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胡巍：深度新闻的日常积累 | 媒笔记
胡巍
春城晚报-开屏新闻记者。曾在《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担任摄影和文字记者，关注时政、楼市和环境领域。代表作有：
简短的自我介绍过后，胡老师以自己的几篇代表稿件出发，简要复盘了稿件写作过程，并以此为基础，讲述深度新闻的实战方法论。
开屏新闻《深度观察｜公务员化身“售楼小姐”背后：多地政府救楼市，六个钱包能否再助力？》
这篇文章里A县的事例，来源于一次扶贫项目的宣传报道。在采写过程中，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政府的官员，也接触到一些贫困人口和企业家。在做一些宣传性质的正面报道时，我们有机会跟一些平时可能不太愿意接受采访的人聊天。假如我现在要做的是一个房地产相关的土地财政话题，我去采访某个县，那肯定是不会有人跟我谈相关内容的，包括企业家他也不敢说。但是我现在去做一个宣传的事情，和他们聊得开心了之后，大家就会扯开来谈很多东西。从当时的角度来说，我是不可能去写《公务员化身“售楼小姐”背后：多地政府救楼市，六个钱包能否再助力》这样一篇报道的。但是过了两年以后，我开始写这篇报道，就用到很多和A县官员聊到的内容。
所以提到这个深度报道，我想建议大家平常可以多搜集一些可能和手上正在做的报道没什么关联的素材。你们中可能有一些人不太喜欢跑各种会议做宣传报道，但其实这些东西也是必要的。我以前在中国经济周刊的时候，需要参加每年全国两会的报道，我就很不喜欢。后来在19年的时候，我的领导就批评了我，他说，“胡巍你不是很喜欢做调查报道吗？你不是很想做深度吗？那你为什么不到两会上多跟企业家、官员聊一聊呢？你就是觉得你跟他们聊的内容可能写不出一篇报道，但是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很功利的。因为每年两会就这么一次，相当于大规模地集中地跟一个群体聊天的机会，事实上是很难得的。”我一开始比较功利，觉得自己没有选题，和代表们聊过之后也写不出稿子，所以就懒得去采访。但领导跟我说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对。多跟他们聊，才能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这对于以后做其他的调查类新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19年的两会我就去了，虽然我一篇稿子没写出来，但是也确实跟很多人聊了，有了接触的过程。
的确很多时候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某次采访后到底能不能写出一篇稿子来，能不能写出一篇特别有流量的稿子来？我经常会去想这个。但其实这是一种不太好的想法，像《多地政府救楼市》这篇稿子，我觉得就是依托过去两三年的采访积累，在摒弃了功利心之后写出来的。在写这篇稿子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了，可能我过去积累的东西是有点用的，所以当时很想把这篇稿子写好。
我采访了三个大学的教授，这些老师平时就是专门研究这一方面的，知识真的很丰富，他们把楼市问题解读得很清楚。刚开始我特别高兴，想着现在案例也有了，理论基础也有了，那这篇稿子肯定可以写得非常好。但其实不是这样。这些老师谈论问题深入浅出，是因为他们很有本事，有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积累，但不等于我有本事。因此，他能够把这些东西讲得浅显易懂，聊完之后我也确实全理解了，但我发现我还是很难把谈话内容理成一篇稿子。因为这个话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涵盖房价、税负、土地财政乃至整体财政状况，我能够听懂，但以我的学识，却又难以总结、复述清楚。所以说，虽然我过往在各种采访中有积累一些案例，能够去写这样一篇深度报道了，但由于我的学理基础不够扎实，这篇报道就不可能写得非常好。简单来说，就是老师们的观点越好，我就越想全部写出来，但是越想全部写出来，就因为能力和学识的限制而越写不出来。于是我在写出了比较满意的前三段后，比较平庸地完结了这篇稿子。
学习知识和锻炼思维是完全不同的。汲取知识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每天都会得到一些知识。拿我自己举例，在做社会新闻的过程中，每一次采访都会收获一些新的东西。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海难的新闻，就了解到原来船上是有大副、二副之类的分工。这些都是知识点，获取知识点是伴随我们终身的。
