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观点】科林•弗林特：亚洲的地缘政治竞争与不可避免的战争
原文发表在《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1期。此处有删减且省略了参考文献。
【内容提要】战争不可避免是太平洋两岸一些决策者的观点，这很容易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假设推导出来。本文基于世界体系理论重新评估了世界经济的结构与过程以及权力转移问题。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公海航行自由、基础设施和制度都是地缘政治问题。它们也是历史上促成全球和平或冲突的问题，具体取决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背景和特定国家的地缘政治原则。从世界体系角度吸取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意识到两个重要互动决定着全球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即世界政治基本原则之间的互动、领土优先战略和经济优先战略之间的互动。只要从世界体系的视角下吸取权力转移的历史教训，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作者简介】科林·弗林特（Colin Flint），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地缘政治》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地缘政治。
【译者简介】刘鹏，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洋地区国际组织、国际关系理论。
最近，海牙国际仲裁庭关于南海领土主张的裁决加剧了人们对中美无法避免战争的担忧。2016年12月，中国捕获美国海军无人潜航器进一步凸显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紧张局势，及其与台湾蔡英文通话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些紧张局势和担忧是两个更宏观问题中的一部分：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原则是什么？与国内议题相比，中国领导人对外交政策的关注程度如何？最近，这两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讨论。不过，这些问题与可能的答案被分开对待，但实际上二者密切相关。这两个问题与战争不可避免这一问题相关的原因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框架以其不同的形式仍然主导着国际关系研究。结果就是人们从权力政治和零和博弈的狭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狭隘定义成为主流观点，后果是很危险的，这一视角为持有战争不可避免观点的评论者和决策者提供了学术基础。采用一个特定的、抽象的学术理论支持自我实现的预言，前景令人恐惧。
本文旨在提供一个替代分析框架，用于解释中国现行外交政策，重点是分析与南亚和东南亚地缘战略局势直接相关的两个问题，即“一带一路”倡议和南海的紧张局势。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认为外交政策是政治经济（不仅仅是政治）的反映，外交政策是由多个行为体（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精英）参与的。该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两个外交政策问题的决定因素和。
与每个学术视角一样，世界体系分析也有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人们迟早都会认识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缺陷是历史决定论，进而认为在特定历史地理背景下战争是无法避免的。然而，该框架的优点是它能够将国内经济变化与国际政治联系起来，确定经济政策与领土争端之间的相互作用，融入一些历史进程因素，阐述不同行为体的作用及其在地缘政治学中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体系方法拓宽了地缘政治中一些常用的定义和理解。地缘政治通常狭义地被定义为国家在领土方面的竞争，主要是大国冲突。然而，这个狭隘的定义已受到了质疑，特别是受地理学科的质疑，地理学认为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中都包含着权力因素，因此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与政治有关。此外，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学院派地缘政治学奉行的原则也一直是社会与空间是相互建构的。也就是说，社会活动创造出空间和位置，在一个持续的和递归过程中，空间与位置也部分塑造了此后的社会活动。因此，在不同程度上，所有社会活动都具有政治性和地理性，或地缘政治性质。以这种方式理解地缘政治意味着它不应仅限于否面意义，例如，其他国家的行为具有敌意。地缘政治应当作为一个分析概念，用于观察各种形式的全球发展，其中一些是领土问题，一些则是需要通过领土安排来满足经济发展等其他目的。
使用世界体系理论来进行历史比较和分析，它将对中国当代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形成一种新的解读。世界体系分析对地缘政治的定义可用于理解当代中国外交问题，如“一带一路”和南海争端，这两个问题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由多行为体决定的进程，其中融入了领土和经济战略，体现为基础设施项目和自由航行的博弈。分析的结果是对危险、遏制和机会的政策解读，能够为避免战争的政策路径提供信息，同时也承认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
