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染法案》到原谅宝：我们如何摆脱恐惧并爱上监视

 

“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针对女性全体的监视与规训系统中，恪守贞洁的美德并无法使女性免于指控、诋毁与伤害。”

作者：limbo

编辑：李旅

近日，一位现居德国的中国籍程序员在微博上声称，他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将色情网站上抓取的数据与社交网站数据对比，成功识别出约10万从事色情行业或接拍过成人电影的女性。这一技术被网民称为“原谅宝”。

此举在网络上引发极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此举有助于男性在婚恋市场上排除有过“不良历史”的女性，避免“接盘”（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这类女性结婚）；而反对者质疑这项技术侵犯了个人隐私且蕴含严重的厌女倾向。据悉，在6月1日，该程序员声称因为舆论压力而终止了该技术的开发。

托克维尔曾感慨：“历史是一个画廊，里面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抛开目前其可行性存疑的技术因素，这一事件如同维多利亚时期《传染病法》的重演，哪怕不如后者声势浩大。有时候，历史进步仅仅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幻觉。

01

“娼妓也是人”

1864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9年后，性病对于军队战斗力的影响被提上了英国议会的议程。在1864年至1869年期间，一系列日后被称为《传染病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s"）的法案无声无息地通过了。然而当时相关的媒体报道寥寥无几，因为性“并不是一个适合公共讨论的问题”。

这个法案的蓝本是拿破仑时期法国政府对娼妓业的管理。在这一法案之下，警方有权在以军事驻地方圆10英里内逮捕任何疑似从事性服务业的女性。被逮捕的女性被要求接受为期两周的全身检查，一旦被确诊身染性病，将会被强制送往洛克医院（Lock Hospital）以治疗的名义接受长达9个月的拘留，而拒捕的女性则会被判处监禁与苦役。

《传染病法》的目的并不是打击娼妓业，而是保证士兵获得“健康卫生”的性服务。但被怀疑的女性往往不是真正的娼妓，而不过是举止有失检点。这一法案没有设定任何针对男性的类似检查。

19世纪用于治疗性病的工具，来自Wellcome Collection

这一“双重标准”基于这样的信念：男性的欲望是无可抹消的，为了保存妻子与女儿的贞洁，这种欲望必须得到引导，这构成了娼妓业存在的基础。女性的贞洁往往与名誉和利益相连，它如同一份 “财产”一样被女人的父亲交给她的丈夫。

自17世纪起，对女性贞操的保护，以维护资产阶级的“体面”（respectability）的名义进行，并在法律与社会文化的运作下逐渐系统化，（Thomas, 1959）。

维多利亚时代将娼妓业视为可怕的罪恶，然而当时仅伦敦一城就可能存在8000到80000名从事娼妓业的女性。她们大部分来自工人阶级，贫困是迫使她们进入这一行业的主要原因：女性没有继承权，一旦财产被某个远房的男性亲属所继承，她们将陷入赤贫；工人阶级女性所从事的最主要的职业，家内女佣，使得她们极为容易变成男性家庭成员的猎物；女性一旦拥有了非婚生子将无法得到工作，从而被迫卖身；因为引诱或拐卖进入而这一行业的女性也为数不少。

因此，在1869年，这个逐渐成型的《传染病法》迎来了激烈的谴责与批评。反对者指出，这一法案是“不合宪，不公平，不道德”的，(Hamilton, 1978) 。正如伊丽莎白·格兰特·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所言，这一法案“使得一个阶级轻易而安全地作恶，而迫使另一阶级屈从于残酷、不道德的监视”，(Anderson, 1870)。

E.G. Anderson

当时，领导民间反《传染病法》运动的是女权主义者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

Josephine Butter，

右为George Richmond于1851年为Butter绘制的画像。

约瑟芬·巴特勒出生于一个非国教派（nonconformist）家庭，其父约翰·格雷 (John Grey)是废奴运动的支持者。巴特勒关注女性教育，反对人口贩卖，支持女性选举权。在1869年，她成为了女性废除法案全国联会（Ladies'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peal of the Acts）的秘书。她的支持者包括教育家与慈善家玛丽·卡朋特（Mary Carpenter），社会学家与辉格派作家哈莉特·马提努（Harriet Martineau）以及弗罗伦斯·南丁格尔。

约瑟芬·巴特勒反对《传染病法》的理由在今天看来可能单纯到不可思议：娼妓也是人，她们理应被作为“人”来对待。而《传染病法》以近乎承认了娼妓业合法性的方式，公开地剥削女性的身体与尊严。但是，娼妓业乃 “必要之恶”的看法在当时根深蒂固，巴特勒在自传中记录了与意大利司法部长维格利亚尼（Vigliani）的会面：

