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周刊程靖：空降灾区一线，
《凤凰周刊》国际部记者，从业六年，关注中东、东南亚还有一部分的欧洲国家，聚焦于冲突、国际发展等议题，主要报道方向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国际发展和公共卫生议题。代表作品：
[1]《百年强震下的土耳其》
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18796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短短一日内经历了两次7.8级地震，2月8日，地震发生两天后，程靖和同事陈龙前往一线震区跟进报道。和其他的记者不太一样的是，她没有其他同伴的陪同，也没有跟着中国救援队行动，而是只身一人带着翻译，从震中以外的开赛利出发，去到了震中的几个城市，观摩了土耳其人的自救和政府救灾行动。写出了《百年强震下的土耳其》、《忐忑入住震后居民楼，我与土耳其灾民同吃住》等本地视角的稿件。她围绕着在土耳其地震前线的报道经历向大家分享两个主题，一是作为一个空降兵式的国际记者（在国际新闻术语里面叫“parachute”），要怎么做本土视角的，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国际新闻报道；二是在灾难之外，我们要如何看到更大的世界。以下是程靖的自述：
我是和同事陈龙一起出发的，但其实对于“为什么会出发”这个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契机。受过去三年的新冠疫情的影响，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很难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2022年，因为一直有零星的疫情，那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被困在上海，下半年彻底回到北京之后也经常被弹窗之类的事情困扰，这对于国际新闻记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过去三年，有很多重要事件的报道我们都是在家里做的，包括2020年贝鲁特港大爆炸、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夺取政权……虽然我产出了很多稿件，但都是通过以前在这些国家认识的人脉、线人介绍采访对象，通过她们的眼睛和经历去还原现场。有点悲从中来的是，过去三年里有很多国内报道记者有时候也不得不这样工作。不在媒体行业的同学听起来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但当时行业的现实就是如此。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局限，比如说我能够接触到的采访对象通常都会讲英语，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人脉，有机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人脉关系接触到我这么一个中国记者，这部分人很多时候只能代表社会很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的报道会十分依赖这些不够有代表性的人，或者他们每个人关于自己经历的讲述都有不够客观或不够全面的部分。我个人觉得封闭在家做国际报道的一个最大的坏处是，我的思维和能动性受到了限制，在面对一些突发的、重大的状况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通过朋友找人，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可以去到现场的记者——所以说在2月6号土耳其地震发生的那个中午，我并没有想到要去现场。2月6日北京时间的下午，我通过土耳其朋友找到了土耳其阿达纳市的一位居民做了一些连线采访，也联络了一些地质专家做地震相关的分析。在采访结束后，我的采访对象发来了特别多从社交媒体上搜集到的视频，其中一条视频里有一个土耳其人，他一边开车一边看到路边倒塌的房屋，语气特别特别的慌张，仿佛世界末日都已经来了。从他给我发来的材料中我才知道，原来受地震影响的地区范围不只是新闻里面提到的卡赫拉曼马拉什省而已。在地震发生第二天，也就是2月7号的时候，我和特约作者齐然聊天时才意识到这场这地震的严重性。这位作者非常熟悉土耳其，也会讲土耳其语，原本就打算报道今年5月份的土耳其大选，发生了这场重大灾难后，他打算去到土耳其看一看。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既然你要去，那我在后方配合你，我们一起写稿”。2月8号，在这位作者准备出发的时候，我私下里向好朋友表达了羡慕之情，朋友提醒我说，“你难道就不能去吗？”这时我才像大梦初醒了一般，原来我也是一个记者，而且中东其实是我的主场，我也可以去。