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 义救 陈永贵

选自《秦城冷月》师东兵著，谨供读者参考研究。

江青在秦城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大寨大队批判她的文章，马上想起了陈永贵在一九六九年初见她的情形……

“江青同志，有人要害我，请求毛主席和你给我做主啦！”陈永贵一见江青，“扑通”一下跪倒了，顿时泪如雨下。“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大寨的今天，也没有俺的今天，俺可是粉身碎骨都跟着毛主席走哪。正因如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大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想置我于死地，俺硬是有毛主席撑腰给挺过来了。”

这些话把江青弄了个莫名其妙，连忙把他扶起来说：“永贵同志，不要这样，有话好好说，你这样反而把我弄糊涂啦。你不是好好的吗？”

“有人整我的黑材料，硬要给我定‘日伪汉奸’，还要取消我九大代表的资格。”陈永贵开门见山地说。

“他们谁敢这样！”江青板着脸儿，“谁要是想砍倒大寨这面红旗，谁就是反革命！整你，就是反中央，就要把他们干掉！你放心，只要毛主席健在，他们的阴谋绝对得逞不了！”

这话很管用，陈永贵马上止住了眼泪，坐到沙发里，开始一五一十地汇报事情经过：

“我从小讨吃要饭，死去父母，早就过上了孤儿的生活。”陈永贵看着江青的脸色，想把话尽量缩短些。“后来我在大寨村立住脚就给地主家当长工，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这就不说了。抗战爆发后，大寨成为日本人、八路军和伪军交战的游击区。按照边区抗日政府的方针部署，阻止日本人扫荡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维持会，选出一个伪代表当会长，明里应付鬼子，暗地里向八路军通风报信。这个角色不好当啊，得时刻冒着让鬼子杀头的危险。”

江青插了一句：“这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很艰苦，也很危险。我在未到延安之前，一直在搞这方面的事。当演员，那是为了作掩护。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当年的事了。”

“是啊，当时让我当伪村长、伪代表，参加日本人的‘兴亚会’，我是至死不干，”陈永贵来了劲。激动地说，“但是，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首长，化名为‘老曹’，为这事给我反复做工作。他说：‘你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八路军信任你，穷哥们也信任你，你不出头让灰鬼干了，受损失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吗？’这时，村里的穷哥们也到了我家，好说歹说让我出头，还向村长贾泰元积极推荐。贾泰元是个地主，他心里比其他人更怕日本人，因为鬼子一来，他家的粮食和房产保准第一个挨抢。再说，他的兄弟贾增元就死在鬼子的大刀下，所以他也希望我出来维持一下，这对村对他自己都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上任了。”

江青不以为然说：“这事很正常嘛。既然是八路军派你打入敌人内部的，这就算参加革命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永贵说，“我当了维持会代表，参加了日本人的‘兴亚会’后实际上是多方应付，不管什么人进村，全凭我忙里忙外，使大寨的老百姓躲过不少灾难。我还掩护了好几个八路军干部，为我们党送了不少公粮。抗战结束后，为这事我受了不少冤枉。地主贾泰元为了保护他自己，想把我推出来当替罪羊，发动农民斗争我，说我是‘鬼子汉奸’。幸好八路军首长和穷哥们知道底细，才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解脱了我。”

“这事应该有档案记载嘛。”

“有！我有八路军部队给村里的立功信。”陈永贵说，“抗战中，根据我的多次要求，八路军首长批准我和大寨的另一个叫贾承维的民兵扛起了枪杆，前往阳泉参加打鬼子的战斗。我还被任命为班长，带领着十三个战士运送弹药武器，救护伤员。一个硝烟弥漫的夜晚，阳泉的战斗打得很残酷，好多战士都死的死、伤的伤。我看看跟在我身边的贾承维和其他战友，高喊着‘谁是英雄，跟我上’的口号，一下子冲到最前线，打死好几个鬼子，还救回来我们的几个伤员。这些事，是日伪汉奸能干了的吗？”

江青笑了：“谁也没说你是日伪汉奸啊！ ”

这下，陈永贵才把话说到了正题上：“有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山西的一小撮反大寨势力，千方百计地在我身上做文章。他们背着我给六十九军的领导写黑信，说我当过维持会代表、伪村长、参加过‘兴亚会’、‘棒棒队’，还从档案馆里听说找到了什么证据。他们一直想把我整下去！”

江青这下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不管是谁想整你，不但我不答应，党中央不答应，毛主席也不答应！你放心大胆地工作吧，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和江青面对面的谈话。

