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能从武汉疫情危机中学到什么

文：赵燕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源自武汉的新冠疫情给未来的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一千载难逢的临床案例。图为2019年7月25日，武汉鸟瞰。  视觉中国 图

2019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山东省、甘肃省、天津市滨海新区、福建省厦门市、湖北省武汉市、云南省曲靖市六地政法委书记就本地区探索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的做法、成效和经验作了发言。

武汉市政法委书记曹裕江代表与会的唯一一个省会城市武汉发言。他介绍称，武汉从市域社会治理“怎么治、治什么、靠什么”三个方面开展系统攻坚。在“怎么治”方面，重点推进包括“民呼我应工程”、“绩效评估工程”在内的三大工程；在“治什么”方面，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市域重大风险和居民最急最盼最怨问题；在“靠什么”方面，依托现代科技手段搭建信息互联、数据共享、高效运转的治理平台。

但不到一个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由武汉爆发，很快影响到中国全境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武汉自己而言，实战验收的结果全国都看到了。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治理措施在一场疫情面前得到了全面检验，结果是不堪一击、溃不成军。

在人类城市化进程中，拥有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是不久前才出现的。中国作为一个超速崛起的大国，很多城市在很短时间跨越了百万级人口的门槛，直接跨入千万级，成为超大城市。这就决定了中国在超大城市治理方面经验不足。作为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武汉应对本次新冠疫情的水平，实际上反映了大多数中国超大城市的平均治理水平。

源自武汉的新冠疫情给未来的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一千载难逢的临床案例。武汉在实战中暴露的治理问题，其价值胜过无数篇高被引用论文。特别是正在成型中的国土空间规划，不应白白浪费这场正在蔓延中的疫情给城市治理带来的宝贵教训。

我们可以从武汉学到的第一个规划教训是，应当规划好超大城市的神经传感系统。

这次新冠疫情之所以大规模传播，一个关键原因是信息传导与决策系统脱节。当局部案例出现后，缺少权威发布，各种信息真假难辨，在有组织的快速应对之前，就形成全城恐慌，大量疑似病人涌向医院发热门诊，导致传染更加扩散。

武汉的教训表明，超大城市必须预先规划一套信息发布系统：既不应该由有其他责任的政府发布，也不应该由非专业的自媒体发布，而应该由具有专业资质、能对信息结果负责的有资格的人员，通过预先规划的权威渠道发布。

我们可以从武汉学到的第二个规划教训是，应当通过规划建立起对城市信息的精确捕捉。

这次武汉之所以没有及时下决心第一时间阻断疫情，就是因当城市局部出现危机的时候，超大城市做出反应的成本会大到没有人敢于做出决定。这时危机在空间上的精确定位就变得极为重要。

离开厦门市规划局后，我曾受邀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规划系访问，期间发现该系的研究和我们所熟知的城市规划大相径庭。那边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利用现代科技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比如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就赞助该系实验室研究遍布城市的路灯系统，设置各类传感器，提高精确捕获城市信息的能力。其中一个项目给我印象深刻，是利用污水井对病毒进行监测，由于排水分区互相闭合，一旦发现病毒，就可以对该排水分区进行医学封锁。精确的疫区定位，可以极大降低行政部门应对潜在风险的成本。缩短观测和评估危险等级的时间。

武汉给超大城市规划带来的第三个教训是，要有灾害应急规划。

任何灾害都是小概率事件，超大城市为小概率事件做100%的准备既不经济也不可持续。这就要求规划用来应急的城市“储备”设施在平时也要能够低成本维持，也就是所谓的“平战结合”。这次武汉之所以致病率远高于湖北以外地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少数大医院的发热门诊防线短时间内被击穿。“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超大城市危机应急系统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快”。

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在第一时间给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是：“社区医院或医疗点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储备’，平时可像普通医院那样接诊，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可以迅速改造为大医院的特殊门诊，承接瞬时暴增的首诊。防线迅速推前，就可以避免将大医院门诊候诊变为病毒二次传播的场所，为医疗系统向应急状态转换赢得时间。”

此外，规划应在平时就要求核心医院周边的酒店、学校、政府机关等设施，在设计时就应具有在第一时间改装并征用为传染病隔离病房的能力。通过短时间内“向前”和“向后”加大防御纵深，可以确保瞬时暴增的需求下，防疫大堤不会溃决。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提出的这一原则也适用于超大城市防洪、抗震、人防等一系列城市危机规划。

第四个可以从武汉学到的教训是，应急预备空间要有完整的配套，能在最快的事件内“冷启动”。

快速建立小汤山医院是北京抗击“非典”的一个成功做法。这类医院的选址和建设需有多种考虑，包括：位于水源下游，远离人口密集地区，以便于隔离；预留电力电讯、给水排水、煤气供热等设施的接口；施工图设计甚至施工方案都要完成各项手续，要保持随时可以冷启动状态，短时间内转为“小汤山”。

这次武汉火神山医院和改装而来的应急“方舱”，在电力接入、污水排放、物资供应等方面出现的问题，给未来的规划提供了很好的真实样本。

当然，抗震的预备空间和抗洪的预备空间，所针对的场景不一样，有的需要应对电力断绝，有的需要应对饮用水不足……但规划的基本原则都是一致的，就是要维持极端情况下的生命支持系统。超大城市在依托周围资源供给的规模和难度上，是一般城市完全不可比拟的。这需要国土空间规划更具对可能场景的想象力。

规划可以从武汉学到的第五个教训是，要充分利用现代基础设施带给我们的便利。

在此次疫情爆发初期，完全没有危机应对能力武汉市红十字会瞬时被巨大的物流配送要求压垮，随后由商业物流企业接手，较为轻松搞定了救济物资的配送，同时使得捐赠物资可通过现代物流系统追踪流向，大大增强了社会对慈善捐助系统的信任。

这一案例提醒国土空间规划部门，要将新出现的物流组织纳入超大城市防灾规划。不仅物流基础设施，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虚拟空间规划也应纳入国土空间应急规划。像“双十一”考验阿里的瞬间信息处理能力一样，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向网络技术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旦灾情发生，所有人都可以知道自己最近的指定医院及其联系方式；可以在网上查询当前所有医院门诊的人数、挂号等候时间，可以自动规划最优的就医路线；可以通过确诊病人近期的手机移动轨迹，了解其可能的扩散途径与范围；可以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使其他人能查询自己与该病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否有交集（如同一时间使用交通工具）；党员可以通过软件搜寻周围的党员，并自动组成临时支部；相关方面可以将各医院发现的疑似、确诊病例、死亡、康复的人数即时上网，第一时间将疫情的分布和进展向社会公开，夺取信息控制权，避免社会因怀疑通过行政系统传递的信息失真而造成的恐慌。

这次疫情空前严重，但也给中国提高超大城市治理水平提供了难得的实战机会。过去的共产党人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今天的国土空间规划也要从真实的灾害中学习超大城市的治理。

目前，新冠疫情还在发展，国土空间规划部门可以学到的教训显然不止以上五条，关键是，绝不可以白白浪费掉这次疫情为我们提供的活生生的惨痛而昂贵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