土耳其对国际旅行是很友好的，只要一个电子签证；疫情解封后，机票也没那么贵了，所以在主编和编辑批准后，我决定出发。《凤凰周刊》的主编周宇老师十五年前在汶川地震的灾区待过一个月，他在我和同事出发之前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行前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吃、住、喝、睡。一是在地震灾区很难吃到饭，需要自己带一些压缩饼干之类用以充饥；二是震区没有地方睡觉，可能需要幕天席地，需要准备睡袋、帐篷之类的物资；三是震区的饮用水是被污染的，因为地震可能会破坏自来水管一类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自备一些饮用水；四是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需要一些保护，比如说我们脸上需要带上口罩，需要带一些护手霜、润唇膏之类的小东西。当时的主编还告诉了我们一个小tips，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品，包括消炎药、感冒药、消化药，还有一些抗菌素。那些不光是为我们自己准备，同时还可以作为救灾物资分给灾区群众，毕竟我们做了采访，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们会添一些麻烦。当然这个建议事后是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土耳其和中国的医疗体系，包括药品的规格、人们的吃药习惯都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药品的说明书当地人是看不懂的。所以我同事带了2000多块钱人民币的药都没有用上，不过这也是后话了。真正到了出差的现场才知道，就连我主编给我和同事这样简单的行前培训，在我们中国同行里都是非常宝贵的，我知道有一些同行的单位甚至没有给他们买保险，还有一位同行连睡袋都没有带，他和中国救援队一起住在营地里，在帐篷里坐着睡了好几天。后来我的同事告诉我，像路透社这种国际大媒体，只有经过灾害培训的记者才可以前往地震现场，这次去到土耳其地震灾区的韩国记者有全套装备，包括头盔、卫星电话、还有一些简单的救生小型装备，但是对我们（中国记者）来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也没有经历过系统性的灾害报道的培训。我可能要给还没有毕业的，有志成为记者的同学们泼个冷水，这其实侧面表现出我们中国媒体，尤其是机构和市场化媒体面临的一个处境——平时我们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们在业务上和国际媒体可能差不太多，但物资和后勤保障上差得很远。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作为一个空降兵式的国际记者要如何贴近当地”，这里有一个术语叫“parachute”，字面意思是降落伞，但也可以说是空降兵。在一次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国际媒体会把记者派到现场，这种报道方式就叫做空降兵。对于很多西方媒体来说，“parachute”是一个中性但带有贬义的词，驻外记者长期停留在当地，有语言和人脉上的优势，也更加贴近当地的文化，但空降兵记者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现实可能并不太熟悉。但现在对于国内媒体来说，拥有驻外机会的机构越来越少，哪怕像这种空降兵的采访机会也已经是非常奢侈的。所以说对于国际记者，尤其是parachute的国际记者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工种，就是“fixer”。“fixer”字面意思就是解决问题的人，从功能上来说，ta至少是一个翻译。如果是由一个资深记者或制片人来担任fixer的话，ta还能帮你找到采访对象，尤其是一些很难联系到的政府官员，在任或是退休的政客，或者一些很少有公开联系方式的特殊人士；如果ta是一个经常跑社会新闻的记者，ta会熟悉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区的每一个社区，可以帮你找到你设想的故事；有些fixer有轿车，可以为你提供交通、司机、翻译、找人，是一个全能的角色，起到借外脑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我跟同事陈龙没有买到同一班航班，这意味着我们从出发开始就要分开，落单去到灾区现场会有一定的危险和未知，所以我非常着急地在给自己找翻译。我通过特约作者的土耳其朋友在安卡拉中东科技大学的学生群里发布了找fixer的信息。当时有几个人联系我，我进行了简单的电话面试，主要是为了了解他们的英语水平和做fixer的经验，通过气场来判断双方是否合适在一起工作，如果是一个气场非常match的人，他可以在工作上给你提供非常多的帮助，你们两个的合作一定会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最后我找到了一位中东科技大学国际关系的大二女大学生。