈兴昌夫妻只能关了店。白天揣着心事到处闲逛，晚上10点多偷偷回家点着煤油灯车衣，次日交货。这种方式给他们留下一大批老顾客。
1978年，尽管改革春风已来，但出于对时局的忐忑，很多人还在观望。
1979年7月1日，陈兴昌跑到工商局领了个体户牌照，成为1978年后广州市第一批有正式身份的个体户。昌兴时装店重新开张。
1980年，又一项重大国策开始执行。一对城市夫妇被提倡只能生育一胎。两年后，计划生育入宪。家庭开支开始向家中唯一的孩子倾斜。
1984年陈兴昌转做童装生意。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和妻子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买来香港和国外的设计书学习，自己创新设计。到1985年，陈兴昌已经名列广州四大百万富翁，当年被社会意识形态嫌弃的“街边仔”儿子，变成了被羡慕的对象。
当然，回到1952年，很少有人能看到三十年后。况且，1953年开始，“公私合营”出现，到1957年，全部工业产值中属于私营工业产值的部分，只剩0.1%。
对私营经济的窗户一关就是20多年。
无论如何，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可以算是最重要的转折点。对上一个10年的全面反思，带来了思想解放，慢慢点燃个体经济复苏之火。
1980年9月30日，北京东城。
郭培基骑着自行车一进胡同，就发现自家门口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这天是他和妻子刘桂仙的饭馆开业的日子。
这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的悦宾饭馆，是1978年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
郭培基那时在北京内燃机厂做炊事员，一个月几十元钱工资；刘桂仙做饭更有两下子，曾为某领导专职做饭。他们的两个儿子是返城知青，一直找不到工作，下面还有三个小的，一家七口日子过得非常紧巴。
1980年初，国务院批转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提出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并同意对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者发放营业执照。
刘桂仙听到了，她想开个饭馆，便跑到北京东城区工商局申请办理营业执照。对于新生的非公有制经济，尚没有明确政策，工商局也不知道怎么办。夫妻俩就天天去工商局磨，终于在一个多月后拿到编号001的个体餐饮工商执照。
刘桂仙不敢给饭馆的菜单定价，后来工商局出面给了规定：鱼香肉丝1.60元，炒土豆丝0.68元，砂锅白菜豆腐0.19元。开张第一天，刘桂仙赚了20多块钱，高兴得不得了。
美国合众社记者当时在报道里写道：“在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同一时间，温州的工商干部陈寿铸给市委市政府交了一份调查报告。两个月时间里，陈和他的同事走访了2588户个体户。从家庭收入状况看，全家无业或收入甚微的贫困户占八成以上。
“体会到了他们为了生活‘铤而走险’的辛苦。”陈寿铸说，我们就在报告里写，要大胆突破过去的条条框框，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报告还扛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大旗。
这份击中时局要害的报告立马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工商局开始着手起草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的细则。市政府随即转批。
红头文件拿到了，可是《营业执照》全国并没有统一的样本。陈寿铸自己画了草图，连夜拿到市新华印刷厂，“秘密”印制了2万份《温州市工商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1980年底，第一张手工营业执照被发到了在温州街头卖纽扣的章华妹手里。证号为“10101号”，经营范围为“小百货”，开业日期标注为“1979年11月30日”。
“10101号”在手，章华妹再也不用每天冒着小摊被端的风险，时刻警惕温州“打办”巡逻人员的突然袭击了。但陈寿铸却被人举报到国务院，理由是“搞资本主义”。
国务院派调查组来温州调查情况。陈寿铸向调查组解释，个体户营业执照让流动群众做生意合法化，群众基础稳定了下来，市场也蓬勃发展，从改革效果来看，温州没有做错。
陈寿铸最终安全“过关”，没有受到任何处理。私营和个体经济的窗户就此全面打开。
1982年，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被写入宪法。
1981年的春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姚依林到悦宾饭馆拜年。陈慕华跑到后厨，拉开冰箱看了看，对刘桂仙说，“买卖要做好，卫生要搞好”。
这台雪花牌冰箱，刘桂仙当时拿不出钱买。又是东城区工商局出面担保，她才从北京灯市口一家银行贷出500元，把冰箱买下。个体经济的借贷，开始零星出现。
社科院2018年底发布的《中国个人融资四十年发展与创新报告（1978-2018）》中记载，1984年起，以《中国工商银行城镇个体经济贷款办法》的出台为标志，面向各类符合条件的个体经营户或专业户提供抵押担保贷款成为商业银行开拓个人融资业务的创新型模式，得以广泛推广，使得1985~1986年我国个人融资规模连续两年同比增速超过35%。
1984年，在新四军财政部当过会计、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陈立接到一纸任命，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第一任行长。没有办公室，陈立拉着200多人在北京三里河找了一个服装厂的闲置房，开始办公。