再比如说，长城代表了中国的生产力，但其实它也是在高度集权的情况下被修建完工的。再回到金字塔，我们也能从三角形的稳定结构联想到古埃及宗教中追求永恒的观念，再想到木乃伊其实也是追求永恒的体现。从金字塔引申出来的这么多解读，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老吴当时极度失望，有同情他的记者希望我写一篇稿子。但吴英父亲来北京后什么都没发生，我该怎么写？好在我过去有一些积累，跟吴英父亲的互动很频繁，资深媒体人万茵写吴英案的书我也全都看了。所以我就想，没有新闻本身可能也是一个新闻。就是为什么吴英案申诉了那么多年，既不受理也不驳回，“没有进展”本身就是一个新闻。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切入，加上平常的一些积累，就很快写完了。总而言之，我还是想和大家强调日常积累的重要性。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积累一些东西，所以也不用太着急。能够用时间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系统性的学习也很重要，因为思维方式是最难学的，学会了以后才能够驾驭某些题材。再说到《多地政府救楼市》，我后来也把这篇稿子给一个记者前辈看，他是说这个主题写得太大了，但是我并不后悔选择这个主题。大主题很有难度，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去做一点有难度的事情，哪怕是挑战失败，也没有什么损失。
比如说我写完这篇稿子，虽然写得不好，但是我有什么损失吗？单位照样会给我发稿费。虽然阅读量不高，但我也没觉得特别丢人。我们做记者大概三四年以后，往往就会遇到一些瓶颈，之后每到一个阶段都会遇到一些瓶颈。如果想安于现状的话，就继续写小稿、写擅长的题材，这样就永远不会丢人，工资也不会少到哪去。但是如果给自己一些挑战，我们能力的天花板是不是就高一些了？比如说我今天这篇稿子没写好，之后再写第二篇第三篇，说不定到第三篇就能写好了。
所以选择大主题去写稿，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了。其实有时候我也会去观察其他一些同行，会发现自己目前是不太成功的。但是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因为我总是在挑战自己，那么其实我的能力会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而一直上升。
说实话，很多记者如果迈不过瓶颈的话，到了一定年龄，可能就会变得很平庸，比如说他50岁的时候写的文章和他35岁写的文章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一些挑战，不要太怕丢脸，才能在业内保持竞争力。
Q：对您内蒙倒查的报道很感兴趣（《内蒙古涉煤贪腐倒查20年：厅官情人入股煤企获利千万》)。这个系列非常复杂，不仅有政法系统的塌方，还涉及多个案中案，包括鲁能、包钢等很多历史案件都串在其中。您是怎么梳理出主线的？
此外，您是怎么联系到多位明显是白手套的受访人的？他们的话可能有一些是杜撰的，还有一些特定关系人可能也已经落马。该怎么去核实他们的说法呢？您的报道中引用了“坊间传闻”这样一个词汇，是因为这些传闻虽然有证据，但很难被证实吗？如何技术性地去处理这些信源呢？
A：我认为坊间传闻是可以写进报道的，而且事实上大家也都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此外，既然是“传闻”，就是没有证据的，但这就涉及到我们写作的安全度。
比如说我以前写过一个坊间传闻，是有关行贿的事情，但其实我的确是证实不了的。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不可能想到 20 年以后这个事情可能会被挖出来，会有记者来采访、要保留证据，这是不可能的。
大家一定要明确一点：记者不是警察，记者有采访权，但是没有侦察权。记者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如律师。律师还可以去调查、去阅卷，但记者是没有这些权利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崇尚新闻真实。法律真实固然也存在，但我们不要老是觉得只有法院的东西可信，觉得法律真相就一定是真相。不是的，它是按照法学的一整套逻辑和理论，通过公检法的调查，包括各式各样的鉴定和技术手段，去寻求一个真相。但这并不是绝对的真相，因为冤假错案还是存在，弄错真相的情况还是存在。