她所在的大学是土耳其最好的大学，是一所很有政治热情和社会参与度的学校，在地震发生之后，整个学校尤其是她的朋友圈，已经进入了一种非常积极，情绪高昂地想要献力的状态里。因为她暂时还没有参与到这方面的工作当中，所以非常愿意陪我一起到震区为我做翻译，为我提供支持，甚至说自己不需要工资，当然我最后还是以市场价格支付了报酬。因为从伊斯坦布尔到这座城市没有直飞航班，所以我和我的fixer决定到距离震中四小时车程的开塞利省汇合后，再坐大巴车去卡赫拉曼马拉什。一是当时除了大巴之外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选择，二是我想和土耳其老乡聊天，因为我很想知道，那些从外面前往灾区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经历了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车上和人聊天的时候获得了很多信息，他们几乎都是卡赫拉曼马拉什的幸存者，有一些人带着全家人一起投奔外地的亲戚，把孩子安顿好后，自己又回到家里帮助其他的亲戚。因为我是一个东亚面孔，所以在一路上土耳其人都对我特别好奇，很热情地跟我聊天，或者是和我输出一些他们的政治观点，针对埃尔多安政府的批评，或是对救灾工作的肯定或者赞赏。这些在路上的交流是我对这次灾害建立认识的第一步，毕竟在去到开塞利前，我一直在做紧张的行前准备，对灾区的很多情况都处于两眼一抹黑的状态。坐车前往灾区的路途也是认识了土耳其东南部地理状况的过程。开塞利是坐落在东安纳托利亚高原群山中的一座城市，冬季最有名的旅游项目是滑雪，路上从开塞利前往震中卡赫拉曼马拉什，一路上都是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雪原。在一边欣赏美景的时候，我也会一边去思考为什么地震会发生在这里呢——大自然的雄奇壮丽和危险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就像汶川地震一样，川西高原的风景那么美，但同样也是地质灾害高发地带。穿越高原，接近灾区的路途中能看到的倒塌的房屋也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我现在离震中是越来越近的。在抵达之前，卡赫拉曼马拉什本地的朋友帮我们询问了城中唯一一家还在营业的酒店，报价是2000块钱人民币一晚上，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费用，但是这其实遭到了我朋友的驳斥， “我们这座城市是震中已经在两次地震当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昨天（地震的第三天）才来了手机信号和网络，自来水暖气也没有了，整座城市就只有天上运物资的飞机起起落落的声音，你还挑三拣四，有安全的酒店住就很好了”，他觉得，如果我们出不起这个钱，就不如不要来。后来我们发现，即便是他找到的那家报价2000块钱的酒店也因为建筑物损坏关门了。最后我的朋友安排我们住在他的家里，但我们的内心其实是非常忐忑的，虽然说这个居民楼所处的卡赫拉曼马拉什是比较高档的街区，但对面有一两座楼已经完全垮塌了，隔壁楼的楼体也出现了一些裂缝。在跟土耳其朋友交流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为什么这一栋可以获得他和他家人的信任，因为这是土耳其特有的一种住房开发模式——熟人共同建造住房，你有管道，我有沙土，他来负责建设，建设好后给提供资源的人每人两套房。因为是熟人提供的建筑材料，所以更可能是合规的，建造的周期也很长，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开发商的家人也住在这栋楼里，所以说我朋友对这栋楼的质量非常的信任。其实这样解决住宿还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因为在地震灾区最安全的地方，一定是一个开阔且平坦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栋楼的来历之后，我觉得是可以信任的，最后也把这个细节写在了稿件里。但我依旧认为在以后的国际报道，尤其是灾难报道当中，这个行为是不鼓励大家去模仿的，当时我们是别无选择。这栋居民楼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一方面感叹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操作的过程；另一个是这个国家存在如此明显的阶层和社会的分化，即便你有钱买了这座城市相对最好最贵的一批房子，你也无法避免它在某一天发生的地震当中垮塌。这让我意识到土耳其的建筑质量，以及背后存在的监管的漏洞、政治的腐败，还有暴露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痼疾是十分值得挖掘的。高档住宅垮到只剩废墟和碎片
