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实验室」主理人方可成：我们还远远没到什么都做不了的年代

从创办到走向正轨，一个成熟的自媒体号是如何诞生的？

艰辛、犹豫、幸福、感动…..哪些是与自媒体创立过程最贴切的形容词？

这次，我们将对话那些深耕于教育、人文、财经、科技、娱乐、体育、泛文化等不同领域的自媒体人，倾听他们讲述关于自媒体的那些事。我们尝试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所见证的，以及所期望的。

新兴的互联网、社交平台等数字媒体是如何塑造我们的社会？它们带来了哪些影响？如何去期待传统媒体、互联网公司塑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这是过去20年间，方可成所做的事情，关心的话题，甚至对世界关注的切入角度，也始终围绕着传媒。选择了现在的道路，“我是幸运的，因为做的一直是自己真心好奇和关心的。”方可成说。

2004年，拿到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安徽省一等奖的方可成取得了北大的保送资格，但选志愿时，这位每周都会买《南方周末》的理科生，毅然填报了新闻专业。

他的选择与当时所处的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是中国大陆新闻业的黄金时代。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调查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刊出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了。

此后，从学新闻、做新闻、再到研究新闻，方可成一直在传媒领域探索：在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本硕，2010年加入《南方周末》，2013年离职出国读博，2019年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毕业，目前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0年的2月29日，「新闻实验室」公众号在方可成的微博和B站相继关停后也被封禁，随后方可成决定放弃以公众号为主的平台化传播方式，发起了一场以播客、Newsletter为主的去平台化传播的媒体实验。

目前，他是「新闻实验室」播客、Newsletter的主理人，同时也是政见CNPolitics、放晴公园项目发起人。

「新闻实验室」是一档在传媒、科技领域，为新闻传播从业者、研究者和学生，以及所有对新闻传媒感兴趣的人提供专业知识的栏目。播客在小宇宙、苹果、Spotify等平台均可收听，Newsletter需通过邮箱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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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到播客、Newsletter这两种形式的？

A：我了解到这两种形式有好多年了。我在美国读博士时，中文播客刚刚兴起；而在英文世界里，2008年开始就有最早的一波播客热。我之前发起了一个叫「政见」的项目，是做社科学术研究科普的传播。在2015、2016年左右，已经开始并做了一批以政见团队为出品方的播客节目。另外，最近几年我也去过很多播客节目做嘉宾，所以对这种形式是比较熟悉的。

Newsletter可能也差不多有这么长时间，因为在英文世界里，无论媒体还是个体创作者，Newsletter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播渠道。

博士论文答辩

Q：为什么会选择播客以及Newsletter来做知识传播？

A：之所以选择这两种，导火索是「新闻实验室」公众号在2020年2月29号被“炸号”了，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想去探索一种去平台化传播方式的实验。

我自己研究传媒，所以我知道这种以平台为中心的传播方式会带来很多问题：在平台上的传播，所有的数据都是由平台所有的，不光是你发的文章，也包括你的粉丝用户数据，都是平台所有的。

平台对信息流的算法干预，不仅会影响每一个创作者所发布内容的可见度和传播度，更可能会助长虚假信息传播、情绪性内容泛滥、信息回音室等现象，这些都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佐证。

这对真正想做严肃内容的创作者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平台算法其实是倾向于去鼓励情绪化、哗众取宠的传播度高的内容。对于筛选高质量内容来说，平台的算法是起不到很好的作用的。

所以我鼓励大家都去寻找不需要依赖平台的传播方式。播客和Newsletter就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两种传播方式，因为它是在创作者和粉丝之间直接建立起关系。

Q：像播客这种形式不也是依赖于类似小宇宙这样的平台化传播吗？

A： 在中文世界里面，很多人做播客，就是去喜马拉雅、蜻蜓FM等等App注册一个账号，上传内容，就像你注册一个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一样。但真正的播客不是这样子的，全球通用播客逻辑，是需要找到一个服务器，上传录制好的音频，再用一种叫RSS输出的方式广播给全网。

不管是苹果的Podcasts，还是小宇宙等播客客户端，只要能接收RSS这种信号，就可以收听到这个节目。如果一个RSS输出的节目在小宇宙上被下架或者删除了，那它仍然可以通过其他的客户端收听。

当然，如果这个节目被防火墙给拦截了，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在墙内收听，只能用墙外的网络才能收到。但不管怎样，它是不依赖于某一具体平台工具的。

小宇宙比较特殊，它有点像一个介于去平台的工具和平台之间的混合体。它不仅是一个泛用性的客户端，还创造了很好的社区。但它确实会带来风险，被迫关掉的话，它的社区也会随之消失。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播客里每期都会说，请听众们来订阅我的Newsletter，这样才是比较保险、保证不会走失的方式。 

