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牧孜：如果你对写作有不敢声张的欲望，试试做文化记者 | 记者手记

成为一名“专业”记者需要什么？极强的学习能力？能吃苦耐劳的精神？灵活应变的能力？

这次，我们选择从“记者”二字出发，区分领域，以某一类型记者为单位，了解他们深度根植于某个特定领域的职业现状，将会遇到哪些人，经历哪些事，又会遇到哪些难题……

以下是记者手记系列第二十三篇，我们采访董牧孜，听她讲述自己从文化记者到文化杂志编辑，再到自由撰稿人历程中的故事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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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贾婧枭 谭雁清 

编辑 | 杜锐峰  冯平

记者是天然的闯入者，投身于世情的体察。而文化记者，与传统意义上的记者有所不同，更仰赖文字作为中介。文化记者的日常是读书，如同学习生涯的绵延。

董牧孜在传统媒体的书评周刊做过记者，发表过大量文化评论与访谈，也在核心期刊做过学术编辑，策划约稿和编辑学者论文。这类写作，介乎学院与大众之间，不会太窄众，也不会太“出圈”；虽包含了个人表达，但又不是完全的自由。

在过往的百余篇文章里，董牧孜分析过今天年轻人的“恋爱降级”、杨超越粉丝的幸运崇拜、山东的“地域黑”等各类大众话题，也采访过从尤瓦尔·赫拉利、贾雷德·戴蒙德到巫鸿、苏世民以及陈平原、万玛才旦等各领域中卓有名气的专家；她对那类灵活而热烈的人物有热情，从波伏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到沈昌文，写一篇人物稿，就是走一遍对方的人生，算交友，也是“偷师”。

董牧孜与她的白猫

也是在这期间，董牧孜尝试了播客、访谈直播和视频。《新京报》首个播客“反向流行”由她创立并曾长期担任主理人，如今她也在《硬核读书会》等播客客串主播。对她来说，尽管表达的形式不同，但起点相同，来自发问的好奇、思维的欢愉以及对人的兴趣。

“对创作过程的窥探欲”

“可能我还真的是一开始就想着做文化记者的。”董牧孜说。

小时候，董牧孜想做画家，后来又对作家动过心思，但都属于不敢事先张扬的欲望。对于习惯读书、想要写作，但又缺乏明确方向或笃定能力的人，成为文化记者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迂回战术。

文化记者的身份标签，主要是提供了渠道上的便利。透过职务写作，你能够连结起那些曾阅读过作品、或想与之对话的人。董牧孜赞同《如何阅读一本书》里的观点：“阅读一本书应该像是你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她说：“当你读完一本书，有些意犹未尽，还想与作者多聊几句时，你就很接近文化记者的心态了”。

《巴黎评论》是董牧孜理想的访谈状态。记者带着创作意识以及对于创作过程的窥探欲，与那些最出色的作家对话，交锋中可见创作者的生产状态与内心画像。“其实我对于创作过程的好奇，有时会多过作品本身。”

董牧孜

在大学时，董牧孜读的是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这本来是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但却跟时代有一些尴尬而微妙的错位。”传统电视新闻式微的速度很快，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进入流媒体世界了，是新媒体而非纸媒、平台而非电视台，更多地占据了我们的视听日常。

尽管专业设置赶不上时代变化，但经典阅读却是永远的加持。大学时，有位老师花了一学期时间在课上讲授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神话与启蒙的关系，以及文化工业的逻辑使她对文化理论产生了兴趣。对于学生来说，能与生活日常尤其是流行文化关联起来的理论，更能激发思考。于是在研究生阶段，她直接转向了文化研究专业。

上世纪6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基因里带有那个时代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比如英国工人阶级亚文化的经验研究里，散发着反叛、反文化、青春且略带中二的气质，对于缺乏社会阅历的文艺青年来说，是很能共情的。而90年代文化研究真正被引入中国时，我们则是被狂飙突进的城市化与灯红酒绿的消费生活所感染，一种感性的都市欲望与批判的道德范式互相缠斗，构成了文化研究自身的矛盾气质。这是它的魅力，也是它的弱点”，她说。