一、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战争的必然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实主义理论一直是美国国际关系发展的基础，在其他西方国家，这种观点的影响力虽不及美国，但仍不可忽视。该理论的发展已成为与政治科学整个学科相互关系的一部分，而政治科学普遍接受用越来越复杂的定量方法来分析大量案例。对数据和量化分析的强调导致整个学科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都是演绎-假设-检验主导的研究范式。虽然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只是许多理论方法之一，但现实主义的原则使政治科学家，特别是在美国受训的政治科学家形成特定的世界观。本文认为对于什么构成世界政治，这种理论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并且能够轻易地得出国家间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的争论将使国家倾向于竞争并发动战争，这就是自证预言。
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的定义产生了世界政治是由国家权力决定的这一主流观点。权力是指国家具备的条件，虽然对权力的计算有不同的指标计量，但这些指标涵盖的要素相似，例如，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经济规模和性质、军队的规模和拥有特定的武器（如，核导弹和航空母舰）。与现实主义对国家的定义一样，追求量化造成该专业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将权力定义为物质权力或拥有的某些物资的数量是不确切的。相反，权力与关系有关，在与不同行为体的互动中，如何发挥权力的作用是关键。简单地说，拥有航空母舰对世界政治本身没有任何影响，只有在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中使用航空母舰才发挥作用，如使用航母用于对盟国的支持，让对手感到威胁，或构成实际威胁。以双边年数据为分析单位的范式造成的问题，再加上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的实力就是权力的观点使这一理论面临很多问题。
使用零和博弈的原理理解当代政治时，现实主义世界观的简单性具有现实和危险的影响。一元的国家观点通过建构二元选择（即联盟或无联盟）发挥作用，得出世界本质是竞争性的，在这个世界中，各国通过一系列双边互动进行竞争。这种零和性质竞争的缩影是霸权转移理论，它认为在与其他国家竞争时，当世界上最强国家的能力达到临界点时战争的可能性上升。霸权主要是指军事力量，该理论假设一旦一个国家认为自己能够挑战霸权，它将付诸行动，而挑战的形式就是战争。
当现实主义的原理由政策制定者解读时，它的影响重大。第一，政策决策圈的成员仅限于军事和外交人员，经济外交人员几乎毫无立足之地。虽然有时候经济外交被认为有价值，但在危机时刻，战争一触即发时，其地位自动退后。第二，权力是指军事能力，但采用新型武器系统对各国关系的影响无人关心。第三，二元视角意味着，如果做出针对某国的军事决定，则该决定对于其他国家关系的负面影响可能被忽略。在世界政治中，经济的作用同样被忽略；专注于军事力量和二元关系可能对世界的经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世界体系分析框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政治，有长时段的历史观，它采用的是结构观点，而不是二元化关系，它认为世界政治由多个决策行为体决定。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现实主义认为战争是可能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体系分析自身存在着历史决定论问题，包括认为在特定历史关头战争不可避免。然而，世界体系分析确实提供了一个替代框架，使人们能够理解世界政治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应避免过度简化，它还介绍了将来可以避免的历史教训，使决策者能够评估过去引发战争的路径，借鉴理论上可靠的历史分析。
二、世界体系分析
在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存在时间短暂，空间狭窄的问题。分析的主要单位是双方年数据，即一年内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分析单位得以扩展，但是分析的历史范围仍然很短暂，互动的系统由国家组成，这些国家本身被简单地设想为单个行为体。然而，世界体系分析提供了另一种观点，它以历史年鉴学派为基础，研究一个长时段的社会变革，在这个期间，国家只是许多重要行为体之一。
世界体系分析方法为基础，将历史社会制度确定为分析单位。虽然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但19世纪末以来，全世界都被一种类型的制度所包围，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市场分为多个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就是国家。世界体系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在某些重要方面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同。最重要的区别是世界体系分析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因此，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并非基于工资和自由劳动力，奴隶制或国家控制的劳动关系都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资本主义还包括各种财产关系，前苏联的全面国家控制、当代的混合关系，如中国国有企业等都是类似的财产关系。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是必然的。根据依赖理论，世界经济运行的地理表现为世界主要分为富有和贫穷地区（也称为“发展中世界”和“全球北方”）。然而，世界体系分析的优势是这些地理表现形式是基于一系列经济过程：核心过程（产生高利润、需要高工资的高附加值活动）和外围过程（产生低利润、提供低工资的低附加值活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地理是一个由国家构成的拼图，根据在一系列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国家被划分为核心和外围国家，如果存在相对均等的进程，还有半外围国家。在世界经济的三层结构中，每个国家都可能改善经济状况，进入上一层，但上升空间有限：大多数核心国家仍然是核心国家，外围国家也仍然是外围国家。在三层结构中，一个国家升级的能力有限（葡萄牙是一个降级的例子），这需要谋略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决定，这些决定与系统中其他所有行为体都息息相关。
