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说搞数字货币能挣五六十万要买奔驰，被我劝止了
本文系刺猬公社X快手“还乡手记”非虚构故事大赛参选作品。
作者 | 邓飞
快过年了，我们决定回湖南过年。
2004年，我第一次离开湖南，去深圳，因为我成为《凤凰周刊》一名记者。两年后，周刊搬到北京，我也跟着去了北京，后来转身公益。2014年，我在新闻上看见上海到昆明的高铁即将竣工，中国东西拉通，我似乎窥见了未来，我们很快搬到杭州。
但我的根在沅江。
沅江，地处湖南东北部，洞庭湖滨，总面积2177公里，总人口近80万人，是中国商品粮、棉、苎麻、生猪和水产的重要产区，有亚洲最大的湿地保护区，是中国最早公布的生态旅游城市。
到了常德后，小姨夫开车来接我们去沅江老家。亲友们很想看到我家著名的嚎九——她不足1岁，能量惊人，哭闹的时候，动静大，我们都叫她嚎九，但小九毕竟太小，不方便出门走亲戚，所以我只能带大女儿三三回家。
乡村遍地是垃圾
我的老家叫南大膳镇同兴村，南大膳镇名源于北宋期间，钟相杨幺喊出“均贫贱、等富贵”，在洞庭湖起义，一次打败宋军，设宴十余里欢欣庆祝，最南处就取名南大膳。不过，这场跳不出改朝换代、建立新的封建政权的农民起义很快被扑灭了。
爷爷家在沅江一个洞庭湖边的村里，伯伯叔叔移民去了岳阳南湖岛上。幼时，我们一家坐船。经过大片芦苇的漉湖鹿角，在岳阳楼附近码头上岸。夜里，我和妹妹总是趴在大风凛冽的船尾，看三五只追逐灯火的江豚，欢喜拍手，向它们大喊江猪子，我们深信它们能够听到，也在大叫，回应我们。
初三那年，我们从小镇搬出来，一台车装着全部家当，颠簸三四小时，过渡口，去了沅江县城郊区的一个工厂。
年少时，我们总是想离开自己的家乡，要去更大的世界看看，打拼。但后来，我们会理解它，亲近它，因为它是我们的源头。
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空了，它们的车像水一样流进入了全国各地城镇。这次回家，再次看见小镇堵塞，人群拥挤，小街两边摆满了各类廉价日用品店铺门上张贴打折扫货一件不留等海报，促销的音乐震耳欲聋，充满着过年喜庆之气。
小镇边的河流干涸，水葫芦枯死一片，塑料袋饮料瓶快递盒等各类垃圾丢在河里，家家户户窗门紧锁，我在想再过几年他们可能要买空气净化器了。
这让三三她们感觉失望，不愿意停留拍个照片。
是的，我们把这条河流搞砸了，当年，它安静而优美，河流清澈，水草肥美。夏天，很多人下河游泳，欢声笑语。
记忆中，小时候的家乡蓝天白云炊烟，我天天放学就和一群孩子到屋后稻田里去放火烧稻草烤红薯芋头追打田鼠，几个大人在沟渠用泥巴一堵，用桶把水弄出去就可以抓鱼，我们跳进沟里欢天喜地去帮忙抓鱼，总会被打赏几条带回家。
但现在乡村污染严重，令人忧心忡忡。
乡村污染主要分为两块，一是外来的白色污染，电商下村极大拉动了内需，但包裹和商品也给乡村带来了大量塑料包装，它们被直接丢弃，进入河流田野。二则是乡镇居民的生活垃圾和厕所粪便排放。
1990年代之前，湖南乡村家庭院里都有一个沤肥池，数平方大，方方正正，大家每天把各家的菜叶果皮剩饭菜等可腐烂物质等倒进去，等发酵变成肥料，定期清理挑去肥田。
农药化肥大幅提升粮食产量，方便又省事，使乡村迅速抛弃了乡村有机垃圾沤肥。但危害多年后终于浮现——农药化肥大量使用令土壤板结，对土地贡献似乎已经抵达天花板，而农民形成农化依赖，没有任何动力去分类和利用生活垃圾，造成多年严峻污染。
乡村抛弃了家庭沤肥，在污水处理缺失的乡村，无数家庭的厕所装上冲水，粪便只能直排进入当地河流湖泊，最终造成水体功能丧失。
初中同学见我回来，约在洞庭湖边的北堤见面，女同学们诧异我最后做公益慈善。在她们印象里，那年我年龄最小个头也最小，但极为调皮捣蛋，动不得的要去动，戳不得的偏要去戳。
岁末湖区，天地苍茫，我们诧异发现当年高大杨树一棵都不见了，只有芦苇了，同学解释说杨树虽然守护水土，给候鸟提供栖身之地，但芦苇可以造纸长芦笋增加收入，沅江变成了全亚洲最大的芦苇产地。更多的湖边，遍种着外来的意大利杨树，它们疯长，快速变钱，深得农民宠爱，但鸟都不愿意落在树上。
北堤内湖干涸，车可以开进去，但这些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显然没有获得较高文明——他们带来很多食品在草地上开趴，但离开的时候没有带走垃圾。垃圾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一个破窗效应，没有人会捡走垃圾，它们进入洞庭湖，日积月累，最后变成伤害回到我们身上来。
