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权义：心理创伤——我与MH370家属的故事 | 媒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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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9日晚8点

📚 心理创伤——我与MH370家属的故事

✍🏻 庄泽铃

权义

先后供职于河北青年报、长江商报、东方早报、澎湃新闻。曾做过调查记者、摄影记者，视频栏目负责人，现为澎湃新闻华北市场部总监。参与过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天津大爆炸、河北蠡县坠井儿童事件、大兴西红门11.19大火、马航失联事件等国内重大灾难事件报道。

代表作

澎湃新闻记者权义首先分享了自己在马航MH370灾难报道中如何逐步走进家属们的内心世界、勾勒出更为清晰的失联乘客家属群像，进而思考灾难报道中记者应如何做好本位工作、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以及在处理与家属的关系时可能遇到的困境、矛盾与伦理等。

以下是权义记者的自述：

今天是我第一次公开地讲马航MH370的故事。

马航失联已经过了8年多，许多有关新闻伦理的报道里都会反复提起MH370的故事。在这八年里，除了职业的报道需要外，我没有再公开地提起过，因为这是我个人特别不愿意触碰的一件事情。如果讲起这件事，情绪上可能不一定能控制得很好。

MH370事件与我参与过的其他灾难报道——天津大爆炸、东方之星等都有所不同。其他的灾难都已经能够知道结果，但马航飞机至今都还未被搜索到。对于家属而言，它是一个不断地被拉长的伤口。这八年来，我和家属们也从陌生到排斥，到熟知、信任，再到后来变成了朋友伙伴、家人的关系。这150多名中国乘客的家属的故事，包括他们这八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其实都不是一句话，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聊天能够阐述完整的。

2014年3月8号那天，正值全国两会召开，那时我们记者都在报道两会。早上，突然微博有消息说，有架来自马来西亚的航班失联了，而当时传言这架飞机本来是在南宁机场迫降。于是我们所有的记者马上开始打电话联系南宁机场、马来西亚和民航局。

当时我接到了“要到现场去”的指令。还不到10点，我就已经到了首都机场。机场里已经有很多的家属，他们被媒体包围着。

马航起初的情况，和今年东航其实是一样的。那时媒体记者都被指责得比较严重，许多专家、或者微博上大V说，大家不要去打扰家属。

但我们媒体天生就有对灾难或者重大事件不缺位、不缺席的要求——所有的记者都要“到现场去”。

全世界的记者都集中在首都机场，还有丽都饭店，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特别重大的新闻。对我们这些在现场的记者来讲，如何和家属沟通交流，成为了最大的考验。

在此之前，我们所有的记者都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即使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到的也是一个“已知”的现场，但马航是一个“未知”的现场。所有人的眼睛里除了着急就是迷茫，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把我的采访总共分为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丽都饭店的时候。当时所有的家属都到了丽都饭店，马航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都请到了一个会议室，家属在里边，而记者则被隔离到外边，不让接触家属。

这个时期比较大的特点是，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件事，家属们都不知道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属有没有上飞机。在所有信息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是处于很茫然和悲痛的状态，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记者。家属中大多数人都没有经过媒介素养的培养，除非他们有诉求，否则不会对记者讲。

当时的舆论也特别强调不要打扰家属，如果过分地打扰家属，就是对家属隐私的不尊重，所以只要家属一出来，安保人员和马航的工作人员都会护着家属、挡住摄像头，说“你不要拍”，但所有的媒体都会在这个时候去拍、跟进报道。第一天的时候，场面其实是十分混乱的。

第一天混乱的场面

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和家属开口，到了现场也只能站在门外往里看。

面对这种情况，国内记者和国外的记者要求不一样。国外记者基本上面对的是一个新闻开放的环境。当灾难发生的时候，记者会被允许到一个安全区或采访区，家属们到了这个区就可以接受采访；相反，如果没在这个区域，记者就不会采访家属。他们还有个要求，不允许用欺骗或是冒充家属的方式混入家属群体。而对国内记者来说，记者们都很善于“伪装”，比如伪装成家属、或者伪装朋友，然后进入现场。