这次我和同事去到去到一线，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做直播。现在很多的传统媒体都面临着视频转型的问题，我们也不例外。我们每天要在抖音上直播，体量是每场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为了保证持续的内容输出，我需要一直不停观察身边的所有的事物，在现场一刻不停地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在路上看到的一座桥、一座房子，甚至是一个雕塑，都刨根问底。比如说这个这张图片是卡赫拉曼马拉什的市中心位置，有一座送奶工的雕像，我问我的土耳其朋友那是什么，他告诉我那是卡赫拉曼马拉什的解放英雄，是在1920年现代土耳其建立之前，打响这座城市解放战役第一枪的一位送奶工。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了我一个机会去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毕竟因为在中国读者的眼中，土耳其是一个比较遥远，体量不太大的一个国家。灾害本身带来的悲剧和创伤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但是除了这些悲伤和同情以外，我们还能够促使哪些反思呢？土耳其是从2003年开始就是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在执政。过去20年是土耳其经济高速发展的20年，全国各地都是大量的新建的基础设施，整个国家是焕然一新的。但是你不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光鲜亮丽的一个国家。它在发生一场这样的地震之后的破坏会如此严重。我认为做国际新闻是关照自身的一个过程，在很多国家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尤其是中东和东南亚，无论是在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在政治转型上，都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在我们不熟悉这个国家的情况下，我要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展现这个地区的背景信息呢？它是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它是工商业城市还是旅游城市；它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很多外地学生来这里上学；它在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地位；它的居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但凡能够提供更多这样的信息，看到我文章的读者就会对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产生更多的共鸣。从而去促进大家对一些普遍的事物的一些反思。作为记者，有时候会特别关注那些看起来有故事，或者说在人群中非常出挑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平淡，表达能力相对普通，难以像一些知识分子一样去表达一些鞭辟入里的洞察，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尤其像在灾区，经历了一场大的劫难之后，每个人都有情绪要表达，平静的也好，紧张的也好，悲痛之后变得麻木的也好，所有的情绪都是真实的。当你去跟老乡去聊天的时候，就不会把自己的思维框在书本上，或是新闻上建立起来的固有框架里面。你能够获得一些颠覆原来认知的细节，会对这场灾难和它所在的社会的认知更加立体。比如我跟随土耳其教育部组织的心理咨询援助团队，去往加济安泰普西北部山区的Nurdagi小镇。在观摩心理咨询师给孩子做心理疗愈游戏的时候，我和翻译发现很多孩子一开口说的就是阿拉伯语，而不是土耳其语，他们在和土耳其的心理咨询师做游戏的时候，其实是听不懂老师说的话的，而且这个比例超过了一半——他们是过去12年叙利亚战争中从边境另一边过来避难的家庭的孩子。为什么这些孩子即便在土耳其出生但不会说土耳其语呢？晚上我在和土耳其心理咨询师聊天的时候，他们提到了这些孩子的家长。这些叙利亚难民家庭的家长在家里面会刻意把孩子当成叙利亚人来培养，一直持续告诉孩子，“你是叙利亚人，我们都是叙利亚人，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我们和这里的人是不一样”。但是家长灌输的身份认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会造成一些比较特殊的心理问题，这些出生在土耳其的叙利亚孩子上学之后会面临着一种身份认同迷茫，为什么我在家里面父母跟我讲阿拉伯语，但是我在学校里必须要说土耳其语；父母总说我有一天要回去，但会是什么时候呢；我从来没有去过叙利亚，但是我父母却告诉我，我是叙利亚人，“我到底是哪里人”。跟随心理援助团队，咨询师给孩子们做心理疗愈