当时国家给工行的任务是，面向四个领域：工业生产、商品流通、技术改造、居民储蓄;以及服务四类群体：全民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居民。
一年后，1985年末，工行城镇集体企业及个体工商业贷款余额就达到了246亿元。当时，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1171.4万户，是四年前的10倍。但即便如此，整个中国的个体信贷市场格局，还远远没有打开，明星玩家们还在路上。
知名的招行前行长马蔚华，彼时仍在安徽省委做秘书工作，还没有进入银行系统。
后来带领工行变成“宇宙行”的姜建清，那时刚刚通过社招进入银行，他的愿望是在银行里做一名电工，但组织上很快发现，他不仅仅擅长做电工。
如今的证监会易主席，彼时也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毕业不久，在工行杭州分行计划处做了一名基层员工。
在这些金融界明星之前，先行者已经洞见到问题，也看到机会，并开始了行动。只不过，他们的探索，同样是犹如撞开铜墙铁壁般艰难。
1984年，温州商品经济愈发繁荣。易主席的老乡、温州苍南县人方培林，在当地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给当地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即便改革开放5年有余，计划经济的思想意识仍非常浓厚，钱庄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引起当地以及全国的强烈反响。纷争中，温州地方政府站在了方培林这一边。
198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派出4人调查组，遵照温州市政府传真电报的指示，对方兴钱庄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向市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主要结论是：
同意试办。
报告认为，在商品经济繁荣、资金需求量大、民间借贷频繁、银行和信用社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批准试办一个钱庄有利于理论探讨和金融改革，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助于探索新路。当然，接受人民银行的监督管理仍十分必要。
在很多人看来，方培林为国内正规民间金融打开了一扇窗，并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推动金融体制变革的示范作用。
2005年底，小额贷款公司首次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省区试点。2016年，第一张网络小贷牌照发放。民间金融开始逐步纳入到监管体系中。
80年末90年初，中国经济并不平静，民营企业开始感受到发展的掣肘。
原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撰文回忆90年代的金融改革：主要特征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首先就是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
传统金融市场需要鲶鱼。
1994年，当选工商联副主席的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向中央反映，民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贷不了款，当时的国有银行不给民营企业贷款。
一番博弈之后，由工商联牵头，民营企业出资，1996年1月12日，作为试验田的中国民生银行成立。除了刘永好，背后还站着卢志强、史玉柱这些民营经济大佬。这在当时引发了强烈反响。
不过一家民营银行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它需要带动整个传统金融行业的转变。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中国金融系统的脆弱第一次暴露出来。一方面，一些银行的不良率飙升到了40%；另一方面，资本金严重不足。
天风证券研究所的一项统计表明，1998~2002年间，我国贷款增速整体呈下行趋势，显著低于前期水平。媒体这样描述当时的融资“风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进一步增强，致使中小企业资金严重短缺。
这给当时已经走入正轨的私营、个体经济沉重一击。
据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7年间，个体工商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
问题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998年4月，时任工商银行行长刘廷焕的一份调查报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批复。其中写到，“各大银行都要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并“请工商银行带头筹建”。
当年，工行从全年贷款增长计划中拨出300亿元，专项用于支持经济效益好的各种性质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四大行纷纷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