到3月11号的时候，整个局面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马航官方发布飞机一直都处于失联状态，并没有返回到马来西亚的消息。但当时《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消息，称他们已经掌握了飞机折返的信息——马航370曾在泰国湾上空掉头，横穿马来西亚北部。这时候家属开始意识到媒体还是具有作用的。媒体不光是报道这个事件，也能够推动飞机的搜索工作，所以家属就没有那么抗拒记者了。

马来西亚的工作人员也到了中国，与家属间举行了一个分享会，把一些信息告知给家属，但媒体记者一开始不被允许参加。

当时大部分记者最大的希望就是得到“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信息，所以每当一个家属出来时，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会议讲到了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家属们就会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后来部分媒体记者也被请到了会议室里边去，我也是很早就进入到会议室里边的记者之一。

那时记者都被要求不能拍家属，原因是考虑到一些家属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尤其是一些老人。中国有一个习惯，我们会对一些年长的人隐瞒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可能就不会告诉他们飞机出事了。很多的家属也会强调，你不能到前面拍，但你可以在后面拍。我们进入到会场以后，就有了更多和家属接触的机会。

当时里边有一个家属，把我误以为是个孩子，对我特别好。因为丽都饭店只提供家属的餐饮，记者只能到外就餐，所以也有家属给了我一些餐票，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吃饭，我们就一边聊一边交换了一些信息。

但那时大部分家属还是比较难接近的，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在他们悲痛的时候，我基本上很少去做太多的采访，更多的还是去观察每个家属的状态，看看谁愿意讲话，谁愿意和我们聊天，如果有愿意聊的，我们才会去聊。

家属们最难过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晚上，因为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的伤痛感就慢慢上来了。我经常会看到有人坐在楼道里抽烟、喝酒，有时候我也会陪着他们一起聊一聊，但同时我也会把我的身份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是记者。慢慢地，他们也都熟悉我了，都知道我是个记者，包括保安也知道。

那时候我们记者还比较难，基本上是家属邀请记者去，但马航的人不邀请。安保人员就会特别讨厌记者，所以有时候就会把记者赶走，可能坐在里边就被赶出去了。

折返的信息出来后，有关搜索的信息就比较少了，搜索信息进入了“荒漠期”。3月17日，网上开始出现一些马航指责家属的消息。一百五十多个中国乘客的家属加起来就得上千人，而每个家属的诉求肯定是不同的，尤其是那些在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务工的劳工家属，他们自身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就希望马方可以先赔偿他们一部分钱，或是报销他们的医药费，各种各样的诉求都有。

当然，他们对马航的工作人员态度也不会很好。这时候马方就经常会指责中国的家属提出了一些非分的要求，家属们一听这种负面的消息在国际上开始传播，就觉得这样不行，他们要形成一个统一的诉求，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家属委员会。

家委会成员代表姜辉统一对媒体发布诉求

成立了自治家属委员会后，他们每天会把会议的情况告知给没有进入会场的记者，也会起草自己的声明。这时候，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更进了一步。我和王冠一、徐京红、姜辉等家委会成员开始有了一些很好的沟通。他们会对媒体讲，我们也会问他们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如何看待国外的心理援助（虽然实际上他们那时也没有接收到这种援助）。

家属们一点一点形成各种各样的诉求，我们记者就帮他们汇总，慢慢地也就形成了一个没有那么冲突的局面。

3月24日，马航发布了一个让家属最无法接受的消息——飞机坠落在了南印度洋。但事实上，整个南印度洋都没有任何痕迹可以证明飞机坠海。虽然家属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并不希望马航公开对外宣布，而马航还是坚决开了家属沟通会。因此讲完之后的场面，就是家属们开始跟马航对抗了起来：他们到马来西亚的大使馆去抗议，认为他们不人道，不听家属的诉求，单方面地宣布了这个消息。