在同一片这个流离失所者的营地门口，我遇到了另外一位女士，当时她请我和我的翻译去喝茶。她也来自叙利亚，是一个库尔德人，来到土耳其有十年了，是因为战乱来到土耳其居住的难民之一。当时为了我想要跟她闲聊，我就跟她说，我只会一句库尔德语就是“Jin, Jiyan, Azadî”，这是一句库尔德人的口号，意思是“女性、生命、自由”，是去年随着伊朗女性关于头巾的抗议散播到全世界的一句库尔德语口号。但是当这位女士听到我说这句口号之后，她非常平静地笑了一下，她说我才不会随便说这句话呢，我是叙利亚难民，本身在土耳其就不是特别受欢迎，我更不可能去喊一句让我更加不受欢迎的口号。这段对话也就是让我非常的震撼，因为她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长期面临着融入和重建生活的一个难题，这次地震之后暂居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也是遭到了很多敌意的，在我去到的每一个震区的城市，其实都有传言说“叙利亚难民现在很有攻击性，他们很爱哄抢和囤积物资”。就是在我不了解那位库尔德女士的时候，我只能凭借我记忆中的标签，比如国籍、民族、语言还有女性身份去想象她，会把她和这个著名的库尔德人的革命口号硬凑在一起。事实上，虽然她是一个叙利亚库尔德女性，但她目前的状况是住在一个流离失所营地里，可能连喝水、洗澡、上厕所的需求都不能保证，她现在需要的一定不是“女性、生命、自由”这样的口号。我在去震中卡赫拉曼马拉什的一所大学操场改建的临时营地时，和营地守门人待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里不停有人问他还有没有空的帐篷，可不可以带着家人住进来，但因为没有帐篷了，守门人要不停地拒绝，他当时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帮助别人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一次中国媒体对于土耳其地震的报道，可能90%的这个目光都集中在了中国救援队身上。中国救援队这次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救援工作实际是地震灾害当中非常初期的工作，无论有多少国际救援队凭着国际主义精神和互帮互助的情谊赶到现场，但救援工作都是有一个结束的期限的。比如说有一个防灾诊断的专家，他告诉我2011年土耳其东部发生了一次六点几级的地震，那次地震造成了500多人死亡，受灾民众大概十几万，他在2022年的时候仍然看到新闻说，2011年地震受灾的一些居民仍住在集装箱板房里。一场500多人死亡的地震的情况尚且如此，这次的震死亡人数超过了5万人，1400万人受灾，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整个救灾重建的过程它会有多长呢？这1000多万人，它未来十年左右的生活会面临什么样的情景呢？是要一直在帐篷或集装箱里面居住，还是说要离开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搬到其他的地方去，还是要一直颠沛流离……这其实都需要我们长期的关注。所以我想要回到分享的主题，希望我们不只看到灾害中巨大的创伤和悲剧，应该去看到灾害背后的很多东西，包括社会的结构性的问题，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反思。如果有人从中看到了我们可以如何帮助别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非常好的结果。我希望能够在报道一场灾难的过程当中去看到更大的世界，也给读者和观众去传达更大的世界的样子。Q：老师在稿子里写到的土耳其制造的杀人建筑这一个角度，是在和朋友聊天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吗？A：其实完全是从这个途径发现这个角度的，我在出发之前就已经了解到土耳其的建筑质量一直都十分堪忧。1999年土耳其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地震，叫做马尔马拉地震，那场地震是这次土耳其地震以外规模最大的一场地震，给土耳其各界狠狠地上了一课，他们开始反思我们这个国家毕竟是建立在地震带上的国家，但我们的建筑质量如此堪忧。所以从1999年之后，土耳其的政府和议会就一直在推动立法，现在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是在那场地震后的反思批评的浪潮当中成功当上了总统。由于土耳其的人口很多，住房的发展步调比较缓慢，所以这个国家存在一种住房危机——房价非常贵，房租也非常高，很多人是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居住，土耳其也是依靠基建去推动GDP的增长，所以政府会非常依赖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承包商等一系列产业。