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记者赵孟：热点突围，除了快就是多找人
跑突发、追热点可能是最常见的新闻领域，也可能大多数记者从业的起点。面对现场的突发情况，初出茅庐的我们会手足无措，会慌乱，会出糗。前辈们有自己的经验宝塔，每跑一个现场，就垒上一块砖石。
如何融入现场，获取第一手信息？如何在庞大的信息流里抽丝剥茧，判断真伪？在成为热点突发记者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每一步都是全新的考验。
这次，我们选择重返现场，对话突发热点记者，聆听奔波在最前线的记者们的故事，分享他们在实战场上的宝贵经验，复刻出属于他们最初的从业印象。
本文对话界面新闻中国报道组记者赵孟。他曾任职都市时报、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做过大量社会报道，常年关注计划生育、环境、医疗等公共安全领域议题。
自2011年入行至今，他的身影活跃在多个重要突发和热点事件中：贵州“超生父亲”自杀、云南“亚洲最大铅锌矿”污染、宜宾煤矿透水事故、凉山森林火灾、郑州水灾、东航坠机事件……
围绕突发事件选题操作，我们试图向赵孟记者讨问一些“方法论”：第一，尽量去现场；第二，电话采访和现场采访配合使用；第三，快，唯快不破。
以下是与赵孟的对话：
Q：看到突发事件之后第一反应通常是什么？比如最近的东航空难，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A：一般来讲热点事件多和灾难相关，作为代表公众利益的媒体，通常需要还原事故过程、追问原因，以防范悲剧重演。
看到东航坠机事件时，第一直觉是这肯定是一次重大公共安全事故，通常坠机都不会有人生还；在信息“空窗期”，媒体首先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Q：在报道中，如何处理事件涉及领域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
A：新闻系可能不会教学生太细致的采访方法，比如出了某件事具体该找某个部门某个科室或者某人，这些都需要你在大量的实践中去摸索积累；专业领域的知识积累也是如此。因此：
第一，要大量操作选题。在跑突发的前两年，面对很多问题都会有陌生感；三四年之后会开始慢慢熟悉某类突发事件发生后，我们需要寻找相关部门和知情人，以及如何快速、巧妙地找到他们。
第二，快速学习。现在网络很发达，围绕一个热点会爆炸性地出现大量信息，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是多看一些自然能够有所分辨。
比如天津塘沽大爆炸发生后，传言说里面还有数吨危化品没有被找到，一旦发生泄露，会造成非常大的化学危机。我当时对事故相关的领域的确很陌生——比如我只知道修建一个项目需要做环评，那时才知道还要做安评（尤其是危化品企业）。
当时网上已经有很多信息流出来了，我所做的就是不断浏览，再根据我的疑问（比如XX危化品有什么危害，安评报告由哪些政府单位负责撰写，需要邀请哪些专家）做具体检索。
Q：确定要跟进某个突发事件后，编辑部会怎么做？比如这次东航事故，界面很快出了几篇有关现场和家属的稿件，如何做到的？
A：以东航坠机事件为例。事故发生当天下午，编辑通知大家盯东航空难，其他采访暂时搁置。报道群中除了我们中国报道组之外，还有交通组、广州地区的同事，前方记者和后方编辑领导共17人。
空难事故原因调查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因此我们没太留意网上的各种猜测。当时的目标很清楚：第一，尽快去现场，广州两个同事迅速分头赶往梧州现场和广州白云机场，我和另一个驻杭州的同事也被安排去梧州现场（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没能到达现场）；第二，找人，找到跟这个事故比较接近的人，比如公司的空管或者家属。两件事要同时进行。
又比如之前报道河南水灾。当时我们预判这是非常罕见的水灾，总共动员了24人参与，其中前方记者7名，各自负责摄影、视频、文字，各自盯着地铁、京广线、现场救援，操作出了调查、特写、视频、图集等报道。
我在现场主要盯地铁。去现场的前一晚我采访了地铁五号线上求助的女记者，发现救援安排和对外通报在时间上可能有点问题，因此我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就跑去地铁，后来也一直追问地铁事故的原因。（参见《追踪｜郑州地铁5号线被忽视的两处进水口，未见围墙》；《重走郑州地铁5号线：积水区十年前上“黑榜”，排水明沟变暗渠》）
Q：您在东航坠机事件和郑州暴雨事件报道中都很快联系到直接当事人并发稿，请问当时是怎么做的？