家属们在丽都酒店的门口也拉起了条幅，要求马来西亚提供飞机坠海的证据。他们需要知道真相。到了那时，家属们和马航的对立情绪其实达到了顶峰。

要求证据、真相和尊严的家属们

5月2日，家属们开始从愤怒，到无奈地离去。这段时间我们也观察到，家属们开始会做一些祈福的活动，满足自己的心理安慰，比如说在小会议室里边祈福，在大会议室里边也会点蜡烛。很多的家属会坐在房间里交流信息，这时候我也能走到他们比较私密的小房间里去。

祈福的家属们

当时会场说要把家属们清走，因为搜索的时间太长了，跟马航家属之间的沟通成本太大了，这是马航所不能承受的经济代价。所以他们就决定把所有的家属遣返回老家，让他们各回各家，在家等待消息。

家属们就变得无依无靠了，那时候关注他们的媒体也不多，但我还在现场。这就是栗二友（下图），离开丽都以后，他就倚靠在丽都饭店门口的柱子上，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像他这种心理，我也能够理解，从5月2号离开丽都以后，我个人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样去工作。

2014年5月2日，

来自河北邯郸的栗二友不愿意离开，

酒店房间已被收回，

一旁站着一名酒店安保人员。

我在丽都从一开始就见证了他们的茫然无措、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到后来慢慢组成了家委会，系统地去跟马航、马政府沟通，再到后来他们被驱赶出丽都。见证了整个过程之后，我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能做什么。其实非常痛苦。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多多少少有了些心理问题，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离开丽都后，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抱团取暖阶段。家属们在从丽都饭店这个聚集的区域回到各自家庭后，都不知道该去找谁。有一些比较好的家属，就会组织一些饭局。那时候吃饭的频率还比较高，在饭局上，可能吃着吃着，家属们就哭了起来；有时候去喝酒，有些家属就喝得鼎鼎大醉；有些家属过生日，我们就会举行一些生日party，那时我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

北京一家饭店内，MH370失联家属聚会。

两名家属拥抱着一位哭泣的家属，安慰她。

这一天是她老公的生日，

也是她和老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当时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关于MH370我要怎么再去报道，但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我要继续进行下去。

我开始和家属们一块抱团取暖。我们拉了一个小群，大概有30多个家属，每天我们都会在小群里说说话。过年的时候，我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然后在群里发红包抢红包，去排泄心中不知所措的情绪。

家属们也还会去政府、去马航抗议，但那时他们遭受到的待遇可能就不如在丽都了。他们会被各种阻拦，变得更无助，时常在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宿静坐。因为很多家属都觉得，既然你们都不管我们了，让我们各回各家，而我们又不愿意回家，我们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家委会，或者说是一个马航家属的大家庭，大家在一起还有一些心理安慰，所以他们就开始去马来西亚驻华使馆门口抗议，在那个地方搭上大量的地铺，在那里睡觉，以这样的方式去抗议。他们还会到雍和宫去祈福，祈祷自己的家人早点回来。

到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门口露宿抗议的家属们

 部分家属来到北京雍和宫上香祈福，希望失联的家人能够平安归来

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发现家属间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同，他们有不同的悲伤、痛苦和各种各样的诉求。

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个人故事阶段，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些更深度的个体故事，就开始找一些故事能够打动人心的家属对象。

比如说谢修萃夫妇。他们是来自江苏的一对夫妇，儿子在新加坡务工，乘坐了马航。在马航把家属遣返了以后，他们在北京郊区河边租了一个工棚，一个月50块钱。

但2014年的时候，我在郊外租房子也大概要3000块钱了，而他们就用每个月50块钱的房租，在那个地方住了下来，然后每天去找马航沟通，希望得到更多的消息。

 7月起，冯知善和老伴谢修萃便租住北京郊区的一处棚户房

听说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我就去看他们。那时候谢修萃夫妇其实生活得很困难，家里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收入，唯一能赚钱的孩子没有回来。夫妇俩在北京不断地寻找真相，但又没有工作，所以只能靠着一点积蓄维持找孩子的支出。