真相只发生过一次，剩下的都是还原真相的尝试。因为真相转瞬即逝，所以还原真相是不可能的，无论法律真相还是新闻真相，我们能努力的只是无限接近客观真相。个人认为，法律事实一般比新闻事实更可靠，在采访权许可的范围内，记者可以借鉴法律真相的还原方法。但是，新闻有新闻的规矩，例如信息平衡、信源交叉，记者不能因为没有侦查权，就放弃采访权，更不能不履行采访义务。值得一提的是，有时我们在报道一些案件时，不假思索地引用判决书的事实认定部分，其实就是没有尽到采访义务。法律事实的可信度比新闻真实更高，但你是记者而不是司法工作者，你有你自己的义务。尤其在报道一些刑事案件时，直到结案，有些犯罪分子就算已经认罚，也不认可判决书中的事实认定内容，尽管记者很难进入监狱采访，但至少可以尝试联系他的律师或家属。
考察坊间传闻的真实性，采用交叉信源是一种常见办法。比如说我之前做报道的时候，那个坊间传闻是有官方的公开信息能够印证的。我要写的是行贿的事情，那相应地就可以在裁判文书网上下载相关的判决书。一个贪官往往牵扯很多案件，判决书也往往是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甚至就不同事件做出的。总而言之，一个报道如果结合了坊间传闻和官方信息，那么它的可信度就大大提高了。
这个同学还问到案中案的问题。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倒查二十年不仅引发个别地方的政法系统塌方，而是整个内蒙官场都有震动，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那我是怎么梳理这个主线的呢？其实是有多少食材就炒多少菜。这些案中案很有意思，也很可能是真的，写成报道肯定会很精彩，但我在走访期间恰好没有接触到知情者，所以这部分内容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在去内蒙前，我了解的信息其实跟公众差不多，所以素材收集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这个习惯很不好，但有时不去现场就真的无从着手。好在我的采访时间很长，随着信息越来越多，逐渐有了一些感兴趣的方向。我最好奇的就是有没有很多人贪污受贿，通过怎样的方式收钱，官员拿了这个钱是去干什么？就靠着不成体系地去了解很多事情，然后从海量信息中寻找行文逻辑，确定文章主题。
此外，我们刚才也谈到，很多东西都需要交叉信源，不然是不可能写进报道的。我相信一些事情是真的，但因为自己没有采访到那方面的交叉信源，就没有办法写。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有时候做新闻，一方面是要做得好看，另一方面则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怎么把稿子写出来，并且安全地发出来，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有时候还是可以多采一点、多写一点，因为怎么写和怎么采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至于怎么编、发不发、怎么发，那是由编辑、部门领导，包括分管的副总编和总编层层把关的。他们的责任很大，但他们的能力也很大。
我们现在经常说新闻环境不够理想，很多话不敢说。但是如果我们自身主动地去删掉一些东西，我觉得那就太不应该了。我们不能够主动去迎合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东西。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突破这个束缚，而不是自我束缚。自我束缚不算本事，不写稿就永远不会出事，配合你的同事、领导一起完成报道，并且安全发出来，这才是本事。
扯远了，回到这个案子本身。我们该如何确认采访对象说的话是真的呢？以我自己为例，我当时既采访了煤炭系统内部的人，又采访了运煤的司机，还采访了煤老板和一些很了解官场的商人。当他们的说法都一致的时候，其实真相就八九不离十了。
如果是讲具体一个事例，那可能是杜撰，写作时可以避免写太具体的事例，但是大家都这么讲，那么杜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那就可以把这个现象写下来。我们有时候对所谓的交叉信源会有一种误解，就好像有三五个人的说法相同，那他就是交叉信源了。需要注意的是，交叉信源要有质量上的要求，应该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聊出来的，我觉得这才是交叉信源。
有些人说自己有交叉信源，其实就是找了一群人，大家坐在一起发表观点，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人说的，我觉得那样是很不负责的。如果这一群人的职务和身份是一样的，那么他们的视角也是一样的。单一视角提供的信息能叫交叉信息吗？肯定是不能的。所以其实找到三个交叉信源是很难的，如果文章内容本身不是特别敏感，或者不是特别核心的内容，那么我觉得只找两个交叉信源也凑合，但通常还是应该找到三个及以上。
