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手记）火神、雷神、水神
4月14日，火神山医院最后一批患者痊愈出院。刘宇 摄
4月15日，雷神山医院的工作人员在病区贴封条。刘宇
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相继关闭，是武汉保卫战标志性的事件。我赶到雷神山医院封舱仪式现场时，一眼就见到站在梯子上的武汉摄影师黄蕾。
4月15日，黄蕾在雷神山医院休舱仪式现场。刘宇 摄
刚到武汉时，她主动加了我的微信，我在她的名字下备注“武汉摄影记者”，不过一直没见过。几天前，得知她和我丈母娘家在一个小区。我去看老人时，顺便约她聊聊。见面后，才知道她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她以前什么都拍，近几年则一直关注武汉的城市建设。很多大型工程的竣工时间，她张口就可以说出来。“我喜欢爬楼，武汉长江两岸的建筑物基本都上去过。武汉光长江上就有十一座大桥，我花了五年的时间拍了九座。当你站在城市之巅，看着两岸的江景，感觉非常自豪。”黄蕾说。
1月23日武汉封城，黄蕾当天晚上得到建设火神山医院的消息，第二天一早就跑去了。大年初一的晚上，在火神山拍到九点多钟，她又得知要在军运村再建一个医院，后来称作雷神山医院。在从火神山赶往雷神山的路上，她接到了92岁的公公在湖南老家去世的电话。本来她打算春节去湖南见公公最后一面，因为疫情没有走成。
此后，在火神山、雷神山之间奔波，她告诉我：“每天早上去，一直拍到晚上才回，虽然累，但是如果不记录下来，我觉得对不起这些建设者。他们太伟大了，不分昼夜、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上”。
1月28日，雷神山医院医护生活区板房拼装。黄蕾 摄
黄蕾说：“火神山是八千多人，雷神山最多的时候有一万五千人。当时是过年期间，武汉又封城了，很多是作为自愿者过来的。有的还自己带着施工机械，有一对兄弟，两个人轮着开挖掘机，人休息，机器不歇”。
1月29日，雷神山医院集装箱式隔离病房钢支撑施工现场。黄蕾摄
这期间经常下雨，工地全是烂泥，脚拔出来，鞋还留在烂泥里。后来她的脚崴了，行动不便，就找了辆可以升到三十米的升降车，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风吹雨打之下，黄蕾感到身体不舒服，但那时候顾不上。
黄蕾在升降车上拍摄。黄蕾提供
2月8日雷神山开始收治患者，黄蕾凌晨两点钟去，拍到五点多钟。黄蕾说：“回来一量体温有点高，还有点咳，那个时候正是疫情大爆发的时期，吓坏了”。
黄蕾的爱人10年前做过一次大手术。她说：“我特别担心他，自己体质还可以，但是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再加上他父亲去世，我总觉得他肯定不愿意我出去拍。没想到他说，你去吧，我一个人在家呆着，没事儿。他那么支持我，如果因为我被感染了，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他”。
1月30日，雷神山医院HDPE膜铺设全面完成。黄蕾摄
2月12日，黄蕾和爱人去做了CT，结果还好，吃了一个多月中药。黄蕾说：“其实后期还是多多少少有点不舒服，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新冠。”在家里养了20多天，封闭措施也越来越严，她出不去了，就在小区里一边拍摄志愿者，一边为社区居民服务。直到3月初小区管理松动，她才再次开始拍摄雷神山医院、医护人员撤离、地铁重启……
3月18日清晨，河北医疗队员在大巴车上挥舞点亮的手机，用“阳光总在风雨后”的歌声与武汉告别。黄蕾摄
3月28日，武汉轨道交通部分线路恢复运营，从1月23日到3月28日，地铁停运65天。这是一趟开往春天的地铁。黄蕾摄
黄蕾的家人从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姥爷往下，很多是当兵的。她说：“我们家陆、海、空、通信，文艺，雷达各兵种都有。我曾是总参军委通信站的话务员，81岁的父亲原来在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担任男高音，八四年转业到武汉市音乐家协会”。
黄蕾父亲在部队时留影。黄蕾 提供
本来她父亲身体的底子很好，退休之后一直张罗武汉市老干部合唱团的事，用黄蕾的话就是“上蹿下跳的”，就是因为身体太好了，一直没检查。
2018年4月2日，黄蕾父亲在做胃癌的检查的时候，在肺上也发现癌细胞。那一年他的肺上做了六次射波刀，胃上做了二十五次放疗。然后吃了一年的药，病情基本上控制住了。一直到今年春节没药了，才停下来。十天前，社区志愿者才在重症药房帮老人买到化疗药。
黄蕾的父亲以前一直在协和医院的肿瘤中心看病，后来那里全部收治新冠感染患者，至今还没有开始针对肿瘤病人的治疗业务。黄蕾说：“他现在免役力这么低，就算去检查，证实骨转移了，化疗也做不了，我不想带他去冒这个风险”。
2月19日，同住一个小区，一个月未见面的父母留影。黄蕾摄