那天我去看谢修萃，是因为她生病了。她想吃块香蕉，但老公不太舍得买，就只给她买了一个红薯。在开会的时候，我听说了这件事情，就买了一些香蕉去看她。

去了之后，一看他们的条件那么差，我当时就特别的心痛。因为她的家乡离我的家乡也很近，我家在山东，鲁西南，挨得很近，口音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岁数跟我父母的岁数也差不多，所以其实会特别的难过。

那时候我就会不断地去寻找这些家属的故事，然后把每个家庭不同的故事整理出来：

这是胡女士。她的儿子、儿媳妇和孙女，一家三口都在飞机上。飞机失联后，她每天都会整理孩子的玩具，有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就会幻想他们回来了，所以她就会不断地去整理，保持家里的整洁，每天也都会去扫孩子的床铺。

胡女士将小孙女的玩具都放在整理箱中

这是程利平。她的丈夫是一个很有名的武术指导，拍过很多知名的电影，和知名导演也合作拍过很多片子。我去她家里边看她的时候，正好一束光打在了他们的结婚照上。

那个照片在光里边，她的爱人在光的黑暗区域，看不清、看不到的区域。那一瞬间我就被触动到了，然后我就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2014年12月22日，程利平的家中，斜阳透过窗户打在她的婚纱照片上

这是文万成，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倔强的老头。他儿子是他的骄傲，他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了一个研究生，也是山东高速的一个高管，还给他买了一套别墅。儿子出事了以后，别墅也没有怎么装修，他和老婆两个人就搬进了这套别墅里边生活。

他每天健身，保持自己身体足够的强壮，他跟我说，我不能塌下来，如果我塌下来了，那谁帮我去找儿子？

那时候很多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有谁能帮他去找孩子。所以那时候他就每天健身，每天训练。

2014年3月25日，MH370被宣布终结第二天，

文万成和家属们一起坐在公交车上去马来西亚驻华使馆表示抗议。

在这些家庭的故事里边，家属们唯一的诉求就是想知道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对于我来讲，我想了解的是，灾难发生了以后，每个家属是如何面对、怎样度过的，对于他们将来的影响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拍了几十个家庭，这些家庭中有的人已经离世了，有的重组了家庭，有的人生了宝宝，每个家庭的变化都很大。但是这些照片我没有公开发表过。因为有些家属，尤其是那些已经重组家庭的，他们不希望自己的重组家庭受到影响。

我也成了他们的朋友，会经常在一起联系，帮他们去做一些事情。每年3月份是我们这些人的集中生日，大家就不停地办生日宴、聚在一起过。

一起过生日宴的家属

家属徐京红今年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的爱人在从马达加斯加抗疫回来后，在天津隔离。当时天津的条件很差，我就托付她帮我给我爱人送个被子，送点棉衣，她就帮我去送了。那天我去接我爱人的时候，我在她的工作室里，我俩拍了一张合照。

整个过程下来以后，其实套用姜辉的一句话，他说他为什么会去寻求真相、去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各个地方寻找关于飞机的消息，就是为了知道飞机失联的真相、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避免这种灾难，让这些灾难不再发生。

我觉得这是他给我很大的启发。但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就是，我希望家属们都能度过这段心理创伤的时间，虽然确实很难。

所以我一直在记录，我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地记录下去。

用真心换真心

Q:您可以讲讲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家属，再和家属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这个过程吗？

A:其实和家属建立信任关系挺难的，没有谁信任谁，只有谁对谁有诉求，或者谁对谁有什么帮助，他/她才会跟你打开心扉，做一些交流。

一开始我去机场的时候，我一句话都没敢问，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在那个地方问，这时候也问不出来什么。而且这时候家属都还在一个比较慌乱的状态下，所以我就会先观察，我要记住谁是家属，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能不能跟我交流？

我会选一些家属，比如说相对年轻的家属，他可能更容易去突破，更有倾诉的欲望，但年老的家属可能只陷在自己的悲痛里边，尤其是当外界在说记者不要打扰家属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反感，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家属把记者从会议室里边赶出去。

