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抵押，不放贷”“要贷款，先理财”“发放信贷，株连家人”……中小企业融资为何这样难？
中小企业是保就业、保民生的“底盘”，事关“六稳”“六保”政策的成效。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资金大力帮扶民营企业。企业家们获得感如何？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天津、湖北、重庆、四川等地发现，“无抵押，不放贷”“要贷款，先理财”“发放信贷，株连家人”等问题仍然困扰着企业。一些企业负责人说，由于为民企“解渴”与银行考核之间存在矛盾，部分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往往是“画饼充饥”。
堵点一：无抵押不放贷
元创品智（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疫情发生后流动资金一度支撑不了2个月，开工率仅25%。上半年天津市金融局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当地一家银行的负责人当场表态：提供300万元信用贷款。
然而这笔贷款到现在仍没到位。公司负责人王晨说，信用贷款金额从300万元降到50万元，仍没办成。随后，银行提出必须抵押贷款。但市值将近700万元的房子只给贷200多万元。公司不得不放弃，目前资金缺口高达1300万元。
企业普遍认为，缺少抵押物是融资难最主要的原因。本刊记者了解到，某省防疫专项再贷款企业名单上的3064家企业中，一度出现60.2%的企业因为抵押物不足、缺乏有效担保而无法贷款的局面。
对此，企业负责人和专家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以新技术创新抵押物。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认为，物联网技术可以使企业每笔订单成为抵押物。企业可以发行基于交易信用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来融资，这将为没有抵押担保但经营效益较好的民企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二是发挥互联网银行作用。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知认为，与传统银行相比，互联网银行、供应链银行可以结合企业的发票、订单、货物等大数据来控钱和控货，减轻银行对企业抵押品的要求，为企业融资提供新方式。
堵点二：发放信贷株连家人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民营企业在商业银行贷款，除了提供抵质押或担保之外，一般还需要股东和法人代表签署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如果股东或法人的婚姻状况为已婚，不少银行还要求其配偶签署无限连带责任协议，而不管配偶是否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或者贷款是否用于家庭开支。
“让一个与这笔贷款使用毫无关系的人承担风险不合理，不符合市场规则。”成都一名企业负责人说。
四川民营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杨骞等专家分析，配偶签字担保，使得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之间的屏蔽被打破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由此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甚至引起严重的家庭矛盾，违背“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初衷。
多位企业负责人建议，尽快叫停对民营企业贷款的“家人株连”，进一步清查和规范银行的此类“越界”风控措施，以及在追偿过程中的不合理手段，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严格区分企业人员个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重建民营企业家家庭成员与企业经营之间的风险隔离墙。
堵点三：中介挖坑雁过拔毛
今年9月，四川格律森木材加工厂负责人赵中伟，突然接到一个自称某银行信贷部业务员的电话，对方说，新冠肺炎疫情后国家对中小微企业进行扶持，可以提供贴息贷款。
半个月后，缺钱的赵中伟按指定地址找到了这家“银行”，发现其实是一家融资中介公司。“当时业务员有六七十人，还挺正规的样子。”经过咨询，这家中介称可以帮忙向银行申请50万元低息贷款。赵中伟先后交纳5000元保证金和1.5万元担保费后，双方签订合同，约定“20个工作日内发放贷款”。
然而，过了20个工作日，赵中伟满心期待的贷款却不见踪影。当他10月底赶到当初签合同的地方，发现公司已经人去楼空。“更令人寒心的是，公司楼前已经聚集了十几个像我这样受骗的人”。