“我爸前天晚上跟我聊了四十多分钟。他说腿疼得炒菜的时都是一条腿站着。我听了特别难受。他非常细致，会照顾人，脾气也特别好，四川人不是都粑耳朵嘛。癌症患者都是被照顾对象，他反倒一直在照顾别人”。
黄蕾告诉我，她父亲的心态一直很好。老人能坚持下来，她自己也这么拼，可能都和当过兵的经历有关。
4月8日，武汉重启。黄蕾 摄
前些天，湖北省文联召集为医务人员拍摄肖像的摄影师见面。我在主持时说，对于我们这些职业摄影记者，冲上一线是本分；而以自己的方式坚持拍摄的本地摄影爱好者们，记录历史并不是他们的职责，尤其是在他们目睹了亲朋好友感染甚至离去的时候依然站出来，就显得尤其可贵。如果一定要找出理由，我想是源于他们对家乡和摄影的爱。
4月7日，为医护人员拍摄肖像的摄影师见面时留影。 季春红 摄
那天我正要开车去火神山医院，记者驻地水神客舍的七八个工作人员拉住我帮忙拍合影。“雷神、火神、水神，武汉加油！”喊完了口号，他们很期待地问我：“师傅，你觉得我们水神服务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他们露出很失望的神情，但我说的是实话。刚来那会儿，整个旅馆能见到的工作人员也就两三个人，除了一日三餐，没有任何客房服务。当然在特殊时期，能克服困难接待我们，大家都很理解。但是，吃了五十多天的盒饭，有点不能忍了。
其实在疫情紧张的时候，大家早出晚归，并不常见到。最近采访没那么紧张了，超市、餐馆也陆续开张，还在留守的记者今天你买点饺子，明天他订点烤串，中间，文联的邓长青书记送来方便食品，摄协的杨发维主席送来武汉人最钟意的排骨藕汤，甚至已经返回长沙的湘雅二院的徐灿护士长还快递来小龙虾。留守战友们建立了“水神客舍炊事班”微信群，公推曹旭担任班长。晚上大家陆续回到驻地，总会坐在院子里边吃边喝，谈天说地。
14日这天，武汉长江两岸有灯光秀，回到驻地，“炊事班”九点准时开饭。参加的还有志愿者小侯和小彭。以前新华社的小兄弟才扬特意带了瓶好酒。想起当天是老婆生日，大家提议一起直播个生日歌。才扬说，您不会记错时间吧？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含糊。去年，我在餐馆订了位置，又把老婆和女儿约上。当我把生日礼物拿出来的时候，老婆说，我生日是下个月……
3月11日，季春红（右）在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采访张继先。柯皓 摄
光明网图片事业部总监季春红采访回来得最晚，临近午夜的时候，只剩下他、柴选和我。柴总不喝酒，春红和我多喝了两杯。有的人喝高了沉默，有的人喝高了健谈，春红属于第二种。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么多话，而且只可能是在酒后说的话。我当时云里雾里，他的声音好像是从天外飘过来的，似乎很远，又直接撞到心里。我在武汉多了个毛病，别人说话的时候，会打开了手机录音。第二天醒来，记不大清他说了什么，但听了手机录音，酒后吐的句句是真言：
从传统纸媒转向网络媒体，参加新闻摄影工作20年来，我有我的坚持，不拍血腥场景和容易引起二次情感伤害的画面，尤其是灾难中的逝者。中国有句老话叫死者为大，对待这种不幸，最好的做法就是让他安安静静地走，不要去打扰他；如果我拍了，这种画面会影响我很长很长时间。
08年汶川地震时候，我在灾区呆了将近20天。当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边界，就是血肉模糊的场景不拍。我想把镜头多对着活着的人，因为他们会说自己的困难，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打算，传递希望，让更多在灾难中遭遇不幸的人们鼓起勇气重新生活，才是我最需要做的事情。
2008年5月，绵阳市平武县，从震区走出来的人们。季春红 摄
灾区采访的日子里，经常是眼泪模糊了照相机的取景器，感觉自己变得很脆弱。比如在平武县去往南坝镇的路上，我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蓬头垢面，背个小竹篓子，里面只装了一个小锅和几包方便面，身边还带只小狗。我就上去问，大妈你从哪来啊？水关乡。家里还有人吗？没了。你现在去哪儿啊？不知道。其实她不知道往哪儿走，就是凭着求生的本能，跟着大家跑。听完这段话，看着眼前的老人，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的，你怎么搞吧？
2008年5月19日14：28，四川绵阳，灾民自发地走出帐篷，向汶川地震中逝去的人们默哀。季春红 摄
我和春红说起，前些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张合适的遗像，最后还是从合影中裁出一张。我会记录孩子的成长，甚至给女儿做过多媒体短片，但没有给父亲留下一张好照片。这和别人没关系，但对于父亲和家人来说，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一张照片。这让做了一辈子摄影的我心里特别内疚。我的话，勾起春红对父亲的回忆：