在任何一个灾难现场，家属里边也总会有人出来带头，而像这些领头的人，他们往往会更有讲述的欲望，所以我也会和这些带头人交流。

除此以外，如果某个家属和别的家属在会议室里边有交流，你也可以听他们的交谈。这时候你就要记住他是不是处于能交流的状态，如果能的话，你就可以尝试着去接触他。

我接触的第一个家属是来自江苏的，他来了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丽都里面待着；也不知道怎么和别人交流，因为他讲的是一口方言，很多人都听不懂，我就帮他翻译，把他的话讲给别人听。因为我帮了他，他就对我有了一些信任感，晚上我们就在丽都饭店里边坐下来，简单地聊了聊天。

要和家属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的话，第一你肯定是对他有帮助的，哪怕心理上的帮助。比如在当时，你看他哭得不行，那你就递给他一张纸巾，给他倒一杯白水，让他缓解一下。你也可以拍一拍他们，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你就拍一拍他，你什么都不用问，但这时候他心里也会开始认同你。

之后也有一些家属，真的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孩子，会带着我跟其他的家属认识。当我隐藏身份进会议室，他们也会帮着我去隐藏身份，比如他带着我进去的时候，就会和保安说，这是我家亲戚，所以他们也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第二，真正能帮助你的人，你一定是拿真心去来换的，而不是说我要去硬突破。不是说我找到了他的电话，我就打给他，这种情况往往难以找到一个很准的人，你不如花一些时间去慢慢地观察，去了解家属，在所有的人都陷入悲痛的时候，你能用真心去对待每一个家属，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最早的时候是真的很困难，我当时饿得很厉害，也只能在会议室里边喝咖啡，不敢出去。因为早期都是隐藏身份的，一旦你隐藏身份进去了，如果出来了，想再找一些家属把你带回去就很难，所以我就天天待在会议室里边，跟家属们聊，他们就会慢慢地把我当成一个最熟悉的人，会对我有一定的信任感。

但如果你很陌生地进入到一个群体里边，大家都会对你有防备心理。包括我做的其他灾难报道，像天津大爆炸，我也帮助了很多的家属整理他们的信息、文件、东西之类，有些家属说在天津不能看精神类的心理创伤疾病，我就会带他到北京的医院陪他看病；有个老人每天晚上睡不着，可能就会给我发一条信息，问我好不好，我也会回他。有时候我看他晚上发朋友圈发得特别晚，我也会跟他打个招呼。

基本上对待所有的人，你都必须用真心换真心，而不是用欺骗换信息，或者用身份换信息。用身份换信息你有可能会被拒绝，但用欺骗换信息的话，你可能就是不道德的，甚至会引起一些官司。比如说他没有接受你的采访，那即使你有录音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对他表明身份。你需要用真心，让他主动地跟你有所交流，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在每次报道中跟家属的联系，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甚至和马航的很多家属，我们都会相互送一些礼物。有位家属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也会去看望，帮忙拍一些视频，把他父亲的葬礼记录下来，也给他自己留一个念想。这都是尽自己所能做的事情。

你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用其他的方法去做。

Q:您在乘客家属群体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您是如何深度融入这一个群体的？

A:朋友角色。比如说有的家属过两天接受一个采访，需要自己拍摄，但家属没有拍摄的经验，我就会帮助他们列清单，他需要配什么样的器材，如果他的器材不行，我有的话也会给他。

我不是一个组织者，而是一个参与者。我会帮他们完善每年的见面会，或者配合一些采访。但我不会干预家属其他事情，比如说他们需要发什么声明，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诉求、需要找什么律师，家属与家属之间的这些矛盾我不会参与。

我会避开这样一个角色，虽然看似朋友，但其实是很脆弱的。这种脆弱在于你不能伤害别人的利益，你不能越位。

灾难报道方法论

Q:您能分享一些说服家属接受视频采访的技巧吗？

A:接受视频采访是最难的，也没有什么技巧。这个跟拍摄还不一样，拍摄可能侵略性没有那么强，但接受视频采访，还需要带麦克风。

第一，你要告诉家属，我会很正式地对您进行采访，我有多少个问题，这些问题您愿不愿意回答？您有什么顾虑？这些顾虑我能否帮您解决？这些都要事先沟通好，如果你能把家属的一些顾虑解决掉，又不影响你的报道，成功的可能性会高一点。