陈永贵拉住江青的手，一个劲地摇晃：“江青同志，您是俺大寨贫下中农的亲人，我和大寨的党支部世世代代不忘你的大恩大德。我回去说，拥护江青同志就是拥护毛主席，我们要象听毛主席话那样来听江青同志的话。谁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决不让他再泛滥！”

这些话，要是放在别人嘴里，江青早就反感了。但是从这位农民口里讲出来，她却认为入耳得很。她对周恩来等人说：“陈永贵同志对党、对毛主席有很深的阶级感情。像他这样农民出身的党的基层干部，完全可以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雷锋要是活着，可以当总政主任。我主张把铁人王进喜、大寨陈永贵都选为中央委员。他们的斗争觉悟高得很！有他们在中央，走资派要想复辟资本主义，就比登天还要难了！”

于是，陈永贵顺利地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永贵恨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他一口咬定谢振华是林彪的人，不断向江青告状。

……

当陈永贵同王谦等人频繁告谢振华时，江青就说：“你们要沉住气。问题总要有一个暴露过程。山西的问题我了解得差不多了，关键是选择合适的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文化部组织了华北地区戏剧调演，中共山西省委推荐了晋剧《三上桃峰》参加演出。文化部长于会泳一口咬定：“这个戏的背景是有严重问题的。它是根据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所载的一篇题为《一匹马》的通讯编写的。这篇通讯所歌颂的故事，正是发生在王光美蹲点的桃园。所以此剧曾用过《三下桃园》的名称，后来因有人提出，为‘避嫌’而改为《三上桃峰》，此戏在内容上，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无冲突论’的倾向也很明显。我们认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而且是当前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于是，江青找来陈永贵，毫不掩饰地说：“你看，谢振华的问题暴露了吧？搞政治斗争要讲究斗争艺术，要善于引发问题。文艺战线不可小瞧呢，它历来是阶段斗争的前沿阵地。你回去可以搜集谢振华、曹中南的所有问题，可以和他们算总账了！”

陈永贵感激涕零地说：“谢谢江青同志的指点，我们一定不辜负你对我们山西和大寨人的期望。”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姚文元修改的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文章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十天后，即二月八日晚，身穿军装的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带着陈永贵，来到北京“二七剧场”，特意审看《三上桃峰》。

演出休息时，江青一行登上舞台向整个在场的人发表讲话，她说：“《三上桃峰》是出坏戏，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这当然不能怪演员了，演员同志们是无罪的。这主要由你们省委书记谢振华负责，今天，我特意穿上军装，就是来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你们都应该起来和他斗争。”

消息传到谢振华耳朵里时，他并没有觉得突然，甚至感到这是预料中的，他早就有这种思想准备。从查出陈永贵当过日伪维持会会长、情报组织“兴亚会”三人小组组长等历史问题的证据，并上报中央后，陈永贵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官职不断高升，直到进了中央政治局，他就估计到陈永贵肯定要对他打击报复，只是没想他们竟选择了这样一个突破口。

谢振华奉命被召到北京后，见到周恩来，对此作了申诉说： “《三上桃峰》进京参加调演，是省委集体讨论的嘛。当时陈永贵也参加了会议，也同意而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嘛，为什么现在单单叫我一个人负责？”

“你是班长嘛。”周恩来说，“具体原因你还不清楚吗？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了，好好作检查就是……”

三月十八日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陈永贵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正式揭开了盖子。为了壮大声势，他们把周恩来也请来，并让全体山西省委常委也参加。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指着谢振华的鼻子说：“人家都说你很凶啊！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厉害。我为什么要带头炮轰你，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而你是支持者，批准者，你是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你应当负主要责任。”

谢振华说：“我不懂文艺，也没有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

“你不是不懂文艺，你是喜欢修正主义文艺，你是用资产阶级路线对抗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文艺向无产阶级文艺进攻，你们这个戏流毒全国。”张春桥很生气地挪了一下屁股，说：“你很不谦虚，连陈永贵的意见也不听。你对大寨没有感情。”

谢振华马上说：陈水贵同志并没有向我提过《三上桃峰》有问题呀？他也赞成这出戏进京嘛！”陈永贵马上说：“那是为了让你充分暴露。”

谢振华冷笑一声：“我这个红军战士愚蠢，比不上日伪汉奸聪明嘛。”