Q：做Newsletter播客这种要周期性更新的内容生产，您是否会遇到过一些比如选题枯竭或者不想更新的情况？

A：当然会有。但至少对于「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来说，因为别人是付费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和要求了，所以只能逼迫自己不断地去做（笑）。我挺感谢有这样的周期性力量，使我可以持续保持对传媒变革和社会事件比较敏锐的关注。

Q：您认为像Newsletter这种更小众的形式，未来几年会在国内流行起来吗？

A：我觉得肯定不会大面积流行，最多是在某些小群体当中流行。播客的流行背后是有公司在助推，比如小宇宙、喜马拉雅、蜻蜓等等。但我还没有看到过有公司去助推Newsletter。它只能更多地依靠人群之间传播，那它的速度就会慢很多。再加上大部分中国用户没有使用电子邮件的习惯，这也就决定了Newsletter的普及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是Newsletter和读者的直接连接与互动方式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是很理想的，我觉得就算不大众化也没有关系——比起微博上时而看不见、时而闹哄哄的10万粉丝，可能1000个认真读信、时而回信的粉丝更能让创作者感到满足。

Q：感觉您是一个精力特别充沛的人，请问您是如何平衡好工作、做播客、Newsletter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A：首先，我做的事情都是可见度比较高的，其他人也做很多事情，只不过他们的工作一般公共状态下看不见，所以大家可能会误以为我比别人做了更多的事情。

其次，我做的工作彼此都是有联系的，比如我在播客里做一个访谈，可以从中了解现在传媒业界新的动态，这对我做研究很有帮助，甚至我上课也会提到；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从学生中间获得一些反馈，这个反馈的材料又会启发我进行新的思考，这个思考可能就会被我写到下一期的Newsletter里面去。

Q：您对「新闻实验室」播客及Newsletter的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A：我希望依然主要通过播客、Newsletter这两种去平台的方式来和大家联系，获得更多有意义的互动。

如果你问我说期待获得多少粉丝，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期待，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可能更多的是期待一些真诚的互动，或者让更多人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力量，我觉得其实就够了。

小宇宙听众超过一万

Q：您曾提到创办「新闻实验室」和Newsletter的初衷是生产优质的内容，优质内容的标准是怎样的？

A：优质内容有很多标准，不同的优质内容可能满足了人的不同需求。比如有的优质内容提供了一手的信息，有的提供了独到的解读角度。

我更想强调的一点是，有时候优质内容是反社交媒体传播规律的。前面提到，很多研究已经发现，真正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广泛的，都是虚假、阴谋论、或者是哗众取宠的内容。因为这些能够刺激人的神经，从而刺激你的转发行为。

而很多时候优质的内容是让你觉得，我读了之后有所得，甚至是在挑战你既有的观念，使你不那么舒服。在这个时候，你都是很少有动力去转发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病毒式传播的内容都不优质，我只是想说，在这个年代，很多时候病毒式传播的内容都很难称得上是优质的。

Q：您是否担心像播客这样的形式，也会受到舆论缩紧的压力？

A：从做传统媒体开始，其实大家都逐渐明白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一个内容影响力越大，被严格管控的概率就越大。

很多人都意识到，大多时候回到一个同温层才是安全态势。之前大家是希望自己内容破圈，但现在很多人想的是让自己的内容不破圈，留在特定的圈层。现在的风险并不只是来自于政府监管部门，更是来自于你吸引到的一些不友善的、心怀恶意的受众故意举报。

具体到播客来说，它在中国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小的。我个人也觉得播客很难成为一个大众性质的媒介形态，这反而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对一些出圈的节目和单集来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它们面临的压力了。

Q：您会鼓励到更多的人去做自媒体吗？对他们来说，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A：我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What is Zimeiti? The commercial logic of content provision on China’s social media platforms》，讲自媒体到底是什么。我想先在这里讲一下我这个论文里面的主要观点。

一些人在使用自媒体时，可能带有美好的设想，觉得自媒体代表着所有人都可以发声，代表着一种更加平等、民主化的表达。但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是，现实中的自媒体的主要角色是赚钱，那些营销号、做流量生意的人才是自媒体的主流。他们的主流不仅仅是从业人群的广泛，而且实实在在地占据了流量的主流，获得算法的青睐和推荐，成为这些平台所主要依靠的内容生产者。