第二，家属不愿接受采访，也没有硬办法，不能死磨硬碰。一般在灾难现场，家属是有诉求的。你不能强迫家属表达你想要得到的内容，当家属接受采访，尤其接受视频采访的时候，你需要听他们的诉求。你要知道他想说什么，要讲他想说的话，把你想问的问题放到最后，不要一开始就谈崩了。

Q:在采访过程中会有情绪奔溃的时候吗，在这类报道中该怎样调节自己的情绪来完成客观真实的采访？

A:情绪是不好调控的，我也经常会陷入到痛苦的情绪里边。

比如说我在天津大爆炸的时候，我会遇到很多的伤者。因为应急障碍，他们形成了自闭症或者其他的心理问题，但是早期在天津没法看这些病，也没法出具关于抑郁、或者其他心理障碍的证明和医学鉴定，当时我也很痛苦，明明看到了这些人的这些状态，但能怎么办？

我自己也对介入到这种痛苦情绪里边没有办法，能做的就是调整自己的状态。马航的时候，我经常和家属在一块。有的家属没地方去，我也会把他们拉到我家里边去住。大家一起互相帮助度过痛苦，可能会好一点。

至于说客观真实的采访，真实是我们采访的一个基础。你跟别人聊的、你观察到的、别人告诉你的，你都要去验证。采访不是简单的对话，不是他告诉你，你就去记录的一件事情，而是要体会、要观察，还要客观地去求证。我也遇到了很多种情况，比如当家属们争取孩子抚养权的时候，你就要把两边的态度都呈现出来，不能只单单说老人想要孩子或者是父母想要孩子，抚养权就该归父母或者是归老人。你不能站立场，这时候还是要冷静的。

Q:当时被派去报道，和同事们如何分工？您负责的是哪块工作？

A:每次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机构都会成立一个临时报道组，有时候五六十个人一个临时报道组，比如在天津大爆炸、东方之星的时候都有五六十个人；马航最早期也有很多人，因为大家要抢时效和关系。

我们当时派了一批记者去了马来西亚，派了一批去新加坡，还有一批记者去了越南，而我是在北京，我的分工就是马航家属的采访，因为当时的马军方、马政府、交通部都有高层次的官员来与家属举行沟通会，那些都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当时我们在会场里边，不光是要采家属，还要挖掘最重要的信息——马航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只是一味的采家属的故事，我们是要把家属的故事融入到整个报道里边去。所以那时候分工还是比较细的。

你要把你的采访信息往临时工作组的大群里边分发，因为后期的制图、动画，或是其他工作人员都需要你的支持。所以当你走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个重大的事件，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突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分工的。

Q:在灾难报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A:第一是反应要快，作为我们新闻人来讲，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如果你不能快速地到达现场，快速地接触当事人的话，那你基本上就废掉了，可能之后会遇到一个又一个个的坎。你要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接触到当事人，用最快的时间把你所有的资料发送回单位，这才是最重要的。

比方说东方之星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恰巧也在第一时间遇到了第一批登船的蛙人，如果没有搭上那个载蛙人的船的话，我也不可能上到事故船上去。要想后来再进核心现场，是没有可能性的。

天津大爆炸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时我正和朋友一起聚餐。平常的时候，我的背包里边会放相机、电脑，不一定会放钱。天津爆炸消息出来时，当时还不到12点，我就立马跟朋友借了钱，打了一辆出租车，背上包直接就往天津去。

等我到达天津的时候，已经是3点多了。那时天非常黑，我到医院拍完伤者以后，就去到了现场，走到万科的楼上往下看，当时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都需要被救出来。我就背着相机直接进到现场里边去了，也没有人拦我。

等天亮时才赶到的那些记者，其实都已经晚了，想再进去现场或者再进到医院，都没有机会了。

大兴大火的时候，我和我爱人正在家吃着饭，突然医院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所有的急诊人员都要返回医院。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一定是发生大事了，我就去翻微博，一看在大兴有个地方着火了，就立马搭了个车过去，又成了最早进到现场的记者。等所有人再进现场的时候，又是根本就进不去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快，你要快速的反应。