两年后，刘廷焕调任央行。姜建清接任行长，在其治下，工行的中小企业业务跑在了前面。
2001年初夏，姜建清把工行18个分行的行长叫到北京，让18名行长挨个发言，说说行里是怎么支持中小企业的，遇到了什么困难。
宁波分行一位行长小心翼翼地说，基层对“中小企业是否是我们的基本客户群，要不要对小企业搞零售业务心存疑虑”。
这样的疑虑在姜上任后并不鲜见，不过，姜的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当年末，工商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余额已达1.2万亿元，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50%以上。
姜建清不只是把中小企业的贷款当成政治任务完成，而是从中看到了商机。
“传统面对大企业、大项目的信贷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余额新增的难度很大。相比之下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需求正方兴未艾，”他在2005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我从中国工商银行近年来的经营实践中体会到，只要管理和风险控制到位，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是可控的，回报是良好的。”
有这个看法的还有马蔚华。
1999年，在和前任招行行长王世祯秘密约见互表诚意之后，50岁的马蔚华坐上了从海南飞往深圳的航班，成为招行新行长。一场变革银行业的计划也随他同步启程。
“我到招行的时候，那时候银行业是同质化的竞争，几乎都是对大企业，做批发贷款，没有零售。你要想摆脱同质化竞争，就要有创新。那时候我们的创新举动，就是要搞零售业务。”马蔚华后来说。
这里的零售，也包括银行长期不怎么理睬的小微企业主。
“不做对公业务，今天没饭吃，不做零售业务，明天没饭吃。”马蔚华的这句金句今天还流传颇广。
招行真正展露出“零售之王”的苗头是在2004年。此后的2009年，招行再次进行重大战略转型，其零售业务的地基已经打牢，小微金融业务得到重点关注，并最终从公司银行部划至零售部。
客户被风险分级，集中批贷，风险容忍度整体提高。这些做法在当时步子已经迈得比很多银行大，但仍然有非常多的顾忌。为了严格控制风险，当时也只是接受房产抵押贷款。
2012年，在招行江门分行的开业典礼上，马蔚华若有所思地对记者说，小微企业是考验银行能否转变观念、成功转型的一个难题。
2008年，美国迎来次贷危机，为应对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国内信贷政策松动，但并没有让中小微企业的日子好过一些。银行依旧是当时中小微企业常规贷款几乎唯一的渠道。2008年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中，银行贷款约占外源融资的94%。
但2008年还发生了另外两件看似与此不相关的事：中国发放了3G牌照，苹果发布了第一款3G手机。
移动互联网的春笋就此发了芽，虽然爆发要等到2013年的4G时代，但在这个时间节点，新一批玩家已经陆续到场。
2010年的一次颁奖礼上，马蔚华遇到了马云。马蔚华问：“支付宝很火，马云，你如何看待将来的市场划分？如何看待我们兄弟之间的友情？”
马云说：“银行没办好的事我们替银行办好。”
2003年，淘宝成立。因为用户间信任度低，创办之初的淘宝网交易量始终上不来。淘宝网负责人孙彤宇想，既然用户最关心的是钱，如果能在淘宝网推出一种基于担保交易的支付工具，问题就解决了。
支付宝应运而生。依靠支付宝，淘宝解决了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问题。
2004年3月，阿里巴巴推出了“诚信通”指数，用以衡量会员信用状况，2008年又与建行合作，推出卖家信贷服务，以淘宝卖家信用为基础、支付宝交易为质押，淘宝卖家即可获得最高十万元的个人小额信贷。
2010年，马云找到了他的浙江老乡——复星集团郭广昌、万向集团鲁冠球和银泰集团沈国军，联合成立阿里小贷，面向市场推出无需抵押、无需担保，额度在1000元至50万元的小额贷款产品，服务于淘宝卖家们。只要卖家拥有“卖家已发货”的订单，就可以申请贷款。
这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第一次进入到电商领域。互联网金融开始起飞。
同年4月，在北京CBD万达中心编号为2307A的办公室，清华经管学院毕业的张适时，以及北大金融数学系毕业的李欣贺、杨一夫，创建了“人人贷”。
他们认为，小微企业通过传统方式获得贷款的成功率和效率都有待提升，互联网因为能通过更标准化的信息快速判断小商户的个人信用，而使服务效率大大提高。
与阿里不同的是，相对于聚集在淘宝上的电商，人人贷选择了更广泛的大众小微企业主。
第一位客户是一位山东的小生意人，在线申请一笔数万元的生意周转贷款。经过一下午紧张的讨论后，三个创始人决定批核，人人贷第一笔基于互联网的撮合交易就这样完成了。
这种初期全部依靠人工审核的机制，在之后的数年中，比例越降越低。到今天，人人贷几乎已经全部利用线上风险模型，通过数据决策对用户进行评估与批核。
阿里和人人贷，代表了互联网巨头和金融科技创业者两类新玩家，开始进入小微商户的金融服务市场，成为银行占主导地位之外的有力支持。
互联网世界的变化是飞速的。
仅一年之后，2011年，腾讯广州办公室一间只能容纳10个人的会议室里，张小龙团队用了两个月时间，就让微信1.0版本问世。又过了三年，微信支付上线。接下来，它和支付宝一起迅速渗透进中国人的手机。
支付终究不是终点。2015年，围绕支付工具，腾讯发起设立的微众银行推出了微粒贷，放在微信“九宫格”的显眼位置。据微粒贷发布的数据，产品上线一年后，累计发放贷款就超过400亿元，主动授信客户超过3000万人。微粒贷后来还推出了小微企业贷，目前总体授信近十万家企业。而阿里这边，蚂蚁金服在同一年上线了借呗，以及发起成立了网商银行。
