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业正经历巨变的时刻，有一些资深媒体人从媒体单位转型到了大学执教，他们一方面用自己的专业经验去帮助年轻的新闻学子将来在新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方面又和年轻的新闻学子一样，天天都面临着灵魂拷问：我究竟为什么要学新闻。
这次，我们尝试与其中的一位对话，听一听他对自己媒体生涯的看法，让我们可以从这位过来人的亲身经历中去感受记者这个职业曾经的荣光和给他心灵带来的滋养。
在经历了20年媒体人生涯、成为大学教授8年后，徐慨为学生回忆起自己80年代的人生选择。
1979年，《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报道了一位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行径。这篇作品轰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对其赞不绝口，也有人认为这是抹黑，两方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于是，有人就把针对《人妖之间》的争鸣文章编辑成册，形成了一本内部参考资料，供大家讨论用。徐慨是在1980年读初一时的一天上午在父母的书房里看到了这个白颜色封面的集子，他至今都记得那些文字所给他带来的“颠覆”和“震撼”，虽然没完全看懂，“但没想到，一篇文章竟然可以引起如此针锋相对的争议，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巨大的思想波动”。他注意到《人妖之间》作者的身份是“人民日报记者”。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就种下了记者梦的种子。这个梦，不是随便说说的，是认真的。这一点，可以从徐慨就读的江苏省盐城中学的两份资料里看出来。一份是1984年他读高一的时候学校作文比赛的获奖名单，他写的题目叫《新拿来主义》。
一份是1985年他读高二的时候，自己手绘的一张报纸，上面所有的文字、图案都是他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他还模仿正规报纸的模样，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因为我看正式出版的报纸上都有‘责任编辑’的名字，所以，我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就叫‘慷慨’，因为我哥叫徐慷，我叫徐慨。当时天天做梦都想做一个记者，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
高三时，徐慨拿到了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保送录取通知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推荐录取通知书，但因为这两所学校当时没有新闻专业，所以他两次都放弃了机会。那个时候的高考是先填志愿再考试的，所有人都是在不知道成绩的情况下“盲填”的，徐慨填报志愿时，三个一类院校的专业全填了新闻专业，“非新闻不读”。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在徐慨高考的1986年，南京大学经教育部批准恢复了新闻专业本科的招生，徐慨就这样考进了南京大学，成为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刚上大学不久，徐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尝试新闻实践，“才学了一个学期我就想实习”，于是在入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徐慨就回到家乡盐城联系当地的报纸《盐阜大众报》去实习，一个人拿着介绍信去当时盐城最活跃的几家国有企业如燕舞无线电厂、盐城纱厂、江淮动力机厂去采访、写报道。从那以后的每年寒暑假他都尽可能地实习，利用一切机会去体验记者这个职业，一步步去接近“记者”这个目标。80年代末，电视刚刚兴起，电视台的吸引力就像今天的新媒体一样让人趋之若骛，徐慨在大三“小实习”（即三个月实习）时被分到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媒体单位——江苏电视台的经济组实习。“每天早上，被报道单位开车来接我们，帮我们拿设备，我们只需要到新闻现场架好机器拍摄几个镜头，然后把新闻通稿上的文字简单编辑一下，等台里后期剪辑播出，一条电视新闻就完成了。其他的时间，因为当时正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我们每天就跟着省市领导在南京的高档酒店里宴请外商。”他跟着实习老师外出采访时，偶尔还会拿到被报道单位给的“辛苦费”。“这样的工作好不好？当然好；这样的单位想不想去？当然想去；但对比我过去在《盐阜大众报》实习时下车间采访工人那种热火朝天、推心置腹的感觉，我又觉得很失落，感觉这和我想象中的记者工作完全不一样。”于是，“大实习”（即六个月实习）的时候，徐慨主动申请换到报社去实习，但因为当时“日报”的实习机会都满了，他就被安排在一家周报——南京《周末报》实习。因为是周报，一周才出一期报纸，记者自主采写、发稿的机会很少，大多数稿件都是约稿，几乎没有什么采访机会能轮到实习生。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听读者热线、拆读者来信、端茶送水……唯独没机会采访、写稿，更谈不上发表实习作品，这让他心急如焚。