所以在过去20年当中，土耳其推出了一个十分有争议性的一个政策，叫做“建筑大赦”，即便是不合规的建筑，也可以通过政府的赦免，获得资质。这个话题是在地震之后马上就有人去讨论的，我是在居住在卡赫拉曼马拉什的朋友家里的时候，从他的口中了解到他的房子是以一种家族合伙开发的模式去建筑的，这只是土耳其整个建筑质量问题当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建筑质量问题实际是土耳其的选举制度、民意、政治腐败等很多问题的大集合。A：2月6号发生的这场地震，2月8号我决定出发，2月8号晚上和我同事花了很多力气去搞定出国核酸的问题；2月9号晚上的航班；2月10号抵达的土耳其，从伊斯坦布尔飞到了开塞利；2月11号的上午从开塞利出发到了震中卡赫拉曼马拉什；在2月13号的发了第一篇稿子，内容关于我住到了震中的居民楼里；之后连续做了四场直播，每天一场，其中还拍了一些视频报道；最后在2月24、25号交了第一篇长篇稿件。A：对的，因为我们现在面临视频转型的问题，需要在抖音平台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我跟我的同事都背负了直播的任务。在我连续四天做直播的那些天里，我可能没有心力去想写稿的事情，因为做深度稿件和做直播的思维方式有点不一样，做直播要去观察很多信息、采访很多人，但做的采访会相对比较浅。因为我想了解更多样的需求，所以在直播任务完成后，我跟我同事租了一辆车，去到了阿迪亚曼，认真地采访了一些家庭，了解了他们的故事。最后把阿迪亚曼和前面所在的卡赫拉曼马拉什作为我写长稿的两个深入挖掘的样本。Q: 采访过程中有没有想过采访华人和当地人，您觉得有什么利弊呢？A：这一次我去土耳其是没有计划要找华人，因为我的同事陈龙是在安塔基亚跟着中国救援队的，我认为他的这个视角可以涵盖到中国参与到土耳其地震的救灾和救援工作的视角，所以我比较专注于本地的视角，加之我去的这几座城市都没有什么华人。采访华人和不采访华人有什么区别，我觉得看你认识的这位华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他的土耳其语水平如何，他在当地的融入程度如何，他能够给你带来的视角是作为外国人在土耳其生活的外界视角还是一个本地人视角……比如回来了之后，我联系了一位在土耳其援建中国村营地的土耳其中资民营企业商会会长，他是一个在土耳其生活了20多年的一个中国人。他在跟土耳其人推进中国村援建的实践当中，能给我们带来既有中国人视角的客观的东西，又有在土耳其生活多年的，能够跟当地人产生共鸣的表达。A：对我来说比较遗憾的是我在出发前对土耳其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刻。虽然我对中东很感兴趣，但比较少关注土耳其，对整个社会和经济文化的认识比较浅，所以在后续做深度报道的时候，没能够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和它在历史里所处的位置很好地贯穿起来。一方面可能自己的积累不够深，然后第二个是去得比较突然，所以可能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Q：对于一个陌生的国家，在出发之前应该要了解些什么呢？A：我觉得首先是它的政治制度。这场地震当中，土耳其最受人关注的是房屋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在房屋方面、建筑方面，在10年20年中推出过什么政策，围绕它有哪些争议；第二个是关于历史，它在近100年20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历史使命，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意识形态会去决定它对外是一个什么政策，对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任何一个国家政策，最后都会反映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Q：这次中国派去土耳其的记者更多是平时做突发热点的记者，而不是专攻国际新闻领域的，您觉得二者的观察方式会有什么差别？A：我在土耳其确实了解到很多一同前往的中国记者是做突发和热点的。现在在中国做国际新闻的记者已经不多了，所以说在发生这样的大事之后，很多家媒体只能派出做突发的热点的记者，这是也没有办法。Q：老师认为自己的稿子里哪些内容是长期的国际新闻工作带给您的积累？A：我觉得就是我的本地视角。比如说有的记者跟着救援队在前线，他的故事可能很大的笔墨还是放在中国救援队怎么救人这些方面。我自己在灾区走了之后，我接触到的就不是救援队，而是各行各业、各个年龄阶段的老乡，他们给予我的关于这个地震的直接感受，和他们对于这个政府和社会的赞誉和批评，我觉得都是国际记者相对容易看到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援助视角。因为我自己比较关注国际发展，会更想了解国际救灾和国际救援团队来到土耳其之后能够给当地带来什么样的帮助，这个地方的长期需求是什么，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很好地解决，外界可以如何介入去帮助他们，这个我觉得也是做国际新闻带来的一点视角的不同。