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地得”主理人张丰：时评要刺痛读者，冒犯流行丨对话自媒体人
艰辛、犹豫、幸福、感动…..究竟哪些是自媒体创立过程最贴切的形容词？
这次，深度营对话自媒体人系列将对话那些深耕于教育、人文、财经、科技、娱乐、体育、泛文化等不同领域的自媒体人，倾听他们讲述关于自媒体的那些事。我们尝试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所见证的，以及所期望的。
本文对话“城市的地得”主理人张丰，聊一聊“城市的地得”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他在其中获得的启发和思考。
“深入城市内部，触碰一代人的灵魂”是“城市的地得”公众号的简介。“城市的地得”是张丰创办的时评公众号，发表过《在录音中听到上海共识》、《唐山事件到底可怕在什么地方》、《农村老人正在“裸奔”》等文章。
张丰出生在河南周口的一个村庄。他先天弱视，早早戴上眼镜，被同学排挤，因此开始从书籍中寻找慰藉。他是村里最爱读书的小孩，当地图书资源匮乏，他便偷看当老师的父亲从学生那没收来的课外书，把从书中看来的故事绘声绘色讲给同学听。
1997年，张丰考上青岛的一所大学，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一年，他的家乡还没有来电，大学校园却处处可以看到明亮的电灯。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晦涩的书籍，说着别人陌生的理论，抨击一切，愤世嫉俗，希冀于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成都，进入《成都商报》。在国内新闻部担任编辑期间，张丰每天阅读至少50起新闻事件，按重要性排序，选出五六条新闻。
这让他对新闻事件走向有了很好的判断能力。2014年开始，他为腾讯的《大家》、《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进行专栏评论写作，创立“中产生活观察”公众号。在写作更多专栏文章后，他发现相比于编辑审核，他更喜欢个人创作，进行有张力的表达。2016年，他离开《成都商报》国内新闻部，创办“城市的地得”公众号，聚焦城市话题进行公共写作。
在他看来，评论是一种冒犯的艺术，迎合大众情绪是可耻的，“只有刺痛读者，读者才有新的思考”。同时，他的时评也在现实层面上推动过社会问题的解决，“如果我的号被永久封禁了，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它产生了价值”。
在专栏作家和自媒体人的身份外，他还是一名成都市民，评论过当地的公共议题，以致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但他直言自己写得还不够，希望写作更多跟本地相关的内容。今年3月，他创立了“成都客”，着眼于成都本地的公共写作。他希望公众号的声音区别于其他本地生活方式的赞扬，“至少做出一些独立判断”。
Q：在自己的公众号写时评和给媒体写有什么差异？
A：在媒体上投稿是由编辑发起选题。我投稿给媒体的评论，不管编辑改不改，我觉得百分百不会被删，我也没有过被删的经历。但我自己的公众号，文章百分之五十可能被删除，所以在写作尺度上不一样。
有时，我会在文章中以第一人称写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这样可以拉近和读者的距离，也可以增加人们的转发。但如果投稿给其他媒体，编辑就会把这部分内容删掉，或者改成“笔者”，并且在文章最后标注：“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媒体机构的立场。”媒体作为作为所谓的第三者，有客观的立场，它们不希望传达个人的声音。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保守的习惯。
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文章时，针对同一个事件，和机构媒体相比，即便观点差不多，文章也会有更多个人体验。我给其他媒体写的评论，没有转发到我自己的公众号上。即便是针对同一件事的评论，我也会重新写一遍，这样才能体现出我自己的判断、体验和个人特性。
Q：这不会让时评过于主观，不够客观中立吗？
A：时评，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概念，在《纽约时报》上只能看到“专栏”。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文章，他会写一两千个单词，里面也有自己的经历，因为它的核心是面向读者的，文章要好看才能争取到读者。