我这篇稿子其实要感谢一个记者朋友。他年龄没比我大多少，但是本事比我大很多，平时在业务上也经常指点我。他是内蒙本地人，再加上他本身是一个很优秀的记者，有一些人脉关系，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内蒙商人。不要小看商人。生意做到一定的程度，商人一定是会跟政府发生很多联系的。比如说房地产开发商，通常在政界、商界有很多人脉，他就可以帮你找到一些其他的人。这个商人在和我一起吃饭的时候给我引荐了另外一个人，然后通过那个人，我又跟煤炭局那边的人搭上了桥。不过像煤炭货车司机这些信源就比较好找了，因为它的数量很大，而且这个群体更加开放。
再说一下我的另一篇代表作，就是《一位莆田亿万富翁的涉黑史》。当时领导在微博上看到相关信息，就派我到莆田去。我到那里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人脉关系的，我就想着那个富翁得罪了那么多人，又是房地产开发商，就跑到他开发的楼盘周边去，想找到吃亏的业主。我通过业主找到了拆迁户，然后通过拆迁户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别墅区的很多商人和官员。我在那个楼盘周围，遇人就问，花了三天才找到拆迁户，就是很笨的方法。
Q：在做调查报道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不愿意接受采访或互相推诿责任的情况？比如说像一些负面报道中的公司或是机构的官方负责人、领导层等。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您怎么去突破呢？如果是在暗访也很困难的情形下，甚至已经解释了平衡信源，只能正面硬碰硬吗？
A：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只要尽到了采访义务，对方不接受采访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不希望大家为了完成采访义务而完成采访义务。比如说到某个公司去，工作人员或者保安随便打发一句，你就走了，这就是没有尽到采访义务。
那么怎么突破呢？比如说我到了这家公司门口，保安把我挡下来了，我会跟保安说，这个事情你不要揽在自己身上，你打个电话给办公室或者某一位负责的领导，让他来接待我，出了事情，那是他的责任。如果你赶跑我，我把报道发出来，对你们公司很不利，如果你们公司本来想通过我发布声明，但你这个保安把我赶走了，那你是不是就要承担责任了？这样的说法其实还是比较管用的。
完成了初步的突破之后，确实仍有可能陷入调查僵局。很多时候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很喜欢隐瞒信息。那这就没有办法了。我不是警察，没有侦查权，因此调查不到真相。但作为记者，我能够尽可能全面地综合各种信源，去了解每一个我所认为的真相。
采访对象不澄清，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当然作为记者我们也要给足他机会。比如说他可能一开始拒绝接受采访，然后第二天就又愿意接受采访了，这个时候你应该主动配合他，加班加点，把稿子写出来，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总之就是要尽到采访义务。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恪尽职守，按行业流程办事，由此写出的报道都是很少发生事实性错误的。有时候当事人拒绝采访往往是因为他有过错。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受了委屈，他就有理，会想要反驳。反过来看，如果他不反驳，往往因为他确实理亏。所以每当我遇到特别反感采访的当事人，我就更加相信我拿到的料有很高的可信度。
什么样的编辑是好编辑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记者拿到了多少料，他就能够在这个范围内把这篇稿子给编得很好。我现在主要是做记者，遇到资深编辑编我稿子的时候，我是很轻松的，因为该改的他们直接就改完了，不会让我反反复复地改稿。
Q：您作为编辑在修改记者稿件的时候，记者稿件中最经常出现什么问题？
A：作为一个编辑来说，我只讨厌一种，就是文章字句不通。以前我听刘万永老师的讲座，他说，作为一个记者，最起码的一个义务就是在交稿之前把自己的稿子通读一遍。我以前觉得这太简单了，后来我发现真的有记者不会去通读。编辑不是校对，如果让编辑去改稿子中的语法错误，他的思路是很容易被中途打断的。而且编辑改语病的时候，还要琢磨记者想表达的真实意思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记者应该尽量控制稿子的语病数量。
一篇新闻同时也是一篇记叙文。记者应当把报道事件本身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六要素讲清楚，同时保证稿子没有语病。只要做到了这两点，我觉得这就是合格的记者。