没有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可能体会不到这种东西。我跟我父亲关系就像哥俩和师徒一样，没想到在他49岁那年患上了重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躺在我的怀里走了。父亲虽然病重，但思维清晰一点不糊涂，看着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内心特别恐惧、烦躁。去世的那天下午，父亲的情绪很差，非常害怕，我抱着他，不停地安慰说，有儿子陪在您身边，您不要害怕。我问他，您乏不乏，困不困？他说，我特别特别疲惫，特别特别想睡觉。我说，如果困了，您就好好地睡一觉，到了那边，记得给儿子留一个地方，过些年儿子来找您。他听到这句话以后，好像就放下了，呼吸慢慢地从急促变得平和，最后没有了气息。
我们做子女的，用这样一种方式，让他心里面得到慰藉，心里面有一个特别美好故事，最后带着这个美好的故事，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非常安详地倒在你怀里面。我就像在哄着孩子一样，那是我的父亲，他睡着了。
亲人临终的时候，有很多画面可以拍，但我不忍心啊，我做不到。因为每一张照片都会变成时间的切割机，每按动一次快门，感觉生命就离自己远了一些，你怎么能忍心去切他呢？我要做的就是多一点时间陪着他，够了。
我留了父亲几张照片，就觉得他从来没走过。只要想他的时候，就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他就会在梦里跟你相见；很多生活的场景会还原出来，特别的逼真，让你觉得他还在，就像平常我在北京，他在江苏老家一样，只是时空不一样。我不知道世上有没有灵魂存在，只要我特别特别想他的时候，他就会跑到同一个维度来跟你对话。那个维度不存在的时候，还有这些照片来支撑着。
这些年回老家，我总会给老人们拍些照片。我还是小屁孩的时候，一回去，他们会到家里来溜一圈儿，说，春红回来啦。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家的时候，那些我最惦记着的人越来越少，坟越来越多。但是留在你记忆深处的，最牵挂的，把你拽回来的，其实就是这些影像。
我在想，不要刻意去追求所谓的炫，要真正经得起心灵深处的这种这种碰撞，尤其是触及到生死的时候，我们的镜头一定要经受得起这种亲人之间投来的一个眼神，他可能会说，你们从我的角度考虑过吗？
3月10日，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最后一批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出院，两位病友做出拥抱的手势。 季春红 摄
摄影术发明的时候，肯定是为了给家里人拍个照片，然后才是影像的背后的社会脉络。若干年后，怎么证明这个人在世上曾经来过？用影像的方式来证明。摄影师的眼里得有事儿，更必须有人；如果只有事儿，没有人，那绝对不是发明摄影术那个人最初的想法。
2020年2月26日，武汉市武昌区复兴路社区，一位老人在社区生活物资配送点向志愿者了解供应情况。季春红 摄
摄影的语言最后要转化成什么样的力量、信息或者气场给我们的读者？最终它就是一个工具。你是不是要真正地走到人的心灵里面去？我觉得，有时候评价照片的好与坏，很可能会带来方向性的偏离。你会发现，他特别卖力地想做一件事情，但是最后发现，方向偏了，偏离了人性，一不小心伤人了。若干年以后，他回过头来，可能内心会充满自责。
生活是一部流淌的画面，我们每一个人借助摄影的工具，在这个画面里截取我们想要的东西。摄影不会说谎，但是我们截取的瞬间，可能会把人带到别的方向去，画面往外延长一点点，它另外一个信息还在呢。你的片子获不获奖不重要，想要表达什么，传递什么，才是最最重要的。最终摄影的边界在哪？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考量，如果说能把所有的被摄者当成你至亲的人，你去掂量掂量。我就觉得一个摄影人需要坚守的东西，其实在这儿。
后记：
今天凌晨，我把聊天记录整理出来发给两位摄影师审核。黄蕾看了春红的讲述后和我说：“我父亲老家也是绵阳的。地震时，家里在秀水镇上100多年的老房子全垮了。父亲现在瘦得只有一百零几斤，最近一直和我说腿疼，父亲那么坚强，他能说出疼，肯定是非常疼，我又帮不了他，特别无助。疫情前，我一有空就带着父母出去转，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也记录了父亲治疗的整个过程。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我，我就是想把这些影像都留下来……”
春红也给我留了言：“非常感谢您这么精心写了这篇文章，接连看了好几遍，让我再一次用摄影的方式和父母对话，泪流满面”。
我回：“这篇文章是你和黄蕾写的，我只是记录员，要感谢你们。”其实，无论是人生还是摄影，都是自己书写的。
（2020年4月18日）
如果我不记下来，我怕将来会忘记——刘宇（中国摄协摄影小分队成员）陈黎明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