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全家逃港未遂之谜
来源：新浪网
1949年年初，春节过完后爷爷再也挺不住了，终于彻底倒床。他知道自己岁月无多，就开始安排后事，一方面把他耗尽精力组建的“公益协进社”全部托付给他多年的追随者，“公益协进社”的副总社长李育滋，让他全权代理总社长职务；另一方面把忠心耿耿给他服务了25年上下的总管家薛筹久作了安置，赠送薛大管家20亩良田，按他的要求在安仁乡下给他修建了一座三合院。总管家的职务由祖母杨重华娘家的侄子杨孟高接替。总管家薛筹久本来是爷爷最信任最依靠的人，但他死后祖母就成了一家之主，薛管家不方便工作，于是让祖母娘家的侄子来接替。
当年3月，爷爷终于放下所有的事务到成都去作最后的治疗。从此淡出江湖，他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幺爷爷刘文辉因为爷爷病危，就不断地通知我的父亲，我父亲在西昌24军任少校营长，幺爷爷要他尽快赶到成都去照顾和料理爷爷的后事。由于当时我母亲在西昌快要生产了，耽误了一些日子，直到1949年7月28日才带着我乘飞机赶到成都。我在西昌生活了近一年时间，当回到成都文庙后街51号的公馆时，才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爷爷刘文彩。
我回到成都不久，即爷爷病重期间，我的二姑姑出嫁了，姑父是四川大军阀、大官僚田颂尧的长公子。这件婚事还颇费周折。当年，二姑姑和小姑姑在华西大学哲学系攻读，田颂尧的长公子田明骞在大学里看上了我的二姑姑，他去打听，原来是刘文彩家的二小姐。回家后他就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田颂尧，说他一定要娶我的二姑姑。接下来田颂尧就请了一个颇有身份的人到文庙后街向我祖母提亲。祖母说：这件事我一人作不了主，还得征求老爷的意见。就派人到安仁镇把田家提亲的事情禀告爷爷。爷爷当时居然不敢作主，他要问幺爷爷刘文辉是否同意这门亲事。因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四川军阀大混战，就是从刘文辉与田颂尧的争夺战开始的。本来，儿女婚姻父母有全权处理，但对于爷爷刘文彩来说，即使儿女婚姻也要弟弟刘文辉首肯。幺爷爷告诉爷爷说：这是好事啊！这样，田、刘两家才成了亲家。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刘文彩、刘文辉两兄弟的情感关系。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是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目不斜视非常持重，成天躺在床上几乎不说话，奶奶（五姨太）王玉清在身边照顾他。爷爷住的地方在文庙后街公馆的后花园，那里有一幢公馆最大的欧式楼房，楼房下面有公馆里最大的客厅，爷爷就睡在那个客厅里。那幢楼房过去是爷爷请名师来给几个儿子教家教的地方，后来成了我父母婚后的住房，爷爷住进去了，我们就搬到前院的一个房间。不久妈妈乘飞机从西昌回到成都，记得母子见面是在晚饭后，当时非常高兴。
爷爷睡的床紧挨着客厅左边最里的那面墙，床两边摆放着许多沙发和椅子。整个白天都有许多爷爷的亲朋好友和自己刘家的亲人来看望。客人来了就上前去给爷爷请安问候，爷爷平躺着点头还礼，然后来客在两边的沙发和椅子上坐下。爷爷很少说话，客人也不说话，客厅里很安静，他们是在爷爷生命最后的时间里来陪他的。
刘氏庄园
也有例外，爷爷的朋友中不乏社会上的名流和知识界的精英，有几次我看见来客到爷爷的床前慷慨陈词，甚至能记起其中的一些话语（我天生就有绝好的记忆，我的记忆几乎从半岁就开始了。在刘文彩的后人中这不是个例，还有好几人也是如此）。在文革艰难的岁月里我与母亲经常私下交流，尤其是单位逼她写交代的时候，当我讲出当年的记忆时，妈妈非常惊奇，就把当年的许多事情告诉了我。原来爷爷的精英朋友们给他分析时局，引经据典告诉他共产党来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劝他远走高飞。爷爷与幺爷爷刘文辉在政治走向上是绝对一致的，虽然爷爷很尊重这些精英朋友，许多事情上都接受他们的建议，但这件事他只听从幺爷爷刘文辉的。其实，如果当初爷爷要举家到香港或海外，排除健康上的因素，按他方方面面的资源那是轻而易举的一件小事！