A：我一般会坐公共交通出行，这样可以兼顾工作。参与东航事件报道时，我在去机场的路上不停给事发地附近村民和家属打电话，打了几十个，可惜要么不知情，要么不愿说，最后只有一个家属说了一些信息（参见《“我改签了，还有6位亲友在那架航班上，其中一个是我妹妹”》），她的联系方式是通过领导的人脉找到的。
热点事件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找到愿意说的人并不是因为你善于沟通，而是一个概率事件，除了大量找人没有别的办法。
另外，找采访对象要善用一些工具。比如可以在天眼查上搜索村里的商店、食品店，他们一般都会留自己的电话。
郑州暴雨事件中，到现场之前我唯一能做的只有不停找人。之前说过我联系上那位被困在地铁中的热心的女记者，当时受访者的电话没电关机了，但我想她肯定会开机的，所以隔一会儿就联系一下。
那天晚上快12点时，她终于开机了，并通过了我的微信验证，我立马打过去聊了一两个小时。当时我是第一个给她打电话的人，我很感动的是她在那样惊魂未定的情况下，还愿意跟我讲那么多。（参见《复盘郑州地铁五号线救援：乘客砸窗自救，妇孺先撤离》）
现在突发新闻现场要求记者的速度越来越快，落点越来越精准，突发事件的报道就是唯快不破：尽快去现场，尽快找到核心的当事人，尽快打电话。
很多时候只有第一个拿到联系方式的人才能打通电话，因此拿到联系方式之后，哪怕脑子里一片空白，也要先拨通再说，你总可以扯点话题，让电话保持不要挂断，你至少可以问：网传的这件事是真的吗？——但在这里我指的不是对遇难者家属的采访，对家属要守住不伤害原则，哪怕不做采访。
Q：如何面对悲伤的受访者？
A：在和空难乘客家属对话之前，我所知道的信息就只有机坠毁了，上面有很多人，这名家属也有很多亲戚在飞机上，而她因为改签没有登机。电话打通后我做了基础的信息核实，她也说了一些新情况，比如她的亲妹妹在飞机上。然而，她很难过，也不愿意多讲，我也就没有多问了。（参见《“我改签了，还有6位亲友在那架航班上，其中一个是我妹妹”》）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面对悲伤的受访者，如何展开对话？这应该是很多记者的困惑。
首先记者要有这样的共识：新闻报道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我们去询问对方的某些信息并非为了一己私欲，而是为了间接推动对真相的追问。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可能就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自私的、纯粹出于工作需要的打扰。
其次，对话中应该把握住一个原则：尊重受访者的意愿，尽量从帮助他们的角度出发，来提出我们的问题。不同的家属有不同的态度：有些人觉得，人都没有了，写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但有些人觉得你把他们记录一下，在公共的平台上留下一点痕迹，也是生命存在的一个见证。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我就尊重不再打扰，再去寻找愿意表达的人。
最后，我觉得对话的态度应该尽量平和，多体谅对方的处境，想象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如何开口向他说第一句话。不要显得那么正式，一些安慰也是必要的，还有询问对方的需求，让他感受到我们的善意。但倘若对方仍然不情愿，我们应终止采访。
另一个问题：在家属很难过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判断问哪些问题合适？
比如在这次对空难家属的采访中，该家属提到没有任何人联系他们，亲人生死未卜，她也很担忧的情况；这时我们可以问一些基础信息，比如说哪些亲人在上面、有几个人、什么时候出发的——这些信息在当时都是一片空白，家属也不会排斥，因为提供这些信息可能对搜救有帮助，也许会间接地帮到他们。
写特稿需要的一些细节性问题可能就属于不合适的问题。这些追问相对琐碎，对于家属来讲可能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耽误，通常，我们可以日后进一步建立关系再去问这些细节。这不仅考验记者沟通能力，还考验观察、感知的能力，说实话，我很不擅长这类采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灾难报道中不能写特稿，要看你的沟通方式和受访者的状态。每个人面对悲伤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一句话都不想讲，有的人可能特别有表达欲。我之前采访的贵州“超生父亲”自杀报道时（参见《贵州“超生父亲”之死》)，当时事情过去才一个多月，但死者妻子很坚强，滔滔不绝分享事件的经过，甚至偶尔还会发笑，我一直挺好奇她为何是这个状态。现场情况总是复杂的、出人意料的，要多去现场。