我想起了一件事。我们曾住在一栋三层楼里，楼道有两个厕所，臭气熏天，从无清扫。一天，我突然决定自己动手去打扫，当我动手，意外吸引了楼里的其他孩子参与——两个，三个，直到几乎所有孩子，大人们见了，既喜又愧，“阿耶，怎么是一些伢崽在扫楼咯？”。
他们也参与进来，帮我们买了一根长长的管子方便清扫，也开始注意卫生，楼道从此洁净。
2011年春，我在贵州山里发起“免费午餐”，不抱怨，先动手做起来，做最简单的改变，引发爱的连锁反应。现在回头来看，似有当年扫楼的隐约示范。
对比华北污染乡村，这个小镇暂时还没有化工污染，居民患有肿瘤恶疾的并不多，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一些工作，我们要做到前面去。
我联系了益阳、沅江的公益组织，筹备小镇志愿队，发起一个“为了孩子捡垃圾”的行动，捡起身边塑料垃圾，我们是普通人，暂时解决不了洞庭湖、河道和厕所的大问题，但我们可以开始做最简单的事——捡起身边塑料垃圾，激活人民和政府的卫生意识，进而联合行动。
我们的家园不能是一个大垃圾场，我们可以生活更美好。
不要想当然地帮家乡亲友创业
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堂兄弟去同兴村，给爷爷拜年。父亲这些年越来越重视这事，他把墓地修了修，以身示范教授年轻人怎么上香磕头放炮仗。我和妹妹则劝说他戒酒以后，再把烟戒了，美国70多岁的老人家还开哈雷摩托全国旅行，科技这样发展下去，人活到100岁一点问题都没有。
临别，我回头看了看村庄。40年前，我就出生在这里，和爷爷奶奶生活了几年，读了两年小学，在这片田野里烧火追田鼠沟渠里抓鱼钓黄鳝，无忧无虑，自由自在，那是我最好的时光。
大年初二，母亲60岁生日。我们不想惊扰亲友过年，家里人在一起吃个饭唱个歌就好了。没想到，仍然开了四大桌，家族庞大，人丁兴旺。
饭店的隔壁就是南大镇小学。三年级，我从村里转学过来，学校每天早上发馒头，豆浆。但好景不长，当年的学校没有心理辅导，我怀念我的村庄同学，整天郁郁寡欢，一些同学则对乡村来的统称“乡里宝”，一年半后我爆发了，冲上去飞起一脚踹上一个男生的肚子，他满地打滚。
五年级，我被劝退离开学校了，转学到了外公村庄的新南小学。
我带三三去过那个小学，破败不堪，教室里还养了好几条黄牛。有一年暴风雪，教室里冷得要死，一些同学手脚都冻疮了，我们只能自力更生想办法，在自己桌椅下挖土打洞，下课就烧纸或者点蜡烛，整个教室空气污浊但暖烘烘起来。
后来，我做了公益，得到了众多夸奖。但我知道我其实是在帮助过去的自己。
一个人以后做什么，其实都和他的早年经历有关系。
母亲羞涩，不肯说话，让我做代表说几句。我感谢了亲友们对我们这个家庭的支持——1996年，我考上大学，但那年沅江大水，我们都变成了灾民，亲戚们七手八脚凑齐学费，送我去了长沙，我一直记得这份相濡以沫。
现在，我们没有祠堂和大家族了，大家都自立门户，各自为战，但我们还要能做彼此连接，互助共进。
但如何正确帮助自己家人呢？
我是吃过亏的。2000年，我在长沙做记者了，收入和人脉资源逐渐增加，成为父母两个家族最有出息的人，热心一片，先后支持父亲在家乡做工厂，堂兄在长沙做物流公司，还帮助父亲的朋友的儿子做有机蔬菜。
结果是，借款收不回，我还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一些纠纷冲突，他们还是都没有成功。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创业这种事情，是一个庞杂系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很多条件，创业成功真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和个人努力程度其实关系不大，也不是外来的资金、资源和支持就可以解决。
不安排设计他们的生活，不借较多的钱和不着急出主意，开始变成我的原则，去聆听他们，一起分析问题，分享思维、方法，让他们自己做决定，走自己的路。一个人，如果要走不同的路，他就需要去面对、忍受和消化不同的苦痛。能量始终守恒，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们南迁杭州，有几十人办公吃饭，我们需要后勤模块，我们邀请了母亲、小姨和小姨夫来帮助我们，由一个好朋友志愿赞助他们的工资，并监督和评估他们的工作。
捐款人的钱，一分钱都应有合法流向，我们必须严守纪律，做到公私分明。