终于在大实习快结束的时候，编辑给了他一个新闻线索：南京的石子岗殡仪馆有个年轻的女化妆工叫江莲花，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但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一个记者去报道。徐慨像是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当天就借了编辑的自行车去找石子岗殡仪馆。接下来的两周，徐慨天天在殡仪馆，跟殡葬工人泡在一起，别人给死者遗体化妆、整理遗容，他就在旁边递钳子、递棉花、递石膏、递油彩；白天一起工作，下班一起去殡葬工人家里去采访。“我的采访都是靠笨办法，我把它叫做包围式的、沉浸式的采访，要报道江莲花一个人，我不仅要采访她，还要采访她的同事、领导、丈夫、家人、邻居、她的服务对象，要让她的形象生动、立体、丰富，就要比别人下更多的工夫。”后来，他写出了一篇非常详尽的报道，这篇报道被报社送去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报告文学比赛，得了一个大奖，这让他在毕业时能够非常幸运地被南京《周末报》留下来工作，从事自己最想做的记者工作。“那个时候，大家是真的想做新闻啊，虽然受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我有不少同学没能如愿进入新闻单位，但是过了三五年，他们纷纷辞掉了各种很好的工作，跑到报社来做回自己的老本行。”一年试用期结束后，徐慨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从初中立下志向，到拿着介绍信四处采访，经历这么多年终于成为一名名正言顺的记者。那一刻感觉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
徐慨形容自己进入报社后“简直干劲十足”，“我很少回集体宿舍，天天在办公室睡沙发，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长途电话，而唯一一部长途电话就是办公室的读者热线，我就睡在它旁边的沙发上。读者打电话爆料，我第一个接到，我还可以用这部电话随时随地去采访外地的知情人、去约稿，开心得不得了。”
同事们看到徐慨工作过于辛苦，趁他出差时，用几个铁皮文件柜在办公室的角落隔了一个围挡，里面摆了一张行军床。他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当时华东地区发大水，我刚从苏州阊门的灾区采访回到办公室，身上还背着相机，裤子鞋子还是湿的，风尘仆仆地进来，看到他们帮我在办公室里围的这个小窝，心里特别感动。”工作4年，徐慨不是在采访，就是在奔赴采访的路上，所有的时间、精力几乎都用在工作上。为了报道华东水灾，他举着摄影包，踩在齐腰深的飘着死老鼠和粪便的污水里跋涉；为了采访当年三峡工程上马时激烈争论的几位专家，他一整天奔走在武汉三镇之间滴水未进；为了赶到《焦裕禄》在兰考首映的新闻现场，他背着几公斤重的采访设备和行囊，在挤满外出务工人员、连厕所都被人占领的绿皮火车上，从南京一直站到河南兰考，整整七个小时不吃不喝……别人认为这很辛苦，但是他乐此不疲，因为这些经历，不仅磨练了他的专业技能和意志，更拓宽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徐慨在南京日报社工作了四年，一共发表了25万字的报道，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他的一些报道获奖、一些作品也被南大新闻专业的老师贴在办公室走廊里，作为给学弟学妹的一种激励，看上去他在追求新闻理想的路上走得顺风顺水，谁也没想到，他却成为第一个从南京日报社辞职的大学生。1993年，徐慨写了《大邱庄命案中的禹作敏》，报道了天津静海县大邱庄的党委书记、乡镇企业改革的先进人物禹作敏暴力抗法、草菅人命的恶行，揭露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篇报道引起轰动，全国很多报纸转载，这篇报道也为《周末报》创下了自1982年创刊以来发行量最高的一期纪录。
但是报社却因为这篇报道涉及了敏感题材而受到批评，徐慨也从一版的特稿部记者调到了体育版做编辑。这样的调整，让徐慨对自己的职业理想产生了深深的疑问。在痛苦思考了一年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当时让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辞职，他不惜用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心爱的行业的失望。那一年，他25岁，开始经历他立志做记者后“一路开挂”的人生中第一个低谷。
