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的女权批判：女性化妆是为了取悦男权？
究其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社会的文化、媒体和商家不断地在宣传女性的颜值和身体价值，推崇时尚、美容和健身的高价值，女性的价值与容貌、生育以及抚养后代的能力进行捆绑，而男性的价值则体现在生产及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上。
传统的男权社会才对女性和男性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标准：鼓励着男性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价值，而忽略自己的身体价值；女性则通过化妆、美容和健身等方式提升自己的身体价值。
有人因此主张，女性化妆是取悦男权的体现，化妆不自觉内化了男权观念，包括美容和健身，都是女性取悦男权的体现，因此为了女性解放，我们应该号召女性少化妆；
有人对此表示反对，认为爱美是人类本能，化妆是为了让自己心情愉悦，是属于自愿的一种，与男权无关。
那么女性化妆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取悦男权？
作者：acel rovsion
首先，男权不等于“男性”或者是“男性群体”，男权的定义是针对社会关系而言，男权社会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取悦的对象。
很多人对此存在误解，认为女权主义者反对男权就是在反对男性，鼓吹男女对立，仇男，唯恐天下不乱，进而对女权心生反感而排斥。可以说，这多少是对女权主义理论中广泛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缺乏了解的表现。
在凯特•米利特等激进女权的最早定义中，男权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是指母系大家族崩裂以后，由父系血缘认同作为社会基本元延续到后工业时代的一系列经济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加总，并且包括其外化出来的意识形态，叫做“男权”或者“父权”（Patriarchy）。
当然，后现代女权或者是新自由主义女权有自己关于男权的表述方式。但是各女权派别所针对的对象是一样的，男权指的是一类社会关系的总成，包括它所外化出来的“男权意识”，“男性中心话语”或者是”男性性别文化倾向的观点世界“，体现为对女性”主体性“，”独立话语“以及”独立的自然权利和独立人格“的忽视和侵害。
因此，在这个前提下，美国的各种女权主义派别认为，性别文化的倾向是由于权力关系中的性别角色无数次在文化语境中解读演变而来。
换而言之，无论针对于男性群体还是女性群体，某些在性别文化中体现为”高价值“或者是必不可少的东西，都是一系列社会关系延续而来的产物，其中包括你扮演某种可以让你适应某种社会关系的角色，比如男权社会的评价体系将女性的容貌份额强行拉升到很高，导致女性高度注重妆容，提升自己的身体价值；比如男权社会的伦理体系中对于女性的性自主权的压制，女性在公共场域经常遭到性伦理审判……而这个评价体系是由“男权”这种意识形态演变而来。
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自己”自愿”选择的东西，实质上是因为某些东西在这种评价体系里具有更高的价值，并且你不言自明地被社会灌输了这种评价体系，并内化了相应的价值观念，于是你才会认为你的选择是取悦自己或者是感到和谐。这个逻辑无论在男性性别文化中产生的某些仪式性东西，还是女性性别文化中产生的某些东西，都同样成立。
在激进女权主义看来，这远远谈不上自由（自愿不代表着自由）。
这个论调最主要的批判对象是80年代美国消费主义文化中，时尚媒体常年把时尚和女性价值合并在一起（“买了某某产品就能获得自我提升”），并强行灌输给所有人，甚至不少宣扬此道的专栏作家还打着当时女权的旗号。这也表明了现有社会的这类”价值体系“在性别政治视角上是完全不中立的。
那么在学术意义的女权主义看来，这种状况并不是“自愿”或者“自由”的，而是你自以为你很“自由”。正如同社会心理学有一个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一样，我们所谓的”自由的思考“很多时候是建立在某些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逻辑前提框架之下。
以上这些才是女权主义理论中，广泛的社会建构论所想要阐明的东西。当然，社会建构论和女权主义的社会建构论不一样，更为详细的社会建构论还要进一步区分，不过由于与本文关系不大，就不进一步阐述了，感兴趣者可去自行搜索性别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相关争论的论文。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 概念由Tversky和Kahneman于1981年首次提出，指的是人们对一个客观上相同问题的不同描述会导致不同的决策判断。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定中，人是理性动物，然而，人类在许多方面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在“框架效应”下，我们以肯定或否定的方式做出一种选择会对后来的选择产生戏剧性的影响。研究者发现，来自决策系统中的情绪偏好的整合是框架效应产生的潜在原因。