我写过一个国营单位一把手的故事，他花费数年，用各种方式把他七大姑八大姨等乡村亲戚引进医院，安排渗透各个部门，最终把持了整个单位，但结果是这个单位稍能干的人都跑光了，因为他们认为做得再好，他们也争不过一把手的亲戚，他们不可能有上升的机会。
他看上去帮助了家人，实则为自己挖下一个天大的坑，他用一群外行淘汰了精英，他丧失了自己事业。
我的祖母姓毛，也有一个较大的家族。一个50岁的表哥在全国各地做消防装置，但总是拿不回工程款，我们讨论后达成共识：一、设法收回款项，减少损失。二、从外地撤回来，古人云：释近而谋远者，劳而无功。二、回到家乡，洞察趋势，结合自己优势，做自己可以把握的事情。三、专注做好一件事，做透做到极致，美好自然就会生发。
一个计划是，国家要在洞庭湖修一条环湖高速公路，长沙到小镇以后只有1个多小时车程，这就是小镇新的机会。
亲戚们聚在一起，热火朝天讨论如何把各自家族的抛荒土地集中起来，做一个新业态的田园综合体——农家乐、敬老院等，我也可以经常回家乡，带去一些流量或资源。单打独斗的小农承包生产已经穷途末路。土地流转，联合生产和农产品的规模化、品牌化是必然趋势。
家族土地连片发展，将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不同技能的家人可以各就各位、各尽其能、各取所取，顺便也把养老问题解决了。
二舅说搞数字货币能挣五六十万要买奔驰，被我劝止了
现在，父亲只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但都搬去岳阳。小镇上只有母亲这边的亲戚，他们本来人数众多，一轮轮开枝散叶，逐渐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网络。
大舅在镇上开“慢慢游”，以接送客人为生。二舅初中没毕业，就行走江湖，啥活都干过，现在销售净水设备、黑茶等货品。洗手间里，日用品品牌众多——互联网帮助每一个家庭平等获得信息和商品，城乡差距也在减小。
震惊的是，他坐下来，磕磕巴巴给我讲起数字货币，不是比特币，但可以用于他们的货品销售。我诚实告诉他，我没有听懂，我也不懂这个，我需要询问我的伙伴，我也提醒他最好不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倒不是别的，只是每天做自己把握不住的事情，心里会发虚，这个生命体验不好。
他说他今年可能会赚50到60万元。
然后，他说拿到钱了，他就去买车，奔驰车。
我知道他的心思，全镇第一台奔驰可以飙升他的形象和品牌，是一个不动声色却又震撼人心的实力展示，帮助他能发展更多伙伴来做直销，但我还是给出了我的意见：1、工作要高调，生活要低调，奔驰车除了让他倍有面子，但也会收获嫉恨和小镇吸毒者们对他下手的冲动。2、有点钱，要让它活起来，再生钱，不要变成死钱。
我的父亲好像是一个前车之鉴。早年，他在供销社驻村点上班，向农民销售农药化肥白糖物质，然后收购他们的猪鬃牛皮等物质。他是一个仗义的人，明里暗里给了农民一些便利，所以他得到了一群农民朋友。
1989年之前，中国麻织品畅销欧美，小镇苎麻价格飙升，麻就是现金。父亲经过他的乡村朋友，也就更容易获得大量苎麻。很快，他成为了小镇阔佬。我们家有了小镇第一台彩色电视机，
钱来得比较容易。父亲把财富做了如下安排。一、盖房。人们有钱都挤到小镇来盖，但他回到爷爷村庄盖了一栋大楼房——中国男人都不愿意锦衣夜行。二，借钱。他把钱借给他的各类朋友。一个夜里，我听到客厅有人哭，一个叔叔找他借钱开店，后来他是小镇摩托车总销售，成功实现弯道超车。
又是能量守恒定律，好运气一定不会长久。1989年，国际社会制裁中国，丧失渠道的苎麻价格暴跌，这让爸爸始料不及，他以为他一直可以赚钱赚下去。
一个晚上，他骑摩托车摔了一跤。躺了几天后，他卖掉了摩托车。
二舅听了我说的，说他明白了。
2月19日，长沙，湘江边。
我在一个餐厅里敲打文字，湖南陡然降温，江水滔滔，春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邓飞，《凤凰周刊》编委、原记者部主任。从业十年写下一百多篇调查报告，成为中国知名的调查记者。2011年转身公益，先后发起免费午餐、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儿童防侵等多个公益项目，支持乡村有尊严成长，尤其是免费午餐影响中央政府每年投入160亿元改善乡村儿童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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