Q：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是说选题要有问题意识。您如何去理解这句话？您对我们锻炼问题意识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A：我们回到刚才莆田的这篇文章（《一位莆田亿万富翁的涉黑史》）。报道的由头是扫黑，但无论是我的领导还是我本人，都反对把监督的矛头只对准黑社会头子。中央政策表明，扫黑除恶就是要打网破伞，扫黑不仅仅针对社会上的流氓。因为流氓的背后都是有保护伞的，扫完了这一批，明天保护伞又能培养出另一批。所以打击的根本不是冲锋陷阵的流氓，而是背后的大伞。所以作为一个记者，我们也要紧跟中央政策，要知道流氓是不值得报道的，流氓背后的保护伞才值得报道。其实莆田这篇文章里面，我无法去写保护伞具体是谁，因为我拿不到证据。但是只要大家稍微仔细去读，就能看出这个黑社会头子背后其实有一群官员在充当保护伞，因为很多事情他不是一个人单干，而这一点是留下了证据的。
A：我举一个吴英案的例子。它在12年是全国最火的新闻，连一些时尚类的杂志都来采访，那么时尚类杂志的记者就问了吴英父亲一些关于吴英日常装扮的问题；此外，今天我们大家一般都认为吴英案是法制类的选题，但是其实也有很多财经类媒体介入，从维稳经费的角度展开报道，还有很多报道关注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所以其实不同的媒体性质和报道的角度是有关联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多学一点经济相关的知识非常有用。社会新闻背后都有一些经济的因素；我们也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社会上发生的各式各样的现象绝大多数时候只是表象。如果想成为一个深度记者，你就要发掘现象背后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往往是经济上的原因。
Q：在历史学界，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考证和新闻的交叉信源求证有什么异同？
A：首先要明确一点，还原历史事件、了解历史真相属于文献学、档案学和考古学的范畴。历史学家则负责分析已经还原好的历史事件。我是学历史学的，不太懂考古学、档案学和文献学，但我想历史的考证与新闻线索的求证会有一些交叉的地方。
具体讲讲如何求证新闻信源吧。有时候双方当事人都愿意接受采访，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要不断地问，有多少个问题就问多少个问题，要问得非常细，甚至问得毫无逻辑都没有关系。问完之后，有时是回家重新听录音时才能发现，不诚实的回答往往会有自相矛盾之处。
Q：对于一个想做深度报道的学生，或者新的记者，有什么样的提醒？
A：首先，不要着急，把眼光稍微看得长远一点。
其实记者是掌握了特权的，那就是舆论监督权，这种特权很多时候是可以变现的。但如果你想靠做记者挣钱的话，那你跟那些贪官污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作为记者，可以主动降低自己物质方面的需求。欲望一旦变少，职业规划就可以很长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就被时间解决了。比如说我做报道时采访到的一些人，可能你们目前还采访不到，这是很正常的事。只要你们愿意脚踏实地地去做，再过几年也就能够采访到那些人了。再比如我刚才和大家提到积累的重要性，其实有积累的意识就很好了，至于积累本身，时间会解决的。
其次，要勇于挑战，不要总停留在舒适区。很多记者工作两三年以后，采写经验都会很完备，能够写出好的稿子。但为什么写不出大稿呢？就是因为他不想再去挑战了。我刚才说觉得自己那篇房地产的稿子失败了，但是我相信，两年内一定能够挑战成功，我还是能够写一篇房地产的大稿出来。
大家刚入行时通常很关注热点，其实写社会新闻的门槛不高。我处在文字记者的起步阶段时，正在杂志社工作，没有写过社会热点新闻。不过如果拿一个热点让我来写，我虽然没法写得像资深的社会新闻记者那么好，但也能完成任务。反过来，如果让社会新闻部的人来写某些专业类新闻，他可能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定的门槛。可以去关注一些经济类的新闻，它就是有一定门槛的。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很多现象甚至包括法律事件的背后往往都是经济现象。另外，有冲突的事件能够被写成新闻，而冲突往往是利益冲突，而利益冲突往往能够用金钱去衡量，这就意味着经济。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下经济。
写这样的新闻一两年，大家就会发现写社会新闻也不在话下了，同时又学会了社会新闻以外新闻的写法。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社会新闻以外的东西。