从报社辞职之后，徐慨从事了广告行业，因为在当时的他看来，广告行业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媒体的“近亲”。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跟广告主打交道、跟企业打交道，也让我见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但无论是拿下更大的客户订单，还是公司的广告创意在全国评比中获奖，带给他的成就感都远远不及做记者写报道时的成就感。徐慨每次跟客户、跟员工聊完广告业务后，都会不由自主地讲到跟新闻采访有关的事，“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别人告诉我说，你吃饭聊天的时候永远在说今天哪个报道写得不好、哪个报纸的标题起得不好、哪个采访不到位等等，永远是在谈新闻。”所以，虽然徐慨在做广告，但他内心所有的牵挂和情结，还是在做新闻、做记者上。所谓旁观者清，终于有一天，一个朋友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回到新闻行业去”，徐慨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这句话点醒了我”。但是，谈何容易，因为在那个年代，辞去报社的工作，就意味着失去了正式的编制，很难再回到体制内。最后，他去香港中文大学攻读传播学的研究生，采用“迂回”的路线回归新闻行业。工作了七年之后才读研究生的徐慨，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时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难题。首先，香港中文大学的传播学哲学硕士课程是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1977年在香港创建的亚洲第一个传播学哲学硕士课程，素来以学术要求高而著称；其次，这里的课程都是全英文授课、全英文的阅读材料和作业，而自1990年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接触过英文的徐慨一开始根本听不懂课、看不懂阅读材料；再有，所有的作业只接受电脑打印，而作为80年代上大学的文科生，徐慨之前没有使用过电脑、没有学习过打字，一切需要从头开始。“刚到香港的第一个学期，算得上是我人生的第二次低谷，学业的困难让我怀疑来读这个研究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完全失去了自信，有一次《社会统计学》考试，别人都交卷了，我才写到一半，这是我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挫败。”徐慨自觉这样下去恐怕难以按时毕业，于是，他不顾众人反对，主动提出来要更换导师，要求换到全院学术要求最严苛的导师门下学习，这位导师就是著名的华人传播学学者——潘忠党教授。非常幸运的是，他的申请被接受了，此后，徐慨在潘忠党教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克服种种困难，只用两年就完成全部学业要求并顺利通过答辩、拿到学位。徐慨（后排右三）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与研究生同学合影，后排站立者：李立峰（左一，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咏（左五，现任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邱林川（右二，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李艳红（右一，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这时，从本科大学毕业算起，徐慨已经做了四年报纸、三年广告，又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了两年传播学的研究生，再一次回到新闻业的起点，徐慨已经30岁了。徐慨说：“别人以为我很顺，其实我是兜兜转转，走了很大的弯路才回到了正轨上来的。”
徐慨用“巧”字形容自己的新闻生涯，第一个“巧”是赶上了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第一次招生，第二个“巧”是遇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徐慨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那一年，正赶上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全社会招聘。
徐慨去《新闻调查》栏目面试的时候，当时的一位编导、后来曾担任《新闻调查》制片人的张洁，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来《新闻调查》？”徐慨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字一顿地说：“我希望，在推动这个国家向更加文明、更加民主、更加法治的社会进程中，我希望自己是其中一分子。”这个问题虽然是突然被人问起的，但这个答案好像已经在他心中萦绕了很多年。为此，徐慨还专门写了一篇《一个30岁男人的30秒沉默》，交代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刊登在当时《新闻调查》的内刊上。徐慨被安排的第一个岗位是统筹——主要负责接听观众热线、搜集报道线索和帮助编导联系采访对象。虽然是个“统筹”，但徐慨从来不把自己当“外人”。策划们在跟制片人开策划会、报选题，本来没有他的事儿，他也会跟着策划的同事一起开会、讨论、报选题，渐渐地，制片人发现徐慨报的新闻选题质量不错、策划方案也很完备，就让他从统筹转岗做了策划。别人做策划，报完题、写完策划方案，得到领导批准之后，就不再过问了，由编导们自己去挑审批过的选题。徐慨不同，他的策划案被批准之后，他就到处找编导游说，跟编导说，“我这个选题怎么好、怎么重要，而且我这个策划案里连采访什么人、问什么问题，记者采访的思路和话题的走向都已经有了”，主动向编导推荐，希望自己报的选题能被编导选中做成节目。