他看起来似乎立刻被废除娼妓业的想法逗乐了；他说那些被奴役的女性根本不是人类，男性所犯下的错误令人遗憾，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到，诸如此类。他说：“一个女人一旦丧失了贞洁，她便丧失了所有美好的品质，从那个时刻起她便污秽不堪。”他看起来对这个理论是如此心满意足，笑了起来，重复了一遍：“一旦失贞，从此污秽不堪。”（Butler, 1910, 89）

娼妓之所以被视为道德堕落，并不仅仅是因为性无法在资本主义中被视为“劳动”从而不见容于新教伦理，还因为她打破了婚姻网络所形成的女性的交换体系，将旨在形成长期稳定关系的“礼物”交换替换为短期的、功利性的市场法则，（Emerson，1976）。

换言之，娼妓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治理下不可控的因素。女性身体上的无政府主义被象征性地表达为“肮脏”，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将梅毒浪漫化为“白痴，疯子与天才”的催化剂，身患性病的娼妓则毫无例外地被视为社会污点。

因此卫生控制往往与道德规训紧密相连。《传染病法》并不单纯是为了控制疾病，而是以公共卫生之名形成的针对女性的监视系统。

然而《传染病法》以维护公共善的名义将贫穷、不平等、道德败坏所造就的恶果转嫁到一部分人身上，将她们的不幸视为自甘堕落的结果，这在巴特勒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在她看来，性病并不是女性道德腐败的症候，而是社会之疾。巴特勒在一封公开信里援引了一位娼妓的话：

男人，只是男人，从始至终我们需要打交道的就是男人！最初，为了取悦一个男人，我犯下了错误，接着我在男人与男人之间辗转。男性警察要逮捕我们。男人们检查我们，处理我们，治疗我们。在医院里，又是男人为我们祷告与读圣经。我们被置于男性审判官的面前。在死亡来临之前，我们都无法摆脱男人。（Butler, 2003，92）

巴特勒的道德观具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约翰福音8:7）。对于如今某些利己主义者来说难以理解的是，促使巴特勒反对《传染病法》的并不是她自身堕落的可能，而仅仅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以及为她们的福祉所奋斗的信念。

1886年，《传染病法》被废除。

如今 “全景式监狱”的梦魇往往成了对技术进步的隐忧的唯一表达，我们害怕技术，仅仅是害怕技术偷走自由。然而这个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问题仍然值得一问：技术的运用是否是人性的？换言之，这种技术是否有违人类尊严？

02	每个“家中天使”都是“娼妓”

在反《传染病法》运动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J.S.密尔。1870年，64岁的密尔以前议员（1865-1868）的身份受邀在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面前就《传染病法》提供证词。

John Stuart Mill

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且提出了“自由以不伤害他人为界限”的密尔，似乎自然应当是《传染病法》的支持者：毕竟《传染病法》的目的是保护无辜者不受性病的侵害。然而密尔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这一法案的反对。

密尔指出，《传染病法》违背了“立法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即保证个人自由的原则”。同时，这一法案是歧视性的：它将所有女性的自由置于危险之中。

诚然，这一法案针对的只是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而非女性全体，然而很难相信区分贞洁/非贞洁女性的巨大权力如何不被滥用。

密尔相信，“当权力易于被滥用时，我们应该总是假设它将会被滥用”。在这一法案下，被怀疑为娼妓的女性并没有受到程序正义的保护，她们很难为自身辩护；同时，被错判的女性也难以维护自己的名誉。

更重要的是，这种怀疑是带有阶级偏见的，出身低微的女性更容易成为怀疑的牺牲品。简言之，在这一系统下，女性不得不举证为自己的清白辩护，然而这种辩护是极难达成的。

就“《传染病法》是保护无辜者的利益”这一点，密尔也表示了怀疑。从娼妓身上染上性病的男性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的风流韵事与疾病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密尔建议如果为了根除性病，应当对男性施加同样的监视。然而他承认，他并不赞成任何系统性的监视，因为他从根本上反对这个法案。

同时，如果是为了共同善，将性病单独列出，并将女性作为唯一的监视对象是不合理的，而是应该与其他传染病一视同仁。密尔并不认为娼妓业是必要之恶，他信奉教育所带来的自律与道德完善，(Mill, 2006, 349-373)。

密尔进一步指出，《传染病法》并不是为了协调包括性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与共同善，相反，它假借共同善的名号，以打压女性权利为代价，旨在保护消费女性身体的男性。所谓的共同善不过是某一性别的、某一阶级的利益，(Jose& McLoughlin, 2016)。

而在当下有关男性择偶焦虑的叙事里，男性被划分为玩弄女性的浪荡子（这个形象可以是“富二代”，也可以是被部分中国男性视为与之竞争性资源的外国男性）与往往被女性蒙骗的无辜者（被称为“接盘侠”或“老实人”）。

需要指出的是，父权制创造了两个一体两面的神话（myth）：“娼妓”/“家中天使”，“浪荡子”/“被骗的丈夫”。

每个“家中天使”都是潜在的“娼妓”，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针对女性全体的监视与规训系统中，恪守贞洁的美德并无法使女性免于指控、诋毁与伤害。在伤害来临之前，她们被教育成为“好女孩“；而在伤害到来之时，她们身上能够被找出无数”做得不够好“的地方。简言之， “浊者自浊，清者自清”这个信条在这一系统中不过是说辞。