崛起、统治和衰落三个阶段强调将霸权看作一个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经济是霸权的基础，因为一个国家的霸权首先是在生产领域，然后是在贸易，最后是在金融领域。生产效率使一个国家在经济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其成为主要出口国，从而确保其货币的全球重要性。霸权国家也以同样的顺序失去霸权。与之竞争的国家模仿和改进了霸权国家的生产技术，随后破坏霸权国家的全球贸易地位，最终导致货币危机，霸权国家的货币失去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
根据经济实力和政治联系，以及与邻国的历史关系和区域背景，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等级体系中运用谋略。各国为改善其地位所做决定的具体内容被称为地缘政治原则：即考量实际和潜在的盟友与威胁，并与二者互动。互动的方式可以是军事、经济或文化外交。例如，中国在东南亚和中亚的政策是军事存在，贸易往来和文化倡议的组合，如，设立孔子学院。一些弱国的地缘政治原则是只考虑其直接的邻国。有的国家则从其所在地区层面考量地缘政治，如印度、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国家在制定全球地缘政治原则，对全球所有地区进行全面考量，建立关系。按照定义，霸权构建了全球地缘政治原则，而试图挑战霸权的国家也希望构建自己的全球地缘政治原则。
所有国家的地缘政治原则组合起来就形成了地缘政治的世界秩序，就构成了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原则。例如，在地缘政治关系模式中，冷战的地缘政治世界秩序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在这种关系中，各国受到东西方对立整体模式的制约，几乎没有机会改变各自的政治考量。然而，稳定的地缘政治世界秩序并非就是决定性的。各国确实有能力采取行动，如中国决定与苏联保持距离，与美国建立关系。事后来看，政治考量变化可以解释为地缘政治世界秩序中断裂的开始，它导致地缘政治关系模式发生快速且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巨变时刻被称为地缘政治过渡期。也可以说，苏联解体、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并在全球的地位日益突出、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抬头并成为全球安全威胁都可以称为进入地缘政治过渡时期的标志。在过渡时期，各国能够而且也必须重新进行重大政治考量，先前的盟友可能变成威胁，以前的敌人变成了重要盟友，新的威胁观念促使军事考量变化，包括发展和部署新武器。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进程和结构中，多个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行为都受环境影响，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霸权周期与地缘政治过渡的相互作用。因此，“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项目，涉及许多行为体，发生在多个地缘政治进程中，不应该独立于其他事件单独看待，必须考虑更广泛的历史和地理变化。虽然每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时刻都是行为体与环境的独特组合，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动态总与历史有相似之处，使我们能够吸取类似的教训。这是世界体系分析的优势，也是对历史社会制度的定义。在抽象层次上，该系统的恒定特征是一组反复出现的情况，不应认为这些特征具有决定性，但它却为解释当前的情况提供了一种方式。
三、历史教训
世界体系理论并未定义冲突时期一个国家的行为规则，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也是如此。但它可以用来提供一套历史经验教训，谨慎和知情的决策者可以据此避免潜在的陷阱或地缘政治陷阱。
（一）自由航行是地缘政治
1812年的美英战争正值英国与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发生全球冲突之时。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看，拿破仑的帝国野心是建立一个全球帝国、一种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一个政治实体主导一个经济区。英国正在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英国要成为所有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或霸权。因此，与美国的战争并非要强化英国对其殖民地的控制权，而是确保其在全球贸易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双方已经在商讨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冲突，战争本来可以避免。沟通往来有滞后性困扰着当时的外交、荣誉和无知引爆战火，战争成为最便利的解决方案。两国都受到战争的伤害，因为它们的经济都依赖于海上贸易，互有需求；英国需要开展与美国贸易以帮助英国赢得对法国的战争，美国需要通过贸易获得收入和税收。