“你这是什么态度？”江青大叫起来，“当着我们的面你就敢如此放肆，可想你在山西会怎么样！你假借批极‘左’镇压群众，镇压造反派，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刚才春桥说得很对，我完全同意，我看你不是不抓文艺，而是抓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我看到一个揭发材料说，你说过‘演样板戏，让我去我都不去’，你说过没有？”

“样板戏我都看过，一个也没落下。”谢振华说，“现在有人报复我，就给我捏造事实，希望中央不要上当。”

王洪文拍着桌子站起来：“你这是无法无天，搞法西斯专政，你连陈永贵同志都反，山西的革命群众根本不在你的眼里。你不批林，不批孔，专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江青瞪着眼睛说：“谢振华，你不要在那里顽抗，人家说你是山西的太上皇，我说你是土皇帝，新军阀。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抓住人家的一些小辫子就想作文章？这是不高明的！你以为你是红小鬼出身就再不犯错误了？你居功自傲，看不起别人，这要碰壁的。谢振华，你的错误已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要悬崖勒马。”

周恩来也在会上批评了谢振华，他说：“你回到山西后，要认真地作检查，接受省委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你的批判。你要转变立场，以求得大家对你的谅解。”刚说到这里，王洪文马上插话：“谢振华，你回到山西要在陈永贵同志主持下，接受造反派们的批判。”

周恩来站起来对陈永贵交待：“对谢振华你们可以批判，但对他的人身安全，中央责成由你负责保证。”

陈永贵怔了一下，点点头：“知道了。”他很聪明，他清楚由自己出面布置揪斗他的对手，很容易由他自己承担引起的后果。于是，他打电话给山西他支持的另一派群众，把谢振华回山西的具体时间和车次告诉了他们，实际上是授意他们就在火车站揪斗谢振华。造反派们当然会意了他的暗示，立即组织了近万人的队伍在车站等候，高帽、黑牌也做了好几件。

周恩来很快得到情报，立即通知山西省委常委不乘火车回太原，而是派了飞机送他们回山西，使大规模揪斗谢振华的目的没有得逞。但是，陈永贵还是不放弃，他在布置约一千七百余人的省委扩大会议批判谢振华时，特意强调：“这次批判要敢于刺刀见红，对待谢振华像水缸里的葫芦，按下去就不准他再浮上来。”

一连数日的批判会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了：（一）你是否上了林彪的贼船？（二）、你为什么批极左思潮？谁指使？（三）你为什么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

那天的大会，是在太原有名的湖滨大会堂举行。数千人挥舞拳头，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省委书记王谦在讲话中说：“谢振华反大寨红旗，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要好好交待。你把阳泉作为反大寨的桥头堡，是不容抵赖的！对待大寨和陈永贵的态度与感情，是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这时，有人给大会主席递条子，要求点名让阳泉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市委第一书记周云涛交代：“阳泉是怎样整理陈永贵同志的材料的？”周云涛站起来问：“这个问题，在这个场合讲合适不合适？”

主席台上无人答话。于是，周云涛便说：“我和谢振华一没搜集，二没整理陈永贵的黑材料。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清队整党，从阳泉商业局职工李观海（炊事员、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档案中，发现他在一九五五年镇反时交待他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日本帝国振兴亚洲救国总会’，任情报员。

“该情报组中还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他是大寨金石波人。他们都供认陈永贵是他们的领导ren。为了弄清真伪，我们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二一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就有陈永贵的名字。名字后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的身份。陈永贵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每周两次去昔阳给敌宪兵队送情报，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当时群众称他是陈二鬼子……”

话没讲完，陈永贵的脸色大变，再也坐不住了。

当时任会议秘书长的王谦慌忙站起来，大声喝道：“周云涛，你住口！现在散会， ”

一时间会场上鸦雀无声。

但是，陈永贵因为有江青等人的支持，还是把谢振华整了个狼狈不堪，被撤销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纪和军内的职务，曹中南及一大批干部都受到了株连，批的批、撤的撤，被整了个不亦乐乎。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谢振华被迫给毛泽东写信，承认：“由于几年来我对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学习、理解不够，学大寨的感情不深，没有把对陈永贵同志、对大寨的态度提高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对陈永贵和大寨实际上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因此，阻碍了我省农业学大寨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看了谢振华的信后，批了“到此为止”四个大字。以后又把他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又东山再起。

事后，江青见到了陈永贵，笑着对他说：“怎么样？这会舒心解气了吧？我捅谢振华这个马蜂窝，就是为了树立你和大寨的威信，不这样，就镇不住他们，立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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