中国的小微企业数量彼时已达数千万，资金需求呈几何增长。
而银行业的惜贷风波却卷土重来。2015年前后的新闻报道显示，金融行业不良资产的暴露范围从长三角扩大至全国，银行重新捂紧了口袋；到2016年，甚至出现了全月新增信贷几乎全是个人按揭贷款的极端局面。
但金融创新的步伐已经不可阻挡。
互联网玩家的崛起，让敏锐的传统银行家们意识到转型势在必行。
2011年，在很多银行还在各处摆摊办信用卡时，马蔚华开始喊“消灭信用卡”。
他在公开场合描述互联网大潮中移动支付、近场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机会以及对传统银行业的冲击，台下坐着的银行行长们听得惴惴不安。此时的招行已经开始大举向互联网转型，服务小微。
“三马”携互联网金融纷至沓来，还有一“马”不能忽视。
2000年，腾讯和阿里刚起步，平安集团的马明哲就花了2亿元打造网站PA18.com，想做成国内第一个网上金融超市。
可惜天时未至，2亿交了学费。
那时的平安还只能做信保业务，和银行合作，银行向客户贷款，平安保险发一张保单提供保证。但马明哲并不甘心止步于此，2007年，他把韩国花旗小贷团队整个挖了过来。
这里面的关键先生是赵容奭。2015年前后，在马明哲的支持下，赵容奭将平安旗下除了银行以外所有的贷款业务整合为一体。新生的平安普惠通过线上线下不同渠道，开始大范围触达小额借贷需求的客户。
“在韩国，三星的高管收入都很高，但还是会跟消费金融公司借钱，因为非常方便，非常快，银行非常烦琐、麻烦。比如说我需要5万块钱，只要3个月，定价高点无所谓，因为只是短期融资需求。”赵容奭说。
网贷方面，2012年，陆金所也在马明哲的支持下上线运营，成为国内最大的P2P机构。
美国人计葵生作为陆金所时任董事长，为其带来了全新的风控团队，包括请来了在美国FICO信用分工作过的姚志平，重点放在研究针对互联网的个人授信上。
小微企业融资插上政策的翅膀快速增长，服务的授信额度按照央行的口径，是500万元以内的量级。这一考核标准在今年，调整成了1000万元。显然，对于小微企业的定义更加宽松了，这是为了给金融机构更大的服务空间。1000万的区间太广，平安普惠和陆金所瞄准了其中20万元以下的小小微市场。
这个区间除了平安，还有来自非银行的参与者。
2018年3月，武汉万达广场“姥姥秘制菜”刚开业不久，年轻老板胡斌就面临着一次资金周转的考验，算下来，还有10万多元的缺口。
对于大部分银行来说，胡斌并不是很值得去直接经营的一类客户，融资金额太小，服务起来成本高、效率低。胡斌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胡斌最终通过人人贷提交了借款申请，10万元很快得到了批核。此时的人人贷，累计已经有超过1300万注册用户。其中80%的借款人把钱用在了自己的小生意上。
数以千万计的小小微商户，十万块钱就能决定它的生死。但大机构没有精力触达他们。
这正是新兴互联网机构的优势。
“小微企业可能会倒闭，但小微企业主是不会‘倒闭’的。金融科技能够在20万元以内的融资区间发挥特殊作用，主要是因为这一区间还在小微企业主凭借个人劳动力可负担的范围，商业可持续。这样个人信用数据就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张适时这样解释人人贷的业务逻辑。
目前他们正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伙伴，帮助银行触达到更广泛的个体商户，利用数据技术，在降低金融机构风险的同时，给客户提供更优的借款服务。
即便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也没有改变银行的主力军地位。中信建投2018年研报显示，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末，26家上市银行零售贷款合计规模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6%，而中国有45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全国网贷的总盘子也仅有几万亿。
“我国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2019年3月5日，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
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小微企业贷款上的KPI是“增长30%以上”。
“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态，但他也在“部长通道“上说，解决小微企业，包括中型企业、民营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的小微企业融资市场相比70年前，已经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有银行、民营银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互联网巨头，金融科技企业，不但已经逐渐形成差异化的信贷覆盖，而且还可以组合起来互有合作，让这个体系更加通畅。
金融是产业发展的血液，也同样是创新创业的血液，只有更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才能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血脉通畅。创新创业的血脉通畅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活力与生命力也就可以更加蓬勃、绽放，中国经济的这片大海，也就更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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