Q：通过翻译交流采访之后整理录音素材有什么技巧吗？A：我这次非常不巧的是我连录音笔都没有带，所以很多时候我只能用手机去录音，但因为手机录音我觉得有点不礼貌，所以很多时候我甚至没有开录音，我就拿了一个小本本，在我跟翻译对话的时候，把要点给下来，回来之后再凭借这个笔记的内容去回忆。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采访，比如当地的一些救灾官员或者是一些反对党政客的这些采访，我就会全程录音。录音我推荐几个工具，一个是讯飞听见这个网站，它可以转写你的录音，英语甚至他还可以帮你直接翻译成中文，但这个是要需要付费的。另外一个是飞书妙记，他也可以帮你把录音转换成文字，而且这个现在是免费的。Q：出发前有没有预设写作的角度，以及写作的周期和篇数？A：这个倒没有，但是出发之前我的编辑告诉我每天都必须要交一篇记者手记，大概三四千字，把今天的所见所感的内容全部都记下来，文字上不用非常的精致，也不用非常严谨，主打一个亲身体验吧。但是后来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已经行不通了，当我和同事分别交了一天手记之后，我们就开始紧锣密鼓准备每天的直播，也没有时间去写手记。整体来说要发多少篇稿子是没有预设的，当时觉得能够顺利去到灾区中心，然后又顺利地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也没有预设太多。A：在一线很多时候只能关注到身边或者眼前看到的东西，对于后方在发生什么或者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包括土耳其政府今天说了什么，干了什么，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我的同事和领导就会每天把这些动态发给我们，让我们去了解，或者说他直接会帮我们补充。后方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一方面是确认我们的安全，另一方面是我们这边有什么新观察到的点可以做的，我们就会直接传达给后方，随时随地可以头脑风暴一下，或者是进行下一步的安排。Q：这次凤凰周刊派了几个记者去到现场呢？大家的分工如何？A：我跟我的同事陈龙一起在现场，他在安塔基亚，主打是救援队方面的报道；我在卡赫拉曼马拉什和其他的城市，做一些本地视角的报道。Q：陈龙老师在报道中提到了采访中受到了文化的阻碍，老师有没有这种感受？A：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太大的阻碍，我要感谢我的翻译，她性格特别的好，非常爱聊天，甚至带动着很多土耳其老乡主动来跟我们聊天，尤其是刚开始我不好意思去和灾民去做一些具体的交流。后来越来越多的家庭邀请我们进到他的帐篷里面，跟他们一起喝茶吃饼干聊天，跟我们诉苦，讲他们面临的一个难处以及之后的一些计划，热情开朗的翻译的同行给我降低了很多文化上的交流障碍。而且我觉得自己比较幸运的一点是，我一路上没有受到过土耳其警察或者军方的阻拦，他们看了我向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办报备的邮件后就直接把我们放过去。有一些同行在在采访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阻拦，但我是完全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感谢这次和我合作的所有人。Q：地震灾情结束以后，您觉得对于这个选题应该还要关注多久？A：房屋重建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十年甚至15年。但是至于关注多久，我觉得在一两年的时候，我是计划再重新看一看他们的进展的。但是，比如说就叙利亚战争的话，不知道大家认为它还值得关注吗。它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了。这两年哪怕是地区性的武装冲突，叙利亚的热度已经被阿富汗和乌克兰完全盖住了。那我们还应该关注叙利亚吗？我个人认为是应该的。但无论是从读者角度，还是从新闻价值的角度上来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觉得还是看你在报道中关注哪些内容，如果你带有援助视角的话，我当然认为土耳其地震这个话题在未来至少五年内都值得关注，但如果是以一个突发事件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可能现在已经没有热度，就不应该去关注了。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关系到报道者本人，他最关注哪些视角。系列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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