Q：您觉得媒体的级别与属性会影响记者的职业生涯吗？在大学里写作能力差不多的学生，会因为毕业后入职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媒体，而逐渐产生写作、调查方面水平的差异吗？
A：我觉得现在大多数记者的写作能力都差不太多。难的是行文逻辑、采访内容以及文章深度，就是有没有采到核心、透过现象看本质。记者在这些方面的能力是有区别的。
之前我去应聘时，被那里的主编问过一个问题：怎么看待写特稿？我在新闻写作过程中从来没有刻意追求过写特稿。因为特稿最好是少提信息来源，写成文学作品那样。而新闻报道为了呈现新闻真相，往往采用几个信源穿插叙述，有时候还要交代信源之间的关系。如果在特稿中采用惯常的新闻报道写法，那么文章本身就不好看了。所以特稿必须建立在海量采访的基础上，以确保“写下来的即真相”，再依托多年的积累，之后才能像一篇小说一样被写出来。
刚才还说到我那篇房地产的稿子。它为什么写得不好呢？其实专家说的那些道理我并不是完全总结不出来，但我对自己的总结没有把握，会担心曲解了专家的意思。所以虽然我理解了他们的表达，但是因为学术水平有限，我只好在稿件中大量地使用直接引语。此外，我没有对专家的分析下结论，不是我不懂，而是我不敢，我对自己的知识积累不够自信。其实写特稿也是这样，要对掌握的信息有十足的把握才能下笔。
谨慎一点有什么好处呢？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因为稿件有事实性错误找过我麻烦。人都是主观的，正因为我确信自己是个很主观的人，所以必须用一些机械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采访和写作，所以报道反而更加接近客观真相；如果一个记者觉得自己客观严谨，那都是他对自己的主观评价，而且由于认识不到自己的主观，他的稿子更容易出错。
特稿关联的是人的写作能力。很多人进入记者这个行当，是因为曾经有过文学梦、希望通过写作来谋生。真的入了行以后，我们会发现其实非虚构写作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很难确保每一句话讲得都是真相，或者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几乎对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只有九成把握。要把新闻写得像小说一样好看，我觉得绝大多数记者没有这样的写作天赋，就算有这个天赋，还要补充大量的采访。
新闻是一个很功利的事情。不管是今天所说的政治改革也好，经济改革也罢，新闻都能够在其中发挥很大的直接作用。但是很多文学作品是无用之用，并不特别功利。它确实能给人精神上的享受，但如果这样写新闻就非常容易出错。新闻的第一要素是真实，这个真实是指接近客观真相的真实，而文学作品追求的是艺术真实。
Q：您在考研那几年有没有写一些练笔的稿子，还是专注于应试，没有去管新闻方面的工作呢？
A：我没有写。考研的四年里其实我也不是完全在应试，而是很努力地在看一些经典著作。我刚才也和大家讲到一些历史的知识点，其实这些东西如果只是为了应试而记忆，那很快就会忘掉的，但如果是用一套思维方式去学习，就能记住很久。
我想提醒一下同学们，有时大家会立flag说一年要读多少本书。如果只是想学知识，一年读20本书真的不难的；但如果是想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一年读一本书都很难。大家可以去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里挑选一些经典来读。
这些经典著作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些书我们可能一天能够看几百页，但像《国富论》这种书，我们可能就会看得特别慢。不过，我们读书的收获不在于书本的厚度，而在于读书的时间长度。有的书看一页只要3分钟，那你的思维就只锻炼了3分钟；有的书看一页需要半小时，那你今天就做了半小时的思维体操。
Q：如果读不懂经典著作，并习惯性地囫囵吞枣，该如何解决呢？
A：绝大多数经典其实都是比较好懂的。如果真的读不懂，我的建议是放弃这个经典，因为很可能是翻译出了问题。比如说《全球通史》这本书就一点都不难懂，有的人可以三天就看完。当然，如果想理解作者的思维方式，就要放慢阅读速度，跟着作者的思维去想每一句话的写作意图，而这个过程是很慢的。只要认真去读就会有收获，就算没有读完都是有收获的。
我们读书是为了系统性地了解作者的思维方式。就算没能读完、没能掌握作者的思想体系，读书的过程也是不断动脑子、做思维体操的过程。读书本身不是目的，提升思维能力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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