我们的时评实际上是由报纸评论演变过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开始有评论，它们是很严肃的中央媒体机构。我觉得从起源上来看，时评不是追求客观性，而是追求严肃性，所以是没有个人经历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0年前后，媒体比较繁荣，这时它的字数逐渐固定在一千字左右。时评的格式几乎都差不多，第一段写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段写针对这件事的主流观点，第三段是笔者的看法。这样的时评追求客观、中立和理性，但也是僵化的。
对我来说，我曾在媒体做编辑，我是有新闻素养的，我不会采纳一个假的新闻事实，但也不会用机构媒体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是在自媒体公众号上写作，不需要把自己看成“正确的”。
如果把自己定位为“中心”的主流媒体，如果我偏颇了，那是危险的，是犯错。但如果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边缘，本身就可能是偏颇的，偶尔是有价值的，如果有错，可以再纠正回来。
Q：你曾提到过“评论是冒犯的艺术”，您冒犯的是什么？为了什么而冒犯？
A：我想冒犯的是“流行观念”或者说是“群体情绪”。流行观念是那种看起来是正确的观点，群体情绪是让群体狂热的东西。比如“不管怎么说，父母都是对的”“家乡再差，我也要爱自己的家乡”类似的观点太多了，我认为它们是陈旧的和固化的。我要提出新的看法去刺痛读者，读者有一种被刺痛感，他才有新思考的可能。
冒犯是为了捍卫一种个人在不影响到他人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还有就是把人当成普通人来看待，即便一个官员出现了很负面的事情，也要能够尝试去理解这个人是怎么想的。或者有的观点是“为底层辩护”，但在具体的事件中，这种观点就一定对么？
Q：你觉得冒犯对时评的意义是什么？
A：对我自身来说是有意义的。最大的好处是对自己有要求，我要不断反思自己会不会沦落到某种“流行”中，会不会成为群体情绪和流行观念的一部分，当我发现了某个问题，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Q：如果有人被你冒犯到，给你发一些攻击性的评论，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A：不会影响。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哈哈大笑，我写东西就可能会刺痛到读者，读者过来骂我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果然被刺痛了。我基本上不会回复骂我的人。
Q：什么样的会回复？
A：如果有看到认真写的评论我会回复，关于贵州公务员相亲的那篇文章（《他的自信，他的自卑，他的歇斯底里》）。
我看到有人评论说，我在舆论审判和浪费公共资源。这种认真的问题，值得我认真地回复。我回复他任何讨论都不会浪费公共资源。
这里的公共资源是指言论空间，人们讨论得越多，公共空间才会越大，而不是浪费。有的明星在回复绯闻的时候，说浪费公共资源，他们想表达的是人们应该去关注更严肃的事情，但我认为有人对明星感兴趣，有人对电视剧感兴趣，有人对健身感兴趣，这都是正常的。难道要所有人都去转发《人民日报》，那岂不是完全没有舆论空间了？所以不管人们讨论什么，都不会构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Q：读者的批评意见，会对你的写作产生影响吗？
A：基本上不会。我不会受他们影响，也不会受别人时评的影响，我从来不引用别人的观点。这样做可以避免洗稿和抄袭他人的嫌疑，也可以突出自身的语言风格和特色。当然，如果考虑到文章的严谨性，我会写出几个来自其他人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Q：你在写稿的时候会先想象大众的心理和情绪么？
A：我不是想象，而是去观察具体的事情的情绪是什么。对情绪的观察和冒犯性写作是相关的。在写作之前，相当于有一个湖面，你要判断投入一个石子进去，会引起湖面什么样的反应。
首先，事情发生后，我会先对其有一个判断，比如“胡鑫宇事件”，我想告诉大家阴谋论为什么会成立，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一个人走丢后，他的器官就丢了。实际上就是去告诉或者刺痛读者，告诉他们偏见是如何形成的。（《胡鑫宇的双重不幸：互联网时代失踪第一案是如何形成的》）
我认为可以去判断群体情绪，但不要去迎合群体情绪，迎合和利用群体情绪是可耻的行为。比如在抢话筒的事件中，大家都很反感那位老师，觉得他很功利、不爱国，有的写作者会写文章去骂那位老师。如果这样写的话，我认为写作者在利用大家仇恨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写这方面的内容会获得很大的流量。但我认为这种写作是没有价值的，有价值的写作是描述大众情绪，揭示情绪产生的原因，对流行的公共情绪提出质疑，提出的问题能够刺痛到人们，才是有价值的。