战争争夺的是自由航行权，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作的必要前提，也是盈利贸易的基础，在各个社会制度与各个区域皆适用。然而，要吸取的教训是，尽管战争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国家间竞争的逻辑和国家荣誉感超越了经济的利益，最终还是引发了战争。在战争的实际行为方面，历史教训也很惨重。弱小的美国海军成功地挑战了皇家海军自认的不可战胜性，在一系列一对一的战斗中，英国的船只不是被毁，就是被捕获。弱小的美国海军首战告捷，但强大的英国海军仍然能够封锁主要港口，打乱美国经济。虽然英国的封锁不全面，但经济打击迫使美国以其认为不公平的条款求和。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战争的性质。虽然美国能够在海洋上超水平发挥，但英国的军事力量更强，尽管英国正在与法国作战，但最终英国还在美加边界上占尽先机，成功入侵美国。英国人一路打到华盛顿特区，烧毁了白宫、国会大厦和其他著名建筑。最后，虽然引发战争的是中立问题和自由航行，但另一个相关问题使得战争难以解决，并且成功煽动了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强行征用将战争引向个人，而不仅是贸易经济，强征包括了只要认为他们是美国公民就可扣押船只上的船员。强征也反映出美国经济增长及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体系是对英国霸权的挑战，而英国也面临维持军事实力的压力，特别是海军人员的不足影响了英国向全球的军事投射能力。
用1812年战争的教训解释当前形势应考虑以下几点。自由航行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制度，也是所有国家的实际关切。海洋是贸易的载体，也是该体系盈利的主要机制。大国、及经济和政治力量不断增长的国家都需要自由航行以保持各自的实力，或保证持续提升自身实力。自由航行是共同利益，但如果成为零和博弈，就可能导致对抗。尽管自由航行的共同利益应该产生有利于防止战争的成本效益分析，但与军事力量投射能力相关但独立的因素（历史上为强征）可能使外交谈判复杂化，实际上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战争的教训表明，海洋军事力量强大的霸权国也可能会遭受惨痛教训，但霸权国家能够发动多线作战，这意味着挑战者将面临设想的后果，即使是远离战场的主要城市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在美国部分地区，战争引起了人们的严重不满，为了反对战争所带来的经济破坏，美国北方的州可能会分裂独立；这表明，战争导致的内部紧张局势具有破坏性，战火蹂躏使美国部分地区的经济情况雪上加霜，她们可能会不支持中央政府而寻求独立。
（二）基础设施是地缘政治
可以说，（）的地缘政治理论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于19世纪末发表，并在不久之后修订，它提出了英国应对霸权衰退的建议，并提出了应对俄罗斯和德国挑战的一个政策框架。有趣的是，该理论重点关注欧亚大陆和欧洲大陆强国的作用，但它忽略了当时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进程，即美国的崛起并成为了下一个霸权国家。针对我们的讨论，需要思考的是麦金德理论中基础设施在改变地缘政治考量中的作用。麦金德的地理观是将地理决定论的观点与实际的地理、及人们对特定地区重要性的判断相结合；但显然人们的地理观随人类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之所以是中心地带是因为其面积巨大和其地理位置。所以，从工业革命前的战争时期到核武器时期，该地区都对全球地缘政治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在特定的地缘政治时空背景下，受科技变革的影响，中心地带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麦金德特别关注铁路在构建一系列欧亚基础设施连通方面的作用，因为铁路使大陆国家能够更迅速和更广泛地调动军事力量。麦金德认为，基础设施开发、特定国家权力上升和新技术应用改变了当时海上强国已有的地缘政治平衡。在某种程度上，麦金德是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前线的战斗最为血腥，旷日持久。然而，麦金德也错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新的海上大国崛起为霸权国而告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胜利的一方，因为美国已能够将军事力量同时投射到大西洋和太平洋。
关于麦金德理论的相关性，我们需要考虑两点。第一是基础设施发展是一种地缘政治活动。对于表面上的经济项目，将政治和经济活动区分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太可能承认这种项目的地缘政治影响。然而，大型基础设施将改变世界政治的现有格局。新基础设施提升连通性，将对地理区域产生经济和政治影响，重新划定势力范围的地理边界。麦金德担心的是德国和俄罗斯进入中亚的交通网络最终会对海上大国形成挑战，因为中亚是大英帝国的关键地缘战略区域，是其与南亚的纽带，也可以借道中亚而获得不冻港，进而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
当前的“一带一路”有可能改变中国向印度洋地区投射影响力的能力，因此，引起了印度的严重关切。“一带一路”还为霸权国家以外的国家在中亚地区获得经济和政治存在提供了机会，这正是霸权衰落时期英国担心的问题。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前苏联“斯坦”国家的政治考量中，也担心这一问题。因此，将“一带一路”设定为将为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带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将引起许多国家的地缘政治关注和政治考量。最终，这将引起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一些局面是人们从未预见的。
关于理论，我们考虑的第二点是基础设施开发的地缘政治影响与推动经济改革的国内进程密不可分。世界体系观点将特定国家的生产能力增长与由此形成的世界政治广泛变化密切联系起来。生产能力日益增长需要发展贸易网络，满足扩大出口的需求。“一带一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是保持国内经济增长的产物和地缘政治变化的催化剂，可能会在世界的多个地区引发紧张局势，影响远远超出中国。在政策层面，这意味着各种政策制定者，包括负责经济项目的政府部长，省长，市长，国有企业董事长等人的决定需要考虑一系列的迫切需求，这些迫切需求将对另一些决策者，也就是外交和军事项目的决策者产生影响。虽然这些政策制定者之间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但整体影响依然未知。