记者了解到，近些年，大量以助贷为主要业务的融资中介公司在市场上涌现，不少面临融资难题的企业把目光投向它们。然而，层出不穷的中介乱象让本就困难的民企雪上加霜，不仅将承担更高的利息，还可能像赵中伟一样被骗去中介费、担保费。
一家民企负责人对记者说，他曾经接受过多家融资中介公司的服务，拿到贷款的年利率至少为12%，“不贷款，企业没有资金运转，贷了款，这么高的利息也能把企业拖垮”。有民企负责人质疑，为什么企业直接去银行办不了的贷款，到了中介公司却可以？
有业内人士分析，贷款人之所以要找融资中介公司，有的是为了图方便图省事，还有的可能是因为其自身资质已无法直接向银行申请贷款，需要中介帮其“扭转乾坤”。不过，部分中介公司的办法也并不高明，有的甚至伪造公章、PS各种证件。
专家及受访民企负责人认为，融资中介的目标应该是帮助企业简便、高效获得贷款，而不是招摇撞骗、雁过拔毛。建议加强对融资中介行业的监督整治，对公然行骗、伪造材料以及倒卖信息等违规违法行为要坚决查处，对相关中介机构和人员依法严惩。
堵点四：滥用信用抬高门槛
天津、四川等地民营企业家反映，目前银行放贷过于看重企业家的个人信用，有些要求过于“苛刻”。
今年上半年，元创品智（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过程中，银行以一名企业合伙人“信用不良”为由拒绝放贷。“事实上，这位合伙人多年前在一个公司担任董事，但不久便离开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出现不良记录后仍然牵连到他，进而影响到我们公司的贷款问题。”王晨说。
多地企业负责人认为，对不良信用记录，应该进行分级管理：对于确实影响银行信贷安全的要严格摒弃；对于不影响放贷安全的失信行为，要放宽信贷限制。王晨认为，要有“有限惩罚”的态度和措施，防止出现一人失信，企业被拖垮的情况。
堵点五：新贷款无优惠
某中部城市的一家市级纾困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名单上的企业，受疫情影响该公司在5月份以前基本无资金流入，但是房租、人员工资等各项固定费用必须开支，资金缺口较大。
公司财务经理刘文介绍说，去年12月底放贷和今年3月到期两笔贷款，因疫情期间公司无资金归还，银行展期到2020年9月，利率分别是6.96%和6.09%，和4.35%纾困利率相比差距较大，并且无法享受纾困利息补贴。
“我们希望展期利息能享受纾困利率，因为确实是在疫情期间发生的，但银行没有同意。如果要享受纾困资金贴息，必须先还款后贷款，现在企业没有办法，只能多方筹款自救。”刘文说。
对此，众多受访企业呼吁金融机构在一定时期内对企业实行适当的免息减息政策，并对存续期的贷款也进行相关调整，给企业减负，放水养鱼。
同时，中国建设银行一位分行副行长认为，针对中小企业风险抵御能力弱，贷款风险积聚的情况，政府可考虑设立专门的担保基金，在疫情过渡期内为企业的银行融资提供适当增信。
堵点六：要贷款看税收
武汉一家主营电子化服务和管理体系的微型创新型企业，2019年度销售收入30多万元，研发费用投入80多万元。受疫情影响，2020年1至5月销售收入为零，费用支出20多万元。
企业负责人说，企业先后在汉融通平台向多家银行提交过贷款申请，均不予批贷。贷款银行对公司资质不满意，审批贷款门槛较高，“主要卡在主营业务收入较少，纳税额度不达标上”。
专家认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缺少纯政策性的融资担保机构。虽然一些地区有国资控股的融资担保机构，但是两者差异很大。纯政策性的融资担保机构定位在弥补市场不足、为缺少抵押品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担保费率低于1%，不以赢利为目的，属于普惠金融的范畴。
专家建议，尽快建立纯政策性的融资担保机构，或者向国资控股融资担保公司注入财政资金，为能够正常经营、有发展潜力的中小微企业兜底风险，帮助它们摆脱困境。
堵点七：一笔资金多套标准
疫情发生后，各地出台财政贴息贷款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降低融资成本。不过，记者了解到，由于人民银行、审计部门对财政贴息资金的使用监管标准不一，一些企业选择少用甚至不用这类贷款。
一位银保监局负责人介绍说，差异表现在对贷款用途的监管上。在实际操作层面，无论是审计部门还是人民银行的要求都非常细致。比如一些物资保障企业，买米和买油被认定为符合贷款规范使用标准，但买一些副食品就会被认定贷款使用不合规，需向审计、人民银行说明情况。
过于严格的使用规范让一些企业直接拒绝申请再贷款，一些享受再贷款的企业也在发放后提前部分或全部归还贷款。比如，西部某城市的一家公司在5000万元再贷款发放后第6日还款50%；另一家公司得款不到一个月便全部归还。企业家反映，这对企业解决融资难帮助不大。
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晴认为，事后审计是财政贴息资金必须经历的过程，但也应考虑其设置的科学性，减轻企业负担。陈晴建议，贯彻“占有即所有”的资金使用基本逻辑，把好入口，管好出口，对具体企业的资金流向，临时拆借安排，不宜管得过严过死，避免资金的隐性使用成本增加，难以达到给企业过桥减负的作用。同时，推行涉财政贴息贷款的事后监管普查与抽查相结合，两部门互认审计结果。
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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