Q：疫情期间，你为什么持续关注和疫情相关的公共事件？
A：疫情开始的时候，我注意到人们之间缺少连接，人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当时媒体只关注具体的防疫政策和各地的病例，发明了很多与疫情相关的词汇，但它们没有关注到人的具体状态。
在疫情这种极端情境中，你会看到很多触动人心的生命状态，我记得上海有一个女人在电话亭里生活。这样的事情很触动我，我认为这代表了个人悲惨的一种可能性，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当时大家的精神状态都有很大问题，我会想怎么通过呈现个体的体验和故事，来反观自己的生活，并思考在疫情中如何过一种积极的生活。
Q：但疫情之后，大家好像没有像在疫情中那样集中关注公共议题，公众情绪也在消散。这种情况，会影响到你的写作吗？
A：不会，因为我不是机构媒体，也没有商业投资。作为个人公众号，没有发稿要求和流量考核来约束我。对于公众情绪，无法去判断它什么时候会有，如果我看到能够刺激到我的议题，我再写就好。
我觉得一个理想的写作状态，不是要引起大量的阅读和转发，而是一定程度的阅读。我对自己写文章是有一个要求的，假如我公众号文章的阅读量能够达到1万，我认为是挺理想的。稿件没有刷屏意味着，风险也降低了。如果你发现一个文章阅读量几十万，那可能也意味着很多人正在举报你。刷屏也可能意味着你写的东西迎合了一部分人的情绪。
Q：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你觉得持续写评论对现实有什么影响？
A：从我个人来说，我的时评是发挥了作用的，比如推动了成都把疫情防控中的小区的消防通道打开。我发了文章后，当天晚上成都市里面开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不是说完全是我的功劳，而是因为我写文章让它成为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三只猫的事情写了之后（《救了三只猫》），成都再也没有发生过因为防疫杀宠物的事情。
第一个层面，我写的文章如果从某个小的方面，推动了所在城市里一个具体事情的解决，我会觉得值了，如果我的号被永久封禁了，也无所谓，因为它也产生了价值。
第二个层面，我希望能够讨论一些观念领域的东西。在观念上能够向更多的人来解释，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该如何看待它。比如年轻一代人想要躺平，是他们出问题了还是社会出问题了？我会解释这个事情。比如前段时间评论了女孩毕业5年存款5000的事情（《“成为废物”就是一种抗议》），当时还不是特别火，但是很多人在弹幕留言表示羡慕。这就反映出一种很新的观念，年轻人不再像父母一辈一样每个月一定要赚多少钱，收入一定要增长，几年后我要有多少积蓄。这反映出年轻人全新的观念，和父母那辈的观念是断裂的，我在文章中指出了这种断裂。
Q：你有提到：“经过沟通，我把三只猫的文章删除了。按照我的性格，这篇文章昨天就已经删除，但是我还是多少坚持了一下。”可以说一下这篇文章的处理经过吗？
A：在那之前，我没有写过关于本地的负面时评。我更感兴趣的是一种观念，地点是不重要的，相比外地，写本地会受到更多现实阻力。直到那次本地发生主人被隔离后，在未告知她的情况下，她的三只猫被灭杀的事情。
我担心我的宠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写完文章的当天，就被要求删稿，但我想让文章再活一会，让它产生影响来推动事情的解决。那篇文章是在得到事情可以解决的承诺之后，我主动删掉了。
我写华西医院因阳性停诊的事情，文章影响力挺大的，我也遇到了阻力。那篇文章同样是我在得到医院第二天可以复诊的承诺后才删掉的。
我的态度是，如果承诺这个事情能够解决，我就把文章删了。但如果以后我又碰到类似的事情，我还是会表达。写关于本地的事情，会面临挺大的风险。写作者要很严谨地写，才可能解决问题。
Q：对于一直存在的公共议题，比如医疗、教育议题等等，在写作上会出现倦怠感么？
A：肯定会有的，但倦怠感会促使我通过阅读去获得新的认识。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是很新的、不得了的和难以理解的，总是可以用一些理论来解释的。但如果写作者把公共议题和自己的阅读结合起来，就会获得新的看法。现在，经济学是我的盲区，如果我去阅读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著作，或许我就会有新发现。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ND-
作者 | 宋佳旻 苗 睿
编辑 | 施嘉翔
值班编辑 | 陈思宇
运营总监 | 胡世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