2000年，徐慨刚到《新闻调查》不久，报了一个关于“大学生心理障碍问题”的选题，一位资深的编导陈新红在听完他的策划方案后很喜欢这个选题，说“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记者会像你这么熟悉这个话题，这样吧，你来做我的出镜记者吧。”徐慨一点都没有迟疑，一口答应下来。从没有做过电视到开始做电视工作，从没有“出过镜”到一下子站在镜头面前，徐慨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作为出镜记者，徐慨第一次拍摄一条带现场环境的动态串场时，甚至不能完整地、流畅地说完一个长镜头的串场词，折腾了一两个小时也没能成功。他自己懊恼得不行，结果，编导陈新红说：“不要有压力，XX（一位知名的出镜记者）第一次出镜的时候，还不如你呢，没关系，我们明天接着拍”。就这样，一次次失败、总结、进步，在富有经验的编导和摄制团队的提携下，徐慨以一名从来没有做过电视节目的策划的身份，完成了在《新闻调查》的第一次出镜采访。在审看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制片人赛纳对徐慨说，“以后，你自己报的选题，你自己做编导，自己做出镜记者吧。”这给了徐慨莫大的鼓励和更大的发挥空间。于是，徐慨天天泡在办公室，白天做策划，晚上在机房看编导如何编片子，主动给编导找带子、打下手，编导在忙的时候也会把一些简单的活儿交给他。就这样，一边看、一边问、一边学，徐慨从对做编导、对使用对编机编片子一无所知，到可以一个人担任编导，最后真的做成了制片人所说的“自己报题、自己担任编导、自己做出镜记者”的电视编导。与《新闻调查》同事合影：从左至右，王志、李宏卫、王忠新、徐慨、陈强“不要自我设限”，这是徐慨的人生信条。他认为有时看似是环境限制了一个人的发展，实际上很多人的边界却是自己设立的，徐慨说：“人们总说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不能够、那个我做不到，我认为关键是看自己想不想、愿不愿意。作为一个媒体人，为什么要用一个岗位约束自己呢？从统筹到策划再到出镜记者、编导，我不认为这些工作对一个电视人而言是有边界的，你完全可以在不同岗位上学到不同的本领，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优秀的电视人应该具备的。想明白这点，你就会像一个大海绵一样拼命地去学习、吸收，利用一切机会，哪还有什么界限呢？你只会恨自己学得不够多、不够精。”
2003年，中央电视台全天直播的新闻频道正式开播，中国第一档每天播出半个小时的新闻评论节目《央视论坛》要从录播改为直播。徐慨应当时评论部主任梁建增的邀请，去了《央视论坛》做评论员，后来他还担任过《360度》栏目主编，2009年起，又担任专职的央视评论员。从统筹到策划、编导，再到出镜记者、节目主编、央视评论员，一做就是十五年。徐慨的成长轨迹是对“不要自我设限”的最好诠释，他的每一次转型都得益于自我驱动与平台需要双向碰撞所带来的机遇。徐慨在央视工作十五年，他认为这是他在追求新闻理想的道路上最重要的职业经历。他长期跟踪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的黑哨问题，最终说服宋卫平、李书福接受采访，首次揭开了中国足坛俱乐部行贿裁判的内幕；他参与赖昌星行贿官员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报道；2002年非典时期，他制作的节目率先向全国还处于非典恐慌中的观众介绍了《非典的广东经验》，他还是中国第一个进入P4实验室的记者；2004年，他在《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节目中首次正面评价同性恋现象，被国际媒体认为是中国社会观念发生变化的显著标志；他先后参与了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的创建、《东方时空》栏目的改版、《360度》和《24小时》栏目的研发、新闻中心总值班室的创建、央视评论员队伍的组建和机制创建，等等。
“遗憾当然也是有的”，徐慨说，过去对很多节目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播出，还是觉得有点“耿耿于怀”，因为那些节目凝聚了摄制组极大的付出和心血。但现在谈论起来，他觉得更加让他感到遗憾的是，“那些未能播出的节目所讨论的问题，即使今天看来，依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他担任编导制作的第一期节目《“希望工程”捐款被挪用内幕》，聚焦的是中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混乱、不透明、不公开的问题；他制作的对建国以来最大偷渡案的蛇头的专访《蛇头陈文树》，聚焦的是“国家对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他制作的对山西长治当年最富争议的一位地方官员，也是电视剧《新星》的人物原型的专访《市委书记吕日周》，聚焦的是领导干部权力的边界问题；还有未能播出的《黑哨名单》（《黑哨内幕》的姊妹篇），聚焦的是足坛腐败的问题。“当时这些节目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播出，但是时至今日，你说，这些问题解决了吗？好像并没有。”徐慨念念不忘的是当时《新闻调查》、新闻评论部的小环境。“所有的人都非常专业，让你不敢懈怠。对专业问题的讨论，可以面红耳赤、直言不讳，但是在价值观、职业理想上又非常一致，在拍摄现场是那么默契、敬业。更重要的是，尽管有的节目没能播出，但是从领导到同事，大家都知道那是好节目，没有一个人会埋怨你，反而都认可你、理解你，这真是最美好的职业体验了。”这也促使徐慨经常自我反省自己的职业选择。