因此，在男权意识下，化妆这个实然动作远不仅仅体现为一个取悦异性的现象（所谓的“女为悦己者容”），甚至它基本不是主流的状况，其中包括文化语境中，化妆被视作一种高价值的“自我提升”，仿佛只要女性化妆就能获得自我提升；包括妆容体现为一种同性竞争而且是取得同性认同的方式，很多女性怕比自己的同性丑而化妆，化妆的女性也可能因此更容易得到其它女生的认同；
包括妆容成为一种具备身份价值和社交价值的code，在很多社交场合里，有很多针对女性种种繁琐礼仪，对女性有妆容要求；包括妆容在艺术美学上的倾向；包括消费主义中妆容的时尚文化的推广方式和价值取向，比如网上的各大时尚博主不遗余力地宣传妆容的价值，将化妆与自我提升进行捆绑，贩卖诸如“独立女性”等生活方式。
以上这些东西都被我们不言自明地加以接受和认同，并被认为是合理的。
然而在激进女权主义看来，以上都和男权社会衍生而来的性别沙文主义意识相关，都是女性自主意识的折损的体现。
与之类似的，在男性自己的评价体系里面，也有此类由男权意识形态导致的非常明显的价值倾向。
当然，我们对其进行解构并不是要给化妆的女性扣帽子，也不是限制女性的自主选择权，与之相反，正常的女权主义者都会捍卫和尊重这些女性化妆的正当权利。
或者换个角度来说，80年代激进女权的阶级特点是以美国学术界的女性为主，与70年代中产阶级为主的女权或者是90年代后以专栏作家为主的女权不同。后两者所关注的议题主要是女性的自主生活方式是否受到干扰，公共政策领域有没有性别中立和协调男女关系，在就业中是否有司法体系来保证机会平等这些松散的东西，从而来保证女性的自然权利。
而激进女权主义者关注的议题更多是——人类秩序在性别政治视角的由来，以及探讨未来的人类新秩序。
女权主义发展到第二波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政治哲学系统，拥有自己的公共诉求。激进女权更是承接了很多社会主义运动时代的话语批判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议题，公共化的性别议题是一种切入政治生活的角度，并且试图形成女性运动自发的政治理论。
西方三波女权浪潮：第一波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争取妇女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并促进妇女走出家门自由投票；
第二波与1960年代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潮和行动有关，第二波女权运动主要争取妇女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平等权利；
第三波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是对第二波女权主义思潮的延续和反应，其中包含性别平等、性解放、反性骚扰和暴力。
我朝改开前后的政治语境存在部分断裂，性别问题在改开发展初期注重经济建设的时代处于低潮，而本土的妇女平等实践在转型期没有跟上，当代女性思潮从西方第三波女权浪潮引入，但目前仍处于重新启蒙期，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女权。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后，美国激进女权曾经对消费主义中的男权成分进行批判，主要批判的是两类流行文化：
首先，是诸如花花公子等传统男性杂志，将男性凝视（male gaze）放置到女性的着装和行为方式上去建构某种性意味，而fetishism是其中之一；
其次，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女性向性别消费产品，认为它们将作为普遍政治的女权主义革命娱乐化成单纯的性别文化认同甚至某种生活方式，即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所批判的“生活方式女权”。
消费媒体，无论是传统男权价值观的产物，还是打着女性旗号的工业品，都是娱乐化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实际处境和自主生态。女性的政治参与、对男权真实政治的攻击以及女权运动实践所带来的共同体力量，以及我们所面临的男权社会真实的矛盾统统都因此被消费媒介分化和粉饰掉了。
这本身也是消费主义所具有的两面性的体现，消费主义在初期对平权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可以帮我们消解传统权威，部分赋予弱者主体性赋权和发声渠道，合法化被男权传统压抑的女性欲求，赋予个体性的自我关注，使女性开始关注个体生活，注重积累财产和社会资源，通过消极否定的方式拒斥带有剥削性的传统婚姻角色，砍断社会角色和权力体系的强迫。
但是后期它可能产生异化，进而阻碍性别博弈的继续良性发展，资本乐于去刻意制造政治景观、性别分野和性别冲突来获利，并且乐于制造割裂的元叙事，甚至制造了新时代性别刻板印象的底本。消费媒介不会真正有良心地去做弱势者的赋权工作，毕竟资本是趋利的。
可以说，消费主义的复杂性是我们这些身处于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平权人士必须面临的挑战，想要颠覆男权，依靠的不仅仅是消费主义所赋予的虚妄主体性，也不是唯心主义的妄想，而是对所有制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不是玫瑰，而是枪炮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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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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