1949年10月17日，爷爷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这时爷爷执意要回家乡安仁镇（民间风俗：落叶归根，人应该死在家乡），在幺爷爷刘文辉同意后，几辆汽车就载着爷爷和家里人往安仁镇而去。出成都不远爷爷的病情就急剧恶化，立马又转回成都。回到成都文庙后街公馆后花园的那个客厅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随从把爷爷安放在一张马架椅上（民间风俗：人不能死在床上），当时在场的自家人和爷爷的随从把大客厅挤得满满的。随从们围着爷爷，我在旁边看不到爷爷。大约3分钟上下，突然听到随从们大声哭喊：“老爷！”这时爷爷就走了。时间是1949年10月17号（可能是中午前后）。
爷爷躺在后花园的病床上几个月，住在前院的祖母从来没去探望过爷爷（这是因为1931年冬季爷爷在宜宾结交三太太时造成的感情硬伤），这时的祖母在关心国家大事。我每天都看见祖母在仔细听小姑姑（华西大学学生，当年21岁）和妈妈给她读外面街上买回来的报纸，每天都如此。平时很庄重的祖母在听报纸时表现得坐卧不安，那时祖母成天心事重重。后来在文革中我问过自己的母亲，当年报纸上讲些什么？回答：当时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面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等等，此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举家飞台湾、飞香港的新闻，这些事对祖母影响很大......。在我与母亲的交流中，她沉痛地说了一件事：“当年地下党的司令部就设在我们庄园里，那些人过河拆桥……”。这次谈话的时间是在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应该是1968—1969年间，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本人就经历了我们家族起义投共和后来的土改，经历了毛时代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尤其是经历了妖魔化刘文彩的那些腥风血雨，知道许多真相，但我决心调查全部真相还原历史，压垮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就是妈妈给我说的：“当年地下党的司令部就设在我们庄园里，那些人过河拆桥”这句话。我从小就见到好些善良人家家破人亡，我知道做这件事的困难和艰辛，更知道做这件事本人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我至今独身。
我的调查其实早在1973年就开始了，但到大邑县安仁镇去做走家串户的田野调查，是1994年开始的。如今我已经70岁（1946年1月26日），倘若爷爷刘文彩的历史真相得到还原，即使我们家族、后人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尊严和平静，我这一辈子也牺牲了。但是，这个牺牲值！
1949年10月17号爷爷病重要动身回安仁老家时，祖母就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出面来安排指挥了，这是我从西昌回到成都后第一次看到祖母与爷爷出现在同一场合。由于爷爷在途中病情急剧恶化，车队又紧急返回成都公馆，随从把他放在一张马架椅上，几分钟就离开了人世。这时祖母真正成了一家之主，爷爷所有的随从都听祖母的指挥。她说凡是老爷用的人都留用，现在你们就给老爷办后事，几句话就把事情吩咐完了。接着祖母就叫新任总管杨孟高（祖母娘家的侄子）随她到前院她的房间里问话。祖母坐下就问：“老爷留下多少财产？”杨总管站在祖母面前回答：黄金600余两（16进制，折合今天的380余两），银元7000余枚（这7000余银元，在起义投共时被国民党抄家全部抄走），田产7000余亩及一些房产等等。当时祖母经几十年的积蓄手中至少也有价值3—5万余银元的贵重物品和一些房产，如几座豪华的公馆和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区春熙路中心地段的3个大店铺等等。祖母吩咐杨总管道：我要去香港，你把田产和房产全部买掉！回答：现在田产卖不起价。祖母说：卖多少算多少！谈话中祖母一再给杨总管说她要离开成都，要去香港，要杨总管尽快办理。当时我是跟随祖母一起到她房间的，接着妈妈和小姑姑也来了，所以这些场景记得清清楚楚。上面说到的财产详情是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的，也是她过去在一次次运动中写交代的主要内容。看来祖母早就深思熟虑计划好了，只等爷爷去世，她就立即行动。