使用世界体系观点，我们能够理解作为基础设施项目的“一带一路”。虽然该项目的初衷是满足中国国内的经济需求，但其仍具有全球影响。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二元性视角的解释力存在不足。相反，政治地理视角认为地区之间互联互通将增加地缘政治关系的复杂性。此外，使用M-T-M公式分析“一带一路”也表明推动经济增长的项目必然包括改变地理结构。这正是“一带一路”计划的目标，即改变世界地理结构以便提高出口，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一进程的一些地缘政治影响众所周知，例如，与开发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相关的安全问题。其他影响还不明确，因为具体影响取决于各方对地缘政治变化的认识，在其他国家看来，这些影响甚至可能是威胁，因为它们基于各自的地缘政治历史和政治考量来解读“一带一路”带来的地理变化。
麦金德理论的教训是，有时基础设施项目，即使源于一个国家合理的国内需求，也可能会被其他国家解释为根本的地缘政治威胁，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造成多个国家的防务政策大规模变化。事后看来，这些变化可以解释为大国权力转移的组成部分。例如，英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麦金德深切为前者担忧，因为他关注的是地理上直接相连地区（中亚），而不是地理上遥远的地区（新兴大国美国），但他忽略了基础设施的深远影响将改变力量对比。
（三）制度是地缘政治
国际关系中如何看待全球性制度取决于其所持的理论观点。自由主义者将制度视为世界政治的一种形式，可改善国家以现实主义或竞争方式行事的倾向。换句话说，自由主义和基于制度的世界政治与现实主义者基于国家利己主义的视角构成了一个二元选择。世界体系观点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霸权定义并领导重要的全球性制度，保证关键的全球议程得以实施。虽然一系列制度将满足特定霸权国家的具体要求，但它们也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逻辑和结构的稳定需求。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地理范围和经济生产通过贸易实现利润的主导逻辑需要霸权国家建立促进和保持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在B阶段结构重组期间，许多国家采取某种保护主义政策改善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旨在促进自由贸易，同时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性不平等需要管理。“发展主义”哲学在世界经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被推崇，他是一种资本主义政策形式，并在很多国家建设中所采用。除了马歇尔计划等具体方案外，这些机构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全球自由贸易的表象，以促进美国生产能力的发展。
然而，美国在全球实施霸权的能力有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摆脱殖民主义的国家有吸引力，苏联领导的政治集团建立了一种竞争哲学和一系列制度。美国霸权制度面临另一种政治和经济议程的竞争，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自由贸易和利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有时甚至是美国霸权结构与推行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军事斗争。苏联领导的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就是证明。此外，有些国家不想与美国或苏联的议程保持一致。然而，事实证明，美国的制度更具主导性、有影响力、更持久。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由多个领土国家组成的单一经济体。所以美国成立了联合国，以确保国家领土完整和防止新一轮全球战争。尽管“东”与“西”存在着意识形态的紧张关系，但在确立不侵略和领土完整的构想方面，联合国基本上是成功的。
认为，霸权主义是一个进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状态。因此，霸权国家所设立制度的功效预计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减。当然，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由于美国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受到质疑，安全理事会奉行的原则也受到了质疑。制度合法性降低的另一个迹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被嘲弄为不可靠，甚至该机构对自己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挑起的南海紧张局势使“自由航行”原理重新纳入地缘政治范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上文讨论过。
另一方面，全球制度的形成和衰落也是霸权进程的一部分，有些时候，地缘政治环境将接受新的制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功不仅反映出创新本身，也反映出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时刻，此时，其他国家将成员资格视为各自地缘政治原则中的重要部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世界银行同样的哲学为基础，是一种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投行被认为是中国提供经济优势的制度，它发出的信息是发展可以惠及所有人。“南南合作”和“非传统的发展方案”等政策议程效仿的就是美国成为新霸权的过程。