总之，在灾难报道中做特稿或特写时，第一原则就是不能用问题去伤害别人，可以去多找人，总能找到一个愿意讲、认为这种回忆是怀念而非伤害的人。之前引起争议的《每日人物》那篇报道，文本非常细致，披露的细节也较多，但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大多是对公开信息的整理；如果这篇文章有冒犯到任何人，那提出异议的应该是受访者，而不是自以为是的网民。
Q：如何面对有顾虑的采访者？
A：第一，好好沟通。比如，在东航坠机事件中，听说村民担心向记者讲话会“犯法”，记者可以和他沟通，讲清楚我们的身份和一些法律常识；同时告诉他，即使记者不问，后续调查也会需要村民配合。这些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判断。
第二，继续找人。在谈论突破采访对象时，经常会有一个误区，我们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搞定某个人。实际上，我们很难花精力去搞定一个不愿意讲述的人，而多找人总能找到一个愿意讲述的采访对象。在东航坠机事件中，我找了几十个村民，只有一个人说了情况。（参见《MU5735坠毁地点距村民房屋仅几百米》）
Q：在电话采访中，如何降低受访者的防备心？
A：有些表达技巧可以分享。比如需要注意语言的使用，通常“记者”二字容易引起对方警觉，所以我们在自我介绍时，不一定说“我是XX报的记者”，可以说“我们这边是XX报业集团”，这也是事实。在热点事件中，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政府机关，一听到记者都会不自觉地警觉；而当介绍自己是哪个公司时，对方可能会觉得是工作沟通，事实也是工作沟通。
还有一些情况，你根本不需要先介绍自己，打通就直接抛出问题，因为某些情况下，对方可能会把你误会称另一些人了解情况的人，比如他们的上级。等对方询问时，再补充说“不好意思忘了自我介绍，我是……”。有些人警惕性很高，当得知你是记者时，对方就不会再讲。但如果打电话之后直接发问，对方有时候不懂你是谁，以为是上级单位来督查，就会说很多情况。
有一次我采访云南的一个危桥事件，没有自我介绍，直接和对方聊了起来。当时正好周末，对方特别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后来他还问：“你觉得我说得够吗？还有什么问题我再去了解。”他把我当成领导了。
此外，讲话的语调、语气、态度，方言还是普通话，这些与快速建立信任都有关，可以慢慢在采访中去摸索积累。当然，这一切的技巧都是服务于我们的报道，不能用于私人目的。
Q：面对一个潜在的采访对象，如何切入话题？
A：可以关心对方的现状，比如最近的生活状态。
年轻记者可能会很局促，这需要一个过程。我是那种比较愚笨、不敏感的人，工作三四年之后似乎才找到一种相对从容的“工作状态”，面对不同类的人，都可以比较自然地切入话题，也不至于冷场了。建议大家多做一些采访，多面对面聊天，慢慢能找到这种状态。
Q：在限制条件下，如何找选题角度？界面这次报道的“空难中的民航人”角度新颖，能否分享下操作经过？
A：外部限制不是规定死的，要靠自己去争取和理解。
以“民航人”稿子为例。我之前和一些民航朋友有私交，留意到这个群体的联系特别紧密，因此找了一个朋友问了下事件后民航圈的状态，他大概给我讲了下近几天圈内人的反应，也给我分享了一些内部平台的讨论，信息非常丰富，行业共同体的感觉很明显。（参见《【特写】MU5735坠机后的民航人：那些回忆没有返航》）
第二天我报了选题，这个角度比较安全，也有特别的意义，得到许可后当天就写出来了。这个稿子可能涉及到信息使用的问题，但是在如此重大公共事件的当口上，在保护受访者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一些信息是有必要曝光的——当一件事情既涉及到个人隐私又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在采访对象同意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隐私应该要让位于公共利益。
Q：做突发事件报道最重要的原则是？请举例谈谈。
A：一定要快！要尽快赶到突发事件现场，找到愿意说话、接近现场的人。
在凉山火灾事件中，我们拿到事故调查组组长（也是当地森林公安局局长）的联系方式是晚上，之后马上联系，一直采访到凌晨。我们是事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访到他的记者。后来他告诉我们，报道发了后他压力很大，再没接受别人采访。（参见《木里火灾专案组长：徒步三天查近万棵树，才确定起火元凶》）