这个工作立马就开始进行，家里显得很紧张，人员进进出出的，这与我从小看到的平静生活完全不一样。可是，两天后祖母觉得这样大的事情应该告诉幺爷爷刘文辉。于是她把亲侄子刘元瑄的夫人叫来，要她去转告。第二天这个侄媳来了，她在祖母的耳边很神秘地说着悄悄话。我在文革中问过母亲，伯娘给祖母说的什么话？回答：幺爷爷（刘文辉）要瑄伯娘告诉祖母，千万不要远走香港，共产党是好的，要她千万不要去相信国民党的报纸。还要祖母按平时一样起居生活，不要让当局看出什么异样，他有安排，到时他会派人来通知撤离。这一下，家里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投奔共产党，于是远走高飞的计划就紧急叫停。在这之后不久，我就听见妈妈和小姑姑小声唱歌（怕有人听到）：“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我天生喜爱音乐，这是我人生记住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向往共产党的歌曲，听妈妈说是刘文辉叫亲人们唱的。
幺爷爷刘文辉是兄弟中最小的，他有5个哥哥。他告诉我们家的人听他的安排，他也一定这样告诉了其他兄长，要不起义时本家怎么会统一行动全部及时撤离呢？
“刘文辉起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个特点是其他起义将领所不具备的。刘文辉实行的是赤裸裸的家族统治，刘文辉集团是一个典型的家族政治集团。”（《刘文彩真相》377页）
我的一个重庆朋友曾经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刘文辉、刘文彩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死心塌地地联共反蒋、反国民党？直到全家去投奔共产党？这个问题在刘文彩方面很简单，他是弟弟刘文辉的影子，终其一生都是刘文辉的助手，都是唯刘文辉之命是从。关键是刘文辉为什么要如此？大家知道，刘文辉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就进入四川军政大员的行列。孙中山死后，出现权力真空，国民党里出现了几个派系，刘文辉恰恰选择了与蒋介石对立的派系，一开始就反对蒋介石（如蒋、冯、阎大战，刘文辉就通电全国讨蒋等等）。其实，后来作为首领的蒋介石给了刘文辉和解的机会，给了他进入蒋集团的机会，1946年春天就曾经邀请他去南京中央政府当蒙藏委员会主席，是刘文辉拒绝了。而共产党的特派员王少春在雅安给刘文辉讲的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给他看的讲的都是当时发行的《新华日报》上的新民主主义文章，这些文章在笑蜀《历史的先声》中有系统的记载，我就不重复了。刘文辉就是从这个方面了解的共产党。于是，随着他一步一步地反蒋，最终带领自己的全部亲人去投奔共产党。
刘文彩创办的公益协进社
爷爷刘文彩死后，幺爷爷刘文辉考虑到“公益协进社”副社长李育滋声望不够，在地方势力中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更没有号召力，担心被敌方分化瓦解，于是与24军代军长刘元瑄商议，要刘元瑄出来领导。人们都知道刘元瑄的后面是刘文辉，这样可以代替刘文彩把“公益协进社”内各处地方势力继续维持在他的影响下，以备起义时使用。就在这个时候，解放军已经向西南挺进，形势发展很快，刘元瑄忙于24军的起义准备工作，实在抽不出身来顾这一摊子的事，加之其父刘文渊的反对，刘元瑄最终没有来接管“公益协进社”。这就使“公益协进社”各地方分支机构的头头们失去了核心，群龙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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