“过去，我还会对几个精心制作、涉及重大问题的节目最终未能播出感到遗憾，现在想来，当时我作为一个记者，我已经尽力了，我做到了我该做的，即使有遗憾，那也应该是电视观众的遗憾，而不是我的遗憾，这样想来，作为个人应该可以释然吧？”“可惜的是，直到今天，在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点上，媒体的功能还远远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2014年底，南京大学邀请徐慨回校教书，这时候他已经在央视工作了近15年、在媒体工作了近20年。他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中为数不多的仍然奋战在新闻第一线，且在报纸、电视都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媒体人。
在说到回校教书的原因，徐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对母校，这是一种回馈、一种传承；对学生，更多是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对自己，既是对过去职业经历的一种交代，也是精神世界的一种回归吧。”回到学校，似乎比在媒体更忙。“我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好像在寻找人生的第二增长曲线。”徐慨每个学期上三门课，不仅给本院的学生上课，还给全校学生上通识课，不仅给仙林校区的学生上课，还应邀给苏州校区的学生上课，同事和同学的观察是，“徐老师走路的速度特别快，总是在赶路”。徐慨还热心南京大学的招生工作，作为“名教授进中学”讲师团的成员，每年都要抽空去十多所顶尖高中做生涯规划的讲座，足迹遍布大江南北。2023年10月19日在宁夏银川二中开讲座
过去8年，徐慨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开设过六门课，每一门课都入选过新闻传播学院毕业生“十大我最喜爱的课程”，其中《口语表达》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在他获得的一系列荣誉中，他最为看重的，是他被学生一票一票地投选出来的南京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称号。
徐慨在教课之外，还担任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生涯规划导师”。他对同学们职业生涯的规划有三点建议：首先，不要计较自己的起点。很多学生太过看重一毕业后能得到的职位、薪水、保障，希望一步到位，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如果你是一个原地踏步、停滞不前的人，那么起点就非常重要，但如果你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那么起点低一点就不重要。我们要更多地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其次，要对自己有足够高的期许，不要自我设限。你不接受挑战，不走出舒适区，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最后，个人的需要和追求固然重要，但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最好能把个人的、他人的、集体的甚至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怀着一颗利他的心，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徐慨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充满热情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我的理想不容易被磨灭，是因为我不认为理想是用‘能否实现’来定义的，理想更多地是我内心的一种召唤，是引领我前行的一个彼岸。”他说自己有一种“盲目”乐观的心态，“无论周围的环境变得多么恶劣，无论大家对媒体这个行业有多少非议、误解，都不影响我心目中一个健康社会里媒体应该有的样子。它可以被污名化、庸俗化、工具化，但那只是它暂时蒙尘”，徐慨始终相信，媒体终有一天会恢复它应该有的机能，“你只要去看一看维基解密里那些被人冒着生命危险发布出来的各种所谓‘最高机密’的文件和信息，你就知道人类向善的火种永不熄灭。”
徐慨与他指导的2017级研究生合影（从左至右：高志鹏、叶佳维、宋婧妍、任婉晴）
徐慨承认，“现在的就业环境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差很多，年轻人的试错成本高，可以发挥的空间小，对有新闻理想的学生是特别大的挑战。”但他认为，“没有所谓完全理想化的环境或职业。到了我这个年纪，就知道人生实际上就是一段旅程，重要的是在过程中获得了什么体验，而职业的选择，实际上是对认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方式的选择。”“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在能够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过值得度过的人生”，徐慨说。
*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