你要解决真正的实际问题，不能说进到现场，自己反而成了一个灾民，所有事情都要有所准备。就像救援的时候，你没有船，到处要借别人的船，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别人的冲锋衣也是不可能的，要别人吃的也不可能，所以平常都要做准备，比如说包里放点巧克力，放上相机，放上充足的电池、录音笔，要准备好，这些都是最简单的。

对于我们记者来讲，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我们媒体人都是实践经验主义者，那些理论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多帮助。我们遇到的可能是千变万化的现场，每个现场有每个现场的不同。要是套用理论、技巧去做，肯定是做不成的。

Q:在突发事件中，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发稿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

A: 消息准确。哪怕只有140字，也要消息准确。另外就是前后协调，比方说你采到了谁，你看到的现场是怎么样的，你听到了什么，你闻到了什么，你触摸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这些现场的状态你都要发送给编辑，要及时和后方保持联系，在特别紧张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你来写稿。

另外在突发报道中，记者要突破的是信息的增量。公共信息其实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几点几分发生了一个爆炸，或者哪里发生了一个地震或者是泥石流，甚至机构派了多少人，怎么去搜索，救了多少人，这些都是公共信息，不需要你去找，你需要寻找的是增量的信息：你到了现场的感觉、你在现场的采访、在现场了解到的东西。

对于我来讲，我每次到一些重大事件现场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的技巧，就是早到，早到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能了解到。有时候如果到得晚了，基本上什么都了解不到。但有时候到得早了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要寻找突破的话，你还需要耐心地去等一个好时机。

举一个例子，东方之星被扶正后，我们所有的媒体记者都被赶下船了，都在岸上。那时候我在岸边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每天在附近转啊转。后来看到江中心有艘船离我有好几百米远，就想上去看看船里边的样子。

当时上船必须有防护服，而船底下有一摞一摞武警进船时穿的防护服，我就通过一位记者朋友的联系拿到了一套。穿上防护服后，我在那个地方又待了一会儿，就看到了尸体被打捞、清理过后的第一现场。

之后我就上船的时候，手都是抖的，腿也是抖的，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因为你一取相机就会被发现。我从船舱一层一层拍，就拍到了手印，可能是船倾翻的时候，手涂在墙壁上，留下的挣扎的带水手印。我还拍到了一些旅客留下来的物品，还有驾驶舱的钟表。

有时候去到现场，你第一是要快，第二是要等一个合适的机会，但这些东西都是要靠你在这些突发事件中慢慢总结出来的。我们很多年轻的记者，可能一到现场就直接就晕了。

Q:灾难事故现场进不去怎么办？

A:想办法进现场。每一个被封锁的现场，都是有机会可以突破进去的，基本上你要想办法，各种各样的。

年轻的记者可以通过老同志带着去做采访，怎么找人，聊什么样的故事，都需要不断地去总结。

你还需要一个一个现场去跑，可能才会有突破。你的关系圈、人脉圈、实践经验能不能给你一些帮助，这也是很重要的。

灾难报道的记者本位和新闻伦理

Q:您在刚开始接触家属时会表明记者身份吗？会不会有家属在听完身份之后立刻表现出抗拒呢？

A:每个家属面对媒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一开始我们进入会议室的时候，都是不会亮明身份的，比如说你带了摄像机等器材，你就进不到会议室；你要是在前两天说明你是记者，你在小会议室里边也是会被揍出去的，所以大家都不会选择亮明，在会议室里边首先要在的就是观察、寻找最合适交流的对象。

但当你接触家属的时候，就要亮明身份了，我那时候很多的采访都会表明身份。因为我既是文字记者又是摄影记者，我一方面要寻找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要拍摄，所以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所有的家属都会知道我是记者，所以我那时候是最容易暴露的，我被安保人员从会议室里面揪出去，至少10来次。