文化记者的工作，也成为她所学专业的出口。“按照文化研究的说法，没有什么不是「文化」的。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化的维度，去理解那些社会性的议题。”对于她来说，如何用更系统化的视角切入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始终是比较核心的牵引力。

董牧孜在香港中文大学附近的村屋遛猫

毕业后，她在香港一家新媒体的哲学频道01哲学当了一年的记者。港台文化圈的问题意识与关怀，与大陆很不一样。比如台湾风靡一时的“小确幸”文化，也是高度政治化、情感化的表达。加之历史和现实因素，港台文化圈非常关注身份政治。

四年之后，董牧孜选择回到内地，成为《新京报书评周刊》的文化记者。

“文化记者是「做嫁衣」的角色”

文化记者与作者最直接的连结方式，是通过出版社。“文化记者如同出版业的下游，或者说是接收和扩散作品的端口。”文化记者的写作本身，原创性没那么强。文化记者的作用更接近“做嫁衣”，像是拆书人，牵引读者去挖掘一本书或一位作者的思想与写作。

访谈作家、学者，是文化记者工作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一问一答的媒体采访形式，在董牧孜看来有先天的局限，容易把访谈变成了商务会话，可能远不如一场聊天来得深入而发散。

在采访《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时，每家媒体只有30分钟直播连线的机会。读者们都承认赫拉利是一位有趣的作家，他开创了新颖的写作范式，在今天激起了大家对于宏大历史的兴趣。不过，访谈时总是有很多遗憾，比如有限的时间里不足以充分展开话题。记者此时就要通过其他方式去克服，比如可以将自己对书的概括和理解梳理出来，作为补充。这就属于技巧性的操作。

回忆起与美国大历史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的访谈，董牧孜觉得那是比较放松的有趣对话。由于被安排到比较晚的采访时段，“聊着聊着干脆就聊放飞了，已经脱离了采访提纲。”采访结束后，大卫邀请董牧孜一起吃饭，继续聊起与了诸如中国城市印象、阅读趣味之类的事情。

在聊天过程中，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人的写作方式与性格和癖好的关联。大卫有一种特别典型的“19世纪人格”，他特别喜欢俄罗斯文学，也研究俄罗斯文化。同时，他又是一个创作欲旺盛的人。他用创意写作的方式写学科大融合的东西，把物理学、历史学、地质学等等知识，通过一套创世的叙事重新连接起来，变成逻辑连贯的故事，“这就像在玩游戏。一个人如何把玩知识，与他的个人趣味息息相关。”董牧孜说。

访谈之中的有趣内容，未必都会落实到成稿里，但董牧孜觉得这对于文化记者的意义感和获得感至关重要。“不然纯粹看书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去跟这个人去聊？肯定是要获得写读书报告之外的一些东西。”

董牧孜与作家张悦然直播访谈

“文化记者的天花板，其实并不高”

如何从一名纯粹的读者，成为一名文化记者？

实际上，文化记者的圈子很小，很多工作机会是朋友之间相互介绍，大家往往通过作品来认识你。身处圈子外，会有一种难以进入的错觉，你会不知道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该怎样产生。

大学的时候，董牧孜曾在《东方早报》文化版做过实习生，此后一直为不同媒体自由撰稿，写了大量文化评论。

“文化评论或书评文章，字里行间看似富含学识积累，但很多情况下也是一种即时的学习”，董牧孜说。在准备阶段，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充分吃透受访对象的新书，以及此前的代表作；还要了解别人如何评价他的书，透过各个纬度的信息建立坐标系，将作者安置在信息系统中，然后再提出问题。

到了写作的阶段，董牧孜认为，在还没有产生真正的疲劳，或是陷入自我重复之前，不要担心写得不好。“文化记者的天花板不是很高。当你熟练操作之后，一切都水到渠成。无非就是多写，多看好的写作。”

“作为一个文化记者，与创作者的最大的差别，就是你所有的写作方式或风格，都要去配合供稿的平台或媒体的特性，这是文化记者工作属性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有的文化媒体很像学术小论文的风格，以问题意识和理论的直接引用为主，对于一般读者或是没有系统接受过人文社科理论训练的读者来说，可能不太友好。也有一些文风比较亲民的媒体，在引用理论时会把陌生晦涩的内容用白话加以解释。