萨德，《瑞斯丁娜，或喻美德的不幸》

（Justine, or the misfortunes of virtue）

而“浪荡子”/“被骗的丈夫“看似暗示了男性由于所占有的社会资源的差距所构成的“有能力者-无能者”（the potent-the impotent）的两极，然而二者并非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

构成男性“能力”的并不是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物质权力，而是能否维护市场/家庭（即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二者的界限。

当“丈夫”跨入性的市场的时候，他便成了一个“浪荡子”；而当“浪荡子”撤回家庭时，他便时时处于“被骗”的焦虑中。在父权制下，“丈夫”与“浪荡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正因如此，阶级矛盾并不能使中下层男性自发去支持女性主义。

03	技术是你的假阳具吗？

1964年，古巴导弹危机的两年后，库布里克拍摄了《奇爱博士》。其中有一个值得玩味的镜头：被称为Major Kong的机长骑着核弹从飞机上自由落体，他狂喜着挥舞牛仔帽，胯下巨大的核弹如同硕大的阳具；紧接着是爆炸，升起的蘑菇云用一片白色将荧幕占据。这个镜头直白地表达了技术的菲勒斯中心主义。

Major Kong与核弹

技术从来不是性别中立的，玛丽·豪克斯沃斯（Mary Hawkesworth）提出了勾连技术客观性（objectivity）与女性物化（objectification）的三种模型。

1

污染模型（contamination model）

理性被假定为完美中立的：理性意味着批判性的分析态度，无感情的立场，非人格化的普遍的视角。而“理性”与男性气质多有重合。在这个视角下，威胁到知识纯洁性的因素被视为污染，并被技术所边缘化乃至排除。这一模型通过精神分析与语义学指出女性如何与身体、情感、污染相联系，成为技术控制的对象。

2

商品化模型（commodification model）

 所谓“客观知识”的匿名性与非人格性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交换的心理特征。对客观性的追求不仅物化的被认知的对象，也物化了认知者。认知者必须悬置个体性以获得“客观性”对知识有效性的辩护。这一模型指出，技术客观性对女性的物化不是独立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物化的一部分。换言之，客观性与物化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3

简化模型（reductionism model）

为了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现实的复杂性必须被分离抽象为单纯的因果关系。研究者必须建立与研究对象的心理距离以排除共情。“客观”解释往往是物理主义的、机械论的、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的。这一模型认为旨在获得客观性的“研究”贬损了人类境况的某些层面。由于女性在现实研究中往往缺乏话语权，因此女性极易被简化成需要保存、管控与规训的性对象或生殖对象，(Hawkesworth, 1994)。

无论是《传染病法》将女性视为疾病的温床，或是“原谅宝”将女性视为淫乐与傲慢的化身，在技术进步论中，女性身体是原始的、危险的、亟待被文明化的。简言之，女性身体是无历史的，她/它那被贩卖的历史没有被记录的必要，她/它自然也缺乏变化的可能性。她应当是永恒的，永恒的诱惑与罪业，正如同“贞洁”应当是被永久保护的财产。在技术统领下的女性身体是超市货架上的一个罐头。

值得注意的是“原谅宝”所发明的叙事中技术对男性气质的重塑：掌握了技术的男性天然地具有了管理、监控、审判女性身体的资格，并在想象中完成了对掠夺他们性资源的竞争者的反击。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开篇发问：笔是隐喻的阴茎吗？

在赛博朋克看似并不那么遥不可及的今天，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改写成：技术是你的假阳具吗？

参考文献：

Anderson, E. G., An enquiry into the character of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 of 1866-1869, (London, 1870), 3.

Butler, J. 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A Great Crusade, (London, 1910).

——, ‘Third Letter from Mrs. Butler’, in Jane Jordan (ed.), Josephine Butler and the Prostitution Campaigns: The ladies' appeal and protest, (London, 2003).

Emerson, E. R.,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1976): 335-362.

Hamilton, M., ‘Opposition to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 1864-1886’, Albion: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Vol. 10, No. 1 (Spring, 1978), 14-27.

Hawkesworth, M., E, ‘From objectivity to objectification: Feminist objections’ in Allan Megill (ed.) Rethinking Objectivity (Durham and London, 1994), 151-177.

Jose, J., and Kcasey McLoughlin.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 Whose Law? Whose Liberty? Whose Greater Good?’, Law and History Review 34.2 (2016): 249-279.

Mill, J. S. ,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 in John M. Robso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ume XXI (Toronto, 2006).

Thomas, K., ’The Double Standar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0, No. 2 (Apr., 1959), 195-216.

hers

女权主义

无

欢迎长按上方二维码关注！

性别|学术|思考|社会|更多。。

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