这时候你要知道，一旦你隐藏自己身份，就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也存在暴露的可能性，会被家属抗拒。但抗拒其实是没关系的，不单是在灾难现场别人会拒绝你，一般的采访也有很多人会拒绝你。拒绝你就拒绝你了，拒绝了你就会找下一个合适的采访对象，每个人都有拒绝你的权利。

Q:如何把握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工作采访和闲聊之间的微妙尺度？

A:你一定要把握的一件事情就是，个人特别私密的事情，避免放到公域去讲。比如说马航家属中有一个小女孩，大家都想知道她的消息，但我是不会在公开场合上讲她的任何一个消息的，我只能告诉大家她很好。

但如果是发生的大事件对个体造成了大的影响，比如他受到影响后瘦得脱相、八十几斤的时候的照片，那些我是会去拍的，但其他私人的我不会去讲，我不想把闲聊、或者是特别私人的事情放到公共场合里边去。

另外，你要尊重家属的隐私，尤其是重组家庭，如果他/她现任的爱人能够接受这种状态就还可以，但如果他/她不接受，你就不要去聊这些事情。

家属之间的矛盾再大，我也不会对外去讲。如果稿件中具体讲到某一个人，我可能会用化名或是用模糊性的语言来讲述；此外，酒桌上的话也不能拿到你的稿件里边去，这些都不太合适。

Q:您认为发生灾难之后，多久报道家属的故事是比较合适的？

A:不知道你们看过展江的一本书没有，叫做《新闻报道与写作》。那是我当时进入新闻媒体业后买的一本书，里面有对灾难报道一些点的介绍。灾难发生之后，没有说多久报道家属的故事才是合适的，这是作为一个事件的报道，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决定的。

第一，它是由我们的媒体机构所决定的；第二，我们个人也做不到把一篇报道的信息全部囊括进来。

我们有很多的分工，比如说不同的记者分别对接发布会、职能部门、民航局、应急管理部、医院、当地政府等，很多的部门都要采访，而不是哪一个记者能够决定我们这个报道要如何呈现。

最近可能也是因为东航这件事情，让大家又想起了马航。每到发生一些大的灾难的时候，都有关于要不要采访家属、要不要在第一时间内联系家属的争议，这些讨论往往上升到了新闻伦理的层面。但你有没有到现场去，你能不能第一时间接触到现场？

家属的故事，是灾难新闻里边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如果你没有了，是不是就缺少了什么元素呢？所以我觉得没有时间上的合适不合适，只有工作方法上合适不合适。

Q:对于进入灾难现场的记者，所属组织会在采访后对记者进行心理疏导吗？

A:这个几乎没有。我5月2号从丽都酒店回到家的时候，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处于抑郁的状态，完全不能工作。后来我被暂时调到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一个创作纪录片的工作坊，跟别人交流学习。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以后，我才慢慢走出来。

我所了解的是，国内给记者做心理干预的基本很少，都是记者自己来对抗这种心理上的问题。

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心理感受，这个报道做完可能立马就要做下一个选题了，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调节。我压抑的时候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来帮助我，喊我出去喝酒、聊天。2014年5月份到8月份那段最痛苦的时间里，是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帮我度过来的。

Q:在现在的新闻环境下，一个花费了巨大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的报道具有怎样的价值？

A:在一个重大、或者足够重大的事件里边，媒体进行长期持久、跟踪多年的报道，是之前媒体业的一个传统。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价值，认为花费的时间成本太大了，但是在当下碎片化的时代，这种记录的价值是要放进历史长河里边来看的，你不能局限在眼前有没有价值。

像我对马航家属的跟踪报道，我觉得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八年过后，家属的每件事情我都帮他们记录下来了。当家属们需要的时候，我有这份资料给他们，或者当公众想要去了解马航，了解乘客家属创伤故事的时候，我能够讲给大家听，我觉得这就是价值。

像我们知道的聂树斌案，也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记录下来的。你可能在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我也推动不了什么，我的报道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放在大的历史长河里边，你如果能对这个社会做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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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 胡明月

统筹总监 | 胡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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