历史教训表明，制度也是地缘政治。创建新制度，旧制度影响力下降是霸权衰落和新霸权崛起过程的特征。虽然建立制度可能是因为一些国家看到承担领导角色的机会，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原理依然是其哲学基础。M-T-M和T-M-T的双大国逻辑反映在体制安排中，这种安排提倡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保护各国的领土主权。霸权衰落国家和其他国家实力持续增强的经济轨迹促使各国提出具体议程、创建一系列新制度，只要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原理仍然存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和平与稳定就不会受到威胁。新制度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持续提升影响力的基础，也是确保社会制度进程持续运行并被人接受的一种方式。然而，如果基本原理受到挑战，例如，自由航行，则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升高。
四、基本结论：战争不可避免吗？
本文的目的是重新评估美中战争不可避免这一问题。战争不可避免是太平洋两岸一些决策者的观点，这很容易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假设推导出来。本文基于世界体系分析，重新评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构与过程，讨论并明确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稳定面和基本面、霸权的周期变化、基于领土和经济的权力交织逻辑。根据这些进程的相互作用、世界政治的结构特征和基础，我们得出了当代地缘政治可以吸取的历史教训。
必须承认，世界体系分析的一些材料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一样具有决定论的局限性。如果认为霸权周期具有历史决定论，则美国的霸权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一段时间后全球性战争将随之而来。然而，霸权衰落的过程是可以阻止的，即使衰落已经发生，局势紧张，也能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阻止。一些学者认为，核武器的存在就需要人类找到其他的非战争形式来解决冲突，哪怕是贸易战争。虽然承认结构和历史决定论的倾向，但世界体系理论的历史性有助于确定常量、动态和不断重演的地缘政之间的相互作用。总之，世界体系理论为眼下的地缘政治提供了历史教训，包括多个行为体，领土安排与经济活动交织的逻辑。
具体来说，决策者应该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思考（而不是只知道必然性）当代地缘政治，注意以下问题：
我们处于可能发生战争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看似为经济基础设施的，实际上是地缘政治项目。
“一带一路”既是地缘政治项目，也是经济项目。
在类似今天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历史上的基础设施项目曾被视为大国竞争的一部分，也是导致全球竞争的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
地缘政治涉及多个行为体，模糊了外国/国内的二元性。
战争可能是地缘政治原则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它们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权力与规范的二元逻辑。
当一个国家挑战社会制度的基本规则和要求时，战争的危险最大。
从这些教训中，我们可以讨论中国外交政策的两个紧迫问题，“一带一路”和南海争端。一方面，每个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大国逻辑的表达形式。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每个问题都可能引发战争，因为基础设施开发也是确立大国地位、国家之间竞争的手段。真正的危险是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既定逻辑，造成对社会制度基本原理或感知的威胁。具体来说，如果认为南海的海上争端不仅是领土争端，还是对自由航行基本准则的挑战，则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全球决策者最他们可以从世界体系分析的角度来了解历史。
首先将介绍需要避免的事情。南海海域的领土争端军事化最可能引发战争。原因有几个：第一，它可以被视为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根本做法和信念——自由航行的威胁；第二，它是一种领土争端形式，其本身可能产生国家间冲突；第三，作为霸权国家，对于维持旨在保持世界经济运行的制度，美国负有首要责任。因此，中国决策者关于南海领土争端的辞令和实践必须清楚地表明，自由航行根本未受到挑战。人们必须认识到南海领土争端的风险。此外，“一带一路”涵盖的项目必须以不引起领土争端的方式开展。“一带一路”项目的“空间定位”必须用于整合单独的主权领土，而不是影响现有的领土边界。
总而言之，中国有权表示，没有任何国家特别是作为当前霸权国家的美国有权在世界各地的海洋部署一般和排他性的军事力量。如果中国表明不对自由航行原则提出质疑，不使用军事力量挑战或忽视其他国家的合法主权主张，则中国可以成功地挑战美国的霸权。在讨论美国与中国在西太平洋的紧张局势时，应该强调自由航行是有利于双方利益的主张。也许这将有助于中国与美国继续保持关系，承认霸权的历史进程。决策者应该意识到，“一带一路”项目是地缘政治项目，因为它包括制度建设活动。亚投行等新机构的设立表明，作为美国霸权的一部分，美国创建的制度影响力正在下降。最后，应该意识到中国可能与美国都有相同的大国追求，只是目前处于这一进程的不同阶段，中国提出经济发展的“双赢”政策与20世纪初美国提出的创造一个“新世界”理念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