我鼓励大家成为认真的、真诚的内容生产者以及传播者。这和自媒体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以流量为导向。我们现在更需要真诚的表达和交流的空间，所以我鼓励大家去创造或寻找这样的空间，鼓励大家做播客、Newsletter，寻找平台之外的可能。

我也希望大家更关注自己所在的社区，关注自己身边的人，这个社区有可能是你身边的社区，有可能是网络社群，更多地在社区里去获得更有意义的、真诚的交流和互动。

Q：那您认为成为真诚的内容生产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A：一方面需要具备基本的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对信息的判断力，能够区分真假信息以及可疑信息，有这样的基础，才能承载这种内容的输出。

另一方面需要有一种“定力”，可以不被现在主流的互联网环境所影响和带偏。现在的主流环境是什么？就是刚才提到的平台主导的流量模式，当然还包括监管。真诚的内容生产者不能谄媚流量。

两个方面比较起来，摆脱环境的影响是比获得思考判断能力更难，但是值得尝试的事情。因为摆脱了这种影响之后，不管你是否成为内容创作者，都能够成为一个活得更幸福的人。

在香港中文大学上课

Q：「新闻实验室」公众号关停时，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A：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我的微博、B站被炸号之后，我觉得公众号也很危险。但我当时又有些心存侥幸，因为公众号的内容本身并没有问题。

但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三年规则已经变了，就算内容并没有过线，但只要有一批人来纠集起来举报你，你也是凶多吉少，举报的人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没有任何辩解和理性判断的机会。这两年一些知名账号的关闭也是一遍遍重演这个戏码。

Q：您是如何对抗现有的舆论环境的呢？

A：比如我提到过的回到同温层，不去追求出圈，而是看重更有意义的互动。与其说一篇文章被100万个人看，但是很少有人认真地阅读内容，还不如只有1000个人看，1000人当中可能有100个人是真诚地看你的内容，并且真诚地和你交流。

当然，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在当下依然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聚集关注和讨论。比如说徐州的事情，有勇敢的志愿者去到了徐州的现场，也有很多人没有冲到最前线，但是他们也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有人通过分析之前的法院判例，总结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和趋势。

说到“对抗”现有的舆论环境，我从2020年底开始做一个叫「放晴公园」的项目。我想通过这个项目在互联网上去激发人性向善的一面。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虽然很多互联网平台都成为了激发恶意的、臭不可闻的地方，但在人性当中还有很多善良的成分在，虽然我们很难直接改变互联网平台，但我们可以试着去传播一点善的东西。

虽然目前的问题很多，但我们解决问题的角度也有很多，我们还远远没到什么都做不了的年代。

Q：「新闻实验室」现在是处于怎样的一个同温层？

A：如果以几个同心圆来形容的话，最里面的一个圆应该是读新闻传播的学生、媒体人以及关注传媒话题的人，外层的一个圆则是关心公共事务的群体为主。大家会有共识，对于社会议题保持关注，不会对社会冷感。

我之前做过一个付费会员的调查，让大家选一些标签去描述自己，最多人选的标签是“理想主义”。我个人觉得很开心的一点是，我的内容聚集了一批依然怀有理想主义信念和观念的人，而且经常有人给我回信说从我的文章中获得了力量。

Q：之前的账号的定位相比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A：我觉得一个变化在于，我之前可能更多还是提供一个信息、一个角度、一些分析以及信息层面的输出和交流，但是现在，在此基础之上，可能还有一种心灵层面的抚慰和激励。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写的内容发生变化，还是因为现在这个年代更需要这种力量了。现在大家需要这样一种心灵上的镇定和抚慰，需要抵抗政治抑郁，抵抗无力感，需要有继续爱这个世界、继续行动的力量。很多人觉得我写的东西是带有这样的功能疗效，我也很高兴。

所以如果要对比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仅是我的内容对比，更是一个时代的对比了。

读者来信

Q：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媒体环境、互联网的新闻业态？

A：简单来说，中国媒体面临的是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压迫。有些人会觉得，中国媒体这几年的衰落，政治原因是主要的，但我觉得商业是主要的原因，至少和政治原因一样重要。

原因很简单：就算现在的政治环境比较开放，媒体也不会活得很好。放眼全世界，新闻自由程度很高的地区，商业媒体也没有活的很好，美国已经有那么多的媒体关门了。所以，新闻业的商业模式在社交媒体冲击之下崩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至于说怎么看这个问题，关键还是怎么找到出路。在美国，媒体已经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去寻找出路，可以去做付费，虽然付费只能支持最顶尖的几家媒体。中国可能像财新、三联这样的媒体，在美国可以支持的更多一点，因为英文媒体的受众更广，所以天花板要高一些。