文化记者有追热点的KPI，在董牧孜的经验中，追热点要能快速勾连起理论分析，一方面是基于平时的阅读储备，另一方面考验的是迅速思考并查找资料的能力。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那晚的文化记者们

“对热点的探讨，有时会比较消耗人，你并不总是想回应每个热点。一个热点能够探讨的角度，也是有限的；阅历不足时，理解同样会受限”，董牧孜说。

Q&A

Q：到底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文化记者？

A：首先，好奇心是必要因素。因为自己不懂某个领域，想通过一篇稿件来做个接触；因为好奇“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把相关的研究都找来看看。比如身边很多朋友有抑郁症，就做一个专题分析“抑郁症是如何成为流行病的”；比如下饭时温习琼瑶剧，被那种汹涌丰沛潮湿到不行的情感模式所冲击，就用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理论，写了一篇分析我们今天的“爱无能”。当然，这些分析属于一家之言——有时候一些判断下得勉为其难，不能太当真。比如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他一直写书赞美婚姻有多好，但他自己本人就逃婚了。

当然，好奇只是动机，文化记者是一种资料型写作，写作过程还是痛苦的。时代变了，文化记者除了本行的文字，如果能有聊天和视频的能力，大概会更自如，也更称职。虽然不擅长，但尝试下也没损失。

Q：对话名人专家时，有什么特别的采访技巧吗？

A：需要先碰壁，才能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比如我原本不是特别擅长聊天的人，总是把自己想问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抛给受访者，尽可能全面，后来发现有些对方根本无法回答，因为那不是他的思维回路。从对方的角度来提问，切入对方的关注点，才有可能得到更有价值、更详尽的观点。

Q：文化评论也是一家之言，如何看待争议性比较大的话题？比如性别话题等。

A：争议性是有意思的。有时候同温层可能未必是好事，大概反映的是你们都处在相近的社会结构或经验判断之中。我比较喜欢看意见不同的评论，离谱一点也没关系。大家的位置不一样，可以带来思维上的反向刺激。

注：同温层效应，也叫回声室效应，意指网络技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给人们打造出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声室”。研究者将这种效应归纳为：在网络空间内，人们经常接触相对同质化的人群和信息，听到相似的评论，倾向于将其当作真相和真理，不知不觉中窄化自己的眼界和理解，走向故步自封甚至偏执极化。

Q：文化记者的工作和生活有明显界限吗？

A：抛开加班这种难以避免的当代打工人常态来说，但凡是创作相关的人，生活基本上就不可能和工作分开了。日常聊天，往往会很爱提问，被人觉得像“采访”；生活情境或是他人的经历，都可能成为素材；或是喜欢把事件提炼为“现象”。对于文化记者来说，各种事情都可以成为你的选题。人人也都可以是文化记者。

Q：为什么说人人都可以是文化记者？

A：观点传播的阵地，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被传统媒体所垄断，不再完全遵循传统自上而下议题设置的路径，人们有更多的可能性来输出观点，众声喧哗，一个KOL的影响力比很多知识分子更大，一个文化记者可能不如一个读书博主或者UP主的作品更有影响力，当然前提是你有大量高品质的输出。

我离开了文化记者的职位做自由撰稿人之后，更加觉得这件事人人都可以做。当然，做读者更轻松、更自由。单纯享受阅读和消费文本的快乐，而不用为它付出什么，这种感觉是很爽的。

Q：能说说对文化记者作为职业的切实感受吗？

A：新媒体的时代，热点话题此起彼伏且高度流动，议程设置不再由传统媒体垄断。这彻底改变了文化记者相对静态的读写状态。

记者，不只是文化记者，如今都是不太稳定的职业。这跟媒体在今天地位的转变、互联网、算法对媒介形式结构的冲击等有关。当然，很多其他职业也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下，但文化记者之所以让你更容易觉得焦虑，是因为你往往只能透过文字这类虚的东西与世界发生关系，你的工作要求你频繁感知社会变化的湍流，你容易染上知识分子习气，但你又缺乏真正的抓手，这容易心慌。当然，收入上也不怎么样。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文化记者当作职业生涯的一步，但它更像是路径而非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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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牧孜

曾任香港01哲学频道、《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文化纵横》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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