相比之下，天津大爆炸事件报道是一个有些挫败的、没有获得太多的信息增量的采访经历。事故后一个月我们到现场想做个回访，记录一下当地人的生活以及事故对生活的影响，还有事故原因——尤其是早知危险的化工厂厂长，想从他这里对爆炸原因做些追问。但对他进行挖掘时的突破很有限，事件涉及到太多部门，当事人被抓后都如履薄冰，不愿意多讲。
我还记得当时搭车去调查组所在的酒店，连司机都对我很警惕，爱答不理，可能怀疑我也是调查组成员。
后来回顾这次采访的问题有几方面原因：第一，去晚了；第二，在危化品领域积累不够；第三，事故发生时，没有到达现场。
Q：您在现场的心态是怎样的？
A：就两个字，焦虑。我去现场的路上就会开始焦虑，以前飞机上要关机时还能留出两个小时清醒一下；但现在可以开机了，因此在飞机上可能还要继续看资料。
到达现场的那刻会更焦虑。因为每个现场都是陌生的，而熟悉现场要经历一个过程。你要找人，要拍要写，写完还要善后（比如采访对象不满，或引发的别的的麻烦等等），特别是被一些比较难梳理的材料缠住后特别烦心。
在采访的时满脑子都想着我需要哪些信息，更多的担忧可能在于采访对象是否合适，以及身份是否会暴露。很多时候我们采访可能不便直接讲我是记者，如果不小心采到一个“敏感人物”，后面要摆脱就非常麻烦。
Q：您如何缓解在现场的焦虑？
A：焦虑来自于对未知现场所产生的不确定与不安全的猜测，还有害怕到现场拿不到想要的信息的失落等。但当我跑多了现场之后，哪怕我还很焦虑，我会在焦虑中拥有一些自信，因为当你经历过许多类似的新闻现场后，你大致会摸清楚一些门道，对问题的指向、报道的方式会有所预判，心中有底就少些惶恐。
除了一两次挫败的经历之外，我觉得跑现场后还是有很大的收获的，甚至经常有意外收获。这种感觉和经历多了之后，我就会拥有一种自信：焦虑归焦虑，我还是可以搞定它的。我想这是年轻记者都需要经历的，所以不要只陷入焦虑，不要乱了方寸，要多操作线索，能去现场就去现场，不能去就多打电话，慢慢沉淀，慢慢成长。
另外，我觉得大概90%以上的情况，只要去到现场就会有信息增量——即便进不到核心现场，或现场找不到愿意讲话的人，你还可以观察周边。非现场的、转述的信息一定会有遗失，哪怕你找到再直接的目击者，也一定没有你亲眼观察的信息丰富；因为你是记者视角，而目击者仅仅是目击者。
Q：如何突破现场？去了现场，发现怎么都进不去怎么办?
A：突发事件封锁现场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拒绝接近现场的理由。只要你去了现场，并且不断的去尝试，总是会有办法的。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个案例可以分享。
2018年西藏昌都发生了一次山体滑坡事件，那个地方很偏僻，在西藏和四川的交界，从四川和西藏出发都很远，而且去目的地的路上还有三四道关卡，根本不让人通过，我想了很多办法，最终还是过去了。（突破过程详见《新闻不在纸上》）
Q：如果实在是去不了现场，怎么办？
A：那就找接近现场的人。比如救援和医护人员是一定会在灾难现场的，在信息被封锁时，通过他们会获取比较可靠的信息。
每次有突发事故时，地方应急管理部的救援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他们有宣传任务，因此在信息封锁时，这个群体相对来说愿意发声；可以尝试和其中负责与媒体对接的人建立联系，有事时，他们可能愿意提供信息甚至前线人员的联系方式。
Q：在现场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A：我有一个原则：没有任何采访是需要你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的，大不了就不做。我不太喜欢跟别人起冲突，因为我的目的是获得想要的信息，冲突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往往带来麻烦。
在中国做记者，客观地说，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我不明白一些人总是唠叨这行“危险”，那些小冲突和麻烦每个国家的记者应该都会遭遇。总体来看，我这十年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事。
但大家依然要注意安全，该买的保险要买；另外看到过一些女记者的经历分享，她们面对的情况可能要复杂很多，这的确值得注意。还是那句话，没有任何工作值得我们交出安全和尊严。
-END-
作者 | 吴琳 王宇瑄 张滨淏 张晓艺
编辑 | 梁珺怡
系列统筹 ｜ 余一璇 吴琳 唐卓雅
值班编辑 | 崔灿
统筹总监 | 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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