美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媒体方式是捐赠和基金会。美国基金会已经支持了非常优秀的媒体，像专门做调查报道、几次获得普利策奖的非盈利媒体ProPublica。显然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媒体不可能从某一家基金会里来获得资金。

欧洲的优势在于他们的纳税人已经非常习惯每年交一定的钱来支持该国公共媒体的发展。而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公共媒体，这使得美国或欧洲的主流解法都没有办法被我们借鉴。

所以对于中国新闻行业来说，我在短期和中期是悲观的，我眼下看不到一个非常具体的出路。当然，它也不会死掉，这也是国情决定的，他们还是国有的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会保住大部分，特别是最有影响力的那一批媒体的声音，需要利用到它的宣传和舆论引导的作用。

Q：您在《南方周末实习生手册》中，您提到《南方周末》在《系统》一文里把枪口指向自己的赞助商巨人网络，您认为现在的媒体还有这样的魄力吗？

A：应该没有了，但这不能怪某一家单独的媒体，它是一个系统性、行业性的问题。最近十年来，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上，使得大部分广告从投给传统媒体变成投给社交媒体，这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事情。

如果一家媒体有很多广告商，媒体可以对准某一家广告商，就算它不再投广告了，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一家媒体只有三家、五家广告商的时候，就很难失去其中的任何一家。所以，媒体不再有勇气去挑战广告商，这是行业的结构性变迁问题。

Q：《南方周末》在2008年前也有不少的稿子被删，当时实习生在怀念南周90年代的时期，而我们现在则在怀念南周2008年的时期，媒体行业是一步一步逐渐衰落的吗？还是说可能有上升的空间？

A：我想起来上周的时候，邀请了两个真正经历过90年代末开始市场化媒体的资深媒体人来我的课上做远程交流。课上提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媒体的黄金年代。他们说当时从来没有觉得那是黄金年代，因为他们同样觉得那个年代有很多的管制，一点都不觉得“黄金”。只不过现在看来，的确是一个越来越衰落的过程。

至于说媒体行业有没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至少在中期来看，都会是比较低迷的状态，因为政治上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商业上全世界都没有真的探索出来一种让媒体重新回到鼎盛时期的方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个体层面或者是更具体的某几家少数媒体、某一些媒体人没有空间。我仍然觉得，在低迷的环境下，仍然可以承载一些好的媒体，也能够承载好的记者、好的报道。

另外就是，我们需要扩大对“媒体”的理解。其实，只要是在传播一些信息、提倡一些理念，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媒体。比如说单口喜剧，算不算是媒体呢？我觉得杨笠是一个挺好的媒体人啊，因为她在宣传一些具体的理念。她所希望普及的在公共领域里的性别平等的意识，不就是很多媒体记者想做的事情吗？

同样，微博上一些关注女权的账号，也是相当好的媒体呀。再比如，我在新闻实验室播客里面介绍过的“有据核查”，是在事实核查方面超越所有机构媒体的一个小团队。

所以，如果我们打开思路，从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出发，不囿于机构化的新闻媒体这一种形式，这个年代还是能提供非常多的实现路径。

2010年刚入职南方周末

Q：对未来还想要从事记者行业、做深度报道的学生，你有什么建议吗？

A：我还是想鼓励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想做一个调查报道、深度报道的年轻人，你现在一定面临着来自你家长、老师、同辈，甚至是新闻界前辈的压力，他们纷纷在劝退你们。

我想唱个反调。不必太在意他人的建议，我有时候挺不喜欢资深的媒体人对年轻人说现在很糟糕，什么都做不了，你不要来了。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这个时代独特的位置和贡献，前一个时代的人完全没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去否定后一个时代的人。我始终相信年轻人能够做的事情是前一个时代的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如果你真的想做，首先我鼓励你，因为这是一个值得追寻的方向，这是一个能够对社会有帮助，同时也让自己获得很多的方向。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想说深度报道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个难，不是禁令、政府的管制，也不是媒体资源的匮乏，是它本身很难。它需要你有很多的基础能力，有点像你要参加奥运会或者国际赛事，需要做很长时间的训练和准备，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站到领奖台上。有时候我看到有的年轻人志存高远，但落实到地，连靠谱地完成一篇文通句顺的文章都没有做到。

所以，我想在理想的层面鼓励大家，同时也想提醒大家，做这份工作需要有很长时间的艰苦工作和自我训练。总结起来也就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方可成和他的学生

*文中图片均来自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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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施嘉翔 张馨尹 胡世鑫 李君悦 许愿

编辑 | 唐卓雅 訾奕然

值班编辑 | 魏欣葳

统筹总监 | 胡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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